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中国学者联手欺骗国际期刊(余英时)

2017-0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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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出版商斯普林格称其下的期刊《肿瘤生物学》因为作者编造审稿人和审稿意见而撤稿107篇论文。(网站截图)
著名出版商斯普林格称其下的期刊《肿瘤生物学》因为作者编造审稿人和审稿意见而撤稿107篇论文。(网站截图)

中国学者联手欺骗国际期刊,这个事情闹得很大。世界很有名的一个科学期刊叫《肿瘤生物学》是由英国一个出版社出版的。去年年底发现作者欺骗刊物编辑部,利用终审的制度造了许多假,说是好得不得了,其实都是假的。结果有107篇论文都要撤稿,所以这个刊物就没办法办了, 去年年底宣布停止这个刊物,现在有另外一个出版社接手。他们现在重新组织编辑部,重新编写审稿办法,这个毛病可以去掉。

这107篇文章的作者都是中国人,这是令人震惊的。规模最大的一次科学界的欺骗丑闻。这107篇的作者好些都是中国名校出来的,比如说交通大学、浙江大学、中国医科大学。这些人都是通过什么方式?这个报道内容我们也不知道。总而言之他们编造假的审稿人,假的审稿意见。用这些东西来欺骗编辑部。编辑部以为既然专家都这样说好就接受了,结果再一检查发现全是假的。

这个不是第一次,去年也有一个报道。2016年《生物学》有25篇也是被发现欺骗审稿意见书。也是中国学者,今年是打破纪录的一年。107篇简直到了可怕的地步了。

类似的欺诈并不是只发生在这一个刊物上面。《北京青年报》有个报道说2015年有10个学术刊物发表的64篇学术论文都是出于中国人之手,也撤掉了。可见欺骗早已开始了。这里造成大家对中国的一种误会。实际上我们知道不能凭这一件事情说中国没有好的学者,规规矩矩研究学问, 有的是,很多,但是这些人往往都是出不来的人。他们也得不到国家给他们的研究经费。只有靠自己慢慢做文章。而且做的文章也都很平平实实的,没什么惊人之处。尤其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因为受到意识形态的控制和言论的控制,有些东西都不能发表。只能写这些小的考证的一件事情或者一个制度或者一个人物小的方面。 对历史的大的判断就根本不能出手,所以我报告了这个丑闻以后必须要强调这一点。我并不是说中国没有好的学者。有的是,很多, 但是这些学者我们觉得他们往往都没办法发挥真正的长处。

这样的局面是怎么来的呢?有一种推测就是说中国的升级制度跟在什么刊物上发表东西有关。据北京的报道,如果你在一个国际一流刊物上发表一篇文章,你得到的分数就相当高,

这样你升级就快。不但升级快,而且你要申请研究经费的时候也会拿到很多的钱。所以大家集体造假,互相帮忙,然后可以骗取国家的名位跟研究经费,这是很现实的。但是这样的做法就造成许多人不顾一切来集体造假,集体造假到一个刊物上就有107人之多,其他的国际刊物多得很,如果收集起来数量更是惊人的,因为中国的人又多,十几亿人,研究科学研究各方面的人也不少,如果都对国际刊物实行各种方式的诈骗的话,那不得了了,尤其是这个诈骗的方式是很新的,假造聘请人员,假造聘请书骗编辑部。

