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社交媒体账号“李老师不是你老师”发帖称，上述当事人到派出所后，警方电脑中的反诈系统显示其曾接收“境外软件验证码”。现场民警对其手机内应用程序及银行卡信息逐一拍照登记，并上传至内部系统。

湖北网络活跃人士章承（化名）接受本台采访时说，近期越来越多网民被要求在手机中安装所谓反诈软件，一旦使用“翻墙”工具浏览境外网站，很快就会被警方找上门要求说明情况：“很多人装了所谓反诈软件，这些人再翻墙，公安系统就会显示出来，就把你叫到派出所去调查，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其实在中国有很多人在翻墙，大部分人只是想看一看外面的世界，所谓反诈软件就是用来监控人的。”

设备数据进入执法视野

武汉学者郝先生对记者说：“现在的情况已经从网络访问延伸到个人设备和账户信息。很多原本只是技术层面的操作，一旦被纳入管理，就会被当作执法依据。这种做法把网络使用和个人身份逐步连在一起，一旦数据被系统记录，之后再查人就会变得很直接。”

近期，湖北多地接连出现网民因使用VPN“翻墙”浏览境外网站而被公安查处的个案，相关做法开始在不同地区重复出现。湖北公安执法公开平台日前公布的信息显示，3月8日17时许，鄂州市一名许姓男子在家中使用一部荣耀手机“翻墙”浏览境外网站，包括使用X、TikTok等平台。通报称，许男已触犯相关规定，其在接受调查时承认相关行为。

(志愿者提供/记者顾远)

翻墙行为被认定违法及罚款

警方随后对许男给予警告，并处以200元人民币罚款，同时责令其停止联网。

1月28日，孝感一名石姓男子因使用VPN访问境外网站，被当地公安局认定为使用非国家公用电信网进行国际联网。公开信息显示，派出所出动十余名警力到其住处调查，随后对其作出责令停止联网，并处以500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从近期公开案例看，公安已经把网民“翻墙”行为直接按违法处理。研究网络安保技术的工程师李先生对记者说：“从最近这两起案件来看，这种做法正在增加，说明翻墙不再只是技术限制的问题。”

根据公开处罚文书，上述案件均依据《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暂行规定》第六条及第十四条执行，将相关行为认定为“未经批准进行国际联网”。

中国一位因个人安全原因不愿公开姓名的法律界人士对此提出质疑。他对记者说：“这个规定本身就存在问题，因为它和宪法保障的公民获取信息的权利是冲突的。另外，查看他人手机、删除翻墙软件，这本身就是搜查行为，搜查应该经过公安局局长授权。”

识别VPN能力进入应用层

2026年3月，一项编号为CN121691088A的技术方案进入公开程序。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披露的信息显示，该专利由福建紫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于2025年10月申请，内容涉及识别电脑是否开启VPN等功能，目前已进入实质审查阶段。

相关内容在技术社区传播后，引发对监控范围可能进一步扩展的讨论。深圳软件工程师郑先生对记者说，这类技术通常通过识别设备中的虚拟网卡来判断是否使用VPN，一旦部署在企业或公共终端，相关行为便可被识别。“一些开发环境本身也会生成虚拟网卡，如果按同一规则判断，正常使用也可能被当作异常处理。”

值得注意的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已于2026年1月1日起施行，对跨境访问行为的监管明显加强，相关措施正逐步向企业端延伸。

有受访学者对记者说，这类技术一旦被相关部门采用，不仅可能用于限制个人跨境访问行为，也可能影响企业与境外合作中的信息沟通范围。

责编：李诺

这份名单跨越近三十年的中国纪录片创作历程，涵盖底层生存、体制矛盾及历史禁忌等多个领域。有受访者指出，这些影片长期难以公开传播，不在于艺术形式，而在于其呈现的内容涉及官方叙事较少触及的现实议题。

现流亡德国的纪录片制作人郭珍明本周日（4月5日）接受本台采访时说，这种从“播后即焚”到“溯源清理”的审查方式变化，反映出当局对民间真实叙事的持续警惕。他说：“2000年到2010年这十年是中国独立纪录片活跃的时期，出现了很多揭露性、批判性或者反思性的独立纪录片。现在已经没有这类创作。”

部分作品由播出转为受限

清单中不仅包括从未获准公映的地下纪录片，如揭露文革记忆的《我虽死去》，也包括曾在主流平台播出、如今被技术手段限制传播的作品，如医疗纪实片《人间世》和展现基层选举的《请为我投票》。

郭珍明继续说，当年的独立纪录片创作同样属于地下状态，虽不能公开上映，但仍可在美术馆、画廊、书店及影展等空间放映。他说：“在胡锦涛时代，纪录片在美术馆等小范围空间放映，一般没有太大问题。我2009年到北京的时候，记得在798艺术区和一些画廊看到很多纪录片。”

2024年1月8日，网易新闻推出纪实短片《如此打工30年》，上线不足24小时即被全网下架。该片呈现高龄农民工在城市边缘的生存状态，随后以“负能量过重”为由停止传播。

限制延伸至出版领域

类似的内容限制亦出现在出版领域。中国艺术家、作家何三坡接受采访时说，这些作品在国内被称为地下电影或独立电影，基本没有机会进入公共平台：“二十多年前，我在很偶然的时刻，在艺术家朋友的推荐下看过一部《垃圾围城》，深受震撼，并开始为城市的环境忧虑。我想说的是，一部电影可能会改变我们的生活与命运。遗憾的是，在一个非正常的地方，一个政治高压的地方，真实带来的是被打压和抑制，最终会是彻底湮没的命运。”

2026年初，中国基督徒作家何三坡的英文小说《上帝在旧金山》在欧美出版市场迅速传播。该书一周内进入亚马逊、沃尔玛及欧洲多国渠道。作者从未到访美国，却以旧金山为背景完成创作，并称灵感来自信仰体验。其作品未能在中国出版。

尽管反映中国民间生存状态的影像与书籍在大陆互联网中被持续清除，但它们在海外流媒体与民间存储中的传播并未中断。这些影音与文字，持续构成对现实的记录。

旅居泰国清迈的独立作家王继对记者说：“中国有一大批记录底层生活的地下纪录片。我自己写小说，很清楚封锁一部作品有多容易，尤其是纪录片，因为你呈现的是现实，而现实，恰恰是专制体制最警惕的部分。”

王继回忆，上世纪80年代他的作品仍可在国内出版，但近年重新写作后，已完成的四本书均无法在中国出版，只能转向海外发行。

清单涉及多部代表性作品

被列入雪藏名单的纪录片包括《最后的棒棒》《垃圾围城》《差馆》《请为我投票》《我虽死去》《生门》《人间世》《乡村里的中国》等。其中，《上访》为赵亮历时12年拍摄，持续记录北京南站附近访民群体。这部时长逾五小时的作品，因触及信访机制与执法冲突，在中国大陆几乎难以公开呈现。

责编：李诺

旅美学者陆军当天接受本台采访时说，每逢重要节假日，当局都会准备一批宣传官方叙事的电影，而且不管观众是否喜欢：“对于共产党来说，所有的节日都是他们推销自己的意识形态和给民众洗脑的关键节点，因为在这个时机，媒体比较关注所谓英雄主义、民族主义，这些影片围绕一个主旋律，就是共产党伟大光荣正确。”

陆军认为，中国共产党起家靠着两件东西，一个是笔杆子，一个是枪杆子，因此官方格外重视对民众进行各类宣传。而中国电影中的个人奋斗叙事，正逐渐演变为一种缺乏想象力的集体临摹。

有分析指出，这种以节日为节点的集中排片与统一推介，已成为中国文化系统中的常态运作方式。

据经济观察网4月2日报道，在发布活动中，官方首先安排《浴血困牛山》《八子参军》《半条被子》等革命历史题材影片亮相，相关主创围绕“回望历史”“铭记先烈”“致敬英雄”等主题进行介绍。这类内容与清明节的纪念属性形成对应。

年轻观众疏离主旋律影片

异议人士季风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他们现在是以洗脑为主，但是现在看电影的人非常少，以前以年轻人为主，现在年轻人的消费缩减了，尤其是横店拍摄的这种抗日神剧，几乎没有市场。”

与此同时，《我，许可》《我的妈耶》等现实题材影片，以及《天才游戏》《蝴蝶楼·惊魂》等悬疑类型片也在活动中进行推介，但整体呈现顺序靠后。

河北电影制作业内人士周先生接受采访时说，这些官方资助影片耗费大量纳税人的钱，但已经没有市场：“官方要求播放这些影片是一项政治任务，制作人有政府补贴，而且在制作其它电影时可获得政府提供的便利，所以必须拍摄。也有的制片人通过投资这类影片，进行洗钱。”

在进口影片方面，《超级马力欧银河大电影》《挽救计划》《河狸变身计划》等作品被提及，但未成为发布重点。

周先生表示，官方对进口电影的审查极其严格，很多影片无法进入市场，因此今年清明档进口片数量有限，但其票房表现可能优于部分国产片。他说：“进口片仍然存在，但在官方叙事体系中，它们更多被安排在补充位置，而不是主导位置，但在观众看来，进口片才是他们喜欢的电影。”

春节后电影市场明显降温

刚过去的今年春季档整体票房增长有限。公开数据显示，春节档之后电影市场热度回落明显，多数影片票房未达预期，部分中小成本作品上映周期缩短。业内普遍将清明档视为上半年首个关键节点，希望借助三天假期带动观影需求回升。

截至4月初，清明档新片预售票房已超过5000万元人民币。有票务平台分析人士表示，在缺乏好莱坞大型影片竞争的情况下，档期总票房有望突破10亿元人民币，但最终表现仍取决于头部影片的口碑与排片情况。

此次清明档表面上题材更加多样，但在内容排序与宣传重点上，仍体现出革命历史题材优先呈现的特点。学者陆军与业内人士周先生均指出，节假日档期不仅承担票房功能，也成为官方进行历史叙事与意识形态传播的重要渠道。

责编：李诺

观察人士指出，该清单尽管打着“规范管理”的旗号，实则通过设定明确边界，对中国基础教育的运行方式产生影响。其中，将“意识形态”置于首位，也被解读为针对校园思想领域的一次集中整顿。

清单第一条明确，严禁出现反党反社会主义、丑化党和国家形象、诋毁党和国家领导人或英雄模范等言行，并要求不得通过教材、试题、讲座、教辅资料及网络空间传播相关内容。相关规定同时覆盖电子产品及各类公开场合，管控范围较以往明显扩大。

