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柏林圍牆對東德人的意義是怎樣的？
答：柏林的柏林圍牆由東德政府興建，防止東柏林的人民逃往西柏林，因為西柏林當時由西方的一些國家聯合控制，就好似西德一樣。人總喜歡自由一點，在西德或西柏林的人可擁有宗教自由、學術自由，亦可以示威抗議，隨時可講政治議題，但是，這一切在東德好難，所以，東德人民感到好不滿、好沮喪，因而好想離開東德，特別是經歷過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人。
難民由東德逃亡到西德，或由東柏林逃往西柏林的人潮，愈來愈多，直至東德政府在1961年決定建一堵牆，隔著東德及西德，同時建一堵牆包圍西柏林，這牆不是阻止人進入而是不准人離開，因為東德政府不准他們離開。
西德政府就永遠大開中門，歡迎東德人特別是難民前往。東德人用盡千方百計逃過邊境，有人甚至在柏林的地下挖地下隧道逃走，特別是在80年代末，人們開始經其他國家再前往西德，他們都會經鄰近的國家如波蘭、匈牙利或捷克。
逃難的人潮在柏林圍牆倒下前的數月，更是厲害。那時候，東德人的訴求逾來逾多，他們要求政治改革、要求民主，但是，不是有太多人要求政權終止，所有人都知道及接受了社會主義了。在東德的經濟發展，你可以說好穩定，人人有工作、有飯開、有瓦遮頭有地方住，所以，你可以講從經濟及文化權益上而言，在一個社會主義制度下是可以受到保障的，不過，政治權利卻經常受到嚴峻的打壓。
問：東德人如何不能享受政治權？
答：在東、西德分裂後的早期，東德有好大型的示威抗議，東德是一個計劃經濟社會，政府會訂定一切包括人民的工作須要多少，及須要繳付錢給蘇聯政府（現稱俄羅斯）。人民站出來抗議，要求停止這種規劃經濟，他們更希望能開放或統一東、西两區，但是，蘇聯的坦克軍隊進駐殺了很多人，以暴力的方式終止人民的示威，這給人民帶來一個沉重的震盪，西德的人把那天作為國家的紀念日予以紀念，東德則對那天的態度是噤若寒蟬，不許媒體報道，但是，人民記得那一天發生的事。
媒體又沒有新聞自由，如果你想找一些可靠性的資料要知道世界在發生什麼事，你會嘗試住近邊境接收訊號，西德的電視我們是可以接收到，所以，西德的傳媒扮演著一個好重要的角色，就是傳遞訊息以協助東德人尋找自己的方向。
在東德的人可以聽到西德媒體的廣播，不太困難可以聽到或接收西德媒體的訊息。只要你不是住得很遠，你是可以聽到或看到的。因此，天安門事件的消息，我們是知道的。說實話，技術上，政府很難干擾波段的傳送，相反，他們也有自己的電視節目叫「黑節目」，內容就是指西德電視台是政府的喉舌，指他們報道誇張，是資本主義者的喉舌。他們這樣的做法就是一種反擊行為，反擊西德媒體。
問：雖然經濟或生活上，你說東德好穩定，但是，人民能否按自己的意願行事嗎？
答：從經濟發展角度看，所有都是由政府決定，當時好罕有會有私人企業。工廠、店鋪等都是歸政府擁有的，沒有任何商業活動是由個人營運，除非民間有的以物易物的活動，所以，政府的做法給人民製造了一種平等的印象。
東德人民的生活水平低過西德，但不算嚴重的差，沒有人餓死，教育制度更可媲美西德。在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的國家，東德可以說是最具有經濟動力，他們出口自己的製品到蘇聯及其他國家，所以，當時的東德不能跟其他十分貧窮、教育制度差或有飢餓出現的地方如柬埔寨比量。
東德的問題往往是政治權利，好多人被拉被囚禁直至柏林圍牆倒下。他們被拉都是因為批評政權、質疑一黨專政、指控沒有新聞自由、批評勞工問題，其實，這一點在一個社會主義的國家中，該獲得政府鼓勵，但是，當時的政府不是，因為政府是被專權控制，不會容許制度完全瓦解，因此，一些甚具批判性的討論會被禁止的，東德政府用盡千方百計令到人民收聲。
