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忘罪恶历史的民族没有未来（刘晓波）

十九年，应该是一代人的年龄，对于六四亡灵来说，已经足够漫长，漫长到正义的降临似乎遥遥无期。而对于历史来说，似乎又过于短暂，短暂到血腥的瞬间过后，罪错就不再是罪错。在大多数经历过的或没有经历过六四的中国人的心中，长安街上的血迹似乎越来越淡，六四殉难者也似乎越来越远。

中共政权之所以强制中国人忘掉六四，恰恰在于它无法忘记自己犯下的屠杀之罪，在于它对六四的极度恐惧。所以，中共政权才会把大屠杀之日变成公共领域的禁忌，把六四亡灵的坟墓变成不许公祭的禁地，把坚持还原历史、寻找正义的天安们母亲变成严控对象，把当年不同意屠杀的赵紫阳软禁到去世。以至于，极端的恐惧居然让中共现政权害怕自己的前总书记的亡灵，不但官方不敢公开悼念赵紫阳，即便民间的自发悼念也被压制。

就这样，真相被权杖遮蔽，记忆被谎言填充，常识被狡辩扭曲，良知被金钱收买，亲历过八九的一代人大都不愿公开谈论六四，八九后一代的绝大多数对六四不甚了了，八九运动的正义性变得越来越晦暗不明。然而，“莫谈国是”的传统来自“不准议论”的权力蛮横，它剥夺了民间参与的权利，消解掉人们对社会公益的个人责任。久而久之，人们连关注公共事务的意愿和热情似乎都失去了，完全退回到个人的风花雪月、时尚攀比或柴米油盐之中。

民间参与的被迫退出，必然使作为最大公共事务的政治变成一小撮当权者的私家事务，公权力也就必然蜕变权贵们为牟取私利的工具。所以，从古至今，中国百姓的政治参与，要么是走头无路时的揭竿而起，要么是局面失控中的无法无天，要么是官方操控下的合群自大，要么是屈从于恐怖的政治冷漠，而从来形成过政治的公共性，自然也就没有基于公民责任的理性参与。

独裁政权维持稳定的秘诀之一，就是按照权力的需要任意剪裁历史，使民族记忆无法连续积累，造成代与代之间的记忆断裂和空白。在共产制度已经整体崩溃和人权高于主权的时代，中共的一党独裁之所以仍然稳定，主要的手段之一就是掩盖历史罪恶，强制人们遗忘。

其实，民间虽然无法阻止中共对六四记忆的压制、遮蔽和歪曲，但只要民间不屈从于官方的强制，起码可以为苦难深重的中国保存真实的记忆，也就等于为未来的自由中国保存了人性的基础。所以，独裁官权的强制遗忘不值得惊讶，因为那是它的本性。民间对重大公共灾难的冷漠才是中国政治的最大悲哀，也才是最令人痛心的人性现状。当八九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不愿说出自己的亲历、也不愿追问大屠杀的真相之时，客观上就变成了官方掩盖真相和伪造历史的参与者。

对六四的遗忘，并非中华民族面对历史的唯一耻辱。事实上，在中共治下强制性的遗忘和篡改已经使中国的现、当代史面目全非，1949年后的一系列人权灾难，大都被锁进独裁政治的黑箱。我们这个受尽独裁之害的民族，至今仍然生活在历史暗夜中，还自以为中国正在崛起为世界强国，自以为已经过上了小康时代的幸福生活。

我们这个懦弱而健忘的民族，早已习惯了把坟墓记忆成宫殿，甚至在有奴隶主之前，我们已经学会了，怎样下跪才最优美。

对于一个民族来说，记忆对遗忘的抗拒，首先是知识精英的良知对强权的抗拒。否则的话，我们非但无法把六四大屠杀的真相、进而把独裁制度的罪恶变成民众的历史常识，也无法防止类似大悲剧的重演。难道中国历史在专制下恶性循环的时间还不够长吗？

在官方不准记忆、不准祭奠的当下中国，对于恢复民族的真实记忆和寻求历史正义来说，致力于民间记忆几乎就是唯一途径。正是在这种只能寄希望于民间记忆的制度背景下，天安门母亲的顽强存在和不断扩大，乃当下中国最高贵人性的表达。与拥有强大的国家机器的独裁政权相比，天安门母亲仅仅是无权无势的群体，然而她们仅仅靠亲人鲜血的滋养，靠她们的母爱、良知、勇气和坚韧，就为我们这个冷血的国家保存了敬重生命的常识，也为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保存了走向自由的希望。她们的见证，在呼唤着、激励着海内外的良知力量的同时，也在正告现在的独裁寡头们：在当今世界，灭绝人性的暴行决不能畅通无阻。

在此意义上，为八九运动的正义性辩护，就是为普世的人权辩护；见证六四真相，就是为无辜死难者守灵；用民间记忆抗拒官方的强制遗忘，就是为我们这个历尽苦难的民族保存记忆和良知，也是为自由中国的降临而奠基。而遗忘罪恶历史的民族，决不会有真正的未来。

2008年6月1日于北京家中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