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兆富專欄:政治經濟看八九民運前因後果

2013-0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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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5月14日,北京天安門天安門廣場上聚集的示威學生。(法新社圖片/CATHERINE HENRIETTE)
1989年5月14日,北京天安門天安門廣場上聚集的示威學生。(法新社圖片/CATHERINE HENRIETTE)

 

在許多人心目中,八九民運,只是一個依稀的印象;回憶中確實發生過的事,都是聚焦在那一個清晨。

從歷史角度看,八九民運改變了中國經濟改革的方向。又或者應該說,因為經濟改革構造成的矛盾,一直都存在,到了八九年,終於在環境的壓力下,令到中國的經濟改革,由釋放民間創造力,讓人民自己富起來,變成今天國企壟的局面。現在的中國經濟,是典型的國家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國家透過控制生產環節中的不同組成部份,從而控制資源的分配,達到某種經濟結果。

改革開放,本來可以有各種的可能性,今天我們見到的局面,絕對不是唯一的結局。最好的例子,就是深圳特區。深刻是一個經濟實驗,由寶安縣的一個甚麼都沒有的濕地,變成特區之後,由外商設廠,到人口大量移入,促生了各種服務業和第三產業,整個經濟演進過程,證明了由貧入富是可以在短短幾十年間做到,而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人口的流動性。深圳最大特點,就是由於這個地方本來無一物,所以也沒有國企的既得利益,所以深圳經濟模式中,國企佔的比重低。事實也證明,深圳的競爭力高,人均收入亦冠絕全國。

我提出深圳的例子,是想說明今天國企壟斷的格局,有其一定歷史因素。當然,這種國企壟斷,也會對影響未來中國的。

但在剖析國家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問題之前,我想先清楚釐定一個概念,就是國家對經濟發展的定位,一直存在兩套截然不同的思維。

當今中國的一套,相信增長是規模的問題,是量的問題,有量變,才會帶來質變,所以每年都要追逐某個百分比的增長率。

另外一套,是古典自由派經濟學的根本,認為質變和量變的互為因果,而且真正的經濟增長,除了是規模擴張,更是結構亦會自然演進得越來越複雜。正正因為經濟發展關乎結構複雜性的問題,所以政府的規限和官僚的介入,不但窒礙市場結構的演進,也會令到法規變得越來越繁複,降低管治效能,衍生社會問題。

說中央不明白古典自由派的理論,不公道。只不過,官僚和既得利益,一來相信透過法規去強制,可以扭曲一些自然自發的力量,甚至將這些力量,轉化為政治目的服務。這套根深蒂固的思維,也就是社會主義的基本。

八十年代,概括中國政治,就是兩派意識形態的辯論,再加上既得利益的權力被挑戰。當時所謂的既得利益,也不是甚麼不道德的暴利。長久以來,中國裡有太多人,生活一切所需由國家單位提供,忽然間要面對茫茫前路,常人都會感到壓力。所以,改革開放亦有人會持保留意見。

不過,意識形態的辯論,通常都是越走越偏激。結果,其時的中共總書記胡耀邦,在八七年負上了讓“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罪名而下台。八九民運的觸發點,就是要悼念當年在4月15日逝世的這位前總書記。

當然,其時中國也剛從嚴重通脹喘定過來,再加上各種改革帶來的不穩定,以及公權力與私利之間,沒有制度好好疏理,促成的貪污倒賣,各種因素加起來,就釀成當年春夏之交的一場政治風波。

八九民運之後,中共的經濟政策,由放轉控。宏觀經濟調控的目標,除了平抑物價,也是倡導資金的手段。事實反映,宏調的功效越來越低,反效果卻越來越明顯。至於國企改革,則著重要巨無霸轉型,但同時要它們服務政治,換來的,就是這些國企可以有壟斷的地位。然而,壟斷是透過公權達到,國企的各種利益卻為私利,這亦解釋了今天中國官場商場陋習的根源;再者,這些國企壟斷的利益,也反過來影像官僚和政治。這就是中國當前的政治經濟格局。

如果要我去選一句話,去紀念八九年,我會毫不猶豫地說:“我要旗幟鮮明地擁護資產階級自由化!” (自由亞洲電台粵語部評論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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