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五十年反思：唱红歌、跳忠字舞，中共缘何造神？

唱红歌、跳忠字舞，作为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特殊符号，浓缩了中国社会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对中共领导人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达到巅峰的时代声音和剪影。

1966年9月5号，中共中央发出有关支持学生搞“串连”的通知，当天聚集在天安门广场的红卫兵首次跳起了对毛泽东表忠心的集体舞蹈“忠字舞”。随后，配合着《大海航行靠舵手》、《敬爱的毛主席》等红歌伴奏，“忠字舞”在全国范围内掀起热潮。

据文革亲历者回忆，在文革初期，忠字舞“跳好跳不好是水平问题，跳与不跳则是立场问题”， 所以，工人上工前要跳，学生上课前要跳。红卫兵还在各个路口设岗，拦截过往行人，检查他们是否会跳忠字舞。有评论说，在政治狂热的年代里，原本是娱乐活动的跳舞也成了一项严肃的政治活动，“大跳大忠，小跳小忠，不跳不忠。”

夏业良：唱红歌、跳忠字舞、个人崇拜，（在文革期间）没有人说会达到一个特别夸张的地步，换句话说，怎么样夸张都不过分，怎么样渲染都不会错。看你对毛主席忠不忠，要用行动来表现，每个人都在想点子，怎么样来表现对毛泽东的忠诚。甚至有人把纪念章别在胸前的肉上，来表现对毛主席的忠诚。

文革期间，中国国内到处都有高音喇叭，播放红色歌曲。所谓红歌，就是指歌颂毛泽东丶歌颂共产党丶歌颂社会主义的歌曲，其中最为流行的红歌包括《东方红》、《国际歌》、《大海航行靠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等等。此外，毛泽东的语录丶诗词等也被谱曲后演唱。

夏钧：毛泽东的语录歌，比如“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作画绣花”，还有“造反有理”，马克思主义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一句话就是造反有理、造反有理、造反有理。

1966年到1970年中共九大召开前，“三忠于，四无限”运动将毛泽东推上神坛，确立了毛在中国的绝对权威。有评论认为，从希特勒到北朝鲜金家所谓“白头山血统”，所有极权主义都需要崇拜仪式来强化权威。文革背诵毛语录就是一种精神崇拜和灵魂皈依的仪式，至于唱红歌和跳忠字舞就更进一步，让人民从声音到肢体上彻底臣服于伟大领袖，而这种声音和肢体控制又加强了对灵魂的控制。

除了唱红歌，跳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学习毛主席语录等，都彻底融入进寻常百姓的日常生活中。人人胸前佩戴毛泽东像章，在开会、游行时大呼“毛主席万寿无疆”。毛泽东的话被称为“最高指示”，从城市到农村，街道、单位的大幅墙体上被红油漆刷满了毛画像、毛语录和革命标语，“红海洋”风潮席卷中国全国。抚今追昔，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从2008年起在重庆大搞的唱红运动，就是一种仪式化的传承。

王康评析毛泽东掀起个人崇拜的原因：从1949年尤其是朝鲜战争以后，毛泽东的内政外交是一错在错，一直到他完全背判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承诺，尤其背判了所谓的“共同宣言”。一直到60年代初，他的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尤其是人民公社，饿死了几千万人，所以共产党就开了一个七千人大会，他就退居二线，显得大权旁落。对于像毛泽东这样一辈子追求权力的人来说，这是天大的噩梦，必须改变，想来想去就只能发动群众，发动文化大革命，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毛泽东是五四以来激进主义的掌了权的集大成者。“五四”就是全盘民族历史文化的虚无化，打倒孔家店，砸碎一切旧的东西，文化革命也是在干这套东西。第三个原因在于中国的历史传统，尤其是秦始皇的大帝国传统、农民造反起义的传统，两大传统其实都是专制主义，都会指向个人崇拜。我觉得中国历史文化和现实的较量，是造成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国内原因。

除了毛泽东有意为之，当时中国社会的信息闭塞、民众文化生活的单调枯燥，也在某种程度上助推了这种造神运动。

夏钧：当时的群众精神生活比较迷茫、贫瘠，除了敬拜毛泽东歌颂共产党，别的什么都不能做，大家很空虚。

著名民间学者王康认为，个人崇拜并非毛泽东的发明。而上个世纪60年代的国际社会形势，特别是前苏联，对毛泽东大搞个人崇拜和发起文革有着重要的影响。

王康：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不是他发明的，个人崇拜的发明权应该归于希特勒。斯大林也是搞个人崇拜，他的个人崇拜是无与伦比的，毛只是一个模仿者。60年代是整个国际社会都很动荡的时期，64年美国华盛顿爆发了25万人参加的黑人争取民权的运动，马丁路德金站了出来；法国也爆发了影响全世界的红五月风暴。但是最重要的原因来自苏联，因为中共就是苏联的意识形态影响下和安排下建立起来的，毛泽东还自甘为斯大林的学生。社会主义各个国家其实都有个人崇拜，这是专制主义、尤其是20世纪、毛所处的年代的一个普遍特征。当然，毛有他自己的发明，比如他用自己的夫人江青来参政，这是斯大林、东欧各国和北朝鲜都没有的。另外，他发动群众起来干这个事情，也算他的一个发明。

在距离文革结束四十年后的今天，文革所遗留的历史问题还远没有厘清，2016年，中国官方和民间突然集中推出了歌颂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颂习红歌。近年来，中国官方对习近平的个人崇拜式的强力宣传，更不能不令人联想起文革时期对毛泽东的造神运动。

夏业良：形式上有很多相似的地方，都有红歌，都有塑像、像章，要说有什么不同，文革时期人们唱颂红歌，大多数还是发自内心的对领袖的崇拜。但是今天，我不相信有人是发自内心的崇拜习近平。现在的红歌潮掺杂了个人私利、机会主义的行为，现在这种行为更加无耻，他是知错而犯错，知恶而作恶。

据海外媒体统计，中国历届领导人虽然都曾被写进颂歌之中，但被直接在歌词中点名赞扬的，习近平是继毛泽东之后的唯一一个。时过境迁，互联网和新媒体的蓬勃发展，令中国社会几乎再无闭关锁国的可能，然而，中共的统治思维却似乎仍然停留在“个人崇拜”的模式下。经历了“东方红”的历史浩劫，如今“东方又红”，中国是否再次面临着文革重来的危险？值得每一个中国人警惕和深思。

自由亚洲电台章丽文革特­别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