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写道，宁波三官堂夜市此前主要集中在路口广场区域，近期人行道沿线也摆满摊位。淄博柳泉路夜市位于高架桥下，螺蛳粉、麻辣烫、酱香饼、冰汤圆、地摊烤肉等小吃聚集。有网民在社交平台留言说：“晚风一吹，满街都是美食香气，这才是夏天夜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

江苏微商刘先生对记者说，近来地摊设备、地摊车销量上升，反映出不少人正在寻找新的谋生方式。他说：“实体店难做，现在很难，大家很多人都知道。各想各的办法，有人去找小推车做餐饮，做街边餐饮，也有，但是相对来说就更难做。没做过的人感觉好像容易，但真的做起来，这种门槛不高的东西就更加不好做。”

刘先生说，现在尝试摆摊或街边餐饮的人来源很杂，并不只是原来开实体店的人。他说：“不管是企业里面的职工，还是实体店，反正各行各业都一样，都不行。大家都在想办法，想出路。换个方式，还是没出路。”

关注城市消费的餐饮从业人员张浩然对记者说，夜市重新出现，反映出就业压力不断上升。他说：“过去一些城市长期整治占道经营和流动摊贩，现在当局看到很多人失去收入，担心百姓没饭吃、出来闹事，又重新设置夜市和外摆区。我觉得夜市不是新东西，李克强当年也提出过地摊经济，性质和现在的夜市经济差不多。它适合普通消费者，经营门槛也低。比如你从淘宝买些小商品，再拿到夜市出售，这也算是一个低门槛的谋生机会。”

谈到许多人转向夜市和地摊，赵志对记者说，网上不少视频都在谈实体商业下滑，百货商场人流减少，关门现象增加。他说：“很多人在网上说，现在实体店，你看大百货商场没人了，都关门了。可惜啊，谁搞成这个样子，网上抱怨的人很多。”

赵志还说，他自己过去在网上做服装销售，但生意已经很难维持。他说：“这个基本上就停掉了，服装更不好做。过去一件衣服穿半年，现在很多人一件衣服穿到坏。今年服装更难做。”

他说，身边不少人也在寻找临时工作或零工：“现在在厂里打零工的很多。我前几天遇到一个朋友，他在一家国企，现在没活，再想办法去找临时工，做一天拿一天的钱，哪天有活就做，其余时间放假。”

一线城市开放外摆

“餐企老板内参”文章显示，北京隆福市集将推出夏季潮集，计划于6月18日开始，预计持续3个月，主打夜市消费。北京盛华屯夜市、立水桥夜市、月亮河夜市等也增加了市民夜间消费选择。上海虹口、黄浦、徐汇等区今年先后推出外摆政策，将外摆空间划分为“城市形象展示区”和“活力功能拓展区”，实施差异化引导与管理，惠及全市500余处外摆区域、4000多家商户。

文章引述二手设备回收商“狗哥”的话说，去年开年前两三个月，平均每天咨询地摊设备的约有20条，主要咨询地摊车、地摊展示柜、蒸包炉、煮面炉等设备，“地摊车设备销售暴涨600%”。

夜市告别低门槛时代

有餐饮业人士说，夜市并不是外界想象中的“轻松赚钱”，摊主面对的是摊位费、设备费、食材损耗、同类竞争和天气变化，收入并不稳定。

2020年，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曾提出地摊经济，称地摊经济、小店经济是就业岗位的重要来源，是“人间的烟火，是中国的生机”。不过，这一说法此后在多地城市治理中并未持续推进。2020年6月，北京日报曾发表评论称，地摊经济不适合北京。

近期北京、上海等地重新开放夜市和外摆空间。北京学者王先生对记者说，当年李克强提出地摊经济，是看到中国经济下行、失业人口增加，试图通过低门槛就业方式缓解困局，但这一思路并未被中共体制内真正接纳。他表示，事实证明，地摊经济是给失业者或收入下降者提供的另一种谋生选择。现在各地又重新开放夜市和外摆空间，说明就业和消费压力又回到了地方政府面前。

责编：李诺

据中共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及地方纪委监委通报，6月2日当天至少有10名官员被查。其中包括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原主任黎晓宏，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委副书记周强，内蒙古医科大学党委书记赵云山，内蒙古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华瑞锋，吉林省四平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郑一明，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程刚，国家开发银行原行务委员蒋志刚，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委书记吕鹏，湖南省娄底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谢学龙，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委书记赵永进。

福建法律学者陈建雄（化名）接受本台采访说，近几年许多中国人已经不再关注反腐：“大家已经麻木了，因为都看明白了一个道理，反腐如果不是从制度上建立真正预防腐败的机制，单纯采用事后惩罚，其实没有效果。这就像人们经常说的，在一个粪坑里打苍蝇，这是永远打不完的。”

陈建雄说，系统性腐败若不是制度本身出问题，是不可想象的。他说：“当一个制度出了问题，孤立地打几个苍蝇，完全于事无补。最好的反腐措施是官员公开个人财产，同时开放体制外的舆论监督。”

中共巡视系统人员被查

最近几年，中共中央巡视系统高官被查现象并不多见。公开资料显示，2020年10月，中央巡视组原副组长董宏被查；2025年10月，中央巡视组原副部级巡视专员许传智被查；今年6月2日，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原主任黎晓宏被通报接受审查调查。上述人员曾参与中央巡视工作，或担任巡视组负责人，显示中共反腐已延伸至负责监督和查案的巡视系统内部。

浙江学者王先生对记者说，中共巡视系统掌握大量干部和案件线索，权力集中，外部监督有限。他说，此次同日通报多名官员被查，可能与明年中共二十一大前的人事布局有关：“距离中共二十一大召开还有近16个月。今年下半年到明年两会前，将有一批官员横向调动，也可能有一批新官上任，但很难保证这些新任命的官员是干净的。”

2025年至2026年，在任内被查的中共高级官员增多。部分官员从获得提拔、转任重要岗位，到最终被调查，间隔仅有1至3年左右。例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马兴瑞2022年10月进入中央政治局，2026年4月3日任内被查；魏小东2022年1月当选北京市政协主席，2026年6月6日任内被查；金湘军2022年12月出任山西省代省长，2023年1月任山西省省长，2025年4月任上落马；前中国证监会主席易会满2024年6月转任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驻会副主任，2025年9月6日被查。

官员任内落马案例增多

王先生说，中共干部选拔机制存在明显缺陷。如果官员落马与高层人事安排有关，那么反贪就变成了一场运动。他说：“难道几年前任用这些官员的时候，没有经过审查吗？还是已经查出问题，仍然继续留用？问题很简单，这些官员不是现在才开始贪污。我相信中组部也不是现在才掌握这些官员的贪腐材料。那为什么上任两三年、三四年后才突然被调查？”

据新华社报道，2026年第一季度，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24.5万件，处分18.3万人。其中，立案省部级干部30人，处分省部级干部56人；立案厅局级干部1267人，处分厅局级干部1125人。通报显示，第一季度处置问题线索57万件，立案行贿人员9066人，移送检察院983人。“立案”与“处分”属于不同统计口径，上述数字不等同于2026年新落马省部级官员总数，但显示中共反腐系统今年第一季度办案数量仍处高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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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电台6月2日率先报道，北京“天安门母亲”群体成员收到北京市公安局通知，今年6月4日不准前往北京万安公墓祭奠亲人，也不准举行以往例行悼念仪式。张先玲告诉本台，六四当天，难属们首次只能在家中祭奠亲人；她们以后如要前往万安公墓，须避开六四周年日，并以家庭为单位单独报批。

她说：“现在我的岗哨已经加到三个人了，我出去三个人跟着，已经是最高戒备了吧。他已经通知我们4号不能去祭奠，一个人去也不行，一家去也不行，集体去更不行。要想祭奠了，过了6号，想哪天去，要通过他们批准了才能去。”

另一位要求匿名的六四难属告诉记者，今年公安局的通知不只是禁止家属在6月4日当天前往万安公墓，而是改变了“天安门母亲”多年来形成的祭奠方式。他说：“按照国保的说法，家属今后如要前往公墓，只能避开六四周年日，以家庭为单位单独申请，获准后由警察陪同前往，不能以‘天安门母亲’群体身份集体祭奠。”

张先玲说，今年是当局对六四难属管控最严厉的一年：“现在这个已经是这些年来最不讲道理的一次了。为什么会这样搞不清楚，据说是什么什么，我也不知道。据说是我的一个讲话，在外面发布了，我都没看见。我是有个讲话，是对一个悼念六四死难者的集会的讲话。不知怎么引起这么大的恐慌，搞不清楚。”

六四难属首次在家祭奠

张先玲说，当她获知警方通知后，非常生气：“刚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很生气，血压也很高，现在慢慢的想清楚了，在这个不讲理的地方，跟他讲理也没有用，执行任务的警察都是奉命令来的，他也不可能跟你讲理，跟他讲理也没有用，不讲理，没道理。”

张先玲的儿子王楠1989年6月4日在南长街路口与长安街交界处被子弹射杀，年仅19岁。该地点对面就是人民大会堂西北角。三十多年来，张先玲每逢六四周年日都会和难属们去万安公墓。但她没有想到，去年可能是天安门母亲群体最后一次去万安公墓祭奠遇难亲人。

(志愿者提供)

这项安排使“天安门母亲”多年来形成的集体祭奠方式面临中断。过去，六四遇难者家属每年在6月4日前后虽受到监控，但仍可在官方安排下，由警车接送前往万安公墓祭奠。今年的变化在于，家属不能在六四周年当天前往，今后也须避开6月4日，以家庭为单位单独报批。

天安门广场戒备加强

六四周年当天，北京天安门广场一带戒备森严。途经天安门的北京居民温良（音）告诉记者，他看到长安街东单到西单路段，岗哨明显增加：“尤其从北京饭店到六部口一段路上，有很多警察和便衣人员站在那里，表面上是指挥交通，实际上怕人闹事、撒传单，我们小区通知4号不要去天安门，北京人没事谁会去天安门，以前没这么多警察，也不去天安门。”

在微信朋友圈、QQ群等社交平台，未见网民转发与六四相关的图文，包括一支蜡烛、一束白花。社交平台上更多出现的是儿童失踪、少年失联、交通意外的视频和图片。福建网民林先生说：“群里非常安静，现在谁也不敢发六四图片，也不敢发‘89’和‘64’这些敏感数字。”

在香港，6月3日下午， 艺术家陈三木在香港维多利亚公园放飞一根6.4米长的细线，随后被警方阻拦。

1989年6月3日晚至6月4日凌晨，解放军戒严部队开入北京，镇压要求政治改革和反腐败的民众，导致重大伤亡。关于遇难人数，外界至今无法获得确切数字。

美国政界发表声明

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6月3日发表声明说，6月4日，全世界纪念中共下令军队袭击天安门广场及周边数千名和平示威者事件37周年。声明说，当年献出生命的中国学生、工人及其他平民，是为了行使与生俱来的权利，并要求推动民主改革和惩治腐败。卢比奥说：“无论多少审查都无法抹掉过去。那些为了捍卫自身不可剥夺的言论自由与和平集会权利而牺牲的人们，终有一天会得到昭雪。”

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与共同主席也发表声明说，中共可以占据广场，却无法支配人们的良知；可以审查历史，却无法抹灭记忆。声明呼吁中共停止审查与否认1989年6月4日发生的事件，并立即释放所有因和平纪念六四而被监禁的人，包括黎智英、邹幸彤、何桂蓝、黄之锋及李卓人。声明说，在中国人和香港人能够毫无恐惧、不受惩罚或限制，自由悼念六四天安门事件之前，美国国会相关委员会将年复一年，持续纪念这段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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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香港新闻自由的资深媒体人陈先生近日对本台说：“香港媒体不是不知道六四，也不是没有资料，而是现在不敢碰。过去六四前后，报纸、电视台都会报道维园烛光会，有些媒体会刊发六四回顾，记者还会在维园采访参加晚会的市民。现在有国安法，这类活动被定义为违法，媒体不能报道。”

香港支联会（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成立于1989年，1990年起每年举办六四烛光晚会，提出“平反六四”等诉求，参加人数由数万至十多万不等。陈先生说，维园烛光晚会的消失，是香港公共空间改变的一个标志。

支联会案与维园变化

2021年，支联会在港版国安法压力下解散，多名核心成员被捕或遭起诉。路透社1月21日报道，支联会前主席李卓人、何俊仁及前副主席邹幸彤在香港高等法院面对“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审讯。香港律政司将支联会长期提出的政治诉求纳入控罪，该案也被外界视为香港处理六四记忆的重要案件。

据中央社5月27日报道，香港维园今年继续由亲中同乡会举办“家乡市集嘉年华”，活动时间横跨6月4日。过去多年，维园在6月4日晚间曾聚集数以万计市民，悼念1989年北京天安门镇压死难者。2019年是香港支联会最后一次获准在维园举行大型六四烛光晚会。此后，港府先以疫情为由禁止集会，港版国安法实施后，相关纪念活动被纳入政治风险范围。

