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和中国公民权利(三）互联网对传统媒体市场竞争力的挑战
互联网在中国突飞猛进的发展，带来了一系列巨大的社会变革，中国的公民权利也随之不断扩大。本台记者吴晶制作了共八集的系列节目“互联网和中国公民权利”。
我们谈了互联网对传统新闻报刊的公信力挑战。网络媒体以大胆敢言和如实记录的风格吸引许多读者离开传统报刊。以2003年非典事件为契机，网络这一新型媒体充分显示出它披露、传播突发性和敏感性重大社会信息的强势，树立了自己的公信力，秉在新闻发布领域占取重要一席。互联网对传统新闻媒体的第二大挑战，市场竞争力的挑战。也就是说，在公信力挑战的同时，互联网也严重削弱了官方媒体的市场根基。
大家都知道，官办的中国传统报刊长期独占全国的新闻市场。“皇帝的女儿不愁嫁”，特别是《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了望》杂志等党报党刊，多年来几乎全靠公费订阅、强行推销。但是，在经济市场化的大潮中，由官方操办庞大媒体机构已使政府不堪重负。成都大学法律系教授、网络作家王怡说：
（王怡）官方媒体它很庞大。中共16大以后，新闻传播领域在上海北京组建了许多大的新闻或传媒集团。这首先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产业，这时商业上的压力就非常地大。
越来越多的报刊由官方经营转为自负盈亏，其市场生存取决于如何以有质有量的新闻吸引和扩大自己的读者群。前香港记者协会主席麦燕庭说：
你争市场的时候，如果大众关心的事情你不报、涉及大众的事情你不报，你哪里有新闻出来呀？
（麦燕庭）商业考虑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因为现在公费订报的，大家都知道，减了很多。除了主要的譬如说《人民日报》啊、《中国日报》啊还是公家订的以外呢，其实很多报纸都要自负盈亏。你怎么跟人家竞争呢？其实就是争市场嘛。
新闻市场不仅是报纸之间的竞争，更出现网络媒体的强劲挑战。越来越大的读者群转向报道及时与真实的互联网。王怡说：
（王怡）从03年到现在，网络的言论尺度对平面媒体的冲击非常的厉害。
麦燕庭说：
（麦燕庭）你争市场的时候，如果大众关心的事情你不报、涉及大众的事情你不报，你哪里有新闻出来呀？
为了维持市场生存，对网络冲击首先作出反应的，是那些没有官方背景而商业化程度较高的南方民营报刊。它们率先开始与网络互动。王怡说：
（王怡）03年、04年，一部分市场化程度比较高的、主要是集中在南方的这一批媒体，像南方报业集团或《南方都市报》啊、21世纪报系啊、北京的《新闻周刊》啊等等这样几个市场化程度比较高的媒体，他们的言论尺度跟02年之前比的话，那进步得是非常厉害的，非常大的程度是网络冲击所带来的。
而接受市场化、追求经济效益，就必须追求品牌信誉。
（王怡继续）第一要挣钱，第二需要要品牌，需要媒体的品牌。因为没有品牌的话，你的宣传也没有人听没有人看。
因此，一时间官方报刊的新闻报道尺度也有所放宽，有些还相当大胆。王怡说：
（王怡继续）举一个例子来讲，《了望东方周刊》是新华社主办的杂志，就是传统的、非常正规的党报党刊。但是当时新华社来办《了望东方周刊》就是想作一个市场化的尝试。有一段时间就非常奇怪，因为由最正统的党报党刊办的，出第一期第二期的时候，胆子就非常地大，比当时国内任何一个媒体的新闻尺度都高。所以市场的力量对言论的推进、甚至对官方的媒体都在作这样的推进。
传统媒体现在都有自己的网站了。现在它也感到危机了。如果它还是单一的平面媒体，肯定它的生存很难
为了在市场竞争中胜出，就要扩大盈利，争夺读者群。由于互联网上点击最大、读者量最多，也就是最抢眼的新闻，往往就是那些官方不准媒体报道的敏感新闻，所以要赶超互联网、夺回读者群，就不能继续回避这些问题。北京作家刘晓波举例说：
（刘晓波）一个例子就是芳林村小学爆炸案。当时刚出来时各个媒体都不让发嘛。就有一个记者把这个过程上了网，一下子就在网上炸锅了。其它的媒体一看网上都有了，包括《新浪》这种官方门户网站都有了，他们也就纷纷转载这个东西。有些记者又跟踪采访。
王怡认为，商业竞争的诱惑和媒体的责任道义在这里并不冲突： （王怡）你怎么去跟这些媒体去竞争？在那些媒体上有这么多的事件，而且它跟网络世界的互动程度和连通程度已经比较高，而你却很差。这个时候商业上的压力就非常地大。那么就有一部分反应比较敏感、胆子也稍稍大些的媒体呢，它一方面感觉到了一种诱惑、商业上的诱惑是非常大的，然后它也有一种压力。