意识形态条款被置于首位

陕西太原中学教师何玲（化名）本周三（4月1日）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这20条负面清单中，前两条严格来说并不属于教学层面的具体规范：“我感觉与当局巩固统治根基的需要直接相关。他们把这两条放在最前面，说明基础教育首先要服从这一政治目标，其次才是教学本身。换句话说，是先看政治要求，再谈教学内容。”

文件明确规定，不得通过网络媒介、论坛讲座、试卷试题、教辅材料及电子产品传播被认定为不当的观点。多位受访教师表示，相关要求已从课堂延伸至更广泛的教育场景，甚至从幼儿园开始。

青岛某中学教师黄思维（化名）告诉记者，近年来教育领域对“导向”的要求不断强化。他说：“现在连试卷出题、推荐书目，甚至家校群里的每一句发言，都得慎之又慎。在一些学校内部，会强调所谓’正确的教育观’，要求教学内容与官方导向保持一致。”

教学与言论边界进一步收紧

黄思维说：“很多时候，我们担心的不是怎么教，而是能不能说。学校不断强调‘政治导向’，而且出了问题要个人负责。在这种情况下，教学空间被压得很紧，老师只能跟着要求走，心理负担也越来越重。”

官方文件第二条，要求校方严格执行国家课程方案，禁止超前教学，并明确不得挤占思想政治、体育、艺术及劳动等课程时间。

贵州大学退休教授梁先生认为，当前将意识形态要求与教学规范并列推进，使基础教育在制度层面表现出更明确的导向。他说：“当局对学生的意识形态和教学管理一直是同时推进的，这在中国的教育体系里一直存在。学校的运作，还是要服从整体体制的需要。”

他表示，在这种安排下，教育体系的空间会受到限制，意识形态要求也较为刚性，也在影响家庭的教育选择。“一些中产家庭会选择把孩子送到国外去，这其实是一种现实反应。”

教师称课堂与表达空间受限

除前两条外，其余条款主要集中在教学与管理层面的具体行为，包括禁止超标超前教学、控制作业总量、规范考试频次、保障学生睡眠时间，以及严禁节假日补课等。

中学教师黄思维认为，除前两条属于明确的政治性要求、需要严格执行外，其余内容更多是配套性安排，并非核心。他说：“这些规定看起来很细，但在实际操作中，学校最重视的还是前面那几条。只要涉及导向的问题，都会被反复强调，其它教学安排反而是其次。说到底，前面那些要求优先级更高，后面的内容才更多和学生本身有关。”

此外，文件还对教师行为与校园治理提出多项限制，包括禁止体罚学生、有偿补课，以及通过直播或知识付费向家长收费，并对教辅征订、校服采购和校园餐等环节进行整治。在校园安全方面，通知提出完善风险排查和应急处置机制，同时要求对教学内容、讲座活动及网络空间加强管理，并明确将对制造教育焦虑、传播不实信息的行为依法处理。

有受访者认为，通过负面清单方式划定禁止行为，使学校在教学与管理中的边界更加明确。其中，意识形态相关条款被置于首位，被部分观察人士视为当前教育管理中的优先方向。

责编：李诺

近日，有网络博主梳理云南普洱、安徽宣城、浙江丽水等六个地级市2024年至2025年的社保数据，并以参保人数减去领取待遇人数作为应缴费基数，计算实际缴费与应缴费之间的差值。结果显示，浙江丽水断缴率约为55.2%，为样本中最高；甘肃白银约为41.2%；安徽宣城约为30.2%；安徽铜陵约为27.6%；广东佛山约为26.2%；云南普洱约为16.7%。上述测算在网络传播后引发讨论。

北京独立学者俞晓敏对记者说，当前的断缴现象与就业结构变化及参保人的现实选择有关。他说：“这不只是地区差异的问题，而是就业结构、人口流动，还有参保人对未来的预期共同影响的结果。现在这个制度是按档次缴费，可以交也可以不交，对收入不稳定的人来说，一旦手头紧，这种长期支出往往最先被停掉。”

从各地公布的数据来看，参保人数与实际缴费人数之间的差距正在扩大。一些受访者认为，这种变化与当前就业流动加快有关，也与长期缴费安排之间的衔接有关。

俞晓敏说：“现在很多人是流动就业、失业率高达20%以上，但当局还是按相对稳定的工作来设计，这两者之间确实存在不太一致的地方。”

失业人数增加 断保人随之增长

近期流传的一份社会数据观察显示，截至2025年第一季度，全国推算的社保断缴人数约为4200万人，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的17.8%。其中，25至35岁群体断缴倾向较为明显。部分讨论提到，这一年龄段对未来回报的不确定性更为敏感。

不过，目前人社部官方尚未公开针对“主动断缴率”的专项统计报告。

在广东经商的湖南籍个体户陈先生对记者说，尽管此前曾连续参保多年，但近年已选择中断。他说：“以前交过几年，后来就停了。在工作难寻、收入不稳的情况下，每年数千元的保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更何况，未来能领到多少还是未知数。”

上述情况在网络讨论中呈现出不同看法。一方面，有网民指出城乡居民保险具备“分档缴费、自主选择”的弹性，且各地补贴标准存在差异；另一方面，也有观点对“投入与产出”的关系提出疑问。有讨论提到，在收入预期不稳的情况下，一些参保人选择中断或延后缴费。

经济下行下生活开支优先于缴费

中国的养老保险体系在20世纪90年代经历了一次较大的调整，从过去以单位保障为主，逐步转向社会统筹与个人缴费相结合的模式。1997年，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确立；2009年启动的新农保在2014年整合为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形成目前的基本框架。

在上海从事人力资源工作的张小姐对记者说，经济下行下，不少企业经营困难，有的企业招聘员工不到半年就停业。她说：“现在企业关停的情况比较多，很多人找不到工作，收入不稳定，也就很难继续缴保费。这种要持续交很多年的制度，在现在的情况下确实有点跟不上。对不少人来说，养老缴费虽然重要，但先把吃饭问题解决更现实。”

目前，中国养老保险主要分为两类：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由单位和个人按工资比例缴费；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则由个人按档次缴费，并配合政府补贴形成个人账户。

随着就业不确定性的增加，中国养老保险缴费的连续性也受到影响。一些受访者表示，在收入波动较大的情况下，生活开支往往被放在首位，养老缴费则容易被延后甚至中断。有受访者说：“现在最现实的是先把眼前的生活稳住，养老的事只能往后排。”

责编：李诺

3月26日，山东晓临律师事务所主任于凯到中国司法部门门前举牌，并提交《对设置“重点管控律师”名单违法行为的情况反映》。他在现场提出“律协自治、缴费自由”及“废止律师执照年检”等诉求。其后，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警察带到福绥境派出所扣留，27日被刑事拘留。

27日中午，北京市西城区公安分局通知律师包龙军前往协助调查。包龙军与李国蓓、张新年等律师一同前往后，被带入西城区公安分局办案中心。截至目前，其电话仍可接通但无人接听。知情人士说，包龙军大约在当日14时左右被警方控制并带离。

十余警察带走律师王宇等人

同日午后，律师卢思位与王宇在北京一处喝茶时，现场有十余名警察到场，将两人分开后带离，王宇被强制带走，此后失去联系，其手机可拨通但无人接听。知情人士说，王宇亦是在当日下午约14时左右被带走。

北京律师张先生对本台说：“警察发现包龙军手机内有一张于凯的照片，于是把包龙军的手机扣了。当晚，除于凯被扣留外，其余律师获释。”

此外，多名律师当晚赶到西城区公安分局执法办案中心了解情况，但未获告知任何信息。亦有律师尝试提交代理于凯的委托手续，被警方以“案件侦办中不接手续”为由拒绝。

于凯举牌反映律师管理问题

山东法律界人士陆沉渊本周日（29日）晚对本台说，于凯已经被西城警方刑事拘留：“最新消息是于凯被刑事拘留了，罪名是涉嫌扰乱公共秩序，关押在北京市西城区看守所。代理律师李国蓓已经接手这个案子。”

陆沉渊说：“律师这个职业按理应保持一定独立性，但现在越来越被纳入管理框架。所谓‘重点管控律师’，在圈内并非新现象，一些被认为涉及敏感案件的律师会被单独列出管理。这种做法没有明确法律依据，但在实际中长期存在。”

他说：“从程序上看，他是提交材料、表达意见，这本来是公民的权利。但现在只要触及制度层面，尤其涉及管理机制，就很容易被认定为‘扰乱公共秩序’。”

卢思位被传唤后获释

于凯被拘留的消息很快在中国人权律师群体中传播。3月28日，持人权立场的律师卢思位对外说：“本人在27日下午3点左右被带到派出所做笔录，案号显示为行政类别，我的身份是证人。”

卢思位表示，询问内容涉及其此前到北京反映行政复议事项，当晚约21时获准离开。他说：“我现在就要求两个事情：一是赔偿钱款、二是办理护照，解除边控。”

中国有关当局对律师的管理要求逐年提高。2008年出台律师执业年度考核相关办法，2010年前后执行趋严。在执业证续期过程中，一些被认为“不听话”的律师常被设置额外限制，包括不予续期或吊销执业证。刘晓原、浦志强等个案曾引发广泛关注。

多名律师在不同场合告诉本台，当局“吊销执照”成为悬在律师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另外，中国律师群体中长期存在质疑，认为律协应实现更大程度的自治，律师会费应具备选择空间，同时主张取消与执业资格直接挂钩的年度考核机制，即“废止律师执照年检”。有法律界人士说，相关事件显示，对律师行业的管理正从个案处理延伸至制度层面。

责编：李诺

谢阳前妻陈桂秋对本台说，当局为了打压谢阳，罗织罪名：“谢阳被抓只是去探望另一位李田田老师，随即于2022年1月11号就被抓了，那位老师是为维护公民的言论自由被拘留，谢阳去是维护言论自由被抓，现在没有法律了。”

判决于3月23日在长沙市中级法院作出。庭审过程中，辩护律师未被通知出庭，亦无法阅卷或参与辩护。旁听席除家属外，多为不明身份人士。

庭审缺席辩护引发程序质疑

陈桂秋说：“秘密审判谢阳的时候只有一份通知，就直接宣判完了，国保才通知谢阳的哥哥，没有律师出庭。谢阳在庭上看到没有律师就和他们争执，上午判完，谢阳说要上诉，我们赶紧就请了张磊律师代理上诉。”

