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耀明书评:艰辛而必要的中国宪政路--介绍贺卫方著《因公义之名:为中国法治而奋斗》

2013-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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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耀明书评:艰辛而必要的中国宪政路--介绍贺卫方著《因公义之名:为中国法治而奋斗》 (In the Name of Justice: Striving for the Rule of Law in China,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12)



北京大学法律教授贺卫方是敢言的法律学者,一直努力推动中国走向宪政和法治。这本书汇集贺卫方多篇文章、演辞和访问纪录,译成英文,虽然文章来源和体裁不一,却可让大家聚精会神,从不同方面明了中国宪政和法治实属必要却又困难重重。

贺卫方首先追溯中国法治发展的踪迹,发现大家经过一番努力,四九年后又走回历史的起点。他指出,满清年代皇权固然集中,地方官吏亦身兼行政及司法职位,是地方官也是法官。更具体说,除了日常行政职务之外,地方官负责检控、查案、审讯和判案,后果当然是司法不能独立,审判难以服众。同时,官吏一身多职,法律和司法知识亦难以专门化,官员往往混合法律、伦理和风俗的考虑,使法律规范含混不清。晚清以来,朝野内外逐渐发觉司法独立的价值。辛亥革命后,民国临时宪法更肯定司法独立,规定法官必须独立,不受官员干预,不得归属任何政党。奈何国民党北伐成功后,司法制度政治化,法官不是国民党党员,也须奉行该党的主张,配合执政党的施政,使司法机构成为党的工具,回归帝制时代的不良传统。

四九年以来,一党专政下的中国,司法工作当然难以独立。贺卫方认为,司法独立是宪政的支柱,它可以惩处贪贜枉法的政府和官员,也能保障人民的权利和利益。当巿民与政府可以法律途径解决彼此间的冲突,在宪政的框架下排难解纷,社会才有真正的和谐。

司法独立之外,贺卫方认为宪政民主对现代国家至为必要。民主决策既养成民众负责任的态度,为自己的决定承担责任,民主的程序亦可培养公民的议政能力,确保立法质素,提升法律的认受性。政制政权享有认受性,冲突和纠纷均按照宪法和法律和平解决,也就了杜绝暴力政变的危险。

尽管宪政、法治如此重要,但推行絶不容易。但贺卫方认为原因是中国在四方面有别于西方社会:第一,中国没有可与政治权力彼此制衡的宗教信仰,政治领袖随时身兼精神领袖,政治权力不受其他价值观念制约,甚至不受宪法和法律的规范;其次是中国没有自然权利的观念,以限制政权的权力;其三,中国没有稳定的多阶层社会,难以让大家认为需要施行宪政,才能互相制衡,和平共处;最后,西方有强烈的纳税人意识,也要求有权决定公帑用途,所谓“没代表权就不纳税”,反观中国就大有不如。

从贺卫方的角度看,中西社会差异,不是放弃法治的藉口,反而中国的独特性,更能说明中国需要尽快实施宪政,通过权力制衡,限制政府权力,并保障公民的权利。贺卫方又以言论自由和废除死刑为例,说明除了基于一些普世价值的考虑外,一些中国独特的情况同样值得注意。例如中国以酷刑拷问,屈打成招,屡屡造成冤假错案,废除死刑变得更急切需要。又如中国幅员广阔,权力缺乏制衡,若不容许新闻自由,中央就没法通过传媒监察地方贪腐。

贺卫方的观点其实并不新鲜,但新文集的编排清楚突显他对宪政、法治的诉求,正是眼下中国公义缺席的治理良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