香港居民李小姐说：“以前我每年六四都会带孩子去维园，最近几年不准举行烛光晚会，说是非法活动，我也就不去了。我听说海外有些港人会举行小规模纪念活动。”

海外纪念延续

国际特赦组织近日发布声明称，香港六四晚会在2020年及2021年以疫情为由被禁止，此后国安法事实上使香港的和平抗议活动，包括六四纪念，面临被刑事化的风险。该组织指出，对支联会成员的审判，是香港当局压制和平表达及结社自由的一部分。过去几年，香港街头与网络空间围绕六四的表达持续减少，公开悼念者曾被警方截查、带走或检控。

六四37周年前后，海外港人与台湾民间团体继续举行纪念活动。台湾民间团体将以“记忆无国界、抵抗无边境”为主题，在台北自由广场举办六四纪念晚会。六四幸存者吴仁华说，2019年香港反送中运动后，港版国安法实施，香港维园再也不能纪念六四。与此同时，台湾、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地的港人社群继续接力悼念。

本台率先报道，“天安门母亲”群体成员6月1日收到北京市公安局通知，今年6月4日不准他们前往北京万安公墓祭奠亲人，也不准举行以往例行的悼念仪式。遇难者家属指当局违背宪法、法律及基本人性，并要求撤销相关限制。这是六四难属30多年来首次被禁止前往公墓祭奠亲人。

台湾华人民主书院协会常务理事曾建元接受本台采访时说，1997年香港主权交接后，维园六四晚会仍能在香港持续举行，曾经被视为香港高度自治的象征。他说：“这个挑战中华人民共和国统治政党的、全球华人社会当中最大的抗议活动，能够存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上，这就充分表现了香港高度自治的精神。但是香港国家安全法立法彻底推翻了一国两制的精神。”

台北接续维园烛光

曾建元表示，2019年香港最后一次维园六四晚会结束后，港版国安法实施，香港公民社会与人权法治受到削弱，六四纪念活动在香港被迫终止。维园烛光熄灭后，台北六四晚会成为华人地区纪念六四的重要据点，也成为部分流亡港人的精神寄托。他说：“当香港维园的烛光逐渐熄灭的时候，这个烛光会从台北点燃起来，而且是由香港人点燃。”

曾建元说，近年来参加台北六四晚会的香港人明显增加，现场可听到越来越多广东话，主办方也会安排广东话主持及香港主题短讲。他说：“这都象征香港维园的精神在台湾的延续。”

曾建元说，六四虽发生在北京，但30多年间已成为香港人共同的历史记忆。他认为，香港经验也提醒台湾社会，中国的人权与民主问题并非与台湾无关。他说：“这个国家无时无刻不想要消灭台湾的主权、实践民主，所以这个国家发生的任何侵害人权、破坏民主、打压民主的事情，都跟台湾有关，跟台湾的国家安全息息相关。”

六四成为政治禁忌

1989年6月3日晚至6月4日凌晨，解放军在北京对学生和市民开枪清场，造成大量死伤。此后，六四成为中国大陆政治禁忌。香港支联会自1990年起在维园举办六四烛光晚会，2019年是最后一次获准举行的大型晚会。2020年港版国安法实施后，香港公开纪念六四的空间缩小，维园烛光晚会至今未再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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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台获得的抗议书显示，近日北京一些“六四”遇难者家属收到北京市公安局下属机构通知，2026年6月4日不许“六四”遇难者家属到万安公墓进行个人或集体悼念，不许宣读悼词，不许发布悼念照片。抗议书称，北京市公安局的这种无理要求，违背国家宪法、法律及基本人性，遇难者家属对此表示强烈抗议，并敦促有关部门取消这种无理要求。

天安门母亲成员张先玲星期二（6月2日）告诉本台，北京市公安局今年不准他们前往万安公墓祭奠六四遇难者，也不准举行以往例行的悼念仪式。她说：“他们现在不让我们去万安公墓了，也不让念祭文、悼词，这些以前例行的动作都不让做了。现在连去都不让去了，这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

三十多年 六四难属首次被禁入公墓祭奠

数十年来，天安门母亲群体每逢6月4日，都在警察陪同下前往万安公墓祭奠，并宣读祭文、悼词，缅怀亲人。对于官方突然禁止家属去公墓祭奠，张先玲表示，当天派出所所长到她家。她说：“我在家里闷得慌，心里也不舒服。反正这边每天都有岗，今天所长也来了，我说所长都来了，那你陪我出来玩吧。他就开车带我到奥森公园转了一圈。”

自4月28日起，天安门母亲群体就被公安和社区人员监控。张先玲说：“我这地区28号就上岗了，社区口两个保安，楼下两个警察，还有两辆车，一辆警车，一辆民警车，防备得很严，接外媒记者的电话就更甭提了。”

张先玲是六四死难者王楠的母亲。多年来，天安门母亲群体持续要求公布六四真相、追究责任，并给予死难者家属赔偿。每年六四前夕，天安门母亲成员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看管，外界联系和日常出行受到限制。

北京多人被上岗或旅游

北京异议人士吴先生对本台说，当局今年禁止天安门母亲祭奠亲人，太残忍了：“亲人无缘无故被开枪打死，过去还能祭奠，三十多年了，现在连去公墓的权利都被剥夺了，哎，消息太突然了。”

吴先生还说，这次很多人被限制自由：“高瑜25号就被带走了，季风去了桂林，还有律师莫少平、浦志强，吴强、何德普、查建国、老鬼、张丽娜、马力诚、胡佳、刘迪、李蔚等被上岗。”

湖南株洲多位维权人士表示，他们最近使用翻墙软件VPN时发现，自上周开始，翻墙越来越困难。其中邱志告诉记者：“最近翻墙难的问题越来越严重，有几个研究翻墙软件的朋友说，最近十几天，翻墙有些难度，有人用外国的VPN也出现断断续续的情况，经常连不上网，到后半夜情况好一点。每天上午9点到午夜12点最难翻墙。”

多地网民翻墙受阻

邱志说，往年六四期间也存在这种现象，但没有这次严重。贵州人权研讨会成员何先生告诉记者：“我们这里翻墙也很困难，警察派人在楼下值班，经常打电话给我，叫我不要尝试翻墙，还说他们能测到我们翻墙。”

何先生说，上周起，贵州人权研讨会成员陆续被公安控制：“廖双元、申有连、曾宁，还有黄燕明，有的被带到郊区强制旅游，有的被上岗，出狱后的陈西、杨绍政（大学教授），一直被严密监视，尤其是陈西，不管到哪里，警察都紧盯着他。”

过去30年，贵州人权研讨会十多名成员长期受到当地公安监控。每逢全国两会、六四前后，廖双元、陈西等人都会被当局列为“重点人物”，看守人员几乎形影不离。

在浙江杭州，中国民主党浙江委员会成员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控制。其中，2004年出狱的陈树庆和最近出狱的徐光均被国保警告，六四期间不得翻墙，更不能发表言论或接受外国记者采访。徐光的友人告诉记者：“徐光刚出狱，他在监狱里面长期绝食，身体很差，他是一个坚持每年六四期间会绝食的人，我们非常担心他的健康情况。”

六四记忆仍被管控

1989年6月3日至4日，解放军戒严部队向争取自由民主的学生开枪，造成重大伤亡，至今外界不知具体伤亡人数。30年来，天安门母亲群体要求中共公布真相、追究责任、赔偿家属。每逢周年前夕，六四难属、异议人士、维权人士和部分前政治犯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看守、约谈、上岗或强制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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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门母亲授权中国人权发布的六四祭文题为《1989年“六四”惨案三十七周年祭》，文中说，1989年6月3日至4日，北京发生六四事件，当年当权者下令，军队参与，对和平示威学生和市民实施镇压。作为受害者，难属呼吁政府通过法律途径，以和平、理性的方式解决当年遗留下来的问题，还每一个遇难者家庭以公道。

“天安门母亲”群体发言人尤维洁对本台说，今年6月4日，部分遇难者家属仍会前往北京万安公墓祭奠。她说：“我们会去，大约8点多吧，一般有五六个家庭。我们想说的话都已经在发表的祭文中讲了，这就是我们想说的话。我觉得这是（政府）绕不过去的，必须要解决的。”

官方叙事多次变化

祭文说，六四事件37年后依然看不到解决的可能。中国政府至今仍采取回避、不解决、压制言论的态度。在中国大陆，公众无法自由获取有关六四事件的信息，不能公开讨论，也不能公开悼念，遇难者亲属的悼念活动长期处于监控之下。

祭文回顾中共官方对六四事件的不同表述。从最初的“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到后来称为“政治风波”，再到2021年11月中共第三个历史决议中使用“严重政治风波”和“反对动乱”的说法。

天安门母亲认为，不论官方表述如何变化，都没有回应军队镇压民众、造成无辜生命死亡的事实。六四遇难者王楠的母亲张先玲对本台说，天安门母亲发声不是外界所说的“难得”，而是亲人身份使她们无法沉默。她说：“其实这也没有什么应该的。我孩子嘛，是吧，是我的孩子。我今天冬天看到一个小鸟，突然冷，突然下雪，一个小鸟，他妈妈护他，一个大鸟护他，大鸟冻死了，保护小鸟。那是鸟呀，我们是人呀，是吧？我们又护住我的儿子，我还不能看，跟他是应该吗？而且是那么多人的孩子，不是我一个孩子。”

37年前，张先玲的儿子，年仅19岁的王楠在天安门西侧南长街南口被射杀。数十年来，难属们每年都会向当局发出公开信，要求交代六四真相，追究相关责任。

遇难学生家属再添逝者

今年祭文特别提到，又一位遇难者父亲熊辉于2025年5月因病去世，享年87岁。熊辉是六四遇难学生熊志明的父亲。熊志明遇难时20岁，是北京师范大学1988级经济系本科生。熊志明父母曾说：“我们的孩子是到北京读书去的，书没有读成，命却丢了。”天安门母亲说，这句话道出许多遇难者家庭共同的心声。

采访中记者询问另一位难属丁子霖的身体状况。张先玲说，丁子霖近年身体虚弱，不愿外界打扰。她说：“他自己就是不希望大家打扰他，不希望去看他，因为他说话很费劲，身体很弱，耳朵又不好使，得要趴在他耳朵边上说，才能听得见。他说话也很累，所以他就希望大家，包括朋友们，都不要去看他。”

天安门母亲重申三项诉求

天安门母亲在祭文中再次提出三项诉求：公布六四事件真相；对遇难者及其家属给予合理赔偿；依法追究责任者的法律责任。

张先玲说，近年来由她出面接受采访，与现实环境有关。她说：“因为你知道国内的情况，我不用说你一切都明白，找人不容易。以前找丁子霖，现在丁子霖身体不好，不能接待，只有我的地址、电话都是公开的，那就只能来找我。人家来找了我，那我去把风险转嫁给别人吗？这不可能吧。所以这些年都是我在说话，因为目前的状态只能是我说话。”

徐勤先拒绝开枪被提及

祭文还提到原第38集团军军长徐勤先，当年拒绝执行开枪命令，后被判刑5年。祭文引用他曾说过的话：“这样的行动必须经得起历史检验……执行这样的任务可能立功，也可能成为历史的罪人。带武器执行这样的命令，我无法做到。”

此次祭文共有107人签名，并附录历年签名者中已故难友名单80人。张先玲说，天安门母亲群体成员越来越少，但她们仍会坚持。37年前的事件，仍未进入中国官方公开叙事。

责编：李诺

CHRD发布的这份46页报告题为《真有自由选择？中国童工与职校生强制实习》。报告综合中国政府行政处罚记录、法院文书、在线数据库和中文媒体报道等资料，梳理了2019年至2025年期间发生在中国11个省份的相关案例。报告说，中国每年约有400万名中职学生被要求完成实习，其中部分学生被安排到与所学专业无关的岗位，每天工作10至12小时，并被要求上夜班。

未成年人被送入低技术岗位

关注企业非法雇用童工的维权人士邢鉴接受本台采访时说，中国长期宣称重视“未成年人保护”和“依法治国”，但现实中，企业雇用未成年人的情况在一些偏远和经济落后地区较为严重：“在一些偏远和经济落后的地区，仍有大量未成年人尚未完成九年义务教育便被迫辍学、流向社会，最终沦为廉价劳动力。一些‘黑中介’甚至与部分学校相互配合，打着‘实习’‘就业培训’的名义，将心智尚未成熟的孩子送进流水线和低技术体力岗位，从中牟利。”

报告指出，一些中职学生在实习期间不仅从事与专业无关的劳动，还面临管理压力、健康风险和安全隐患。报告记录了三名学生在实习期间死亡，其中两人自杀，一人因未获得充分医疗照护而死亡；另有一名学生自残受伤。

实习伤亡追责卡在身份认定

中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和《劳动法》禁止雇用16岁以下未成年人。CHRD报告认为，相关规定虽然存在，但地方执法和学校监管没有落实到位。