就是说，你作为一个媒体，不管你是从道义上来讲一个负责任的媒体也好，还是说从商业利润上来考谅也好，你都不可能在有这么大社会影响的一件事情上坚持不发言。这对一个媒体来讲、对一个新闻人来讲，会让你不安的。你会觉得有很多东西，不管是金钱也好还是抽象的一些东西也好，都会从你身边哗哗地流走的。那么这种时候在这种压力和诱惑之下，就有一部分的媒体开始打破这一点。
新闻报道的自由关系到公众的知情权。在网络媒体和商业竞争的冲击下，它也关系到新闻报刊的市场生存。网上新闻的魅力使人们舍弃报刊争相上网，这种情况使一些有实力的报刊在夺回读者和听命于中宣部之间，作出艰难的选择。而那些进取心强的编辑记者们也不甘重复转载网络新闻。于是，就出现一批大胆敢言的报刊。麦燕庭说到南方集团报和《新京报》的例子：
（麦燕庭）所以南方报业集团以及《新京报》，它走的就是这个路子。就是说，在自负盈亏的压力下他要争取市场争取读者，从这方面来跟有关当局去较量。虽然中央一直在打压，但它还是不断发展。《新京报》他把那个总编辑给撤掉了，但是网上已经有人呼吁退报。如果他们真的退订的话，也是一个市场的压力。你《新京报》是不是不要了？要的话，你是不是要把原来的人给请回来，或是让它有一定的宽容度？不然的话根本没人看，那你怎么办呢？
网上信息如潮，昼夜滚动、内容大千。网络新闻不投官方所好，不站一定立场，不承认任何权威，不接受新闻导向，不避讳报道禁区。凡重大社会问题、突发性事件和网民关心的话题，网络有闻必录、有事必登，无一“漏网”。海内外数十万家中文网站汇集的大量信息，其中许多由当事人、知情者或目击者也就是网上公民记者提供的第一手信息，不经筛选和加工，在网上不胫而走，未及官方审查就早已传遍社会，传出海外，甚至再由海外“出口转内销”。报刊要树立信誉，记者编辑要职业进取，其结果就必然拓宽言论尺度。
近两年，官方媒体对一些所谓的负面新闻也有所报道，特别是有关环境、公共卫生、天灾、劳动事故和腐败大案等的负面信息，在经过“正面处理”之后，终于可以常常见报了。前香港记者协会主席麦燕庭认为，中宣部新闻管制的松动是让互联网给逼出来的。因为有了互联网反正也瞒不住，官方媒体如不及时报道，反而会使政府陷于被动。为了彻底夺回新闻报道的主动权，各地传媒包括官办的报刊和电视台，在迎战网络媒体的同时，也纷纷开始自己的网站，并以滚动新闻不断更新和充实报道内容。维权人士吴贤德说：
（吴贤德）传统媒体现在都有自己的网站了。现在它也感到危机了。如果它还是单一的平面媒体，肯定它的生存很难。
而且它（传统媒体）跟网络世界的互动程度和连通程度已经比较高，而你却很差。这个时候商业上的压力就非常地大
互联网不仅带动媒体开放，而且还率先发挥媒体的监督职能，促使改变政府行为。在2005年松花江污染事件中，哈尔滨市政府先是以维修管道为由解释全市停水的原因，但后来很快收回谎言公开污染真相，通过让市民知情、配合政府，终于渡过危机。政府态度的这一改变也有互联网在其中的催化。麦燕庭说：
（麦燕庭）互联网确实推动了官方媒体的一些开放。松花江事件出来以后，很多事情大家都不知道。譬如说，有很多有害物质已经掉到松花江里面，他都没有报，其实他早就已经知道了。互联网报了，你不报，那怎么办？人家都在谈，能把你的头埋在沙堆里面吗？所以你也一定要报道。
网上新闻已先行披露，越瞒就越要引起市民的质疑。华中科技大学新闻系的赵振宇教授认为，网上消息造成的执政压力，也是市政府最终决定如实报道的重要原因。赵教授还说，在2003年的非典事件中，新闻封锁使政府陷于极大被动；后来在疫情急速蔓延、国内外压力交加的局势下，政府一改以往的姿态，撤掉负责高官，每日通报疫情：
（赵振宇）2003年撤了一个卫生部长，撤了一个北京市长，后来就每天一报了。
这一事件改变了有关公共危机的政府行为和媒体报道：
(赵振宇继续) 包括禽流感。现在我们国内新疆发生一个，湖北发生一个，广西发生一个，这么大的国家出现一例这种禽流感，我们都在电视电台报告。那么为什么哈尔滨这次又没有接受非典教训很及时地报道呢？我觉得这里边特别是有些领导者他绝对不是恶意，就说我们修水管子大家不要闹得惊慌。但是我估计他们也在网上看到了。一看呢，不行了。10个小时以后，马上就改过来了。所以这个哈尔滨事件应该是我们新闻报道当中的一个典例，同时也是领导的科学管理化的一个很好典例。这个例子以后在中国可能要写进教科书。
网络媒体的挑战还促使中国政府启动了新闻发布机制，并且也顺时顺势积极利用互联网，开设政府网站。
网络媒体的挑战，在新闻领域的市场竞争中既是对传统报刊的冲击，也是促进新闻开放的动力。同时互联网还率先和有效地发挥了新闻监督的重要功能。今天我们讨论的是互联网对传统媒体的市场竞争力挑战和对中国新闻开放、信息公开和公民知情权的推动。下次我们将接着讨论互联网推动传统媒体的开放、特别是在提高新闻的社会影响力方面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