如何做？其中一個方法就是聘任國安人員，他們的責任是檢查人民的腦袋，看看他們有否計劃逃往西德或與西德的人權份子接觸，或有否對東德政府管治有批判的意念，又或有否政治意圖影響國家等。這些所謂的「間諜」在我們生活的四周，你不會知道誰是誰，我曾聽聞一個統計數據指，每一百個人就有一個，即是若果你在一間工廠工作，內裡就很定會有秘密警察在內，他們會紀錄你講的東西，然後交予國家情報部門。這或會影響你的子女的讀書機會，你的工作晉升機會甚至是選擇的機會，最後，你更可能會被拘捕。所以，整個社會籠罩著一股很重的恐懼感。
問：你有沒有親戚或朋友因此被拉又或被警察傳訊問話？
答：若被警察傳訊問話，那就是好大的一件事，我不覺得身邊有人有此經歷。他們都是用好隱藏的方法，事先向你表達你不該做的事，如透過工廠的廠長向你說你的政治態度，又或當你的子女讀大學時，你會經驗到各種不同的障礙；宗教亦是，若時常參與教會聚會的，那他們會批評或敵視你。我們有一個國家青年組織，每一個人都要參加，但是，有人有意識地拒絕參與，這些人便會遇上困難，他們很難在工作的崗位上有晉升機會。
這種對你政治生活的敏感度，會對你的生活造成影響，好大的影響。因此，人民好小心自己的每一行每一語，好多東德人都可以接收西德的電視廣播，好多人都會看，但是，他們不會談論，因為你不知道參與討論的人是誰，及對你的個人紀錄會怎樣。即使我自己年幼時，我看電視後，翌日也不會在學校跟同學講，那管我們當時還年少，但是，我們就被教育少說話。
坦白一句，我不覺得東德政府對待年青人的待遇有問題，我覺得甚有保障，只不過，我經常發現有障礙物，有很多人被拉。我記得有一個好出名的藝術家被強行帶往西德，其他的人就是突然間在你眼前失踪，被秘密警察拉。
問：十一月九日，關鍵的一天。我記得在之前尤其是十月的時候，街上有很多大型的遊行，你還記得那段時間的事嗎？
答：我當時雖然仍是年少，但是，我好記得那時的新聞比過去的更刺激，好多人追聽西德的新聞報道，瞭解東德發生什麼事，因為東德媒體不會報道有關事情。十一月九日前，不同的地方街上經常有示威，尤以是柏林，這些示威呼喊的不是把牆拆下，他們要的是改革制度，好多東德人覺得，有很多有價值的理念要去追求，但是也有很多是要保留，他們確認自己的國家身份，可是，有很多嚴重的問題是非法的，須要解決，不過，沒有人願意講，你更不准前赴其他國家，你又不准自組政治組織及參與競逐。
與此同時，當時的國債高據至不能承擔的局面，當時的經濟狀況接近崩潰的邊沿。民間有不滿的聲音，終令政府某程度上作出讓步，作出開放如容許一個新的政治組織成立，那時，這是一個極具革命性的改變；另外，由於當時東德有一項法例就是不許東德人離開東德，除非你通過差不多是，過五關斬六將的申請程序。你若是已退休人士，從經濟角度上而言，國家會覺得沒甚影響，所以，會較容易批准你到西德探望親朋等，但是，你若是年青人，你大抵不會獲准與親人離開國家前赴西德，除非你有孩子，那你會被要求把子女留下，以確保你會返回東德。所以，好困難離開東德。
那時，民眾有一個很大的訴求就是遷徙自由，所以，東德政府當時為了紓解民間這股壓力，於是訂立新法，任何德國人只要出示自己的身份證明文件就可以為穿越邊境，這同樣是一項革命性的改變，這例本該是在十一月十日或十一日立法。
但很奇妙，這法例並非在立法後才公布，而是預早公布，就在十一月九日的晚上，由東德政府的發言人公布，他說，東德人要過邊境的法例，即時生效，即使駐守邊境的人員當時也不獲通知。但是，人民聽後便衝向邊境，特別是柏林的關閘，數以千計的人衝到那裡，向駐守的人員大聲講：「讓我們過去，電視已經講了。」但是，駐守人員根本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最後，他們讓一些人過，原因不是法例的訂立，而是壓力來自人民。所以，理論上關閘開放不是因為法律而是因為人民施壓。
十一月九日，東德鐵幕政權的崩塌，但是，沒有一滴血淌下，究竟箇中原因為何？住在圍牆後的Norman事後目睹的，又是怎樣呢？下周又他繼續向各位聽眾講講。再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