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兆富专栏:政治经济看八九民运前因后果

2013-05-31
电邮
评论
分享
打印
  • 打印
  • 分享
  • 评论
  • 电邮
1989年5月14日,北京天安门天安门广场上聚集的示威学生。(法新社图片/CATHERINE HENRIETTE)
1989年5月14日,北京天安门天安门广场上聚集的示威学生。(法新社图片/CATHERINE HENRIETTE)

 

在许多人心目中,八九民运,只是一个依稀的印象;回忆中确实发生过的事,都是聚焦在那一个清晨。

从历史角度看,八九民运改变了中国经济改革的方向。又或者应该说,因为经济改革构造成的矛盾,一直都存在,到了八九年,终于在环境的压力下,令到中国的经济改革,由释放民间创造力,让人民自己富起来,变成今天国企垄的局面。现在的中国经济,是典型的国家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国家透过控制生产环节中的不同组成部份,从而控制资源的分配,达到某种经济结果。

改革开放,本来可以有各种的可能性,今天我们见到的局面,绝对不是唯一的结局。最好的例子,就是深圳特区。深刻是一个经济实验,由宝安县的一个甚么都没有的湿地,变成特区之后,由外商设厂,到人口大量移入,促生了各种服务业和第三产业,整个经济演进过程,证明了由贫入富是可以在短短几十年间做到,而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人口的流动性。深圳最大特点,就是由于这个地方本来无一物,所以也没有国企的既得利益,所以深圳经济模式中,国企占的比重低。事实也证明,深圳的竞争力高,人均收入亦冠绝全国。

我提出深圳的例子,是想说明今天国企垄断的格局,有其一定历史因素。当然,这种国企垄断,也会对影响未来中国的。

但在剖析国家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问题之前,我想先清楚厘定一个概念,就是国家对经济发展的定位,一直存在两套截然不同的思维。

当今中国的一套,相信增长是规模的问题,是量的问题,有量变,才会带来质变,所以每年都要追逐某个百分比的增长率。

另外一套,是古典自由派经济学的根本,认为质变和量变的互为因果,而且真正的经济增长,除了是规模扩张,更是结构亦会自然演进得越来越复杂。正正因为经济发展关乎结构复杂性的问题,所以政府的规限和官僚的介入,不但窒碍市场结构的演进,也会令到法规变得越来越繁复,降低管治效能,衍生社会问题。

说中央不明白古典自由派的理论,不公道。只不过,官僚和既得利益,一来相信透过法规去强制,可以扭曲一些自然自发的力量,甚至将这些力量,转化为政治目的服务。这套根深蒂固的思维,也就是社会主义的基本。

八十年代,概括中国政治,就是两派意识形态的辩论,再加上既得利益的权力被挑战。当时所谓的既得利益,也不是甚么不道德的暴利。长久以来,中国里有太多人,生活一切所需由国家单位提供,忽然间要面对茫茫前路,常人都会感到压力。所以,改革开放亦有人会持保留意见。

不过,意识形态的辩论,通常都是越走越偏激。结果,其时的中共总书记胡耀邦,在八七年负上了让“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罪名而下台。八九民运的触发点,就是要悼念当年在4月15日逝世的这位前总书记。

当然,其时中国也刚从严重通胀喘定过来,再加上各种改革带来的不稳定,以及公权力与私利之间,没有制度好好疏理,促成的贪污倒卖,各种因素加起来,就酿成当年春夏之交的一场政治风波。

八九民运之后,中共的经济政策,由放转控。宏观经济调控的目标,除了平抑物价,也是倡导资金的手段。事实反映,宏调的功效越来越低,反效果却越来越明显。至于国企改革,则著重要巨无霸转型,但同时要它们服务政治,换来的,就是这些国企可以有垄断的地位。然而,垄断是透过公权达到,国企的各种利益却为私利,这亦解释了今天中国官场商场陋习的根源;再者,这些国企垄断的利益,也反过来影像官僚和政治。这就是中国当前的政治经济格局。

如果要我去选一句话,去纪念八九年,我会毫不犹豫地说:“我要旗帜鲜明地拥护资产阶级自由化!”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完整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