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在前几次節目中介紹了馬來亞共產党領導人之一的余柱業的革命生涯。到了晚年，在蘇聯東歐社會主義解体，中共改弦易轍的背景下，馬來亞革命也山窮水盡，當時在中國湖南長沙鐵道學院教英文的余柱業決定放棄革命，接受新加坡政府的邀請﹐于90年代初回到新加坡安度余生，作學術研究。
回到新加坡之后，余柱業對革命作了深刻的反思。對于自己年輕時為什么會思想左傾，向往革命，他說除了對現實不滿外，主要是受了左翼文學的影響，例如斯諾的《西行漫記》和威伯的《蘇維埃共產主義》和魯迅，茅盾，郭沫若等人的作品，對革命在蘇聯和中國究竟造成了什么樣的政治現實缺乏了解。
到了1956年，斯大林在30年代大清洗的罪惡被披露后，他經歷了一個很痛苦的從怀疑到相信的過程，但又想蘇聯是這樣，中國有毛澤東，決不會發生這樣的事情。他說在這樣一种宗教迷信的態度下，當時“有机會看到一些反共作家寫的文章，有一些參加共產党后來离開共產党的知識分子寫的文章，或者一些比較客觀介紹情況的文章都看不下去，......如果看到有的确是証据很确切，覺得任何一件都是都是偶然的，個別的，暫時的，絕對不是普遍的現象”。
對于中共革命，余柱業說過去從書報上得到的印象都是正面的，后來到了中國以后，被當作是外賓，很少接触到老百姓，連那些接待人員的家里都不讓去。在這樣的隔絕下，余柱業說對中國文革時候的災難他是到很晚才了解到的。
對于馬來亞革命，余支柱說在30和40年代完全受第三國際支配，到了50和60年代又完全跟著中共的路線，根本脫离馬來亞的現實。馬共照搬毛澤東的理論，說馬來亞農村是半封建社會，要在馬來亞搞土地革命。余柱業當時全心全意追隨這條總路線，但以失敗告終，在馬來亞農村根本發動不起農民。
一直到了80年代以后，他在中國看了很多馬來亞和新加坡學者寫的學術著作才弄清楚這是為什么。原來他們作為要改變馬來亞社會的革命家，實際上對于馬來亞究竟是一個什么樣的社會根本一無所知。他們對馬來亞社會結构的分析完全是不著邊際。馬來亞根本沒有什么封建剝削和地主，更沒有無地的貧困農民，衹有資本主義的土地關系，土地在馬來亞很便宜，馬來亞農民都是自己擁有小塊土地經營种植業，打土豪分田地那一套對他們根本沒有吸引力。這樣一個衹要丟掉毛澤東的小紅書，睜開眼看一下農村的現實就可以明白的簡單道理，余柱業要過了很多年，讀到了學者的書后才恍然大悟。他還算是頭腦清醒，肯最終面對現實承認錯誤的。但是他說馬共党作為整体，一直沒有勇气承認這個天大的荒唐，因為馬共几十年就靠這個理論起家，靠這個理論打游擊。承認這個錯誤，就等于挖掉這個党的命根子。那些人怎樣面對歷史，面對自己的過去呢？
余柱業晚年的反思還有很多丰富的內容，限于篇幅不能充分介紹。但他告訴我們馬共几十年的折騰完全建立在一個荒唐的理論基礎之上，到頭來一方面不得不向現實低頭，放下武器，回歸社會，但另一方面又不愿承認自己過去完全搞錯了，這即使在今天的中國也還是很發人深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