根据长沙市检察院起诉书，谢阳自2018年起在推特、微信发表涉及政治制度的评论，并接受境外媒体采访，被认定为“歪曲事实、诋毁政权”。检方将上述行为列为主要罪证，并指其“不思悔改”。

中国709律师黄先生对本台说：“谢阳被以煽动罪判处5年有期徒刑，这是极其野蛮的行为，当局因为言论判谢阳的刑，这在任何一个社会都是不允许的。如果有这种情况，那么这个社会极其反动、邪恶。”

联合国认定属任意拘留

联合国“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于今年2月发布第73/2025号意见书，指出谢阳的相关言论属于《世界人权宣言》保障范围，并认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适用过于宽泛，缺乏明确法律界定。意见书要求中共当局立即释放谢阳，并提供赔偿与补救。

谢阳在审前被羁押逾4年，其间至少13次延期。虽然中国政府声称相关延期符合中国法律规定，但工作组认为，羁押时间过长，程序亦失公正，因此裁定谢阳属任意拘留，并认为应立即将其释放。

在羁押期间，谢阳长期被限制通信，被戴手铐脚镣，并遭语言侮辱及包夹看管。联合国文件记录，他曾长达7至8个月无法会见律师，并遭殴打与剥夺食物等情况。

羁押四年与言论定罪争议

谢阳曾于2025年1月1日在看守所写下“宁砍头，不低头”的声明。谢阳的友人、律师覃永沛对记者说：“在羁押期间，他母亲去世，我也失去了母亲，这种情况下，人几乎撑不住。”

谢阳出生于1972年，湖南长沙人。2011年起，他开始代理涉及公权力滥用的案件，并逐步转向维权领域。2015年“709事件”中，他曾被拘押并遭指控，之后长期受到监控。

2022年1月，谢阳因前往湖南湘西声援教师李田田而被捕。李田田此前因言论问题被送入精神病院。陈桂秋对记者说：“他只是去声援一个老师，但之后就被带走了。”

联合国在此次意见书中认定，谢阳案同时构成四类“任意拘留”，包括缺乏法律依据、因行使言论自由遭报复、审判程序违规，以及基于身份与观点的歧视。文件并提及相关行为可能涉及“危害人类罪”。

责编：李诺

哈萨克人权组织“阿塔珠尔特志愿者组织”创办人赛尔克坚对记者说：“当地政府出台一些土政策，不让牧民出售或转让草场，也不允许农民转让承包的农用土地。甚至哈萨克族人自己的楼房或农村住房也不能出售。有些人想把房产过户给亲属，比如亲弟弟或亲妹妹，政府也不给办理过户手续。”

赛尔克坚指出，这些“土政策”主要集中在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下辖的多个县市。据当地居民反映，准备离境前往哈萨克斯坦定居的民众，在处置不动产时面临重重障碍。他强调，相关措施并无正式法规文件支持，通常是在当事人办理户籍注销或出境审核时，由基层部门以口头方式告知。

限制出售房产与转让土地

近年来，不少新疆哈萨克族居民选择移民哈萨克斯坦。对于这些家庭而言，出售原有房产或转让土地承包权，是其在新居住地租房及开展新生活的核心经济来源。

已移民哈萨克斯坦的哈萨克族女子迪娜向本台证实，自去年底以来，相关限制明显收紧。迪娜说：“去年9月开始，伊犁各县市规定，离开中国的人不能把房子卖了。如果不把房子卖掉，移民哈萨克斯坦后就没有钱租房，也没有资金做小生意。他们卖房子要向村长、乡政府申请说明原因。很多人为了出国，房子也不要了，承包的地也不要了，什么都不要了。”

迪娜透露，部分申请离境者被强制要求签署承诺书。迪娜对记者说：“承诺书上面写的就是我再也不回归中国，我放弃我中国的一切财产呀，房子呀，土地呀，我不要这些东西，就这么承诺的话，就可以移居到哈萨克斯坦。”

除了财产处置权受限，部分居民在申请出境证件时，还被要求提供“政治担保人”。哈萨克居民努尔别克回忆其亲属办理护照的经历。努尔别克对记者说：“我的亲戚、我的哥哥到哈萨克斯坦过来之前，在公安局办护照的时候，他们让我哥哥找几个人担保，是三个人，也是我们亲戚，然后才给他办了护照。说的是，如果到哈萨克斯坦来乱讲话，说出中国的事情，就中国留下的我的那些亲戚，把他们惩罚。当时就这样走过来的。”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地处边境，是中国哈萨克族的主要聚居地。与中国其他地区不同，新疆部分少数民族在申请护照、跨境联系及出境审查方面长期面临更为严苛的管控。

管控少数民族方式续细化

自2017年起，当局在新疆加强了对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少数民族的社会动态监测。观察人士指出，由于哈萨克族与邻国哈萨克斯坦存在紧密的血缘与文化联系，跨境流动频繁，当局近年来将管理延伸至财产处置领域，显示其对该族群的社会管控已进一步细化。

哈萨克斯坦是中亚最大的国家，也是与中国新疆接壤的重要邻国。自1991年哈萨克独立以来，该国政府长期推行名为“欧若曼”（Oralman）的移民政策，鼓励散居海外的哈萨克族人回归祖籍国定居。在中国境内的约150万哈萨克族人中，不少人因血缘、文化及宗教联系，选择跨越边境定居。

然而，随着2017年起中共在新疆启动大规模的“反恐”与“去极端化”运动，这条移民之路变得愈发艰辛。有人权组织曾公开表示，除了维吾尔族外，哈萨克族也是这场社会工程的主要管控对象。许多哈萨克族居民在申请护照、出国探亲甚至与哈国亲属通电话时，常面临“再教育营”或“政治审查”的威胁。

近年来，尽管中哈两国政府多次强调外交关系稳定，并签署了互免签证协议，但新疆地方政府对少数民族的管控并未随之放松。有研究新疆民族政策的学者说，当局过去主要控制人员流动，如今连房产与土地处置也纳入限制，显示对哈萨克族群的管理已延伸到财产层面。

根据新华社报道，当日行程显示，习近平先后前往雄安启动区、中国华能集团及北京四中雄安校区，并与入驻单位人员接触。

这是习近平相隔两年之后，再次率常委到雄安考察。北京独立学者付涛（化名）本周二（24日）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习近平与另外两名常委到雄安视察，在目前雄安已经被强行推进的情况下，北京很多中央的大专院校和企业都被要求入驻雄安：“这个进度在过去两年确实是加快了。但是雄安的人气，以及外界对雄安的预期，仍然是相当低迷的，就像中国现在出现的严重通缩一样，雄安也不例外。”

行程与随行人员两年后再访雄安

付涛表示，在这种情形之下，习似乎是为了显示他没有遗忘雄安，就照例去了一趟：

“我认为这更像是一次象征性的视察，对中国目前的通缩状况不会有什么实质改善。但问题在于，从今年春节之后，中共才开始在全党范围内推进所谓的政绩观教育。那么在这种背景下，雄安作为他亲自划定、亲自部署、亲自规划的项目，它的实际表现，与当前这场政绩观教育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这是值得思考的。”

付涛判断，习近平此行可能是试图把这次视察雄安：“作为向党内县处级以上干部进行政绩观教育的一个样板。但问题是，这个样板本身，很难说是一个正面的示范。”

此次习近平等随行人员包括国务院总理李强、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以及负责宏观经济与重大项目的副总理何立峰。

随行名单变化 经济系统介入信号

与2023年考察相比，此次随行人员中出现何立峰，被视为一个变化。北京大学社会学者梁先生对记者说：“这次把何立峰带上，说明问题已经不只是政治层面的‘定调’，而是到了需要动用投资和资源去解决实际问题的阶段。”

他说：“如果一个项目需要最高层反复出面，再加上经济系统介入协调，通常意味着它在市场层面还没有形成自我运转能力。雄安目前的问题，不只是建设进度，而是产业与回报能不能跟上。”

疏解仍在推进 行政力量持续主导

根据官媒通报的座谈会会议内容显示，雄安当前仍需分批推进央企、高校及医院等机构迁入，并加强对相关人员的政策保障。

北京一位长期观察区域经济的学者肖先生对记者说：“如果一个城市需要不断靠政策去‘安排人过去’，说明它本身的吸引力还不够。雄安现在最大的问题，不是建得快不快，而是人愿不愿意留下。”

此次考察中，习近平还前往北京四中雄安校区，走进教室并察看学生食堂。官方提及学生应与雄安共同成长。

河北唐山退休教师刘女士告诉记者：“现在不少人是被调过来的，但家里人不一定愿意一起搬。学校、医院这些配套如果跟不上，很难让人真正留下来。”

反复强调“正确” 项目预期出现分歧

在座谈会上，官方再次提及雄安建设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并称相关决策“完全正确”。类似表述在历次视察中多次出现。

学者肖先生说：“如果一个项目本身运转顺利，其实不需要反复去证明它是对的。现在这种表态，更像是在回应外界对投入与回报的质疑。”

会议中再次提及“新质生产力”、科技创新与产业融合等方向。相关提法延续近年政策框架。

学者肖先生表示：“现在提出这些概念，其实是在为一个还没有成熟产业基础的地方找方向。如果企业没有实际收益预期，单靠政策推动，很难形成稳定的产业生态。”

雄安新区自2017年设立以来，被官方定位为“千年大计”。在多轮高层推动与资源投入之下，相关建设持续推进。然而，在人口导入、产业集聚与资源配置尚未形成内生机制的情况下，该项目的长期可持续性仍存在不确定性。

责编：李诺

3月上旬中国全国两会期间，多名成都居民与知情人士向记者反映，当地已建立针对“重点人群”的分级预警系统，由基层街道与派出所具体执行。一位基督徒告诉本台，秋雨圣约归正教会的信徒长期受到控制：“国保对家庭教会看守很严，他们要求我们加入三自教会，但我们不愿意去官方教会，我们现在只能三两个人分散聚会，秋雨教会是他们重点关注的教会。”

有熟悉当地情况的丁先生对记者说，每年中国全国两会期间，地方政府都会进入维稳状态，相关稳控措施通常提前部署并在会议期间集中执行，已形成固定操作模式。他说： “成都作为中国内地人口流动较大的城市之一，长期聚集来自西藏、新疆等地区的人群，同时亦有较多家庭教会活动，比如秋雨教会，当局打压基督徒，当局也要稳控。