湖南法律学者苏阳对本台说，职业学校学生在实习中受伤或死亡后，追责往往卡在身份认定和责任划分上：“我们代理的案件难度在于‘学生’与‘劳动者’的双重身份模糊。由于在校生身份通常无法认定劳动关系，导致其无法直接适用工伤保险条例；而实习涉及学校、企业、学生三方，事故发生后，学校与企业互相推诿。”

处罚记录显示问题反复出现

报告还说，在制造业、娱乐业和服务业中，非法雇用童工现象仍然存在。CHRD查阅到2019年至2025年期间有关部门发出的十多份处罚记录，涉及六个省份，其中包括年仅13岁的儿童。报告特别提到，2024年7月，广东东莞市政府因童工问题向多家企业发出39份行政处罚通知。

这些处罚记录显示，童工问题在不同地区反复出现。CHRD认为，公开处罚和媒体报道虽然可以形成有限问责，但往往依赖受害儿童及其家庭主动举报。对于许多家庭而言，举报可能带来报复、失去收入来源，或与学校及用工单位发生冲突，因此公开案例未必能反映实际规模。

大连职业学校退休教师顾先生接受采访时说，学校如果通知学生参加实习，学生几乎无法拒绝：“学校最强的制衡手段是不实习就扣发毕业证，甚至不发毕业证，学生和家长都没办法，硬着头皮也要参加实习。还有就是工资不会直接发给学生，而是将总额作为‘劳务费’打包拨付给第三方中介机构或学校。这里面就会出现猫腻。因为学生不知道企业支付的原始标准是多少。”

报告认为，中国政府没有充分落实其已批准加入的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和国际劳工组织相关承诺。CHRD呼吁，中国政府暂停将强制实习作为中等职业学校学生毕业的硬性要求，直到职业实习项目中的儿童权益得到有效保障。该组织还表示，中国作为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缔约国，其履约情况应接受国际机制持续审议。

那尔泰接受自由亚洲电台专访时说，两个多月来，他没有得到父亲的确切下落：“我目前还没有任何我父亲的下落。我只知道他被带去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地区的哈密市的监狱里面。”

多次被问话 家属查询无果

杰恩斯从去年12月28日起，多次被警方以“调查、问询”为由带走审讯，每次短则一两天，长则一周。这一情况持续到3月19日。当天以后，杰恩斯未再与家人正常联系。那尔泰说：“我是今年4月15日让我的妹妹去中国，我妹妹是哈萨克斯坦国籍。她去了我父亲、我们出生地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去找当地有关部门，就是公安局，还有检察院等部门，去寻找我父亲。但是我妹妹去了以后，他们没有给我妹妹提供任何有用的信息。”

那尔泰说，他近期从中国境内亲属口中听到关于他父亲的两项说法：“因为没有下达任何官方的相关证明文件，据我的亲属说，我父亲被指控宣传极端思想和自身有极端思想，这两个罪名。但是家属没有收到通知，没有任何口头或者是来自政府部门的文件。”

关注杰恩斯遭羁押的哈萨克人权组织“阿塔珠尔特志愿者组织”创办人赛尔克坚对记者说：“去年12月公安就把他带走问话，释放后又一直骚扰他，今年3月份把他抓走到现在已经两个多月了，说是宣扬极端思想。杰恩斯在哈萨克人中间很有名。”

儿童文学作家被指“极端思想”

赛尔克坚表示，杰恩斯·热斯汉过去活跃于电视台和文化活动，主要从事儿童文学与幽默作品创作。他说：“他父亲在哈萨克人中间很有名，在电视台也很活跃，他是搞儿童文学的。他出版过书，《托姆帕克成长记》翻译成中文，内容都是跟儿童有关的。”

资料显示，杰恩斯·热斯汉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新疆作家协会会员、新疆前戏剧家协会副主席，并曾获2008年第二届新疆十大青年杰出作家称号，两次获得新疆骏马文学奖等。他曾任哈密地区作家协会主席。

那尔泰提供的材料显示，杰恩斯·热斯汉写过13部小说，其中两部被翻译成中文出版。那尔泰说，为营救父亲，他已用哈萨克语和中文写信，向中国驻哈萨克斯坦大使馆求助，但至今没有得到回复。本台记者星期三（27日）分别致电中国驻哈萨克斯坦大使馆和新疆哈密地区公安局，但电话无人接听。

护照被收缴 跨境家庭长期失联

提及杰恩斯遭羁押前的情况，那尔泰表示，过去十年，他的父亲护照被当地公安收缴，不被允许出国；即使在中国国内离开哈密地区，也会遭到公安、社区、安全局等部门电话询问，其个人社交平台“抖音”“微信公众号”也被封禁。2017年，那尔泰离开中国到哈萨克斯坦读书后，与父母联系变得异常困难。他说，在中国的父母、亲人、朋友曾陆续删除他的微信号码，而微信是他与家人联系的唯一渠道。

新疆自2017年前后持续强化对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突厥语族穆斯林群体的管控。联合国人权高专办2022年8月31日发布的新疆人权评估报告称，自2017年底以来，联合国人权办公室收到有关维吾尔族和其他以穆斯林为主群体遭严重侵犯人权的指控。报告还提到，新疆反恐和“去极端化”政策对家庭造成影响，许多家庭因亲人被任意剥夺自由而分离，并不知道亲人下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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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报道，事故发生后，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作出指示，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于5月23日率有关部门负责人赶赴山西长治沁源县事故现场，指导应急处置工作。国务院事故调查组随后介入，称将“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查清查透事故原因，查清查透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并严查煤矿隐蔽工作面作业、安全监控造假、下井作业人数不清、违规分包转包等问题。

知情人士称，张国清与国务院事故调查组一行六人于23日凌晨抵达山西，督促当地查清事故原因。

十多人被拘 资产被冻结

山西政府部门知情人士告诉本台，山西省公安厅已拘留十多人，涉及留神峪煤矿实际控制人任铁柱、矿长、总工程师等人。该知情人士说，任铁柱本人及山西通洲集团名下相关银行账户、股权已被冻结，爆炸发生后涉嫌瞒报入井人数的相关官员也被带走调查。

他说：“任铁柱本人及山西通洲集团名下的所有银行账户、股权已被法院冻结，已经拘留了十多个人，还有在22日发生爆炸时向上级瞒报人数的几个当官的也抓了。”

关注矿山安全监管的法律人士彭先生对记者说，如果知情人士所说属实，说明这起事故已经不是普通安全生产事故处理，而是进入刑事追责和监管追责并行阶段。他说：“现在关键要看，所谓瞒报人数是谁决定的，哪些人参与了上报，地方监管部门在事故发生前是否掌握真实下井人数。如果实际下井人数和系统登记长期不一致，那就不是事故当天的临时混乱，而是日常监管已经烂透了。”

涉事煤矿下井实际人数仍成迷

公开信息显示，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2024年公布全国灾害严重生产煤矿名单，留神峪煤矿在列。该名单涉及高瓦斯、煤与瓦斯突出、水文地质复杂或极复杂、冲击地压等灾害严重煤矿，主管部门要求相关煤矿落实重大灾害治理措施，保障治理资金投入，并强化风险防控。

中国新闻网等媒体报道，该煤矿2025年又因多项安全问题被行政处罚。新京报、澎湃等引述央视法治在线消息称，井下生产视频显示，爆炸发生在5月22日19时29分；首批搜救人员发现，井下存在图纸未标注的隐藏巷道，增加了救援难度和次生灾害风险。中国应急管理报报道，此次爆炸位于地下300米。救援人员发现两条隐藏巷道，共有3条巷道可能存在失联人员，每条巷道长度约千米。

当地知情人士梁先生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此次矿难不能单纯归入一般生产安全事故。他说：“这事真的体现了体制的可怕，这是一个不拿人命当人命的社会，它把老百姓生命当肥料，当人矿，非常可怕。规模小的生产事故从来没有停过。”

梁先生说，调查组很难判断究竟有多少人在井下作业。他说：“他们事先已经隐瞒下矿人数，而且预设了发生矿难后，如何隐瞒死亡人数。现在不知道究竟有多少人遇难。有矿工说，他们携带的氧气设备，氧气含量只能维持几分钟。”

善后小组限制家属接触记者

据山西省民政厅通报，事故造成82人遇难、2人失联，另有128人送医检查或治疗。其中，33名矿工在井下吸入轻微烟雾，体表有少量擦伤，已由家属陪同出院回家。其余27人仍需继续住院。

山西省民政厅人士何先生对记者透露，民政厅成立了由两百多人组成的善后小组，将遇难者家属分散安置在多个酒店。每个遇难者家庭由两至三名工作人员对接，负责安抚和后续补偿沟通。他说：“善后小组安排家属入住酒店，两个或者三个人对应一个遇难者家庭，负责安抚他们。下一步要谈补偿，记者不能接触他们。”

近年来，中共官方多次要求煤矿安全生产，但重大矿难仍不断发生。山西作为煤炭大省，煤矿生产关系地方财政、能源保供和企业利润。民间舆论认为，此次事故使更多人注意到，一个劣迹斑斑、风险早已显现的煤矿，为何还能继续运行，甚至进入地方创建名录。也有人担心，若监管链条不被追查，类似事故仍可能在下一座煤矿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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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发生后，官方公布的伤亡数字在十多个小时内多次变化。新华社的滚动报道显示，截至23日3时33分，已有157人升井、4人死亡，井下仍有90人，其中16人危重。23日6时，沁源县应急管理局又通报称，247名井下作业人员中已有201人平安升井，8人死亡，38人正在搜救。按上述数字计算，当时尚有46人未升井。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和总理李强就此分别作出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官方在事故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涉事煤矿企业存在重大违法行为。

23日下午，官方公布死亡人数升至82人。央视新闻随后一度报道称，事故已造成90人死亡。当晚官方改称82人遇难、2人失联。当局不时改变死伤人数，引起外界对事故真相的质疑。中国新闻网23日报道也提出质疑，称“企业为何会对自家煤矿作业人数统计不清？信息统计及发布环节是否存在人为干预，有待进一步追问”。官方在发布会上称，事故发生后现场混乱，企业对作业人数统计不清，导致最初通报不准确。

矿难死亡数字反复变化

关注中国煤矿爆炸的学者陆军本周一对本台表示，之所以这类生产事故频繁发生，是因为缺乏独立工会。他说：“我们从新闻中可以看到，生产方也就是资方对于生产安全，完全漠视。甚至连平面图和实际状况都不符，而且不允许贯通的坑道口被私自开通。”

陆军表示，这类高风险行为工人早已发现，但由于工人势单力薄，没有办法发出自己的呼声。

官媒报道称，留神峪煤矿提供的图纸与实际情况不符，救援人员只能逐个巷道搜救。

北京学者柳磊对记者说，按照中国现行事故分级，30人以上属于特别重大事故，省级、市级主要负责人都可能被追责，瞒报、谎报还可能涉及刑责。“很多地方在重大事故发生后，第一时间会先控制死亡数字。最初通报8人死亡、38人失联，我觉得他们开始想隐瞒，因为之前山西煤矿隐瞒事故，记得有一次透水事件，他们花了850万元和4个家属私下处理，还有一个是350万封了一个家庭的嘴。但这一次瞒是不太可能了，我看都在质疑。”

记者本周日致电沁源县应急管理局，试图查询死伤人数，但电话始终无人接听。

央视新闻、新京报等报道称，一名负责拉煤的矿工表示，事故发生时正值中班矿工下井时间，当地矿工多数来自沁源和沁县。一名事故亲历者说，其所在两个班组20人中只有4人跑出，多人被爆炸冲击波震晕。

关注中国矿难的网评人高文祥对记者表示，矿难救援最重要的就是巷道图和通风系统图。如果图纸和实际不一致，也会影响对瓦斯和有毒气体扩散的判断。

他说：“一些煤矿为了增加产量，会私下调整采掘区域，但上报监管部门的图纸没有同步更新。这种情况在煤矿行业并不少见。”

涉事煤矿曾多次被罚

据公开信息显示，留神峪煤矿隶属于山西通洲煤焦集团，成立于2010年，核定产能为年产120万吨。中国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2024年曾将该矿列入《全国灾害严重生产煤矿名单》，主要风险类型为“高瓦斯”。

根据中国新闻网报道，2025年，留神峪煤业两次被行政处罚，原因包括工人未穿反光服入井、急停保护失效、顶板破碎却未采取补强支护措施等。

2023年，山西省应急管理厅执法检查时，还发现该矿存在水患隐患、裸露铜线等重大事故隐患，并对企业与负责人实施处罚。

山西维权人士刘先生对记者说：“现在很多煤矿实际上都是边整改边生产。地方财政、就业、税收都和煤矿绑定。尤其近两年，政府突然强调要保证煤炭供应，很多矿即使存在隐患，也不会轻易停产。”

中国矿难事故频发

新华社23日报道称，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将对留神峪煤矿事故展开调查，查清事故原因及企业、监管、属地责任。

