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耀明評論】 誇大刑責成冤獄 上訴庭審立新風

上訴庭法官嚴刑峻法，以維護公共秩序為由，判處十多位青年社運人士入獄，引起強烈迴響應是意料中事。奇怪的是，不少法律界人士不好好思量今次判決對法治對社會的影響，卻一味怪責批評者妄議司法機關，勢必削弱其公信力，損害香港的法治。

假若幾位資深大狀的批評，只是針對盲目攻擊司法機關淪為執政者鎮壓異己工具的言論，也許不無道理。但若說上訴庭那三位法官的思路和判決也不容置喙，否則就是大逆不道，等同惡意攻擊司法機關，則他們的護法行動，只是以維護司法獨立之名，堵塞批評意見，為幾位法官護短。

不用資深大狀也該明白，法庭不但要伸張公義，也要讓人看到公義得到伸張。不錯，我們不能胡亂批評幾位法官只是政治判官，但絕不是說，他們的司法觀點和判斷神聖不可侵犯，絕對不容非議。

儘管上訴庭法官潘少初在判詞中強調，法庭不會輕易批准律政司司長加刑的請求，除非他能證明原審裁判官有違法律原則，由此突顯法庭的司法獨立。但法庭的裁決卻不能由於司法獨立而不容許批評，相反，司法聆訊以至裁決判詞的公開，就是要讓社會深入議論，監察法庭的運作。

很不幸，幾位資深大狀維護法庭尊嚴雖然其情可憫，卻流於一竹篙打一船人，視批評意見都是衝擊司法威信，並且製造人為的矛盾，把批評者對上訴庭三位法官的非議，看作學生支持者反對司法機構，罔顧言論自由的可貴，在於辯明真相，探討法庭裁決是否恰當。

例如上訴庭法官與原審裁判官的最大分別，在於前者認定犯案情節嚴重，必須處以阻嚇式刑罰，而後者則裁定案情只涉及輕微暴力，加上三位被告動機純正，所以予以輕判。兩者的差異看來源自不同的事實裁斷，而上訴法庭的事實裁斷應否有異於原審法庭，固然有可爭議之處，但更值得商榷的，是上訴庭的煞有介事，視有關罪行為非同小可，因此必須嚴刑峻法，也要保住政府佔領公民廣場所代表的公共秩序。

其實律政司司長和上訴庭法官都同意，三位犯案學生領袖的行為都不算十分暴力，也沒有證據證明他們的行為導致護衛員受傷。不過上訴庭認為不應單獨考慮三人的行為，反而該視這些行動為當晚集體行動的一部份而已。他們既然是一夥人同時行動，最後造成的整體破壞，三人都需要承擔責任，不能只對自己的行為負責。

這種司法考慮未免是小題大做。首先，三人是否要為其他人的非法行為負責，理應取決於兩者的因果關係，即是否由三人導致其他人犯法。但上訴庭法官的想法是不用舉證，但凡集體非法行動被捕者就要為整個事件的後果負責，因此個別人的犯案行為縱使不嚴重，也由於要擔起數百人非法集結對公共秩序破壞的責任，刑責自然不成比例。這種刑責觀念，既不符合個人為自己行為承擔責任的原則，也為執法者提供空間，實行選擇性檢控，方便政府集中對付一些社會運動的領導人物。

其次，正如一些評論人指出，上訴庭針對的不是實際出現的暴力和損害，而是暴力的潛在風險。以事論事，今次案件暴力成份低，以此量刑的話，加刑機會不大。上訴庭卻改以隱藏的暴力風險去量刑，既改變法律標準，也流於主觀，因為法官只需按其常識推斷，即使實際造成損傷不大，仍可認定潛在風險巨大而提高刑罰。

說到底，上訴庭的量刑標準是以虛擬的集體行動風險，代替了個人行為造成的具體損害。結果就如今次覆核裁決，三人造成的破壞人為地大幅誇大，他們沒有使用暴力傷害任何人，卻要為一人受傷較重，並帶來法官認定的巨大暴力風險而付出沉重代價。這就是我們樂於見到的法治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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