丁先生说，近年来当地对宗教团体的管控持续加强，部分未纳入官方体系的教会已被列入长期关注范围。例如秋雨圣约归正教会等群体，过去已多次受到执法部门干预，一些信徒被带走调查或限制聚会，相关案例在当地信徒群体中较为普遍。

他还指出，随着经济环境变化，一些失业、经营失败或家庭状况不稳定的人群数量增加，这类群体在官方分类中被视为潜在不稳定因素，亦被纳入重点关注范围。在全国性重要时段，如两会或国庆期间，相关人员往往会面临更严格的管理措施，包括被上门询问、限制外出，甚至通过房东施压等方式要求其离开原居住地。“上述做法并不限于成都，在多个城市均有类似安排，体现出当局近年来对重点人群动态管控的普遍趋势。”

重点人群分级预警机制形成

据X账号“李老师不是你老师”转发的网民投稿显示，当局将6类人群列为“不放心人员”。熟悉成都情况的知情人士尹先生对记者说，当地近年对“重点人群”的管理明显趋严，纳入范围持续扩大，一些原本不在重点名单中的群体也被逐步登记。他说，相关措施在基层层面执行较为具体，不同街道和派出所之间做法略有差异，但总体方向一致。

尹先生还指出，涉藏、涉疆人员被列入专门管理类别，包括来自西藏、新疆地区人员，以及四川境内藏族、彝族等民族自治州相关人群，均被纳入管理范围。

尹先生对记者说，“不仅是当地人，来成都读书的学生也会登记，有的人在成都出生，只要家庭背景涉及这些地区，也会被列入”，部分人员即使迁往外地，仍会被持续跟踪，“人搬走以后，会有人去新住址核查，有的持续几个月”。

成都一家商务酒店人员告诉记者，西藏和新疆籍旅客入住，均需向派出所备案：“所有入住旅客身份证等资料都会上传到派出所，还要电话通报一次，这项规定已经实施很多年。”

网民投稿显示，被纳入重点监控的人群范围较广，包括台湾人、基督徒、失业者及新疆籍汉人等。当局将上述人群与精神障碍人员、刑满释放人员、“三失一偏”群体及重点信访、涉法涉诉人员一并列入“不放心人员”，相关分类近年来已扩展为“五失一偏”。

分级监控强化 人员跨区域持续跟踪

网民投稿还提到，来自西藏、新疆地区的人群被单独列入管理范围。这不仅包括在成都生活或工作的西藏、新疆居民，也包括来自四川境内藏族、彝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人。只要个人背景涉及西藏、新疆或相关民族地区，即可能被纳入这一类管理。相关范围还延伸至在成都就读的大学生、婴幼儿等未成年人、1949年前出生的老人，以及参与援藏援疆后返家的汉族人员，即便其子女出生地和身份证均在成都，仍被纳入管理体系。

网民投稿还提到，当地依托统一平台对相关人员进行分级管理，分为红、橙、黄、蓝四个等级，其中红色为最高等级，对应重点监控对象。人员一旦被纳入，管理不会随流动而结束，即使迁往外地，仍会被持续跟进调查数月，并通过安排打卡岗位、固定接触以及调取出行信息等方式进行跟踪。

责编：李诺

前八九学运领袖王丹本周三（18日）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八九一代》由多位当年参与1989年学生运动的人士共同发起。他本人亦为编委之一：“办这份杂志主要有两个目的，第一，保留历史记忆，让当年参与八九民运与中国民主运动相关的历史资料能有一个集结的地方，让当年的八九同学，有一个新的精神家园。”

他介绍，该刊创办主要基于两个目的。一是保存历史记忆，将1989年之后中国民主运动相关的经历与资料进行整理与汇集，为当年的参与者提供一个持续记录与交流的平台。他说，希望借此为“八九一代”建立一个新的精神空间，使相关记忆能够长期留存。

跨世代参与历史书写

二是推动相关群体的再次集结与讨论。王丹说，许多当年参与者仍对中国未来抱有期待，希望通过这一平台重新联系，围绕中国的变化与可能路径展开讨论，“看看还能为中国做些什么”。

他表示，《八九一代》向海内外投稿者开放，不仅限于当年参与者，也欢迎年轻一代围绕1989年历史及相关议题进行研究与写作。他说，未来刊物将逐步纳入更多不同世代的观察与分析，第二期、第三期也会增加相关内容。

王丹说，这份刊物希望在保存历史记忆的同时，延伸至对中国未来的思考，“也希望能得到外界更多的支持”。

延续八十年代学生刊物传统

《北京之春》杂志主编胡平对记者介绍，《八九一代》杂志的创办，延续了当年学生群体以出版物进行交流与表达的传统。他说，1980年代中国高校曾出现多种学生刊物，成为当时思想讨论的重要渠道，而此次杂志的出现，可以视为这一传统在海外的延续。

胡平说：“办这本刊物非常重要，八九民运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课题，有必要把八九一代作为刊物的名字，这是当代中国历史上非常重大的事件，他的来龙去脉、过程以及结果，对今天的影响都值得人们去描述，研究。”

有接近编辑团队的人士说，杂志筹备自2025年下半年启动，参与者通过线上协作完成选题与编辑工作，并逐步建立供稿与审稿机制。“大家分散在不同国家，只能用远程方式配合，但推进一直没有中断。”

普通参与者的记忆正在消失

台湾华人民主书院协会理事长曾建元表示，1989年的学生运动是一场广泛参与的社会运动，但许多普通参与者的经历，后来逐渐从公共记忆中消失。

他说：“当年参与的人其实都还在，大部分都还在。那一代人现在差不多六十岁到七十岁，很多已经退休了，也有时间去回顾自己当年的经历。”

曾建元认为，应当鼓励更多参与者记录个人经历，以补充历史叙述的不足。他说：“过去关于八九的叙述，很多集中在一些代表人物身上，但实际上，普通民众的参与经验才构成了历史的整体。如果这些记忆不被记录下来，就会慢慢消失。”

公开信息显示，《八九一代》目前主要通过线下渠道发行，洛杉矶“六四纪念馆”成为首个展示与销售点。

1989年，中国爆发了一场席卷全国并引发国际关注的八九民运，无数学生与市民走上街头，核心诉求指向政治改革与遏制腐败。同年6月4日凌晨，中共调集军队与坦克进入北京天安门广场，实施武力镇压并清场，造成严重流血伤亡。此后，该事件真相在中国境内遭到全面审查与封锁；参与者被迫噤声、系狱或流亡海外。尽管面临长期的政治高压，这段被抹除的记忆仍在压制与封锁中持续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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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于美东时间3月15日晚8时在纽约曼哈顿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附近进行。现场影像显示，投影开始后不久，有数名疑似领馆保安人员走到投影光源前试图遮挡画面，领馆建筑外的照明系统也同时打开，以强光干扰投影。

海外人权组织“中国行动”发言人苏雨桐对记者说：“中国有3·15打假日，但最大的假货从未被检测过。他们这次派保安来挡我们的灯，恰恰说明这束光让他们害怕。"

她说：“十几个在美国的志愿者刚到中国领事馆这边的停车场，我们在停车的时候就已经被对方观察到了，中国领馆人员出来看了眼，试图用他们的照明灯干扰，但是他们的光太弱，没有干扰成功。”

据活动组织者介绍，投影持续数分钟，其间投影位置多次调整，以避开领馆方面的强光干扰。现场有纽约警方到场，但未对投影行为进行干预。

投影内容讽刺中共体制

行动组织者表示，这次投影行动刻意选择在中国“3·15″晚会播出当天进行。投影内容以模拟“产品检测“的方式，对中国共产党进行讽刺性“质量检验“。

投影画面包括四组图像。第一幅画面显示一只身穿防护服的卡通羊驼形象手持试管，对带有新冠病毒图案的镰刀锤子标志进行“核酸检测“。第二幅画面模仿产品标签，标示“中国共产党“的四项“成分“为”剥削“”独裁“”谎言“与”禁评“。第三幅画面在镰刀锤子图案上叠加“剧毒“警示标志。最后一幅画面则将相关图案投入标有生物危害标志的垃圾桶。

苏雨桐对记者说：“从谎言治国到言论审查，中共是中国社会系统性造假的根源。3·15这天，我们给出自己的检测报告：剧毒，应予丢弃。"

系列投影行动持续扩大

这是“中国行动”针对中国海外使馆的第四次投影活动。前两次为2025年11月26日白纸运动三周年纪念日和2025年12月10日国际人权日在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第三次是2026年1月1日在德国柏林中国大使馆外的投影行动。

活动组织者表示，在此前几次行动中，领馆方面并未派人到现场阻挡投影，而此次则出现保安人员提前到场并遮挡光源的情况。

据了解，“中国行动“（China Action）是一个总部位于美国的非营利组织，主张以非暴力方式推动中国政治改革。该组织于2025年在多个城市发表《全民反抗运动宣言》，并在北美和欧洲多地发起投影行动。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位于中国西北部，与哈萨克斯坦接壤，当地居民长期存在跨境学习、经商和探亲往来。

该组织创办人赛尔克坚在接受本台采访时透露，他的线人近期从新疆当地冒着巨大风险偷拍并传出一批判决书、刑事拘留通知书及检察院批捕文件。文件中记录了被捕者的姓名、住址和案件情况。

赛尔克坚说：“今天我获得了一个非常独特的消息。”

他表示：“这42个人从2018年失踪到现在，外界毫无音讯。他们的家属至今留在新疆，不敢发声，也无从打听。通常进入集中营的人在两三年后可能会有回音，但这42个人被转入了正式司法系统重判，从此人间蒸发。”

在这批文件中，一份从伊犁州有关部门办公室流出的哈萨克文材料提到8名哈萨克族人的姓名，其中包括叶尔别克·乌勒特吾勒（Yerbek Ultuly）、努尔赛娅·努尔丹克孜（Nursaya Nurdankyzy）等人。

参与宗教活动被判刑16年

其中一名当事人叶尔扎提·阿布扎依提被指参与宗教活动并被判刑16年。自由亚洲电台获得的一份维吾尔文案件材料显示，当地法院以“煽动极端主义”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等罪名对其作出判决。

根据文件内容，叶尔扎提·阿布扎依提出生于1988年6月30日，哈萨克族，农民，户籍所在地为新疆伊犁州巩留县吉尔格郎乡沙尕村一街84号。材料称，他在2018年1月被送入当地“教育转化中心”，同年4月13日被巩留县公安局刑事拘留，4月17日经检察机关批准逮捕，并被关押在巩留县看守所。

