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 | 王力雄：新疆的主要危險

北京把“影響新疆穩定的主要危險”定爲“分裂主義勢力和非法宗教活動”，引申出的邏輯結果自然把漢族和當地民族分成兩個對立羣體。因爲漢族不會要分裂，也不信宗教（尤其不信當地民族的伊斯蘭教），“分裂主義勢力”和“非法宗教活動”都是針對當地民族，漢人則是“反分裂”的羣衆基礎。漢人在民族問題上支持當局，連新疆建設兵團那些臨時從內地農村招的農工，平時受盡貪官欺壓，鎮壓當地民族時也摩拳擦掌地主動請戰。當地民族則最終真會被推到敵對一方，不僅與政權敵對，還視漢民族爲敵。

民族問題變成種族問題，從政治壓迫變成民族壓迫，是最危險的變化。如果是政治壓迫，只要政治改變，壓迫就可以解除，各民族還可以一起建設新的共同體。而若認爲壓迫是來自漢民族，政治的改變就不能根本解決問題，只有民族獨立才能解除壓迫。其實這纔是新疆的主要危險。

如毛澤東說“世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恨”，分裂主義不是無中生有。你把人家當做敵人，人家想跟你分裂又有什麼錯？新疆當局對當地民族的鎮壓政策被概括爲——“主動出擊、露頭就打、先發制敵”；進一步則發展到“不露頭也要打，要追着打”。這與北京六四後奉行的“把一切不穩定的因素消滅在萌芽狀態”一脈相承。但是當人們請願、抗議甚至鬧事時，說明還有通過互動解決問題的願望，當他們什麼都不再說和做——所有萌芽都被消滅時，那不是穩定，而是絕望。鄧小平的至理名言“最可怕的是人民羣衆的鴉雀無聲”，他的後人沒有領會。“不露頭也要打，要追着打”的惡霸行徑成爲政權指令，充分展示了當權者的蠻橫與無知。中國內地大量發生的民事糾紛或刑事案件，在新疆卻會政治化，導致普通小案搞成分裂大案，善良百姓被逼成“恐怖分子”。這種動輒置人死地的做法可以震懾一時，卻不會解決矛盾，反而日益積累仇恨，早晚被無法預料的緣由引發，毫無萌芽地長成恐怖之樹——如2009年的烏魯木齊七五事件。

當局在新疆的另一手是發展經濟，期望通過提高生活水平讓民族分裂失去市場，以世俗化消減宗教影響。這些年無論從公佈的數字還是實地觀察，都能感受到新疆經濟的快速發展，然而新疆的民族問題沒有因此變小。這種思路的基本錯誤就在於，民族問題的本質並非是經濟而是政治，企圖在經濟領域解決政治問題本身已經是一種倒錯，何況還在不斷加強政治高壓，經濟發展成爲南轅北轍。

北京也許真心希望縮小當地民族與漢族之間的經濟差距。然而漢人掌控大部分權力、經濟和知識的資源，在任何新機遇到來時都能攫取超過當地民族的利益。經濟自身的規律也有作用。市場追求利潤和效率，而非公正和平等，既然新疆經濟必須綁在中國的經濟體系上，漢人必然比當地民族佔有優勢。僅熟練使用漢語就成爲當地民族就業和發展的首要障礙。新疆各個領域的高層位置大部分由漢人佔據。當地民族只是被當局的鼓吹吊起胃口，然後被現實落差推入更大的失衡與不滿。

市場經濟一旦有了民族區分，不但不會消解民族矛盾，反而製造更多衝突。如果說過去的民族問題還是主要針對歷史和宏觀議題，與百姓日常生活距離較遠，今天的經濟差距卻清楚地擺在每個普通人眼前，充滿現實生活的細節，民族衝突就不再是形而上的，與每人息息相關，激發更廣更深的民族情緒。

中共執政造成的人文傳承斷裂，受過良好專業教育的新生代官僚有知識而無心靈，崇拜強大蔑視弱小，依仗的只有權力體系和權謀手段，擅長的唯有行政與鎮壓。動輒掛在嘴邊的加大力度、嚴打、重典等，一時似乎有效，卻是治標不治本，甚至是飲鴆止渴。人文精神的缺失使權力集團無法深入到文化、歷史、信仰、哲學等領域，解決問題的方法單調暴戾，愚蠢且自以爲是。處理民族問題需要精緻的人文靈魂才能找到正確之道。僅從這一點看，中國民族問題走入死衚衕是必然，也看不到出路，因爲人文精神的復興絕非能召之即來。

如同許多從量變到質變的事物一樣，存在一個臨界點，之前還有挽回餘地，一旦過了臨界點，新疆就會落進巴勒斯坦與以色列那種既沒有出路也不知何時結束的民族戰爭。新疆的“分裂主義勢力”正在等待中國自身出現動盪。最可能的時機是從專制到民主的轉型期。那是一箇中國沒過但是必須過的坎兒。專制權力越是抗拒主動轉型，未來的轉型就越可能以突變方式降臨，導致其他危機同時爆發，國家控制力大幅衰落，成爲分裂的最佳時機。而種族敵意在大衆層面的普及，最易形成暴力，那時衝突的暴烈程度將難以想象，冤冤相報的循環也看不到終點。

（文章只代表特約評論員個人的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