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门母亲徐珏：没有名字的墓碑

天安门母亲丁子霖(右)与徐珏悼念遇难的儿子。(吴卫东提供，拍摄时间不详)

在北京，部分天安门母亲成员及六四死难者家属，周日（4日）早上由公安车辆接载，到安放死难者遗骸的万安公墓拜祭；他们在便衣监视下祭奠，但没有受到干预。而公墓的保安明显加强，大批公安及便衣人员在大闸外把守，有工作人员指墓园里面正在施工不会开放。天安门母亲早前发出的六四祭文，提及个多月前逝世的成员徐珏，她的儿子指在母亲病逝后，警方阻止为她立下有名字的墓碑。(吴亦桐 / 戴维森 报道)

天安门母亲在周四（1日）发放28周年祭文，再次要求当局公布真相、向死难者家属赔偿，以及问责屠城凶手；祭文重申六四惨案是政府对人民的罪行。

祭文特别提到在4月24日因病离世的成员徐珏，徐珏之儿子吴向东在1989年6月3日夜晚，遭戒严部队射杀。徐珏生前曾表示，活著的难属会肩负追究屠城责任。这位在伤痛与磨难之中，坚持要中共当局有个说法的母亲，终未达成夙愿而抱憾离世。

吴向东在1989年时只得21岁，当时是北京东风电视机厂工人、亦是北京仪器仪表职工大学企业管理专业3年级学生。他在89民运爆发后立即投入其中，并组织工运等。他的弟弟吴卫东指，哥哥6月3日晚再次走上长安街之后，再没有返家。

吴卫东说：当天晚上（1989年6月3日）10点多就听到枪声，第2天早上就听到传闻，我父母2个人就直接去医院找啊。我们判断当时他被子弹打到后还有意识，送到医院后还是清醒的，他就在一个钱币上写了工作单位的位址，他其实是不想让家里人紧张。当时1个年轻人就把资讯送到单位去了，单位那天完全没有人。等于6月4号晚上才在医院里发现（死亡）名单，当时我妈妈的回忆录写得比较清楚，顶多是想到受伤或被抓进去，但我哥自己是想到的，他把遗书都写好了。

在当局宣布北京戒严后的第2天（1989年5月21日），吴向东写下1封遗书给父母、弟弟和女友小琪；他表示政府已通知学联在当晚镇压学生，他已经做好和学生一齐的准备，为了民主自由，即使死去亦在所不惜。

徐珏曾指出，6月4日凌晨，徐珏与丈夫骑著单车到天安门广场寻找彻夜未归的儿子，看到长安街上血迹斑斑，有受伤的学生，也有被坦克压扁的学生……他们到各间医院寻找，后来看到儿子出现在死亡名单。医生悄悄透露当局不允许他们抢救受伤学生，还命令戒严军队来抢夺遗体。在众人的帮助下，徐珏冒险取回儿子的遗体火化。

吴卫东表示，过程中有一个动人的细节，徐珏与丈夫在寻找吴向东的时候，

将哥哥所养的小白猫放在单车的箩内，到复兴门桥时，小白猫发狂般的跳下单车，悲叫及嗅闻桥面，令徐珏确定吴向东遇难的位置，也是她生前每到六四时悄悄祭奠儿子的地方。

天安门母亲多位成员相继离世，在生者亦体弱多病或渐渐老去，诉求一直石沉大海。吴卫东批评，当局一直不欲面对六四问题。

吴卫东说：肯定是想让事情拖著，不了了之这种的，没有敢于说把国家命运敢担起来的领导人；经济虽然发展了，但是这个问题积累到后面只会愈来愈多。

旅德学者、《欧华导报》总编钱跃君曾持续发起援助天安门母亲行动，他对本台表示，六四后的历任中共领导人，将六四问题丢给下一任领导者，试图让历史真相淡化甚至消失。

钱跃君说：现在中共当局为了逃脱他们的历史罪责，始终用拖延的手段。我们愿意继续与天安门母亲站在一起，一方面是对死难家属的声援，同时也是对践踏人权的中共当局的压力。

吴卫东又指，母亲临终时要求日后中共对六四的处理及问责，要向她交代。徐珏去世后，吴卫东为母亲举行的追思会遭到警察的阻拦，其后警察更干预为徐珏立碑。警方要求不得为徐珏单独立碑及刻上文字，否则会将其父亲的墓碑推倒。他的父亲吴学汉早年逝世时，天安门母亲丁子霖等人曾为他写下1首诗刻在墓碑上，隐含“八九六四”的内容；吴卫东暂时唯有放弃立碑。

吴卫东说：她（徐珏）到最后眼睛也闭不上，心里头这个事情（六四）对她来说是一个最大的遗憾吧。（警察）开始说不让我办追悼会，警方后面也给我找麻烦，墓碑上的事情，我母亲等于（在墓碑）没有名字，等以后有机会时我再把她的名字加上去。

吴卫东认为，哥哥所处的“八九”一代人，他们的理想坚定。但28年间，中共当局刻意封禁历史的同时，很多公众对这段历史，或者会选择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