(志愿者提供)

案件材料还称，他曾在当地清真寺学习宗教礼拜，并在斋月期间参加宗教活动。当地法院随后以“煽动极端主义罪”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6年，并处罚金及剥夺政治权利。外界长期质疑，“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在中国司法实践中常被用于处理宗教活动或群体性行为案件。

不过，包括叶尔扎提在内的42名被判刑人员，其家属至今未收到官方通知。记者查询伊犁州法院、巩留县法院网站以及中国裁判文书网，均未发现相关案件记录。记者致电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中级法院查询，但电话始终无人接听。

赛尔克坚表示，叶尔扎提被认定的所谓“罪证”，主要是他曾持合法护照前往哈萨克斯坦，在当地一所宗教学校学习不到一年的阿拉伯语和《古兰经》诵读课程。

他说：“伊斯兰教传统要求用阿拉伯语诵读经文，这在国际上是正常的语言和宗教学习，但在新疆当局眼中，这成了受极端思想洗脑的铁证。”

去哈国学习宗教回国被捕

文件还提到另一名当事人叶尔别克·乌勒特吾勒（Yerbek Ultuly）。材料称，他在2012年曾在哈萨克斯坦一所宗教学校学习一年。回到中国后，他被指向他人介绍宗教知识，并劝导身边人按照伊斯兰习惯进行祈祷和封斋。

文件还记录了他的家庭出行情况。2014年初，叶尔别克带着妻子米拉古丽·扎尔穆哈买提克孜（Miragul Jarmukhametkyzy）前往哈萨克斯坦，让妻子在当地接受约一周的宗教学习。这段当时合法的跨国旅行，在2018年的调查中被认定为诱导他人从事非法宗教活动。

除了判决文件，曾被关押人员的讲述也反映出，当地社会气氛仍然紧张。

曾被关押在新疆“再教育营”的商人迪娜对本台说，她最近虽然已很少与新疆当地人联系，但仍偶尔听到一些情况。她提到，一名在当地火锅店工作的熟人不久前被有关人员带走问话。

迪娜说，他先被新疆警察盘问约六个小时，随后又被问话十个小时。问话内容主要围绕他是否认识某些人、是否去过某些地方，以及是否与宗教活动有关。

她说，这名男子反复解释自己只是普通人，有四个孩子需要养活，生活本来就困难，从未参加过任何宗教组织或相关活动。经过长时间问话后，他最终被允许回家。

迪娜说：“他回来以后整个人都变了，脸色都变了，好像一下子老了一年一样。”

赛尔克坚表示，目前他们正组织团队将这批哈萨克文法律文件翻译成中文和英文，准备向联合国及国际人权组织提交。他说：“这些文件是活生生的证据，证明了中国政府如何将正常的宗教习俗和合法的出国经历进行刑事化定罪。”

责编：李诺

郭珍明本月初抵达德国柏林。他在通话中对本台说，自己3月1日进入德国，目前获得一项为期一年半的奖学金资助，将利用这段时间继续从事创作，并整理此前在新疆拍摄的影像资料。

他说，自己于2024年6月离开中国，先后前往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土耳其等免签国家停留，随后办理德国签证。目前在德国获得的是艺术项目资助，而非政治庇护。

乌鲁木齐郊区拍摄疑似集体劳动场景

郭珍明表示，从2024年5月至2025年2月，他曾在新疆活动约八个月，原本计划拍摄一部个人创作影片。在一次取景过程中，他意外拍到一处异常劳动场景。

他说，那是在2024年12月，当时他在乌鲁木齐市郊区铁路附近取景。当时刚下过雪，他在一公里外看到大量人员在铁路上清理积雪作业，于是上前查看。

(受访者提供/记者顾远)

他说：“我是在一个地点看到铁丝网，有几百人在劳动，他们穿的有一点像清洁工人，但不像清洁工，他们分成十多个小队，有一个小队有一个监督者，我拍摄两分钟就被发现了。”

郭珍明说，当时这些人在清理铁路上的残雪，当铁丝网内的监督者发现他后，大声呵斥。

他说：“他就训斥我，说赶快停下来，不准拍！不准拍！你在那里等着，警察会过来，我知道这个内容肯定是不允许拍摄的，我知道闯大祸了，赶紧跑了。”

现场照片显示多人统一作业

人在柏林的郭珍明向本台提供的两张照片显示，在积雪覆盖的铁路沿线，约30名身穿统一黄色外套的人员沿铁轨排成长队清理积雪。现场周围设有铁丝网围栏，人员被分成多个小组，每组都有负责人在旁监督，远处可以看到城市建筑和工业设施。

郭珍明估计，当时现场约有十多个小组、约两百多人参与劳动。他说，这些人多数看起来像维吾尔族，是根据体貌特征作出的判断。

他说：“有一些人过来看了我拍的影片，一看就像学习班的人或集中营的人在铁路上清扫积雪，看他们体质特征像是维吾尔族。我与他们的距离就5米，劳动的那些人看到我在拍他们，似乎不了解，表情中好像是这里突然出现一个汉族人拍他们。”

新疆人权问题持续受到关注

近年来，新疆的人权状况一直受到国际社会关注。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2022年发布报告指出，中国政府在新疆针对维吾尔族和其他穆斯林群体的政策可能构成严重侵犯人权行为，多个人权组织也长期关注新疆地区的强迫劳动问题。

中国政府则否认相关指控，称新疆设立的职业教育培训中心旨在打击极端主义，并表示当地各族民众的就业与生活状况持续改善。

拍摄事件或与处罚案件有关

郭珍明表示，他意识到相关画面可能属于官方不允许记录的内容，于是立即驾车离开现场。约一个多月后，警方和文化部门人员到其住所进行搜查。他认为，自己后来遭遇的行政处罚案件，很可能与那次拍摄有关。

不过他说，当时拍摄的视频已经提前备份并转移保存，因此并未在搜查中被发现。

他说：“如果当时被搜到，我可能就出不了新疆了。”

郭珍明表示，目前仍保存着相关视频资料，并计划整理后，在适当时机将视频提交国际媒体或人权组织。

此前，本台曾报道，郭珍明因在新疆进行音乐采风拍摄，被乌鲁木齐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认定“未备案擅自摄制电影”，拟罚款人民币七万五千元并没收设备与素材。该案被认为是2017年《电影产业促进法》实施以来，中国首例因个人拍摄行为被处罚的案例，引发法律界和文化界关注。

郭珍明表示，他未来公开的内容将主要限于自己当时看到和拍摄到的事实。

责编：李诺

伊朗军方此前并未在声明中明确表示“仅允许中国船只通过”。但在中国社交平台，一些小粉红和所谓爱国网民声称，只要船只悬挂中国国旗即可避免遭到攻击，顺利通过海峡。

中国媒体观察者网报道，3月5日凌晨，一艘名为“铁娘子号”（Iron Maiden）的散货船在通过海峡时，将船舶自动识别系统（AIS）信号从“待指示”更改为“CHINA OWNER”（中国所有），并沿阿曼海岸线航行通过。

随后，新浪新闻、中华网等网站也报道称“中国货船安全通过海峡”，并称“非敌对国家船只不受限制”。引发大量网民点赞。不过，有网民嘲讽：霍尔木兹海峡通不过，抖音上可以通过。

“国旗护航”说法引发争议

3月8日，一段由中国船员拍摄的视频在社交媒体流传。画面显示，多艘货轮停泊在海面上。船员说：“抛锚的船还是挺多，继续等着，没有通知，谁也不过。”他还补充说：“有的在远处，看不到。”有网民留言：请求”战狼“吴京前来支援。

视频画面显示，拍摄者站在船头驾驶室附近，前方海面上停泊着多艘就地抛锚的货船。相关画面随后在中国网络引发关注，也被不少网民视为中国船只并无通过海峡“特权”的例证。

山东学者马刚全接受本台采访时说，每当涉及中国官方叙事，总有一批人罔顾事实，借机宣扬所谓爱国主义。他说：“现在网上流传很多说法，比如伊朗已经摧毁中东所有美国基地、击沉美国航母之类，听起来像是真的，其实很多都是没有根据的内容。”

马刚全还说，一些网红抓住部分人不辨真假、只愿意听自己想听的信息的心理，不断制造情绪收割流量。“每当涉及中国或国际局势，这类内容就特别多，现在几乎已经形成一种专门依靠流量变现的模式。”

霍尔木兹海峡油轮大规模滞留

航运数据机构统计显示，受伊朗封锁威胁及美伊紧张关系影响，截至3月9日，霍尔木兹海峡两侧滞留船只约400至700艘，其中包括300多艘原油油轮和上百艘成品油轮。摩根大通分析称，目前至少有411艘油轮确认滞留，海峡通行量已从以往每天约138艘骤降至约3至8艘。

山东青岛港附近居民莫先生接受记者查询时表示，当地不少油轮航运受到影响：“霍尔木兹海峡封锁后，我们这里一些运油船已经停运，现在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恢复。我有个邻居是船员，最近单位已经安排休假。”

网络活跃人士吕先生对记者说，中国官方媒体以及微信、微博上的舆论，在报道美国和以色列打击伊朗的问题上明显偏向伊朗。

他说：“但很多网民对伊朗并没有太多好感。在我的印象里，伊朗曾经是一个比较富裕的国家，自从霍梅尼上台后实行神权统治，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差。像委内瑞拉也是这样，从曾经的富裕国家逐渐走向贫困。”

政治立场主导网络讨论

吕先生还批评说，一些网民在讨论国际问题时往往不去判断是非曲直，而是先根据政治立场作出结论。他说：“很多人看问题不是先看事实，而是先看立场，只要符合自己的政治立场，就会无条件支持。”

目前，大量油轮聚集在海峡两端。阿曼湾一侧约150艘油轮在富查伊拉及阿曼海岸附近抛锚，波斯湾内约200艘已装载石油或天然气的船只在伊拉克、沙特和卡塔尔近海待命。同时，伊朗在该区域实施的GPS信号干扰已影响约1650艘船只的导航系统，增加了航行风险。

另外，马士基、赫伯罗特等多家国际航运公司已暂停相关航线。业内人士表示，如果紧张局势持续，中东产油国有限的陆上储油能力可能在约22至25天内达到上限，滞留油轮可能被迫返航或在公海等待。

霍尔木兹海峡位于阿曼湾与波斯湾之间，是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运输通道之一。美国能源信息署数据显示，全球约五分之一的石油运输需要经过这一水道。