2009年11月，黑龙江鹤岗新兴煤矿发生瓦斯爆炸，共造成108人死亡。2023年2月，内蒙古阿拉善盟新井煤业露天煤矿发生大面积坍塌事故，造成53人死亡、6人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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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主党浙江委员会创始成员、1989年杭州学生运动参与者徐光，于5月19日刑满出狱。由于其被羁押期间长期绝食抗议、健康状况多次传出恶化消息，加之家属多年探视受限，杭州多位异议人士表示，持续关注徐光出狱后的身体状况及人身自由情况。

杭州异议人士刘先生本周三对记者说，徐光出狱时骨瘦如柴，圈内人感到伤心：“听说徐光长期绝食，监狱方怕他死在里面，给他灌食，那是强制把他绑在床上，把管子插到胃里，就像当年张展在监狱绝食一样。现在回家慢慢恢复。国保不准我们去看他。”

据中国民主党浙江委员会消息，现年57岁的徐光因“寻衅滋事罪”被杭州市西湖区法院判刑4年，刑期至2026年5月19日。此前，他一直被关押于杭州北郊监狱及监狱医院。

关注徐光案的民主人士陈先生对记者说：“我们都担心他的身体状况能不能恢复到被抓进去前，现在他背也驼了，连走路都吃力。他在监狱的时候，也不让律师和家属探监。”

友人上传的徐光出狱照片显示，与2022年5月被捕前照片相比，他弯着腰，低着头，目光旁视，身形消瘦。对比2022年5月被捕前照片，徐光体态正常，眼神带着坚定、自信。此外，中国民主党浙江委员会披露，徐光被羁押期间长期绝食抗议，一度依靠鼻饲维持生命。

狱中长期绝食引关注

1986年至1990年期间，徐光就读杭州大学生物系，是1989年杭州学生运动主要参与者。1998年参与筹组中国民主党浙江委员会。1999年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5年。

2004年出狱后，徐光持续参与民主、人权及维权活动。其后多年，他多次遭行政拘留或刑事羁押，其中包括2014年因为在QQ上参加中国民主党话题闲聊，被浙江当局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刑事拘留，其后获释。2018年，徐光参与海外人士发起的“五一全民共振”活动，被杭州警方拘留一周，期间曾绝食抗议。

2022年5月，六四前夕，徐光因举牌及相关言论被杭州警方带走，并于2022年5月31日被正式批捕，后被以涉嫌“寻衅滋事罪”起诉。

中国民主党浙江委员会成员表示，徐光被刑拘后长期绝食抗议，每天依靠鼻饲维持生命。据维权网2024年11月消息，徐光当时体重一度降至80余斤。

杭州异议人士孙先生对记者说：“像徐光这种长期绝食、长期严管的人，出狱后身体恢复情况需要外界持续观察，我也希望国际人权机构关注徐光。”他表示，在中国大陆，政治案件被羁押人员的真实处境，外界通常很难完整掌握。

多次入狱累计刑期超9年

徐光多年来曾参与声援魏京生、推动中国民主党组党，以及维权抗暴接力绝食等活动。浙江民主党成员王荣清去世后，吕耿松、陈树庆等人相继遭判刑（已经出狱），徐光仍持续参与组织活动。

中国民主党浙江委员会日前发布的资料显示，在多轮政治打压下，徐光与多名浙江民主党成员持续维持组织运作。公开资料显示，徐光累计服刑时间超过9年。多年来，其案件长期受到海外人权组织及民主团体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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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称，一些智能电视除记录用户观看习惯外，还会搜索同一Wi-Fi网络中的手机、电脑、游戏机以及其他智能家电。研究人员指出，部分设备会定期扫描家庭网络环境。

熟悉互联网技术的邢鉴接受本台采访时说：“国产智能电视遥控器如果有麦克风，它可以搜集你的声音，还有根据你个人喜好（频道内容）分析你、定位等，被中共方面搜集信息。另外还有，如果用中国商品APP软件，它会读取你的信息存放到服务器，会造成你的数据泄露。APP还会自动获取你的个人隐私。”

技术监控从电视进入家庭网络

美国媒体文章提到，不少智能电视内建自动内容识别技术（ACR）、语音助手及广告追踪系统。用户观看纪录、语音指令和使用习惯，都可能成为系统搜集对象。美国联邦调查局过去曾公开提醒，联网智能设备可能带来黑客入侵及隐私风险。网络安全专家建议，用户可关闭智能电视语音功能、限制应用权限，避免设备长期连接家庭主要网络，并定期检查隐私设置，以降低个人数据被搜集的风险。

湖南互联网技术学者刘先生受访时表示，最近几年，各地政府加强获取民众信息。他说：“他们通过智能电视、手机APP、运动产品APP、摄像头APP搜集居民信息，再通过大数据分析你的活动特征，包括偏好、政治倾向等，把你归类。”

2021年4月，一名中国网民在技术论坛V2EX发文《我家电视机正在监视所有联网设备》，称家中国产安卓电视内置“勾正数据服务”，系统每10分钟扫描一次家庭联网设备，甚至包括邻居的网络环境。

勾正数据争议再被提起

该网民写道，原本只是发现电视画面传输变慢，于是检查后台运行服务，随后发现名为“勾正数据服务”的程序。经过抓包分析发现，该服务会将hostname、MAC地址、IP地址以及网络延迟时间上传，同时扫描周边Wi-Fi名称和MAC地址，再统一打包发送至gz-data相关域名。

刘先生对本台表示，这类行为多已成为专制国家的统治工具：“专制政权很喜欢搜集民众信息，如果这类监控行为延伸到外国，对外国政府来说，明显是冒犯，也可以说是某种侵犯。”

本台曾报道，“勾正数据”来自北京勾正数据科技有限公司。公开资料显示，截至2018年底，该公司数据覆盖智能电视终端1.03亿部，占全网设备量55%。

资料显示，勾正数据曾与创维、酷开、TCL、长虹、康佳、风行、微鲸、东芝等企业达成合作，通过系统层植入软件开发工具获取智能电视数据。

监控争议延伸至“雪亮工程”

邢鉴2021年接受本台采访时说：“安卓系统用于雪亮工程，对农村及大街小巷实现全域覆盖、全网共享、全时可用、全程可控。该应用通常以‘间谍软件’形式进入手机、电视等安卓设备，自动扫描、收集使用者设备型号、使用信息以及社交内容。”

随着智能电视进入越来越多家庭，相关争议也不再局限于中国国内市场。中国媒体快科技2026年4月报道，2025年中国大陆电视出口总量约1.07亿台，出口额1083亿元人民币。随着TCL、海信、小米、创维等中国品牌持续扩大海外布局，中国制造智能电视已进入欧美、东南亚以及新兴市场大量家庭。美国媒体此次再度关注中国制造智能电视的数据搜集能力，也使设备隐私和数据安全问题再次受到讨论。刘先生说：“如果这种监控方式进入国外家庭，对很多国家都会成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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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后，多位文革亲历者接受采访时表示，文革并非突然爆发，而是此前历次政治运动长期累积后的结果。他们认为，今天社会对于文革的讨论，仍有许多被忽视的历史细节。

谈及文革与“五一六通知”的关系，中国独立作家王继本周日（17日）接受本台采访时说，文革并非突然发生，而是在此前政治运动基础上的进一步升级。他说：“五一六通知就是一个政策，是反文明、反文化，是1949年政治路线的一个延续。文革是把整个事情做到了极端、表面化、武器化，装门面的法律也被践踏在脚下。”

中国文革不是突然发生

曾经历“文革”的王继说，文革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包括所谓的红二代，当年薄熙来就是红卫兵，孔丹也是红卫兵，他们还占领过时任公安部长谢富治领导下的公安部。”

在“五一六通知”出台前，中共高层已围绕文艺批判和政治路线问题出现争议。1965年底，历史学家吴晗创作的历史剧《海瑞罢官》遭批判，相关讨论随后由文艺问题逐步扩大至政治领域。此后，北京市委与“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试图将讨论限制在学术范围内，但毛泽东对此表示不满。1966年春，中共高层开始调整文革工作部署，“五一六通知”随后出台。

王继认为，文件中强调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等内容并非新提法，而是在此前政治运动中已经长期存在。

王继对记者说：“六十年代的时候这些都已经说过了，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就是这些东西，没有什么新鲜的。只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运动公开化、武器化，更有攻击和破坏力，可以把一切东西，包括还装点样子的法律，都踩在脚下。”

王继将反右运动、大饥荒和后来的文革视为一条连续轨迹。他说：“如果反右能够建纪念馆，或者三年饥荒、饿死几千万人的事情，有纪念馆，有反思和忏悔，那就不会有文革。甚至不会有八九六四，也不会有后来封国封城。”

“四清”之后的第一代红卫兵

1963年至1966年，中共开展“四清运动”，主要内容包括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文革启动前后，各地工作组进入学校和基层机构。当时社会还存在“红五类”“黑五类”等政治身份划分。

另一位接受采访的中国独立作家程政，其父亲在文革期间担任矿长。程政认为，今天很多讨论把红卫兵和造反派混为一谈，忽略了文革内部不同阶段的变化。

程政说：“因为我们之前‘四清运动’还没有结束。在‘四清’工作组领导下，也就是刘少奇、王光美他们派出去工作组领导下，各地‘文革’一开始打击的，依旧是以前历次运动打击的‘五类分子’，伤害的还是这些人。”

他说，文革初期遭受冲击的仍是历次政治运动中的对象：“这是文革初期的历史。这才有北京打死那么多老师、校长。那会儿第一代红卫兵，在各个地方基本还是‘红二代’为主，我们称之为第一代红卫兵。”

“炮打司令部”与第二代红卫兵

1966年8月，毛泽东发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程政认为，这成为文革内部的重要转折。程政说：“毛泽东发动文革，本来针对的是刘少奇以及整个文官系统。但是毛泽东发现整个运动又被他们带偏了，这才有了《炮打司令部》。”

程政认为，此后斗争方向发生变化：“《炮打司令部》里面直接说，要揪出党内赫鲁晓夫，睡在我们枕头边上的赫鲁晓夫。针对的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不是针对那些群众。”

程政表示，此后出现第二批红卫兵，也就是后来被称为造反派的群体：“这里面有很大一批人，是建国17年来历次运动里面受歧视、受打压的年轻人。他们十几年来对制度充满不满。当老毛号召群众起来批斗这些官僚、这些当权派的时候，民间觉得终于有机会造反了，而且是名正言顺响应毛主席号召。”

“一个地方分成两派”

随着群众组织不断分裂，各地开始出现“造反派”与“保皇派”两大阵营。提及“保皇派”，程政说：“保皇派就是保护这些老领导的派别，也形成自己的组织。这样两派开始武斗，两派都在各地抢枪。这都是我们同龄人在少年时候亲眼目睹过的事情。”

1967年至1968年间，武汉、重庆、广西等地相继出现武斗和流血事件。部分地区甚至出现抢夺枪械和军事冲突。

程政回忆，当时大多数人并无法看清高层政治变化。他说：“连那些被打的人，一样不敢背叛毛主席。只有极少数高层的人，可能刘少奇身边这些人才看得清楚。民间怎么可能看得清楚宫廷斗争？普通人根本不知道。”

“九一三以后开始变化”

1971年9月13日，中共官方宣布，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防部长林彪在出逃途中坠机身亡。程政认为，真正大面积开始反思，是在九一三事件之后。他说：“真正大面积开始思考：毛这个事情做得到底对还是不对，严格意义上说，是九一三以后。”

江西文史学者李建国接受采访时说，如果把十年文革分成两个阶段，林彪逃亡事件是一个分水岭。他回忆说：“那时候，我在参加生产队会议，支书传达九一三事件，说林彪叛逃，摔死在蒙古，我们觉得很奇怪，林副主席为什么要逃跑，我们怎么都想不通。从那以后，我们开始怀疑中央领导人出现斗争。”

李建国的父亲在文革中被当局打成“牛鬼蛇神”，先后被囚禁近20年。他说：“我父亲1958年大跃进的时候就被他们囚禁审查，1966年被送进牛棚，1974年春季前才被放出来，三年后才被‘摘帽’。”

李建国说，父亲被指控的罪名完全是无中生有：“说他恶毒攻击江青，恶毒攻击毛主席，闭着眼睛喊毛主席万岁，就把他从牛棚转到监狱。我家经济来源全靠我父亲，我爸被关，我只好住到农村姑姑家，总算有一口饭吃。”

后文革时代仍在讨论

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一个月后，华国锋与叶剑英等人抓捕“四人帮”，文革进入尾声。1981年，中共中央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文化大革命”作出正式历史结论，并将其定性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的“十年内乱”。

作家王继说，他当天（17日）在微信发布一段话，立即被屏蔽：“我说如果把反右建一个纪念馆，建文革纪念馆，五一六周年是昨天，我知道我是被关注的，有四五个帖子也封掉了。”

比较60年前的文革与当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王继说：“文革从来没有结束过。我们一直处于文革中，只是时而激烈、时而表面化一些，时而隐蔽一些。我一直是这个观点。”