过去中国科学家在国外行骗的主要采取的方式是抄别人的东西。过去已经发表过十几二十年前但是没人注意,现在又改头换面写一篇新的文章投到国际刊物上。国际刊物的人不见得个个对过去每一篇文章都记得清楚或者都查得出来就放它过了,放它过了以后最后有人指出,因为看的人都是科学家,你看不到他看得到所以总有人看出,看出就要指出,指出来之后就要撤稿,就要声明这个稿子虽然发表了,不算数,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中国伪造的科学家手上已经相当多了,不但发表偷窃别人过去的东西,现在的也在偷窃,因为现在学术沟通很多,开会读不同的论文,集体讨论,小规模的研究会同样发生,在这个情况之下有人到国外开个会,听到某一个外国科学家报告的一个东西,他不知道的很快就抢先把这个东西变成自己的,或者是用英文投到外国去,或者用中文在中国刊物上先发表,表示是他先发现的。这样的事情相当的多,我记得大概好几年以前数学家领袖人物,丘成桐先生就批评中国大陆的数学界,甚至批评中国北京大学的数学界,认为其中有许多人都不老实,常常抄袭别人的东西。别人还没发表呢,只是在会议上念的论文就被偷窃过来,总而言之,过去以抄袭欺骗,是非常非常普遍的。我们觉得这是值得中国非常警惕的一点,中国不是没有人才,也不是没有科学家。但是科学家要想出头没有别的办法。只有真正地靠研究得到新的成果,受到承认,而中国的情况似乎不是如此,比如上次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唯一的女科学家,她连院士都拿不到,到现在还不是,她不是党所喜欢的,在这个情况之下她就被淹没无闻了。中国本来好像到处想抢诺贝尔奖,得一个诺贝尔奖好像就是不得了的事,比如说文学上拿了一个诺贝尔奖就宣传得一塌糊涂,可是在科学上,这位女科学家居然到现在为止等于是默默无闻。但是在外国很尊重她。

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出来,中国在学术追求真理并不被重视。这里所涉及的问题是一种欺诈的问题,是一种价值上的问题。就是把学术研究,求真或者求善求美都不是当作真正值得追求的价值而是一种手段。这个手段就是得到名或者利或者权。所以,这就表现了社会的整个一个形态,虽然其中有求真求善求美的很多人,但是这一些人总是压在下面,也没有机会把自己的长处完全发挥出来,特别是有思想的控制,有大的框架,就以我了解的史学来讲,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还是笼罩一切的,还在这里不能超越它的理论的限制,如果不能超越理论的限制,你在历史研究上只能在一小点一小点上面偶尔有所发现,但是加起来不成东西。所以西方的史学已经一概地变迁,就是因为研究越来越彻底。包括过去认为不可动摇的结论都推翻了或者修改了。

所以我们也希望在中国学术上能够在世界上站立一个地位的话必须要有新的价值。这个价值就是求真的观念。而不是求权求名求利益的手段。以学术为学术。这里有一种荣誉制度。这个荣誉制度我也是到美国之后才特别感觉深刻的。美国大学考试你可以带书,并没有人监考你,因为人家相信你一定是有荣誉感,不愿意做偷鸡摸狗之事,在发表文章的时候,你只要发现研究中间某些点已经被别人发现了,你即刻就要在你的文章注脚上面声明某某人已经先发现这一点,这一点对我有用。我要根据这一点再往前推进一步,这一类的承认别人比我先发现的事实是一个很重要的荣誉制度。这不是靠别人而是完全靠自己,所以我们在外面做研究工作一定要把你的研究范围内所有发表的文章都要好好研究,在这个方面中国现在有些研究我看见还是引古书,引古书也不见得是直接来的,都是间接从别人转引来的。这在西方就要声明,我的书是属于汉书或者是史记,实际上是某人已经先我用过的书了,这个就是荣誉制度所必须带来的东西,而这些东西是中国人也很重视的。

中国人也反对抄书,比如说三世纪四世纪的时候有个著名的庄子专家郭象,郭象注《庄子》到今天我们还在用,可是郭象注的中间有几篇用了向秀的,比他早一点的庄子专家的东西,而没有公开说出这是从向秀哪里来的。所以一直是一千多年差不多两千年大家都责备郭象,说他抄书。到了清朝的时候,因为考证学的重要,哪个先发现什么,哪个先发现某一本书,发现某一个字跟意思都要先举出来,如果是别人发现的你必须要承认。如果偷窃了别人的马上就会被人指出,名誉扫地了。一直到20世纪,1949年以前的大陆都还是保持这个传统的,所以,我们觉得中国如果希望在世界的学术界、思想界有新的贡献的话,首先必须要认真地采取一种跟西方同样有的荣誉制度。这个荣誉制度中国已经有了,并不是新的东西,但是必须要重新加以强调。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根据5月4日作者录音文件整理,未经本人审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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