责编：李诺

在广东陆丰，春节游神活动是当地一年中最隆重、最热闹、也最具凝聚力的传统民俗盛事。神明巡行时，村民会点燃堆积如山的爆竹和烟花迎接，整条街道被硝烟和震耳欲聋的炮声笼罩，炮声密集，烟雾弥漫。这也是当地人祈求“红红火火”的方式。

然而，今年陆丰当局不顾村民反对，强行出台“禁炮令”，禁止人们在春节游神期间燃放鞭炮，最终引发全大规模抗争。有网民称，这次抗议数以千计，有人说过万人。但本台无法核实。

警方禁放爆竹并拘人惹不满

住在陆丰红星综合市场的居民陈先生3月8日对本台说，前一天，不少居民仍按照往年的习惯准备爆竹，但遭到警察阻挠。他说：“后来很多人不听警察的话，把提前买好的爆竹拿出来放，这是他们当地的风俗，神像出来以后就开始放炮。我听说警察抓了几个人，今天放了。”

陈先生说，当地春节游神活动每年都会举行，燃放鞭炮是迎神仪式的重要部分。“神像巡游到哪一条街，村民都会放炮迎接，这是从老一辈传下来的习俗。政府今年突然说不能放炮，很多人觉得这不可思议。”

X平台账号“昨天”（YesterdayBigcat）发布的视频显示，广东陆丰市区多条街道聚集大量民众，他们发出喊叫声，但无法听清具体内容。街面布满燃放后的爆竹纸屑，空气中弥漫烟雾。视频中还能看到警车进入现场，周围聚集大量围观民众。

另一段画面显示，多名身穿制服的公安人员在街边控制一名男子，附近停有印有“公安”字样的警车。路口两侧站满围观者，众人举起手机拍摄现场情况。

现场视频中，街道上人山人海，有人站在街道中央，有人骑着摩托车穿梭行驶，也有人举起双臂向后方人群呼喊，周围群众不断向前聚集。街道两侧部分店铺灯光仍然亮着，部分车辆被迫减速或绕行。

陆丰一名从事个体经营的商户叶先生对记者说：“前两天就有年轻人在放爆竹，警察看见就抓，听说差不多抓了十几个人，引起很多人不满，所以老百姓才发生大爆发。警车进来，气氛就有些紧张。”

叶先生说，当地政府此前已经发布通知，要求春节期间限制燃放烟花爆竹。“通知发出来以后很多人都在讨论，有些人觉得游神不放炮就不像游神。”

学者：游神是当地重要民俗

广东民俗学者廖月明接受本台采访时说，陆丰以及汕尾、潮汕一带长期保留游神传统，这类活动往往由村社或宗族组织，居民参与度很高，但不知当局为何禁止。他说：“对当地社区来说，游神不仅是一种民间信仰仪式，也是一种社区活动。很多人把它看作一年中最重要的节庆。如果行政命令直接限制关键仪式，容易引发居民的不满。”

游神是广东东部沿海地区广泛流传的一种民间宗教与传统节庆活动，主要分布在潮汕地区、汕尾、陆丰、揭阳、潮州等地。活动多在春节、元宵节或重要庙会期间举行，是当地最重要的民俗仪式之一。游神通常由当地寺庙、宗族或村社组织进行。活动当天，人们将供奉在庙中的神像请出，由信众抬着在街巷巡游，沿途接受居民供奉。

据了解，陆丰当局此次执法的依据，被认为与当地实施的烟花爆竹禁燃通告有关。该通告将市区划为禁燃区域，并规定即使在“游神”等传统民俗活动期间也不得燃放爆竹。

与此同时，广东省在2024年修订《广东省民间信仰活动场所登记编号和建档编号管理规定》，并定于2025年6月16日施行，对民间信仰场所登记及相关活动审批作出规范。

截至目前，当地政府尚未公布此次街头聚集事件的详细情况，也未说明是否有人被带走或受到处罚。记者致电陆丰市公安局办公室，但电话始终无人接听。

责编：李诺

据英国《经济学人》报道，在此次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部署在德黑兰周边的中国制红旗-9B防空系统未能拦截美以联军。行动中，美军与以色列空军出动 F-35 与 F-22 隐形战机，并配合无人机和电子战飞机压制伊朗防空体系，同时干扰雷达，使其难以完成有效探测与锁定。

北京军事爱好者高建本周三（4日）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说，中国官方长期宣传红旗-9B具备反隐身和抗电子干扰能力，但实战环境与宣传展示存在明显差距。他说：“平时宣传往往只展示技术参数和演示画面，但真正面对隐形战机和电子战体系时，防空系统是否能发挥作用，还是要看实际作战表现。”

报道还称，伊朗防空网络由多种来源装备组成，包括中国制造的红旗-9B与JY-26雷达、俄罗斯S-300系统以及伊朗本土防空设备。

电子战压制伊朗防空体系

对此，高建认为，防空体系通常依赖完整的预警、指挥与通信网络，一旦雷达或数据链受到压制，即使导弹具备拦截能力，也可能难以发挥作用。

他说：“去年有媒体报道，中国曾向伊朗出售红旗-9B系统。但从这次行动来看，拦截效果并不明显。中国平时宣传这些防空系统具备反隐身和抗干扰能力，但在真正的电子战环境中，很多技术指标未必能完全体现。”

据英国媒体 Middle East Eye 2025年7月报道，在伊朗与以色列冲突停火后不久，伊朗开始从中国获得一批远程防空导弹系统，以重建在空袭中受损的防空能力。消息人士称，这批装备包括红旗-9B远程防空导弹及配套雷达设备，相关交易可能通过“石油换武器”的方式完成，以规避国际制裁限制。

近年来，中国在官方媒体和军工展览中频繁展示国产武器系统，并强调其技术性能。不过，一些观察人士认为，武器性能最终仍需通过实战检验。

福建军事爱好者王福林对记者表示：“很多装备平时宣传得很厉害，技术参数也很亮眼，而且价格只有西方同类武器的三到五成。但大多数没有经过真正的实战检验。武器好不好，还是要看战场表现。”

中国军工装备实战受检验

王福林还指出，现代战争往往涉及电子战、隐形战机和体系化作战。如果缺乏完整的指挥与作战体系支撑，再先进的武器也可能难以发挥作用。

他说：“这次美国和以色列动用了最先进的技术。相比之下，中国的一些武器系统和软件水平恐怕仍存在差距。我个人觉得，这类装备可能更适合应对低强度冲突，比如打击海盗之类的任务。”

军事分析人士指出，红旗-9B是中国价格较高的外销防空系统之一。如果相关实战表现持续受到质疑，可能影响部分“一带一路”国家对中国高端武器装备的信心。

中国防空装备实战受关注

由于红旗-9系列同时也是中国解放军防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部署在东南沿海等地区，一些西方观察者提出，如果伊朗部署的红旗-9B在面对隐形战机和电子战体系时难以发挥作用，中国本土同类系统是否存在类似问题，也引发讨论。

与此同时，海外社交媒体近日出现大量关于中国武器系统在伊朗“失能”的评论。有网民表示，军事装备宣传往往强调技术参数，但在复杂战场环境中仍可能受到电子战等因素影响；也有人调侃称，这类讨论更像一场军工产品展示，并用“Made in China”等说法表达质疑。

尽管红旗-9B在伊朗战争中的具体表现仍存在不同说法，但媒体与社交平台的讨论显示，中国防空装备在实战环境中的表现，已引发国际军事观察者持续关注。

责编:李诺

据程晓峰的友人郭闽向本台披露，程晓峰于去年11月在湖南株洲法院开庭审理，12月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法院当庭宣读判决结果。他说，当局严密封锁消息，至今其父亲不知儿子的控罪：“程晓峰被判决以后，那个判决书呢，据我所知，没有给他父亲。至于程晓峰是以什么样的罪名被判刑三年半，目前还不是很清楚这个事情。”

自由亚洲电台曾报道，2024年7月6日，程晓峰被株洲市公安局荷塘分局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当时正值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随后于8月9日被检察院正式批捕，并羁押在株洲市看守所。

当时，贵州律师李桂生前往探视并了解案情。程的父亲则拒绝在逮捕通知书上签字，因此当局拒绝将通知书发给程父。有长期关注案件的人士表示，程晓峰很可能被以“寻衅滋事罪”判刑。

至于法院为何拒绝向程晓峰父亲出示判决书，郭闽说：“公安局、法院没有将判决书交给程晓峰的亲属，我的估计应该是担心这份判决书会被流传到海外，可能他们有这方面的担忧。因为他们害怕这个事情还会造成延续的影响，后续的影响。”

律师：当事人家属可作出投诉

湖南律师赵先生告诉本台，按照刑事诉讼程序规定，判决书应依法送达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若未履行送达程序，属于程序瑕疵。当事人家属可去法院或向有关部门提出投诉。

据株洲公民圈消息，程晓峰经常帮助弱势群体和狱中异议人士的家属，如徐琳等人，惹怒了警察，最终遭到报复。

另据维权网信息中心当时的消息称，程晓峰被捕的直接原因与他前往娄底双峰祭拜异议人士欧阳经华、参与网络纪念苏州的胡友平有关。他被捕更像是株洲公安当局对程晓峰多年民主异议言行的一次“算总账”。

程晓峰的一位因安全原因不愿具名的友人告诉本台，程晓峰极有可能被以“寻衅滋事罪”判刑：“当局如果要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很难找到具体证据。他平时喜欢发表一些针砭时弊的言论。他被抓之前，有一个儿子，现在由爷爷照料，孩子实在可怜。”

程晓峰早年投身警察揭警贪污

程晓峰网名“大卫”，曾是株洲市公安局一名刑警，因揭发警察内部贪腐遭到报复，其后辞职投入公民活动。2020年疫情爆发后，程晓峰因公开质疑当局核酸检测与疫苗等问题，受到恐吓与警告。其后在微信群发表被当局认定为“不当言论”的内容，而被株洲当局抓捕。

2023年8月15日，湖南株洲、长沙、湘潭、衡阳近50位公民计划到南岳忠烈祠缅怀抗战英烈。但在行动前几天，所有参与者都被当地警察控制、劝阻，活动因此被迫取消。2024年7月6日，警方查抄程晓峰的住所和经营的茶室，同时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将他刑事拘留，直至判刑。

记者致电程晓峰的代理律师李桂生，但电话始终无人接听。目前，外界无法得知程晓峰的具体下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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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日，中国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有关伊朗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遇袭身亡的提问时表示，袭击并杀害伊朗最高领导人，严重侵犯伊朗主权安全，践踏《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方对此予以坚决反对和强烈谴责，并敦促立即停止军事行动。

