【林忌评论】六四争议的两个极端

香港本土主义兴起，甚至港独思潮也成为年轻人秘而不宣的共识，这是中共撕毁香港的双普选承诺，以及近年破坏一国两制与港人治港，以至大规模以中共权贵殖民的必然结果。然而香港的民主派当中，却有一群僵化的爱国民族主义者，他们就有如台湾的统派，虽然仍坚持「爱国不爱党」，却在爱国与民主之间，选择了爱国高于民主，于是当市民的想法改变，他们不是尊重市民的选择，而是高高在上要「教育」市民「爱国」，如三年前的支联会常委徐汉光，连天安门母亲丁子霖也辱骂一番。

八九民运所追求的，是中国走向民主、自由、人权与法治；所谓「爱国」，从来不是民运的「目标」－－难道八九民运前的中国人不爱国吗？当年的学生运动之所以搬上了「爱国」大旗，实际上有两个原因 1. 希望感动到其他中国人支持民运，以击破中共说是「别有用心」或者「勾结外国势力」的讲法 2. 天真幻想中共也是爱国的，因此拉上爱国，可以勾起中共领导人及军人的同情心，而不会血腥镇压；历史说明，即使拉上爱国，民运仍然难逃镇压的命运，不少中国人仍然坚信党领导的国，也因而相信甚么外国势力论，说明「爱国不爱党」，其实行不通。

因此「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当中「爱国」二字，有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只是当年的人所决定用的招牌，根本不是甚么「神圣不可改」的名称；如果真正尊重民主，为何不许后人废除或者改动？究竟违背民主精神严重，还是不提爱国与「建设民主中国」更严重呢？

由于老一代坚持不变，也由于对「支、教、民」集团的反感，年轻人则从质疑到反叛，变成全盘否定六四晚会，甚至口出恶言；港大学生会会长「画句号」的失言，以至树仁学生会编委会总编辑吴桂龙「鸨母龟公论」，则令六四争议从一个极端去到另一个极端，再次反映了香港近年的政治问题，一直脱不离「中国传统」－－用语最恶毒，柏杨在《丑陋的中国人》批判华人酱缸文化之一，就是用语恶毒下流，这说明「爱华夏不爱中国」、「爱华夏文化不爱大一统」，如不去除华人文化的恶习，改以黄仁宇所主张的「西学为体，中学为用」，最终还是由一个毛泽东，变出另一个毛泽东－－未掌权之前的毛泽东，即争取「湖南独立，自决建国」。

支联会说「建设民主中国」是香港人的责任，意图混入爱国主义，把「建设」的僭建到香港人身上；于是另一个极端则出来反驳，以亲共五毛或「自带五」的「中国有民主时要消灭你小香港」等言论，来说明「中国有民主更恐怖」；真正的问题是，中国有民主，比起中共瓦解更难，看看北方的苏联瓦解也要走回头路，变成如今普京的极权俄罗斯，当了解以今日中国在多次错过时机后，想走上民主自由的道路，是非常的困难。

然而如果中国真的有民主，以中国之大，人民数量之多，省籍矛盾之深，国情之复杂，以至最简单的道理－－民主国家的政权根基，远较独裁警察国家薄弱，当说明无论香港人的国家认同是甚么，拥有一个民主中国为邻，必较一个独裁者帝国为好。香港人没有责任去建设民主中国，或也没有能力去建设民主中国，但无论以任何角度来看，都应该欢迎中国大陆的民运人士，能成功争取民主中国－－这拥有核子武器的国家，其政权能有选票制衡，对全地球的人类都是一件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