作家程政则提出另一个说法：“我不把今天称为后文革时代。如果叫文革后时代，那意味着文革结束了。但你又不能说现在完全是文革时代。其实一切都没有变，只是处理方式、控制方式改变了，控制权力的方式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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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接待特朗普总统，并为他导览园林。在茶叙时间，特朗普总统表示，这是一次令人难以置信的访问，“取得了许多非常好的成果协议，达成一些非常棒的贸易协议，这对两国都很有利。”

(Evan Vucci/Reuters)

针对伊朗和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总统表示，两人看法相似，希望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先是伊朗封堵，接着美方封堵，这有点疯狂，这不好，不能这样。伊朗不能拥有核武。特朗普感谢习近平的款待，并再次邀请习近平于9月访问白宫，表示会尽力对等接待，希望习近平离开美国时，会像他对中国一样留下深刻印象。

习近平表示这次访问是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两国“已达成新的两国关系，是‘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是里程碑式的访问事件，达成很多合作、成果和意见。

特朗普：对台军售将在短期内作出决定

在回程的飞机上，特朗普回答记者有关台湾的问题。他表示，“习近平主席和我谈了很多关于台湾的问题。他认为他们（台湾）现在所做的事情不应该发生。他非常反对他们正在做的事。”

特朗普表示，“关于台湾，他（习近平）不希望看到为独立而发生冲突，因为那将会是一次非常严重的对抗。我听取了他的意见。我没有对此发表评论，我只是听取了他的意见。我非常尊重他。”

针对习近平在双方会谈中指出，中美在台湾问题上存在发生冲突的风险。特朗普表示他不这么认为。

特朗普表示，在台湾问题上，习近平的态度非常强硬。“我没有作出任何一方的承诺。我们看看会发生什么。” 在对台军售问题上，特朗普指出，他会在接下来很短的一段时间内作出决定。“我必须和目前你们都知道的那个人谈一谈，就是现在治理台湾的人。”

记者问，如果事态发展到那一步，美国会保卫台湾吗？特朗普回应：“我不想这么说。我不会这么说。习近平主席今天也问了我这个问题。我对他说：‘我不谈这些。’”

“他问我是否会保卫他们。我说：'我不谈那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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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4日上午10点，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外举行盛大仪式迎接特朗普到访。其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团队举行双边会谈。会谈开始前，双方在镜头前握手并短暂交谈，习近平数次露出笑容。

根据中方初步公布的信息，双方在会中讨论了中美贸易、台湾问题及其他双边关系分歧议题。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二人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

经贸合作仍是会谈重点

特朗普表示，此次访华带来约30位美国企业高层，希望扩大美中商业合作。他说：“我们拥有最出色的企业家，最顶尖、可以说是全球最优秀的企业家。他们今天来到中国，是向你和中国致敬，期待贸易往来与商业合作。”

特朗普并表示，美方未来对中经贸合作将“完全秉持对等原则”，并称希望中美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好”。

(BRENDAN SMIALOWSKI/AFP)

另据路透社引述白宫5月14日公布的会谈信息称，特朗普与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举行会晤。白宫形容会谈“良好”。双方同意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并认为霍尔木兹海峡应保持开放。双方还讨论了芬太尼前体化学品、美国农产品采购、市场准入及中国投资等议题。白宫摘要未提及台湾问题。

过去几年，美中围绕贸易、科技与出口管制等问题多次发生摩擦。双方先后推出关税与限制措施，两国关系持续紧张。

关注中美关系的北京独立学者辛先生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这次北京峰会筹备时间不短，但双方近期接触节奏明显加快，何立峰与贝森特的会谈也安排得较急。

他说：“中美之间需要处理的问题很多，但双方真正能达成的共识有限，最后可能是峰会规模很大，实际成果却不多。现在还要看川普回去后，两国关系会不会真的缓和。”

中美竞争格局难现根本改变

近期中美高层接触明显增加。此次特朗普访华，美国国防部长随团同行，也引起外界关注。

此前，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在瑞士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举行会谈，双方随后恢复部分经贸沟通机制。美国商务部近期也对部分对华出口限制措施作出调整，中国则重新批准部分美国企业在华业务申请。

不过，双方在关税、半导体、人工智能、台海与南海等问题上仍存在明显分歧。美国国会近期持续推动对华科技限制措施，北京则多次批评华盛顿以国家安全名义打压中国企业。

辛先生认为，中美双方目前都面临内部经济与国际压力，北京和华盛顿都希望通过元首会谈稳定局势。

他说：“这次峰会更像一次象征性缓和，主要是为双方争取一些缓冲时间，但不会改变中美长期竞争格局。现在越来越像冷战时期那种长期对抗。”

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行企业家。多名美国企业人士则表示，希望继续扩大在中国市场的投资与业务合作。

习近平则表示，美国企业长期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双方均从中受益。

他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相信美国企业在中国将拥有更广阔发展前景。”

台湾问题仍是双方核心分歧

在涉及台湾议题时，新华社引述习近平表示，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他称，若处理不好，将可能导致中美“碰撞甚至冲突”，并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

对此，关注台海局势的评论员赵焱（化名）接受本台采访时说，习近平此次提到“处理中美关系不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等说法，在近年中方涉台表态中并不常见。

他说，这类表述已经不只是一般外交警告，而是在提醒美国，台海问题可能进一步升级，甚至带来军事风险。

不过，赵焱认为，北京这次仍保留一定克制，并未直接点名美国或台湾当局，也没有出现“不惜一战”等更激烈措辞。

他说：“北京希望维持中美经贸关系，同时也借这次会谈再次强调台湾问题的政治底线。这是习近平的一贯立场，我们看到解放军战机不间断骚扰台湾，这和北京这几年的对台态度一致。”

美联社报导，特朗普结束与习近平会谈后，沿着人民大会堂红毯步下阶梯，登上座车离开，前往北京天坛参观。

责编：李诺

特朗普总统访华前，北京已进入高度戒备状态，据称特朗普总统可能下榻的四季酒店外停着多辆警车，并有武警岗哨。另据网络流传的信息显示，驻日美军三泽空军基地近期连续有多架美军运输机飞抵北京首都国际机场。截至13日，据称已有12架美军C17运输机抵京，数量超过特朗普2017年首次访华时的规模。

长期关注中国政治与中美关系的黎明本周三（13日）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这次“习特会”受到国际高度关注，但外界很难准确判断双方最终会谈出什么结果。

他说：“现在整个世界已经走到十字路口，谁都不能躺平。俄乌战争还在持续，中东局势也没结束。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不得不硬着头皮迎接这样一个很难揣摩的美国总统。”

特朗普总统启程前表示，他与习近平关系良好，对这次中国之行感到“振奋”，并预计习近平将在今年年底前访问美国。他表示，这次访华将重点讨论贸易与伊朗局势等问题，希望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让更多美国企业进入中国。

中美科技与贸易议题受关注

在特朗普抵京前，中美官员已在韩国釜山举行新一轮经贸磋商。中国官方新华社称，双方就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随后转往北京，陪同特朗普总统。随同特朗普总统访华的还有18名美国商界人士，包括人工智能与芯片产业代表及投资人。

北京学者李显扬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这些企业人士此次随行，显示贸易、科技与投资议题，仍是此次“习特会”的重点内容之一。

他说：“我看到一份18人名单，包括最后登机的黄仁勋，估计何立峰将与鲁特尼克就中美科技竞争与市场准入问题谈判，这也将是会谈的重要议题。这18名商界高层中，科技界有9位，有半导体、互联网、通信、生物科技企业负责人，华尔街金融机构负责人占6位，另外还有两位是波音公司代表，以及嘉吉公司（农业、能源与原材料）的代表。”

根据这份名单，李显扬分析称：“这说明特朗普此次访华，要和中国谈科技供应链、AI芯片、金融市场开放等问题，还要求中国购买波音客机、农产品和能源产品。”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嘉昆13日表示，特朗普访问期间，中美元首将就中美关系以及国际局势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他说，中方愿同美方一道，“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舆论关注黎智英与台海问题

外界关注“习特会”涉及的议题除贸易外，还包括伊朗核问题、对伊制裁、中国购买伊朗石油、台海问题，以及人工智能与科技竞争等。

特朗普总统行前再次对媒体表示，将向习近平提出香港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案件。他说，黎智英“试图做正确的事”，并表示希望他能够获释。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回应称，黎智英是“反中乱港事件的主要策划者和参与者”，香港事务属于中国内政，中共中央政府坚定支持香港司法机关“依法履职尽责”。

学者黎明表示，相比过去一些美国总统，特朗普总统的外交方式更强势，也更难预测。

他说：“很多美国总统会考虑政治正确，性格也比较容易掌握。但特朗普不是。他是一个争议很大、非常难揣摩的总统。”

学者：北京对台动武可能性下降

黎明举例，特朗普总统2017年首次在海湖庄园接待习近平时，曾在晚宴期间突然告诉习近平，美国刚刚向叙利亚发射导弹。

他说：“这一招非常狠，也非常绝。这样的做法，通常只会出现在黑帮电影里面。”

台海问题将成为会谈内容之一。特朗普总统此前曾表示，将与习近平讨论美国对台军售问题。中国官方媒体则强调，中方不会在涉及国家主权与安全的问题上妥协。

不过，黎明认为，经过俄乌战争后，北京对台动武的可能性已经下降。他说：“台湾现在更像一张牌。经过这几年的俄乌战争以后，这张牌的分量已经越来越轻。北京的宣传还是会继续讲，否则会影响政权合法性，但真正打一场台海战争，我觉得越来越不可能。”

根据目前披露的安排，特朗普总统14日将在北京出席欢迎仪式，并与习近平举行双边会晤、国宴等活动，其间还将前往天坛参观。15日，中国安排了双边茶叙与工作午餐，随后特朗普一行返回美国。

责编：李诺

路透报道，特朗普看到媒体报道名单中没有黄仁勋后，临时把他叫上。

责编：李诺

本周二（5月12日），海外社交媒体流传多张武汉高校内部通知截图。内容显示，部分高校辅导员正在统计学生翻墙情况，询问使用VPN（翻墙软件）原因，并要求学生签署书面保证书。其中一份通知称，长期浏览境外网站可能存在“思想侵蚀风险”，容易受到“错误价值观误导”，甚至“沦为有害信息二传手”，对“国家安全造成隐患”。

另一份截图显示，班级正在排查“使用翻墙软件情况”，包括使用目的、使用频率以及是否浏览境外社交媒体等内容。

学者：高校管理方式像“次文革”

对此，湖北媒体人薛明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他认为中国近年来的社会氛围越来越接近“文革”时期，只是形式有所变化。

他说：“我把现在这种状态称为‘次文革’，大概已经持续七八年了，差不多从2018年前后开始。那个时候还没有现在这么强调审查、强调要举报、抓间谍。现在很多东西都围绕所谓‘安全’展开。”

薛明认为，当局不断强化意识形态与社会控制，与政权维稳需求有关。

他说：“这个政权需要靠谎言维系，所以它要搞封闭。现在中国越来越像一个局域网，很多信息都被隔开，一切都要让位于所谓的安全，实际上是专制政权自身的安全。”

学生称校内派出所已介入翻墙排查

武汉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李姓同学对记者说，最近几周，同学们的辅导员开始在班级群里摸排翻墙情况。他说：“以前学校也知道大家会翻墙，但基本不怎么管，翻墙归公安管，这次是校内派出所管。”

李同学还说，有同学被要求说明翻墙用途，部分学生还被要求签署“不再使用相关软件”的保证书：“很多人翻墙主要是查资料、看论文、用AI工具，现在同学都担心会不会被处分，很多人说不会翻墙，但还是会偷偷翻墙。”

郑州前中学教师贾灵敏接受采访时说，以前学生翻墙归公安局负责，但现在学校管理层直接参与，这是把翻墙提升到国家安全和政治高度对待。她说：“以前是公安机关介入，从来没有说学校以单位来介入翻墙，那就不仅仅是武汉高校，其他地方也要做，现在只是刚开始。”

她认为，当局此举首先是不想让学生看到真相。“第一是不想让学生在境外看到境内的真相，第二是国内新闻联播内容，都是有选择性的，甚至存在误导。”

多地持续加强VPN翻墙查处

据地方公安通报及公开信息，近期部分网民因使用VPN浏览X、TikTok等境外网站，被公安机关警告或罚款。

3月11日，湖北省接连曝出两起因使用VPN翻墙被处罚的事件。在鄂州市，一名男子因使用翻墙软件浏览TikTok和X（原Twitter），被梁子湖区公安局处以200元罚款。同日在孝感市，孝南区公安局新华派出所出动十余名警力，查处一名使用VPN访问境外网站的网民，对其处以500元罚款。27日，湖北天门市警方通报，一名女子因下载“快连VPN”APP，并通过修改IP地址访问Telegram、Potato等境外平台，被公安机关查处。

今年4月，本台曾报道，江苏、陕西等地企业接到网络安全专项治理通知，要求企业VPN备案，并清查“违规跨境访问”行为。部分地区要求服务商一旦发现违规跨境连接，可直接断网处理。

