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李嘉诚”,你给我站住(姜维平)

2017-0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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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姜维平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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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罢网络上一篇有关绰号“重庆李嘉诚”张松桥的文章,掩卷深思,禁不住哀叹,真想大喊一声:张松桥,你给我站住,但我有什么本事和理由这样说,我算个什么啊。近期,这位比“香港李嘉诚”跑得还快,还干脆的民企老板,义无反顾地卖空自己在内地的房地产业和资产,转而购买香港豪宅、英国顶级物业,张松桥是谁?此前我一点印象也没有,中国富翁太多,可能他不算是最有钱的,但他的行动却有一定的代表性,并预示社会的大变局,值得人们关注。据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春节期间,中国企业家张松桥斥资2,92亿英镑(约合25亿元人民币),买下了伦敦著名写字楼物业——总面积达26万平方英尺(约合2.4万平方米)的One Kingdom Street。而它是英国目前电信公司达沃丰集团的全球总部所在地,同时还拥有Statoil、Mysis等租客,是伦敦的地标性物业之一。

另据媒体报道的数据,截至目前为止,张松桥已耗资近80亿人民币,在伦敦完成三笔大交易,而且,他买的都是优质的现成物业。其余两笔收购包括:今年1月,参与伦敦金融城122 Leadenhall Street项目50%股权的竞购,耗资约为5亿英镑,人民币43亿元;去年7年,以4233,6万英镑(约3,64亿元人民币)买下伦敦金融城的Travelodge酒店物业。在此前的2015年,张松桥还曾因大买香港楼盘而令业内外人士瞩目,经典手笔包括:以51亿港元买下曾被列为香港一级历史建筑物的河东花园、以7,6亿港元买下渣甸山包华士道1号的房屋、以40,21亿港元买下“彩星中心”和世纪广场两幢商业大厦、以15亿买下李嘉诚军师袁天凡位于香港山顶的豪宅。总之,这些交易加在一起,是一笔可观的数字,张松桥把个人以前的资产连根拔起,另栽它处,成为从内地走向世界“炒楼”的最大房地产买家之一。他一连串举动的背后,折射着怎样的社会裂变的光谱,中国政商两界怎样在躁动和绞杀,进而拼凑一盘怎样的大棋?

我没有仔细研究张松桥及企业,但我对重庆却情有独钟,不论他本人有怎样的说辞,他撤离这些资产可能都基于目前中国及世界的形势,也就是说,对一个富翁来讲,他最关心的是这样几个问题,一是自身的安全和财富的增长,二是下一代如何继承和享有他创造的财富,三是他财富如何转移到安全可靠的,而鲜有人知的地方,在这几个方面,显然,英国都比中国要稳妥,但生意人不会像我等文人傻气直言,他们会用冠冕堂皇的言辞,掩盖这一切,尤其是在重庆那个伤痕累累的地方,从2007年至2012年,薄熙来,王立军搞得“唱红打黑”运动,曾使无数民企老板胆颤心惊,张松桥没有被划入640个“黑社会”名单里,表明他很精明,也很幸运,但只要没有独立于党派之外的司法保护,躲了这波,不能保证“常富久安”,这大概就是张松桥逃离的原因吧。

实际上,2012年初,薄熙来因王立军叛逃,谷开来杀人而倒台,历史给中南海高层提供一个绝佳的司法改革的机会,我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讲过,抓捕薄熙来,一定要铲除滋生司法腐败的土壤,才能解决根本问题,可惜,现在机会错过了,人们已经看到,薄熙来精心包装的“黑社会”案无一例平反,他在大连徇私枉法制造的冤假错案,无一例纠正,越来越多的贪官被抓被判,但越来越多的维权律师和敢言记者也相继入狱,甚至,连要求“官员申报财产”的公民,和抗议拆迁的访民也被判刑,这些充满矛盾和不确定性的社会现象,推动了移民潮和资金转移潮,身价上亿的类似张松桥的富豪怎么能不离渝远行呢?

毫无疑问,中国的企业老板,与官员有着扯不清的关系和纠葛,因政治体制的局限,要发展经济,没办法躲过官员,不论项目审批,土地出让,还是银行贷款,产品推销,等等,老板都得求官员,而大权在握的官员,又在某一领域一言九鼎,他们的工资低,权力大,就容易滋生权钱交易的腐败问题,对企业家,真的是两难,不给钱,不办事,还可能找麻烦;给了钱,办了事,就会留下把柄,就可能出事。总之,心里的纠结,灵魂的挣扎,触法的恐俱,精明的算计,几乎伴随企业家的每一天,因此,当你深入了解他们,与其恳谈时,他们假如与你有缘分,会讲真话的:在商场,赚钱的机会大把;在官场,倒霉的陷阱也是大把,当与某一失势的官员连在一起时,反腐的利剑就难免落到某一企业老板的头上,张松桥,大概既不想成为徐明,也不想当刘汉吧。

媒体报道说,1980年,尚未高中毕业的重庆人张松桥获得赴港单程签证,度过两年的半工半读生活,因祖母是越南华侨,他后来移居香港,获得她的部分遗产。1982年,张松桥返回重庆,利用从祖母那里得到的原始资金和熟悉香港的优势,做起了从香港采购电子产品到重庆销售的贸易生意。靠着转手几倍、十几倍的利润,他在很短时间就把资本翻倍,进而在重庆商圈建立自己的人脉关系。上世纪90年代初,他曾作为上市公司“渝钛白”最早的发起股东之一,并出任过副董事长一职。“渝钛白”后来因财务丑闻出事,但张松桥躲过一劫。然而,就以往商界与政界内斗的故事,我不太相信他一点问题没有,只能说他找到矛盾的平衡点,化解了危机,纵观重庆640个“黑社会”被虚构包装的详情,一切都看当时权势者的心情,假如他们认为某个民企老板有利用价值,就会罗列罪名,抓他垫背,可能那时的张松桥,没有进入官员的视线。

在笔者看来,与其责怪企业外迁,资金外逃,用行政命令的办法设限,不如立即解散政法委,使司法真正地独立,现在,从村乡镇到县市省,地方官都对法院有着很大影响力和控制力,党管司法,就是某一党员干预司法,假如某一个官员品行好一点,就干预弱一些;假如反之,就非常“悲剧”,2009年至2012年,重庆法院审理多起黑社会案,抓一批,判一批,杀一批,类似“文革”,哪一例是独立于党派之外,显示公平正义的呢,由于薄是政治局委员兼重庆市委书记,王立军是副市长兼公安局长,也就是说,上级给他们的权力太大,他们要“抢钱买官”,必然把发红的眼睛盯住有钱人,而富翁既使呼风唤雨,也难逃权势者的掌心,他们成为案板上的肥肉,只有任人宰割,这种惨痛的教训使民企老板变得胆小怕事,也越加聪明而言不由衷,因此,我们会看到更多的张松桥走在路上,但我还是微弱地喊一嗓子:“重庆李嘉诚”,你给我站住。

2017年4月6日于多伦多。

(文章仅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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