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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中国青年报》编辑李大同写给报社领导近万字的长信，引起海外媒体重视，因为这封信对现任《中青报》总编辑李而亮和其上级团中央书记赵勇提出了严厉批评和抗议。该信的导火索是，《中青报》高层最近推出一个记者条例，明确规定，如记者的稿件得到党和政府官员的表扬，就给这个记者增加奖励的分数，获得更多利益。虽然其中也把读者来信的肯定作为记者的奖励分数，但最高只有 50分，而受到团中央领导表扬，则可得到 80 分；受到政府部委领导表扬，增至 100分；受到中宣部这个扼杀中国人思想言论的衙门的表扬，则升高到 120 分。分数的最高等级是，如得到政治局以上中央领导人的表扬，则为 300分，它是读者肯定的最高分数50 分的六倍！
这样的条例所以连《中青报》员工都无法忍受了，因为它等于直接、公开地让中青报的编辑记者做奴才，等于进一步明确，中青报的宗旨是要让当权者高兴、满意，要办成官办、官看、官订的办公室读物。
在西方国家，媒体不仅不是办给当官的，而恰恰是监督政府和权力者的。如果美国的哪家报纸订出条例，说记者的一篇稿子被国务卿莱斯肯定给多少分，受到市政府和州长表扬加多少分，得到布什总统表扬给最高分，那简直会成为晚间幽默脱口秀主持人也想不出的笑料。
新闻所以在西方被称为三权分立之后的"第四权"，就是因为它的根本性质和作用是监督当官的、有权势的；怎么可能本末倒置，要以当官的、有权的是否表扬当作奖励记者的标准呢！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新闻界最高奖项"普利策奖"，多是奖励那些挖掘政府和官员丑闻的调查性报导。而报社的大牌记者，多是善写调查性报导，揭露社会黑暗面的。像曾揭出"水门丑闻"的两个《华盛顿邮报》记者，一直是记者们效仿的榜样。
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媒体虽被称为"无冕之王"，主要指不受政府和官员等政治力量的控制和限制，可以口无遮拦，自由地报导和评论。当然也有对媒体的制约，除了新闻院校的刊物等专家学者的批评监督外，还有两个外在因素：一是市场的制约，因无论报纸还是电视等，实际上也是一种"商品"，有同业之间针对收视率和读者群的激烈竞争（背后是广告和利润，即媒体的生存空间），接受消费者的无情选择和淘汰。另一个是股票的制约。近年随着股票市场的发展，已有一半以上的美国人拥有股票，等于越来越多的普通人拥有公司的股份。结果导致不论哪一家私营的报纸，它的老板也仅拥有这家公司股票的百分之十几，或几十而已。因此当一家报纸如果办得太离谱，不仅会发行量下跌，广告和利润下降，更重要的是，它的股票值缩水，会危及公司的生存。
像一年前美国知名大报《纽约时报》出现假新闻丑闻时，虽然这家百年老报的少老板偏袒和支持当时主导该报、非常左倾的总编辑，但最后该报的创始人、已退休的老老板还是亲自出马，操纵解除了那个左倾总编辑的职务，改革该报，主要原因就是《纽约时报》的股票值下降，老板不得不看着读者的眼色行事。
最近著名媒体大亨、拥有福克斯电视等多家媒体的默多克（ Rupert Murdoch）新闻集团发生父子争执，默多克长子"辞职"。新闻专家预测，这个问题如解决不好，将造成这个媒体帝国的危机，因默多克家族只是拥有这家集团的百分之二十八点的股份，不到三成。而另一家对手公司已拥有梅铎集团的五分之一股票，还有超过一半以上的股票被大众拥有。仅这个因素，默多克公司就不敢掉以轻心。
而中国媒体和美国等西方媒体本质上的不同，就是它们都归政府所有。近年中国出现了二十多家报业集团公司，其实都是"假公司"，因为无论怎么组合，最后的实际拥有者还是政府，它是最终由党控制的国营公司。这种本性就决定了它不仅不能有效地监督政府，而一定是党的工具和喉舌，无论是收视率、读者群，还是股票市场等，都不能制约它。中青报的总编辑李而亮所以敢胡来，因为他背后的老板是拥有这一切媒体的独裁政府。
李而亮这次的胡来真可谓创历史记录。虽然共产党从来都是用奖罚手段来逼迫记者自我新闻检查，以服从党、歌颂政府的程度，来肯定和奖赏媒体人员；但他们自己也知道这么做不光彩，见不得人，因此从来不把它拿到桌面上，只是心照不宣地暗中执行。即使像伊拉克独裁者萨达姆手下的宣传部长萨哈夫，也不曾制定这样的规定，连当今的卡斯特罗和金正日，也知道对下面的党工记者们不需要这么明说，但现在《中国青年报》总编辑，曾在做《人民日报》河南记者站长时弄虚作假、制造新闻的李而亮，却霸道而傻乎乎地把它制定成报社的记者条例，等于把逼迫记者奴才化法律性、公开化了。
在不少新一代的中国报社负责人都试图冲破一点新闻禁锢，争取一点新闻自由的今天，《中青报》总编辑的丑闻，和几个月前那个扬言要用西安以东的全部中国人口为代价，跟美国拼核子大战的朱虎成现象一样荒诞。只是这种荒诞是意外，还是文革这几代中国人的常态，这实在是值得关注的。
(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员曹长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