责编：李诺

王爱琳已于今天辞去市长一职。在美国，充当外国政府的非法代理人最高可判处10年监禁。

王爱琳于2022年11月当选亚凯迪亚市议员。该市议会由五名成员组成，市长职位采轮流制产生。

检察官Bill Essayli表示：“在我国境内秘密替外国政府效力的人，正在破坏我们的民主。这项认罪协议，是我们保卫国土、防范中国渗透与腐化我国制度努力中的最新成果。”

司法部指出，王爱琳与同伙华裔男子孙耀宁（Yaoning Sun）透过经营、服务当地华裔社区的网站“美国新闻中心”（US News Center），宣传亲中言论。

声明中表示：“王爱琳与孙耀宁接收并执行（中国）政府官员的指示，在网站上发布（亲中）内容。”

司法部公布的内容举例，2021年6月，一名中国官员透过微信联系王爱琳与其他人，提供预先撰写好的新闻文章，其中包括一篇刊登于“洛杉矶时报”的文章称：“中国在新疆问题上的立场—新疆不存在种族灭绝；包括棉花生产在内的任何生产活动中，都不存在所谓’强迫劳动’。散播这类谣言是为了抹黑中国、破坏新疆安全与稳定、削弱当地经济、压制中国发展。”

数分钟后，王爱琳将该文章发布至自己网站，并将网站连结回传给该中国官员。群组中的其他人动作一致。该中国官员回覆：“这么快，谢谢大家。”

2021年8月，王爱琳与同一群组聊天中的另外三人，在各自的“新闻”网站上分享相同文章连结，之后中国官员感谢他们的“报导”。依照该官员要求，王爱琳对文章进行修改，并将修改后文章的连结发送给对方，之后再传送一张显示该文章已被浏览1万5128次的截图。对此，该官员回覆：“太好了！”王爱琳则回答：“谢谢领导。”

孙耀宁已于2025年承认充当外国政府非法代理人，目前正在服4年有期徒刑。两人曾经是未婚夫妻关系。

另外，曾任纽约州两任州长高级幕僚的孙雯（Linda Sun），被指控涉嫌于州政府任职期间，阻止纽约州与台湾驻处双方官员会面，拒绝前总统蔡英文到访期间，办事处提出的晚宴邀请，未经同意提供中国省政府访问邀请函等，并透过职权获得好处，孙雯与家人在纽约长岛与夏威夷拥有豪宅及名车。

孙雯与丈夫胡骁（Chris Hu）2024年9月被起诉，被控未登记担任外国代理人、诈欺、洗钱和逃漏税等19项罪名。陪审团于2025年12月中听取双方证词，但未能达成判决。

在菲律宾，马尼拉一间法院去年11月判处一名中国女子郭华萍（Alice Guo) 终身监禁，罪名是贩卖人口。她冒充菲律宾人竞选当上一个小市镇班班（Bamban）的市长，并在那里经营一个庞大的网络赌博和诈骗团伙组织。不过她否认听命于中国当局。

新华社5月7日报道，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因受贿罪被判死缓；李尚福则因受贿罪、行贿罪数罪并罚，被判死缓。两人在死缓期满后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并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这是中国近年少见针对副国级军方高层的重判。此前落马的中共中央军委原副主席郭伯雄、徐才厚，以及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房峰辉等人，均未被判死缓。

两位防长被定格量刑引关注

旅居欧洲的资深媒体人吕先生本周一接受本台采访时说，魏凤和与李尚福双双被判死缓，是军方高层数十年来极其罕见的现象：“10多年前，薄熙来因受贿、贪污等罪名被判无期徒刑，后来周永康因受贿、滥用职权等罪名也只是判无期。到了2022年9月，傅政华被判死刑缓期执行，外界已经看到中共对高级官员的量刑开始加重。现在两名前国防部长同时被判死缓，而且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这说明北京对军队系统问题的定性已经明显升级。”

吕先生认为，北京对两位前国防部长“顶格量刑”，对当局而言属于2026年的“反腐成果”，官方强调的是“从严治军”和“清除腐败”，但实际更像一场持续扩大的军中整肃行动。

他说：“最近几年，火箭军、海军、战略支援系统等多个军种高级将领接连出事，总装备系统持续被查，军工企业高层也频繁落马。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五大战区是习近平2016年军改后亲手建立的，现在不少战区司令员、政委被传接受调查或长期缺席重要活动。说明习时代建立的军队体系，已经出现严重问题。”

军报强调“绝不能有二心”

在官方宣布两位前防长被判刑的翌日，5月8日，《解放军报》在头版刊发评论文章《坚持有腐必反、有贪必肃》，称魏凤和、李尚福“信仰坍塌、忠诚失节”，“严重污染部队政治生态”，并提出“军中绝不能有对党怀有二心之人”。

时事评论人士刘先生接受本台采访时说，《解放军报》这篇社论的重点已经不仅是反腐，而是对军队内部进行政治警告：“过去军队反腐强调的是权钱交易、买官卖官，现在重点变成了‘忠诚失节’、‘怀有二心’。这说明最高层担心的问题已经不只是贪腐，而是军中是否存在不受控制的人际关系网络。”

刘先生表示，军报此前曾使用“严重践踏破坏军委主席负责制”等重话指控张又侠、刘振立，引发外界对军中高层权力斗争的关注。他说：“这次李尚福、魏凤和案件，很可能和装备系统、军委内部的人事关系有关。尤其李尚福被加上‘行贿罪’，外界自然会联想到他的上级关系。李尚福长期在装备系统任职，而张又侠过去也长期主管装备系统，因此外界会产生各种联想。”

《解放军报》的评论还提出，“没有免罪‘丹书铁券’，没有‘铁帽子王’”，“涉及多少查多少，牵扯多深挖多深”。

各军兵忠高层持接连出事

魏凤和长期在火箭军系统任职，曾任火箭军司令员，2017年出任国防部长。李尚福长期在总装备系统任职，曾任总装备部副部长、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部长。2023年3月，李尚福接替魏凤和出任国防部长，同年7月后未再公开露面。由于李尚福长期在装备系统任职，而张又侠过去也长期主管装备系统，因此外界对相关案件产生多种联想。

对于习近平提拔的人频繁出事，学者梁勤表示，习近平长期倾向于提拔有共事经历或具有地方背景联系的“熟人”，例如所谓“闽江新军”“之江新军”以及陕西背景官员。

他说：“这种基于个人信任，而不是严格制度化选拔的用人模式，容易让官员之间形成关系网络。当这些人进入更高层级、掌握更大权力后，一些潜在的腐败问题，甚至政治野心，才会逐渐暴露出来，最后形成难以控制的局面。”

责编：李诺

过去几年，中美关系经历关税战、科技封锁、供应链重组，以及台海与南海局势升温等竞争。双方虽一度恢复部分沟通机制，但在经贸、安全与科技领域的竞争并未出现明显缓和。

对此，资深媒体人高瑜近日在北京接受本台采访时说，下周四举行的“特习会”是世界两大对立阵营的一次会面：“我认为还是以稳定中美两个大国关系有重要意义，而不会有大突破。”

经贸与关税仍是核心议题

近期市场对美中关系变化保持高度敏感。每当出现双方恢复接触的消息，金融市场即出现短期波动。不过，有市场人士认为，企业在供应链与投资布局上的长期调整，目前并未出现逆转迹象。

高瑜认为，特朗普与习近平这次会面，谈的仍然是各自国家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其中，经贸与关税，依旧会是双方最核心的议题。如果会谈最终出现较明显成果，大概率也会集中在这一领域。

她对记者说：“现在最关键的，还是延长现有的贸易休战协议，避免新一轮高关税出来。另外，美国最近针对伊朗问题的一些表态，也让中方比较紧张。美国不是说了吗？如果谁继续支持伊朗，可能就要提高50%的关税。中国现在还是想避免这种情况发生。”

去年1月以来，特朗普政府多次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中国则以停止购买美国农产品、限制稀土出口进行反制。

高瑜表示，如果谈判顺利，中方可能进一步增加对美国农产品、波音飞机与能源产品的采购，其中向美国能源采购规模可能较大：“双方也可能讨论设立贸易委员会、投资委员会等机制，用来处理中美之间持续存在的贸易争端。”

她还提到，稀土、电池组件等产品的出口限制，以及半导体科技出口管制，也会成为双方谈判内容。中方可能要求美方在高科技出口限制上“松绑”，但美国是否回应，仍有待观察。

台湾问题仍将被强硬提出

外界普遍关注，“特习会”能否为近年持续紧张的中美关系降温。高瑜对此表示，台湾问题将成为北京在此次会面中强调的重点。

她说：“习近平还是会要求美国反对台独，减少对台军售，这个他一定会非常强硬。”

不过，高瑜认为，美方在台湾问题上不太可能出现实质性让步。她说，美国目前仍会维持“一中政策”与《台湾关系法》框架，而华盛顿近年对台军售与安全支持也未出现减弱迹象。

中东局势或成另一焦点

除了台海问题，高瑜认为，中东局势与伊朗问题，也可能成为此次会谈的重要议题。

她对本台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稳定直接涉及全球能源价格，中国作为伊朗的重要合作方，美方可能要求北京对伊朗施加更多影响力，以避免局势进一步恶化。

“现在真正重要的，其实还是中东。”高瑜说，“特朗普一定会要求中国对伊朗施压，避免霍尔木兹海峡出问题。”

她认为，相比之下，知识产权、芬太尼、南海与朝鲜半岛等议题，虽然仍会被提及，但已不再是最核心的焦点。

高瑜关注黎智英议题

作为长期关注香港问题的中国资深媒体人，高瑜也提到，她关注特朗普是否会在会谈中再次提及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

“特朗普一定会表态，也一定会提黎智英。”她说。

不过，高瑜认为，黎智英议题虽然具有象征意义，但不至于影响中美之间更核心的经贸、安全与地缘政治谈判。

年过八旬的北京资深媒体人高瑜在接受采访时，思路清晰，嗓音洪亮。她告诉记者每天都在关注国际时事，尤其是中美关系走向。她认为，中美之间的长期竞争格局已经形成，双方即使恢复高层接触，也难改变当前的大方向。

责编：李诺

近年来，中美关系持续紧张，双方在贸易、科技、台湾、南海及供应链等问题上分歧扩大。美国推动供应链重组，并加强亚太军事部署，中国则通过铁路、港口、电力与工业园项目，继续扩大在东南亚的经济影响。

旅居泰国的王先生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说，东南亚多数国家目前并未完全倒向北京或华盛顿，而是继续在中美之间维持平衡。他说：“泰国政府现在还是想保持一种平衡状态。它不可能完全倒向美国，也不会完全靠向中国。经济上它对中国有依赖，但安全和政治上，它还是会配合美国。”

东南亚维持平衡策略

王先生透露，近期泰国曾对一家销售中国商品的商场展开大规模检查。他说，相关行动与美国方面加强知识产权与商品来源审查有关：“那个商场很多商品都是从中国来的。后来泰国方面开始配合美国加强检查，把一些店铺封了，查出来很多高仿商品。这个事情也说明，泰国在一些事情上还是很配合美国。”

美国近年持续扩大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菲律宾扩大美军进入基地范围；泰国继续与美方举行联合军演；越南则加强与美国安全接触。与此同时，中国继续扩大与东南亚国家的贸易与基础设施合作。中国已连续多年成为东盟最大贸易伙伴。中老铁路、中泰铁路及区域供应链合作持续推进。

不过，中国仍是菲律宾重要贸易伙伴之一。越南则一方面扩大与美国关系，另一方面继续维持与中国的经贸联系。对此，王先生说，东南亚国家目前普遍不愿公开选边。

中国经济影响持续扩大

他说：“以前拜登时期，他们可能更强调平衡。现在特朗普回来以后，各国还是会继续看美国态度，但整体上还是两边都要。老挝对中国的依赖很深。铁路、公路、设备很多都是中国在做。你到那里会感觉，中国经济影响已经进入得很深。”

根据新加坡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发布的《2026年东南亚态势调查》，目前约有52%的区域受访者更倾向中国，48%倾向美国。相较往年，出现明显翻转，中国在受访者眼中愈发被视为更符合东盟利益的伙伴。

马来西亚华侨徐先生受访时表示，他曾遇到一名当地华裔承包商。对方向他谈到当地基础设施建设时，多次提到中国设备和中国企业的重要性。

他说：“他就直接讲，没有中国人很多工程做不了，包括设备、公路、电池这些。他讲得很现实，不是政治立场问题，而是经济上已经形成一种依赖。”

除老挝外，马来西亚也在中美之间保持平衡。王先生表示，他近期在首都吉隆坡观察到，当地官方在公共空间更强调本地语言与英语体系，而不是明显向中国靠近。

他说：“我在吉隆坡机场，基本看不到中文，主要还是马来语和英语。这其实也是一种官方态度，它还是希望保持自己的平衡和独立性。”

伊朗局势影响东盟判断

近年来，美国推动部分企业将产业链从中国转向东南亚，越南、泰国、马来西亚等国成为部分制造业转移目的地。与此同时，中国企业也在持续扩大在东南亚投资，包括新能源、电动车、铁路与数字基础设施等项目。东南亚国家在承接产业转移的同时，与中国经济联系也进一步加深。