中国资深媒体编辑高先生本周一（3月2日）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北京的回应属于典型的“原则性表达”。他说：“这种说法一方面强调主权和反对使用武力，另一方面又刻意回避责任归属问题。既没有公开谴责美国，也没有宣布任何具体反制措施，更没有承诺向伊朗提供实质性支持。整套表述停留在政治姿态层面，并未上升到战略层面。”

表述停留在政治姿态层面

高先生认为，中方的立场安排并非偶然。他说：“当前中美关系仍处于高度敏感阶段，北京在经贸和高科技领域持续受到美国及西方国家的制约。在这种背景下，当局不可能因为能够从伊朗购买廉价石油，就冒险冲击与西方的整体经贸关系。”

与此同时，中国官方媒体在报道美以对伊朗精神领袖哈梅内伊实施“定点清除”并导致其死亡时，用词也出现变化。早期报道多使用“遇害”“殉职”等带有明显情绪倾向的表达，随后改为“遭袭身亡”等相对克制的说法。

央视还邀请军事专家解读美以对伊朗采取的“特别军事行动”。其中，一名受访教授苏晓辉批评美以“不讲武德”，称其将打击对象直接对准最高领导层，使伊朗“退无可退”。

网络评论两极化引争议

这一说法在网络上引发争议。有网民在评论区质问：“不对准最高领导层，难道还对准普通百姓吗？”也有人调侃：“难道还要像古罗马那样骑马列阵，在一声号令下两军对冲，才算讲武德？”还有人质疑：“这样的教授是怎么评上的？”也有评论直言：“苏晓辉是不是和伊朗老百姓有仇？”

3月1日，伊朗电视台报道，伊朗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在空袭中身亡，同时遇难的还有伊朗国防部长及数十名高级官员。伊朗政府随后宣布，自3月1日起全国进入为期40天的哀悼期。

研究国际关系的独立学者辛格（化名）接受采访时说：“控制伊朗36年的哈梅内伊身亡，对伊朗现政权是一个极大打击。尽管他生前已安排四名顺位继承人，但很难有人能够延续他的影响力。这对中国与伊朗之间的既有关系也带来不确定性。”

辛格表示：“特朗普和习近平去年在韩国会晤后，中美双方之间似乎正在形成某种新的默契。此次美国和以色列打击伊朗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中国政府不想因为伊朗问题影响双方之间的整体互动安排。”

北京回应显得格外谨慎

辛格进一步表示：“中美之间正在形成一种彼此尊重对方’地中主义’的安排。只要不触碰对方核心地缘利益，双方就维持克制。北京对美以此次空袭伊朗的回应显得格外谨慎。”

辛格还表示，特朗普计划于3月底访问北京，中国目前在伊朗问题上采取的克制做法，可能成为2026年乃至未来数年两国关系的一种基本状态。“双方不寻求公开对抗，但也不再强调普遍规则，而是以现实力量对比作为互动基础。”

有分析人士指出，北京当前更重视风险控制，而非阵营选择。既不准备军事介入中东冲突，也不愿承担明显站队的政治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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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刘美贤此次奥运的表现，刘俊说女儿感觉“兴奋、完美表现”，她想跟大家分享自己的冰上艺术，而不那么注重名次和奖牌，甚至对所谓的“奥运压力”无感。

由于女儿的天分，八岁就能跳两圈半，九、十岁能三圈跳，十岁就是最年轻的全美中级女子冠军，因此刘俊坚持不懈培养她。全家五个儿女住在一房一厅，三个上下床。他说，“我是最穷的律师”， 钱都花在孩子身上，一路艰难走过来。

对于刘美贤一度退役，刘俊表示，“最重要还是孩子的幸福”，刘美贤退役并没有和父亲商量，但他也没强迫孩子继续滑冰。

刘俊在访谈中回顾了自己1989时学运的经历。他当时就读中山大学英美文学系，认为中国是一党独裁、封建社会，在学生运动中被推出，领导广州的示威。六四屠杀之后，他还组织广东学生抗议北京屠杀，有几千人上街。之后他成为广州发布通缉名单第一号，被要求三天内自首。但他向学校党委办公室表示，自己是行使宪法赋予的权利，因此不会自首。后来逃亡到香港辗转至美国。

刘俊也说明了2021年年底，北京冬奥前，中国的特务如何在湾区监听、跟踪他，还谎称美国奥林匹克委员想他索要护照等过程。

针对现今的民运，他认为虽然在美国，民运能做的有限，但旗子还是要扛起来。有机会就要呼吁中国尊重人权、释放政治犯，言论行为要一致，能经得住诱惑，不要跟中国政府眉来眼去，甚至为中国政府当特务迫害其他人。

对于教育孩子的方法，刘俊说由于工作忙碌不得不“放養”，但最重要是让孩子感觉有爱，让孩子能自立。他希望刘美贤作为一个榜样，能示范追求梦想的能力，也希望她用自己身份为社会做出更多贡献。

近期许多人拿谷爱凌和刘美贤做对比，刘俊说他没有太多看法。 各有各的人生选择。而刘美贤一定不想介入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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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庭由首席法官潘兆初及法官彭宝琴、彭伟昌组成。潘兆初在庭上宣读判决时表示，上诉庭认为控方未能证明被告作出虚假陈述，亦未能确立刑事诈骗所需的法律要件，因此批准上诉，撤销定罪及刑罚。黎智英未有出庭。

三名法官在判词中指出，原审法院在法律适用方面存在错误，因此批准黎智英及另一名被告的上诉，推翻原有定罪及判刑。

判决理由与法律争点

不愿具名的司法界人士对本台表示，上诉庭推翻定罪，关键在于是否满足诈骗罪的法律构成要件。“诈骗罪必须证明存在虚假陈述，以及被告具有欺骗意图。如果相关证据不足，法院有责任纠正原审裁决。”他指出，这类案件往往涉及合同责任与刑事责任的区分，上诉庭的分析显示，普通刑事案件的举证标准仍然严格。

这宗案件源于《苹果日报》总部大楼的租赁安排。控方指称，黎智英个人持有的顾问公司在报社大楼内运作，违反与科技园公司签订的租赁条款。2022年，原审法庭裁定有关行为构成诈骗，判处黎智英监禁五年零九个月，罚款200万港元，并禁止其在八年内担任公司管理职务。

与黎智英同案被定罪的前《苹果日报》行政总监黄伟强，其定罪与量刑亦在同日被撤销。判词指出，原审法院在法律适用上存在错误。

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随后回应称，当局将仔细研究判词，并考虑是否提出进一步上诉。发言人表示，相关行为“客观上属于违规”，但未说明是否会启动新的法律程序。根据香港电台（RTHK）报道，律政司表示将研究判案书，以决定是否向终审法院提出上诉。

国安刑期仍未改变

长期报道法庭新闻的香港记者刘先生对本台表示，这次裁决在程序层面具有一定象征意义。“上诉成功说明制度仍然允许纠错。但诈骗案属于普通商业纠纷延伸出来的刑事案件，与国安案件性质不同。”他指出，公众更关注的仍然是黎智英的国安案判决。

2月9日，黎智英因两项“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罪”及一项发布煽动刊物罪，被判处20年监禁。该案被视为香港实施《港区国安法》以来刑期最长的案件之一。法院认为黎智英透过媒体平台呼吁外国制裁香港与中国官员，构成违法行为。

现年78岁的黎智英自2020年底被拘押至今，大部分时间在高设防监狱单独囚禁。其家属及多个人权组织曾对其健康状况表达关注。香港当局则表示，相关安排符合其本人意愿，并强调监狱管理依法进行。

各界关注案件走向

对于此次上诉结果，香港时政评论人士曾先生对本台分析称，诈骗案被撤销可能会被不同群体作出不同解读。他说：“支持者会认为司法程序仍然发挥作用，而批评者则会继续关注国安案件的刑期问题。”该人士认为，个别案件的法律结果未必改变香港整体政治环境，但仍可能成为观察香港法治状况的指标。

英国外交部早前表示，黎智英案件引发对香港司法独立与新闻自由的关注。美国国务院亦呼吁香港当局保障基本权利。

尽管诈骗案定罪被撤销，黎智英目前仍需继续服刑。除非国安案件在未来出现法律变动，他的刑期不会因此改变。由于诈骗案刑期此前仅有两年获准与国安案刑期同期执行，随着该定罪被撤销，其整体服刑安排可能受到影响，但具体释放时间仍取决于国安案的后续法律程序。

案件下一步是否进入终审程序，将成为外界关注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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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用户发布技术检测截图称，该软件在后台运行时执行多条系统命令，涉及读取进程列表、网络配置、应用程序信息及部分系统参数等内容。

多位技术博主披露，MuMu模拟器在后台运行期间，每约30分钟执行一次系统信息采集操作。一名不愿具名的网络安全研究人员对本台表示：“这已经不仅是简单的性能调试，而是较为全面的系统扫描。它会查询运行中的进程参数、网络接口状态，以及设备识别信息等。”

每30分钟左右执行一次

根据部分用户公开的日志分析，软件在运行过程中涉及读取 /etc/hosts 文件，并抓取系统运行进程的完整命令行参数。技术讨论指出，这类信息通常包含应用路径及运行参数。是否涉及敏感数据，仍需进一步技术验证。

在社交平台上，有用户担忧相关数据可能用于生成设备识别标识，并与分析平台进行关联。一名长期使用Mac系统的独立开发者王先生对本台表示：“如果配合硬件序列号和设备标识进行数据绑定，就可能形成完整的设备画像。数据最终流向和用途，需要企业说明。”

公开资料显示，MuMu Player Pro为网易旗下安卓模拟器产品，主要面向Mac用户提供移动应用与游戏运行环境。

讨论焦点在数据采集是否透明

河北数据工程师高先生对本台表示，安卓模拟器在进行性能适配、图形加速调试及兼容性检测时，通常需要读取部分系统信息，例如CPU型号及核心数、内存容量、显卡型号、系统版本、屏幕分辨率以及当前网络类型等，以判断是否支持特定渲染模式或虚拟化加速。但“是否构成过度采集，关键在于采集范围、数据用途以及是否在隐私政策中明确披露”。

