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被消滅於無形的又豈只張東蓀一人，他標榜的自由民主、做人處事的獨立特行、不畏權勢的敢言作風以至知識界在中國發展上的關鍵角色，都從大陸的水平線上消失。因此，戴晴以八年時間寫成的《張東蓀和他的時代》，其意義亦遠遠超過為這位風雲人物造像，為消失的歷史填補空白，而是以史為鑒，讓大家從這段被遺忘的歷史看到，知識分子的高瞻遠矚、當權者的爾虞我詐、投機分子的自欺欺人、專制集權的卑鄙醜陋。
戴晴筆下的張東蓀，其令人景仰的，既由於他的獨特見解，也在於他敢於身體力行，把自己的信念和分析付諸行動。中共仍未建國，他早已提出中國不該從仇視美國的情緒一面倒地靠向蘇聯，因為這樣做只會令中國走向孤立。他雖然贊成中國走社會主義道路，卻認為實施經濟計劃的同時，國家應建立民主體制，以制衡政府權力的高度集中。他又極之反對歷史唯物主義對思想自由、言論自由的踐踏，因思想或言論是否正確，不能單從言論者的階級背景來斷定。
儘管他並不完全認同中共的意識形態和治國理念，卻沒有放棄其政治責任，以知識人的獨立身份，聯同其他知識分子和民主黨派，組成國民黨和共產黨以外的第三力量，力圖以知識制約權力，以言論推進民主，在有限的言論和活動空間下，不介意放下身段，也不為個人名位，只是盡己之力，把現實的政治權力拉向較理想的方向發展。
其實在張東蓀斡旋於國共之間，以至四九年參與所謂聯合政府之前，根據戴晴的論述，張東蓀三十多年來參與公共事務從不間斷，從早年辦報到中年辦學，均一直致力於啟迪民智、共謀國是，以知識改變國運，以理性駕馭權力，期間雖經歷軍閥年代以至國民黨的白色恐怖，張東蓀依然堅持信念，勇往直前。在中共解放北平前夕，張東蓀憑其德高望重，參與和平解放的談判，結果避免了生靈塗炭，而中共亦不費一兵一卒便拿下這座歷史名都。
不幸的是，張東蓀的歷史功勳卻被解放後的政治波瀾所抹殺。根據戴晴的剖析，四九年576名全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委員中，唯一沒有投票給毛澤東，讓毛出任人民政府主席的正是張東蓀。亦因此，再加上反對「一面倒」的外交政策，他於一九五一年得到莫須有的罪名，遭中共指為「叛國」，未經審訊便被免去政府職務，最後更被趕離北大，渡過坎坷的晚年。
戴晴的論斷無疑仍須進一步搜證，才能確立兩者的因果關係。但無論如何，張東蓀受到莫須有的指控，卻是不爭的事實。戴晴在替張東蓀翻案之餘，亦不忘指出那些依附中共的民主黨派人士的不濟。他們不但沒有挺身而出，維護張東蓀的尊嚴和權利，更落井下石，跟從執政者的指揮棒行事，開除他的民主同盟黨籍。
無疑，張東蓀最後鬱鬱而終。但在戴晴筆下，他卻永垂典範，為知識分子立下不倒的道德標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