广东经济学者王先生对记者说：“很多东南亚国家现在都处于一种双重依赖状态。一方面希望承接美国推动的供应链转移，另一方面又离不开中国市场、设备和投资。东南亚国家正密切关注特朗普与习近平会晤后，是否会发表联合公报。如果没有，那么东南亚国家的外交政策可能会进一步向美国倾斜。”

在伊朗局势尚未明朗之际，东南亚国家也在关注美国是否继续把战略重心放在亚太地区。一些分析认为，美国将更多军事资源投向中东后，东南亚国家开始担心，华盛顿未来是否还能长期维持对亚太地区的关注。

多数东盟国家目前仍在公开场合强调“中立”“稳定”与“区域合作”。多位受访学者认为，即将举行的特朗普与习近平会面，将成为东南亚国家观察未来区域局势的重要窗口。

责编：李诺

据接近中国外交系统的知情人士张先生向本台透露，特朗普访华的先遣团队已于约一个月前抵达北京，就行程与安保安排与中方进行多轮沟通。讨论内容包括访问行程、下榻安排以及双方安保分工等事项。

会面进入筹备　安保与行程细节曝光

张先生说，双方目前已就安保职责形成初步安排，由美国特勤局负责特朗普的贴身警卫，中共中央警卫局负责近距离及外围安全：“具体安保部署将根据活动地点进行调整。在开放场地，美方警卫范围可能扩大，中方则通过分层布置加强整体现场控制。”

近期，中美互动出现变化。美国国务卿与中国外长先后释放沟通信号，美中商务与财政团队也恢复接触。与此同时，美国政府继续推进对中国高科技产业的限制措施，包括芯片与人工智能领域的出口管制，中国方面则在外交与经贸层面作出回应。

特朗普寻求成果　北京争取空间

关注中美关系的独立学者邢先生接受本台采访时说：“这次会面对特朗普来说，更像一次需要对外展示成果的机会。他需要在稀土、芯片或人工智能等议题上形成某种阶段性安排，以对冲当前在其他外交议题上的压力。同时，他也可能借助与中方的沟通渠道，推动与金正恩的再次接触，延续其以领导人会晤为核心的外交方式。”

邢先生表示，从中方角度看，北京目前有更多应对空间。他说：“中方会继续在稀土、芯片和供应链这些问题上和美国周旋，通过这些具体议题的谈判，争取让整体局势缓一缓。”在此之外，中方也可能在地区安全问题上争取更多主动。这种做法不是直接对抗，而是尽量不让冲突升级，同时为自己争取空间。

美中两国经过数年政治与经济博弈，中美贸易规模仍维持在较高水平，但结构正在发生变化。美国企业减少对中国部分产业链依赖，同时将生产转移至东南亚与印度；中国则加大对内循环的政策支持，强化本土供应链体系。

中美关系重组　对抗与合作并存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者苏先生对记者说，当下的中美关系进入一种结构性对抗阶段，双方都在避免失控，但也缺乏实质缓和条件。元首面对面沟通更多是“管控风险”，而非修复关系：“目前双方经济联系没有断，但已经开始重组。企业现在考虑的不是成本，而是安全与政策风险。中国对外资政策的变化，也影响了部分外资在华布局。”

与此同时，美国国内政治因素也影响对华政策。国会两党在涉华议题上立场趋同，推动更强硬政策。在中国内部，房地产、地方债与外资流动等问题亦受到关注，政策层面强调稳定预期与吸引投资。

双方各有考量　会谈侧重现实利益

关注中美关系的媒体人郭先生对记者说，中美关系的紧张，与双方经济结构变化有关：“一个是以科技为主导的国家，另一个是在制造业体系中占据重要位置的国家。过去双方分工相对清晰，但随着中国在高科技领域持续推进，这种格局正在发生变化，对美国形成压力。”

他表示，这种变化也和近年来技术发展有关：“信息技术的发展降低了进入门槛，使更多国家具备参与竞争的能力。同时，新一轮技术突破方向尚未完全明朗，美国在技术领先方面的优势也面临挑战，这些因素共同影响了两国关系。”

回顾过去几年，中美关系经历贸易战、科技限制与地缘政治摩擦，多项沟通机制一度中断。近年来虽有恢复迹象，但整体信任基础仍然有限。

责编：李诺

中纪委4月23日通报显示，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当季共接收信访举报96.8万件次，处置问题线索57万件，立案24.5万件。处分人员中，乡科级及以下干部与农村、企业相关人员占多数，相关数据明显集中于基层领域。

知情人士告诉本台，国家监委、纪委正在全国范围内倒查贪官，除追责离任或退休的省部级官员外，也在同步倒查基层官员，包括街道办主任、镇政府官员，甚至村支书和村主任。

村官被指借拆迁建房敛财

武汉城中村拆迁户纪汉芝向本台反映，她与家人共有的一处约900平方米房产在疫情期间被他人冒领，该房屋由五姊妹共同使用二十多年，但在拆迁过程中并未接到任何通知。

纪汉芝本周接受本台采访时说：“我们五姊妹的手机号用了三十多年，一个电话都没有接到。后来才知道，有人把我们的房子冒领了，钱也领走了，还签了协议。这个人本身就是参与拆迁的单位职工，签完协议以后还一直在单位领工资，一直到去世。法院现在只判合同无效，没有判他们违法，也没有说赔多少钱，只是让我们继续打官司，对方一直在拖时间，就是让我们在法律程序里来回折腾。有的人在拆迁中拿到的钱非常多，甚至已经上亿元。”

5月2日，广东顺德一段由网民账号“李老师不是你老师”（@whyyoutouzhele）发布的视频显示，一名网友称，其返乡投入约100万元建房，开工时即遭村干部阻拦，对方提出需支付费用方可施工。报警后，施工一度恢复。

有网民在评论区留言写道，村领导权力“那可不是一般的大”，难怪“一查一个准”。

山东临沂村民卢秋梅对记者说：“最近查得比较严了。在农村基层，特别是偏远地区，村支书很多时候是一人说了算，有的干了二三十年，逐渐形成‘土皇帝’。比方计划生育时候，政策说超生罚款一万，他可以罚你两万元。现在倒查村支书，他们绝不是贪一两年。”

倒查村官贪腐问题持续暴露

卢秋梅表示，没有上级官员包庇，村官难以长期贪污：“他（村官）的贪污如果没有街道、乡镇一级政府或者县级领导包庇，他能贪那么多吗？包括大拆大建、靠土地增收等，老百姓不能反驳，如果反驳他，就会利用公权力对付你。”

围绕上述情况，关注中国农村问题的学者李先生对记者说，村级干部直接接触土地、项目和补贴分配，权力虽然层级不高，但使用频率很高，在具体事务中容易形成利益空间。

他说：“在一些基层事务中，审批流程和材料审核缺乏明确时间限制，执行上存在弹性空间。村支书掌握全村百姓的土地流转、农田灌溉收费等经济命脉，村民一般采取忍耐的态度，这种贪污就会逐渐扩大。”

李先生说：“拆迁、土地开发等领域涉及资源集中，一旦监管不足，个别案件可能涉及较大金额。农村发生的这类贪污案，表面上是村官行为，但背后往往涉及更高层级的利益关系。”

官方数据显示，纪检监察机关在第一季度运用“四种形态”批评教育和处理37.6万人次，其中超过一半属于提醒谈话等较轻处理方式，进入较重处分及移送司法的比例相对有限。

近年来，中共持续加强对基层领域的整治。公开信息显示，累计已有数十万名村级干部被查处，基层权力涉及土地使用、项目分配等具体事务，已成为整顿重点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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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新闻报道从开放逐步倒退，不少媒体人对此感到困扰。中国资深新闻工作者高先生看到相关排名后表示“并不意外”。高先生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说：“印象中我在媒体的时候，大概2002年至2005年，中国的排名还没有现在这么难看，当时大概在130多名到150多名之间，后面还有十几二十个国家垫底。现在这些尾巴都快没有了，这几年基本都是倒数。”

法律工具扩张 媒体管控升级

报告指出，中国近年来持续扩大国家安全相关法律工具的适用范围，包括以国家安全法规对记者及媒体活动进行限制。报告还提到，中国的信息管控模式正在对周边国家产生影响。越南（第174名）与缅甸（第166名）近年来均参照中国法律架构，制定网络安全相关法规，加强对互联网与媒体的监管。

高先生表示，当局对新闻媒体的管控一直存在，但近年明显加强：“我们那个时候就已经比较严格，记者需要考核、培训，五年一审，通不过记者证就会被取消，对调查记者要求更严。当时就有不少调查记者被抓。”他认为，目前对记者的管控已经上升到国家层面。

2026年新闻自由指数发布记者会4月30日在台北举行，无国界记者组织亚太办事处代表艾维昂、倡议经理白奥兰、倡议专员侯亚瑟等人出席。

无国界记者组织指出，亚太地区仍是全球新闻自由受限最严重的区域之一。在32个受评国家和地区中，有21个被列为“状况艰难”或“状况恶劣”。报告认为，该地区新闻环境持续恶化，主要原因在于各国政府借助法律手段对媒体施压，包括滥用诉讼及扩大国家安全法规的适用范围。

记者生存空间收缩 学界指向制度变化

一名中国独立记者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敢说真话的媒体空间正在缩小：“现在的媒体几乎不算媒体，过去体育、娱乐新闻相对宽松，现在连这些内容也受到限制，政治新闻更缺乏真实信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现在连照片都很少发布，更不用说视频。”

无国界记者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近三年的世界新闻自由指数中均排名第178位，连续位列全球倒数第三，在180个国家和地区中长期处于末端。

中国新闻研究学者冯女士对记者说，中国新闻环境的收紧已从传统审查转向法律与刑事手段并用。她说：“过去主要是内容审查，现在更多通过国家安全法律界定新闻行为，一些报道被直接认定为违法，这使记者面临的风险明显提高。当法律界定不清时，执法空间就会扩大，记者很难判断哪些属于正常报道，哪些会被认定为违法。”

香港与全球对比 新闻自由整体下滑

报告指出，香港在本次新闻自由指数中排名第140位，被评为“状况恶劣”。媒体人黎智英近期被判刑20年，被视为香港新闻自由倒退的重要指标，也是当地记者面临的最重刑罚案例之一。

报告同时提到，即便在部分民主国家，新闻自由亦面临压力。例如日本（第62名）因国家机密法被指对媒体形成寒蝉效应；韩国（第47名）推动打击“虚假信息”的措施亦引发争议。

从全球范围来看，新闻自由整体呈下降趋势。报告显示，2026年首次有超过一半国家（52.2%）被列为“状况艰难”或“状况恶劣”，为25年来首次，相较2002年的13.7%明显上升。

在排名方面，挪威连续第10年位居全球第一，厄立特里亚继续排名最后。台湾排名第28，虽较去年下滑4位，但仍为亚洲排名最高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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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该文中，国安部表示，近年来有“境外反华势力”透过网络平台，放大社会焦虑，传播“努力无用”“奋斗吃亏”等观点。文章还称，有境外组织资助媒体、智库及“躺平网红”，批量制作短视频，进行所谓“躺平洗脑”，影响部分青年认知。

文中并提到，“他们只希望我们的青年‘躺平’，将我们的发展红利、战略机遇、民族未来拱手相让”。相关说法发布后，在网络上引发不同解读。

当下年轻人有独立判断能力

对于上述说法，广东网民刘先生接受本台采访时说，当下的年轻人有独立判断能力，不轻易相信媒体宣传：“现在的年轻人都很务实，如果我努力换不来我想要的，那我就干脆不努力，所以说有关部门把这些（不努力）的问题推给境外势力，是想把人当成傻子。年轻人都知道国外的情况，他们（当局）不去反思自己的问题。”

刘先生说，假如大陆有公平竞争的平台，年轻人不至于沦落到要“躺平”的地步：“我在网上也看到很多嘲笑当局的内容，中国的问题归根结底还是体制的问题。没有公平公正的平台，为年轻人奋斗、追求提供帮助。”

在网络平台上，不少用户对国安部的说法提出疑问。有留言指出，“如果存在境外资助，应该公布具体案例与证据”，也有人将“躺平”与房价、就业压力联系起来，认为是个体选择的结果。还有网民留言：能不能公示名单，谁被资助了，挣了多少黑钱，是怎么被腐蚀的：“我真的很想知道哪个网红拿着境外势力的钱鼓吹躺平，是哪个平台的网红。”

国安部不该干预网民愿望

安徽前检察官沈良庆对本台说，他看到国家安全部把在抖音、快手上用短视频鼓吹“躺平”“反内卷”“反剥削”言论的网红，定性为受境外势力支持、危害国家安全的群体，感到很吃惊，而不仅仅是滑稽：“无论这些网络言论是对还是错，都属于思想言论范畴。即使按照中国管控思想舆论的一贯做法要管，也应该由宣传和新闻出版部门管理，对这种在官方看来是严重错误的思想、观点进行批判，而不是由国家安全部去抓所谓受境外组织支持的敌对势力。这种以抓危害国家安全敌对势力、抓特务的做法，让人感觉回到了文革时代。”