他表示：“如果读取内容涉及设备唯一识别信息，例如硬件序列号、MAC地址、设备UUID、主板信息，或者获取完整的运行进程列表、网络接口详情，并将这些数据传输至远程服务器或与用户账号进行绑定，就已经超出单纯性能调试所需范围。此类行为应当在隐私政策中清晰说明数据类型、使用目的、保存期限以及是否共享第三方，并提供明确的用户选择权。”

研究人员谈国产应用风险

网络安全研究人员葛强对本台说，将客户数据上传到公司服务器，可能构成侵犯隐私的行为，但若缺乏证据，用户往往难以提起诉讼。“国产监视系统、电脑、路由器、电视、扫地机器人都有各自的’后门’，它会悄悄上传数据。”

葛强表示，近年许多网络公司开发的产品需要经过网络管理部门审批，而且必须标明具备后台可控系统，以便随时配合政府调查。“这种情况用户根本不知道，或者说知道也没用，你告谁？”

公开信息显示，部分讨论提及软件中可能集成由神策数据提供的分析工具。该公司为数据分析服务提供商，向互联网企业提供用户行为统计与分析服务。关于具体数据是否上传、是否仅本地存储、是否进行匿名化处理，目前尚无第三方独立技术报告确认。

中国应用采集争议频发

安全机构Sesame Disk此前发布报告指出，部分应用可能通过后台运行机制降低用户感知，但该报告未单独针对MuMu Player Pro发布完整独立审计结果。

近年来，有关中国应用程序搜集用户信息的情况屡见不鲜。包括微信在内的多款应用，均曾被发现未运行时，仍采集用户数据。

法律人士表示，若中国产品面向海外市场并涉及跨境数据传输，还需遵守当地数据保护法规。是否构成违规，需要结合实际采集内容、数据流向及用户授权情况进行具体判断。

目前，相关争议仍主要停留在技术讨论与社交媒体层面，尚未有监管机构发布正式调查结果。本台将持续关注网易方面的回应及后续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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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关于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通知》提出，新一轮学习教育为期六个月。新华社发布的通稿称，此次学习教育不分批次、不划阶段推进，围绕学习研讨、查摆问题、整改整治、建章立制展开，并要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履行第一责任人责任。通稿未披露具体案例。

长期研究中国官僚政治的学者魏鑫在接受本台专访时说：“这次所谓的政绩观教育，本质上是一场运动式的干部整顿。这不同于过去的清洗式反腐，而是暴露出中国官僚体系已陷入结构性瓶颈。”

魏鑫说：“中国官僚威权主义发展到今天，已经处在一种难以自我修复的状态。当前体系面临两个核心问题。第一，是官僚集团高度内卷化，干部之间的竞争极其激烈，但这种竞争缺乏制度化的程序约束，没有党内民主，也没有公开透明的竞争规则。”

通知明确面向“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将“一把手”置于突出位置，并采取不分批次、不划阶段、集中推进的方式。“重点查摆是否存在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盲目招商引资、违规举债扩张、超越财力上项目等问题，严格规范重大项目决策程序。”这一表述被认为直接触及地方决策层。

两会前释放信号 政绩观指向决策端

中国人民大学退休教师何先生表示，这份通知在全国“两会”前发布，释放出较强的政治信号。他说：“这不只是一次例行的理论学习，而是同时释放政治信号并承担现实纠偏功能。所谓‘政绩观’，通常涉及发展取向是否过度强调短期规模扩张，项目决策中是否存在形象工程、盲目上马、举债冲动，以及统计数据和考核机制中是否出现层层加码和失真等问题。”

何先生认为，此次集中教育将矛头指向领导班子，尤其是“一把手”，意味着相关问题被界定为源自决策层，而非基层执行偏差。“既然问题出在决策端，那么决策端究竟是谁，这就耐人寻味。”

近期，中国政府及地方层面的财政与债务压力持续上升，部分地区前期盲目投资所积累的风险逐步显现。与此同时，关于进出口、GDP等经济数据存在失真，并被高层认为“影响中央判断”的说法，也在舆论场中传播。

官僚竞争逻辑与晋升焦虑

学者魏鑫认为，当局在推动地方官员之间展开竞争的同时，并未触及一党专制的制度前提。他说：“这种竞争不是政党式竞争，也不是派系公开博弈，而是一种隐蔽的组织考核竞争。从某种意义上讲，更像清代的官员考评制度。”

魏鑫说，在这种制度环境下，政绩观教育实际上是在向处于晋升轨道中的干部传递某种信号。“等于是告诉他们要放宽心态，不要过度逐利。在某种程度上，这是用一种精神教育方式去缓和高度焦虑的升迁竞争。”

这份《通知》也被一些观察者解读为一次针对当前县处级以上官员的系统性整顿。魏鑫说：“中国政治除了反腐，已经拿不出有效办法让官僚既思考问题，又真正干活，当前既缺乏有效激励，也缺乏约束过度激励的机制。反腐造成干部集体谨慎甚至躺平；但单一而激烈的党内竞争，又促使一些人采取阳奉阴违的策略，对上隐瞒，对下高压。”这种结构性张力，使中央与基层之间的距离进一步拉大。

舆论认为，中国的官僚集团已逐渐形成高度自利的群体结构，党组织在某种程度上阻隔在中央意志与社会之间。在这种背景下，北京高层可运用的治理工具被认为日益收窄。魏鑫说：“似乎只剩下政治教育。”

经济下行背景下的风险预判

过去十多年，中国开展了大规模反腐行动，处理官员超过四百万。魏鑫表示，这些行动并未触及体制运行的内在逻辑。他说：“如今转向政绩观教育，更像是一种精神层面的整顿方式，类似1980年代初的精神整肃运动，是通过意识形态再塑造来约束官僚群体。”

至于2026年的中国社会与经济走向，魏鑫预计，经济增速放缓、房地产持续调整、地方财政约束等多重因素叠加，正在抬升整体运行的不确定性。他说：“在这种背景下，中央高层显然意识到一个风险节点正在临近。当经济下行趋势持续时，基层为了完成考核目标，可能采取激进或短期化手段。这是当局意识到的问题。”

他说：“历史经验表明，在高度行政动员体制下，当指标压力过大，而真实信息无法顺畅上达时，基层容易出现判断失真。”他提到，上世纪末期及更早时期的某些阶段，地方层层加码、对上报喜不报忧的情况曾带来严重后果。此次政绩观教育，在某种程度上是在提前干预官员行为，这既是对干部的约束，也是对风险的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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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一上车，却发现——车厢空空荡荡。

一边是一票难求，一边是空座运行。网友质问：难道票都卖给空气了吗？

很快新的质疑出现了：有人发现，12306上买不到票，但第三方平台却可以买到。“车票是否流向了第三方平台？”这一说法迅速引爆舆论。

对此，铁路部门回应： “绝不存在车票流向第三方平台的情况。”

那票到底去哪了？

据新华社消息，截至2月8日，中国铁路12306平台已售出约 1.4亿张火车票，运输力投入创历年新高。而对于“空座”现象，官方给出的解释是：系统使用了“区间限售”“分段放票”“买长乘短”等策略。

截至2月22日（正月初六）18时，官方更新数据显示，今年春节档总票房升至50亿元。对比往年数据，2025年为95.10亿元，2024年为80.16亿元，2023年为67.65亿元，2022年为60.39亿元，2018年为57.71亿元，2017年为34.19亿元。过去数年春节档票房整体呈上升态势，今年则明显回落，不仅低于近两年高点，也低于疫情期间水平，整体接近2017年前后水平。

对此，中国电影制作人南平（化名）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今年春节档不能仅看排片场次，更应关注观影人次，这才是决定票房收入的关键。他说：“春节档的核心不只是场次，而是单场效率。旺季排片增加，本应伴随观众数量和票房同步增长。如果两者出现脱节，说明影片对观众的吸引力不足，或者居民消费意愿出现变化。”

场均20人 被摊薄的档期红利

南平说，今年春节档观影总人次为8072.3万人。以截至2月21日的394.7万场计算，8072.3万人次除以394.7万场，约为20.4人，即每场平均观众约20人；同期39.32亿元票房除以394.7万场，单场收入约996元。按照这一数据测算，人次、票价与票房之间基本对应。

南平认为，若按多数影厅100至150个座位测算，以120座为例，20名观众对应的上座率约为16.7%，整体处在15%至20%之间。他说：“春节档一直是影院利用率最高的时段。今年排片达到峰值，但单场观众数量仍处于相对低位。”

中国电影资料馆研究员李春辰接受本台采访时说，以2月21日数据计算，今年票房规模约为去年的四成：“去年票房收入95亿元，今年降到39亿元。上映影片几乎全部为国产片，未见进口大片进入主档期。科幻、军事动作、喜剧和动画等类型均由本土制作公司主导，内容多带有主旋律元素，票房表现低于往年水平。”

从IP驱动到审美疲劳显困境

公开资料显示，2025年春节档上映影片包括《哪吒之魔童闹海》《唐探1900》《封神第二部：战火西岐》《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熊出没·重启未来》《蛟龙行动》等，多部为成熟IP续作或系列电影。国家电影局数据显示，该档期票房达到95.10亿元，观影人次1.87亿，创下春节档历史纪录。头部影片集中上映，对票房形成带动。

相比之下，2026年春节档排片场次虽创下新高，但影片结构出现变化。主打作品包括韩寒执导、沈腾主演的《飞驰人生3》，张艺谋监制的《惊蛰无声》，以及《镖人：风起大漠》《熊出没·年年有熊》等。整体片单未形成类似2025年的头部集中效应。

根据猫眼专业版数据，截至2月22日18时，2026年春节档总票房突破50亿元。场次增加，但观影人次与单场产出未同步提升，排片增加未能转化为相应的观影规模。

主旋律续作难撑旗帜

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退休教师顾先生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春节档场次创下纪录，但单场观众不足20人，本身已反映出市场结构变化。他说：“电影市场不是靠排片数量支撑的，而是由观众意愿决定。场次接近400万场，票房却回到2017年区间，这不是技术层面的问题，而是内容与现实之间存在距离。”

顾先生认为，如果观众愿意购票，上座率不会停留在一两成水平。“现在的数据反映的，不只是市场竞争，而是观众在主动选择。”他说，今年以来文化消费结构正在调整，“从新华书店的销售变化就能看出，宣传类书籍销售放缓，通俗读物相对走俏。”

他表示，春节档向来被视为观察电影市场走势的重要窗口。今年的数据说明，当影片难以与观众形成共鸣时，排片规模并不能自动转化为有效观影，市场反馈会直接体现在票房和上座率上。

责编：李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