近年来，“躺平”一词在中国网络流行，被用来形容年轻人对高强度竞争与生活压力的回应。“躺平主义”主张不买房、不结婚、不生育、不消费，维持最低生活状态，拒绝成为被剥削的劳动者。中国官方近年来多次对相关言论进行整顿与引导。

中国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3月16至24岁青年失业率为16.9%，为今年以来最高水平；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4%。有专家指出，年轻人实际失业率远高于官方公布数据，内部统计已达约34%。

“躺平”是全民抵抗情绪发泄

大陆法律学者陆沉渊表示，国安部将“躺平”与境外势力挂钩是不公正的表述，而且荒唐。他说，“躺平”是一种集体情绪表达：“第一反映了社会底层人群向上流动的难度，在这种非常高难度下，很多人就放弃了奋斗；另一种是很多人被收割、被剥削后的一种消极抵抗。中共对工薪阶层、底层人通过高房价的盘剥是非常厉害的，无论你如何努力都改变不了自己的命运。”

目前，中国国安部未披露具体涉及的组织或个案细节。相关说法仍在网络上持续引发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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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通知标题为“关于NIDP第一工厂停产通知书”，称第一工厂“受外部环境持续影响”，经营面临困难，经公司评估决定全面停产，并对员工安置作出安排。通知提出，自2026年5月30日起第一工厂停止生产活动，进入后续处理阶段。

该通知还提到，在员工安置方面，将配合工厂关闭相关事项处理；涉及劳动关系的处理，将通过劳动合同协商解除，并按照法律规定给予相应补偿。

河北资深媒体人高先生接受本台采访时说，包括日本、欧美企业撤离中国已经持续多年：“从特朗普上一次出任美国总统之后，中国制造外迁开始常态化，日本和中国关系紧张已经十多年，很多日本企业把产业链向外转移，尼得科肯定不是最后一个。我觉得这不仅仅是中日关系，而是全球供应链在重组。”

高先生认为，日本等西方国家正在摆脱中国对供应链等控制，最终的制造业将分散在全球各地，而不是集中在某大国。

中国金融学者司令接受采访时说，尼得科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东莞招商引资的重要项目，但近几年，包括日本企业在内的外资企业逐渐撤离。他说：“外资在中国的日子并不像以前那么好了，经营环境大不如前。这份通知里面说到受复杂环境持续影响，其实是无奈之举。”

司令认为，中日关系紧张也加速了日企撤离中国的步伐，尼得科关闭东莞工厂，显示中国境内日企政策环境正在发生变化。

大连、东莞、苏州、浙江均设厂

尼得科于1992年进入中国，在大连设立生产基地，此后在东莞、苏州、浙江等地设立生产与研发体系，在中国形成较为完整的制造网络。公开资料显示，东莞工厂主要从事电脑周边用直流马达及精密马达部件制造，在订单高峰时期用工规模达数千至上万。

工商资料显示，尼得科电机（东莞）有限公司成立于2002年6月25日，注册资本2300万美元，法定代表人为藤田啓之，是尼得科在东莞的重要生产实体之一。

日本静冈大学教授杨海英对记者说：“中国的营商环境愈来愈严峻，外资企业面临更多限制。如果企业试图撤出，还可能遭遇查税等问题，这种环境对企业决策会产生直接影响。”

社交平台X上近日流传有关外资企业撤离与税务问题的说法。有用户指出，企业在调整在华业务时可能面临税务追溯或审查压力，不过相关内容未见官方回应。

尼得科成立于1973年，总部位于日本京都，是全球精密电机制造企业，在微型电机领域长期位居世界第一，在全球供应链中占据重要位置。

东莞长安镇劳务中介公司赵先生接受记者查询时说，尼得科在高峰期曾有数千名员工，随着经济状况变化，最近一年已不再招聘。他说：“以前一直在招人，现在基本没有新岗位出来，很多中介都不再接这个厂的单。现在很多员工在观望，有的人已经开始找工作，也有人在等具体方案出来再决定下一步。”

日企在华投资趋冷与大环境相关

中国日本商会今年2月发布的调查显示，在华日企对经营环境判断持续偏向悲观。调查覆盖1427家日资企业，仅1%的受访者认为中国经济“有所改善”，近一半判断“正在或将继续恶化”，这一比例与三年前相比变化不大。

调查指出，若当前环境延续，在华日企的投资、人员派驻及业务布局可能继续调整。计划扩大在华投资的企业仅占17%，超过四成表示将减少或停止投资，部分企业已开始评估缩减业务或分阶段退出中国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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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0日，香港华盛玩具公司关停其位于广西玉林的英峰、华耀、创丰等四家工厂，导致近万名工人失业。截至4月24日，约5000名工人的维权行动已持续第四天，工人要求支付拖欠工资及遣散赔偿。但公司方面未提出明确解决方案，也未表示将补发工资或支付补偿。

有李姓工人24日晚间对当地记者说：“公司去年底关闭东莞常青玩具厂时，仅按0.5N标准发放补偿，未依法足额赔付。这次突然关闭，他们的处理方式和去年的情况差不多，没有按劳动法去补偿，我们担心这次厂里也这样做，所以有几千人出来抗议。”

工人向官方投诉不获处理

李姓工人说，他们曾向劳动部门投诉，但未获得回应，反而被要求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纠纷：“叫工人走法律程序，就是不让我们继续抗议。”

“中国集体抗争事件记录”网站上传的现场画面显示，厂区外道路与空地聚集大量女工，有人站在路边观望，也有人围在一起交流情况。部分工人手持手机记录现场，周边车辆通行缓慢。期间有穿制服的警察在场戒备。

容县一名员工对记者说：“通知来得很突然，大家都没有准备，现在最关心的是工资和赔偿怎么算，我们辛辛苦苦工作，厂里也应该遵守法律。”

广西北流另一家工厂外，工人分散站立，有人戴着口罩相互交谈。一名在厂工作多年的员工对记者说：“干了十几年，现在一下子停了，公司也没有讲清楚补偿标准，我们只能出来问个说法。”

连日维权占道与集会并行

4月21日，容县及北流多处厂区外出现工人集体聚集情况。有参与者表示，当天部分工人一度占据厂外道路，希望引起关注。现场视频显示，有工人在厂房楼顶悬挂横幅表达诉求。在北流创丰厂区外，有工人打出“还我血汗钱”等标语。

公司停业通知称，近年来中美关税贸易摩擦持续加剧，海外经营环境出现变化，公司因产品终端海外客户拖欠货款，出现资金问题，自即日起停止全部经营业务。

通知同时称将“优先保障员工工资、经济补偿金等法定权益”，但未说明具体赔偿标准、金额及支付时间。此前，华盛在关闭另一家旗下工厂时，仅按“0.5N”标准向失业工人发放补偿。根据中国《劳动合同法》相关规定，用人单位应至少按“N+1”标准进行赔偿。

有工人对记者说，此前公司在其他地区关闭工厂时，曾出现补偿低于法定标准的情况，这使得员工对赔偿问题保持警惕：“之前有厂只给到打折的赔偿，这次大家都不放心。”

根据中国《劳动合同法》第40条、第46条、第47条规定，企业解除劳动合同时，应按员工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支付经济补偿；如果企业未提前30天书面通知，还应额外支付1个月工资，这一做法通常被称为“N+1”。

五十年老厂不敌经济下行

公开资料显示，华盛玩具成立于上世纪70年代，总部位于香港，长期从事玩具代工生产，在广东、广西及东南亚等地设有工厂。近年来，随着订单变化及生产布局调整，部分工厂陆续停运。2025年底，该公司位于广东东莞的一家工厂关闭时，也曾因赔偿问题引发工人集体行动。

北京经济学者韦先生对记者说：“过去依赖出口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这几年受到的影响比较集中。订单减少、回款周期拉长，一些企业资金压力增加，停产或关闭的情况在增加。”

韦先生表示，部分企业将生产转移至东南亚地区，以降低成本或接近市场。在这一过程中，员工安置问题往往最容易引发矛盾。

目前，广西相关工厂停业后的赔偿安排仍未公布，工人与企业之间的协商仍在持续，相关赔偿方案尚未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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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8日，有报名考生在聊天群披露，此次招聘吸引超过千人报考，竞争35个岗位。他表示，报名时才发现岗位结构差异明显，“公告写招聘94人，但很多岗位是定向的，普通考生能报的只有35个职位”。

另有考生留言写道，网格员岗位薪资水平不高，“每个月大概1600元”。该薪资低于广安经开区最低月薪2200元。根据考生反映，报名人数超过1000人，在公开招聘岗位35个的情况下，初步测算竞争比例约为28至30人竞争1个岗位。

四川居民周女士接受本台采访时说，网格员月薪1600元难以维持基本生活：“网格员每天吃饭就要40块钱，一个月就要1200块，还不算房租、看病等开支，这点钱肯定不够。现在物价在上涨，他们网格员工资太少了。”

网格化管理的基层角色

网格员是中国基层“网格化管理”的组成部分。所谓网格，是将城市或乡村地理空间按统一标准划分为若干单元，并将管理资源、人员与服务职能下沉至这些单元的微观治理模式。一般每个网格由一名网格员负责，覆盖约15至20户居民。

周女士说：“网格员干的活很多，社区什么事都要管，有的负责安全，有的负责环卫，还有的负责老年人服务，我们社区就有好几个网格员。”

相比之下，福建福州的同类岗位薪资高于广安，但整体仍处于较低水平。鼓楼区南街街道4月中旬在区政府网站发布公告，招聘1名网格员，试用期月薪2195元，转正后约2250元，并实行两班制，最晚工作至22时。公告显示，该岗位需承担巡查、信息采集、事件上报等职责，并要求具备户外工作能力。

有受访者对记者说，在薪资水平较低的情况下，这类岗位仍吸引应聘者，主要原因在于其相对稳定。

在深圳，网格员招聘多采用劳务派遣形式。深圳市优才人力资源有限公司3月发布公告，招聘聘员18人，派遣至龙岗区龙城街道办事处工作，岗位包括网格员及党政事务辅助岗。

深圳龙岗居民孙先生对记者说，每个小区楼道内都张贴有网格员姓名和证件照：“他们会打电话问你家里有几口人，登记人口信息。房子租给别人要报备，办理居住证，不办就会被提醒。网格员就像以前居委会的人，是一种日常管理和监控。”

网格员制度的演变与扩张

中国社区网格员制度最早出现在2004年至2005年前后，起源于北京市东城区试点的“万米单元网格”数字化城市管理模式，随后在上海等地推广，最初用于城市管理与房屋租赁信息登记等工作。

近年来，网格员队伍规模持续扩大。通过密集配置人员，基层治理体系得以将信息采集、风险排查及矛盾化解等工作下沉至社区层面。全国网格单元数量已达百万级，由此形成的网格员群体规模亦持续增长，成为基层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过，随着经济环境变化，多地亦出现网格员欠薪等问题，引发部分从业者维权。

受访者表示，在就业机会有限的情况下，稳定岗位的吸引力上升，求职者更关注“是否有机会”，而非岗位本身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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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审于4月9日上午10点30分开始，11点07分结束，案件在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州塔尔迪库尔干市举行。检方认为，这19人通过公开行动煽动针对中国人的民族仇恨，因此适用刑法第174条。哈萨克人权组织阿塔珠尔特志愿者组织创办人赛尔克坚对记者说，该条款在国内外长期存在争议，多个人权组织及联合国机制曾对其适用范围提出批评。

根据哈萨克当局指控，涉案人员曾在公开场合焚烧中国五星红旗及领导人画像，并发表针对中国新疆政策的批评性言论。检方认定这是针对“中国人”的仇恨煽动。法官于4月中旬作出宣判。

律师称行为属和平表达

阿塔珠尔特志愿者组织负责人别克扎提被判刑5年，其辩护律师、同时也是其妹妹的纳孜古丽对记者说：“就是因为焚烧画像和旗帜，被定为煽动民众仇恨。我们认为这些行为是和平表达，没有暴力，也没有伤害任何人。”

她说：“11月13日，他们烧了习近平的像和中国国旗被抓。这19个人被判刑，11个人被判了5年，另外8个人是监外执行，可以回家，但是自由被限制。这几天我们会提起上诉。”

2025年11月13日，19名来自新疆的哈萨克人在阿拉木图州都拉塔口岸附近集会期间，焚烧五星红旗和中国领导人肖像，当天被警方逮捕。据家属称，被捕者中有多名曾被关押在新疆伊犁的“再教育营”。

一位旁听的哈萨克居民努尔别克对记者说，辩护律师指出，被告的诉求包括关注新疆哈萨克人与维吾尔人的处境，以及要求政府重新评估与中国之间的免签安排，属于公共议题讨论，不应构成煽动民族仇恨罪。

被判刑人员吾拉力汗·阿别尼的妻子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其家庭在案件前后持续承受压力。她说，其丈夫曾于2017年在中国被关押，身体状况恶化，器官及血液受到影响，长期需要检查。返回哈萨克斯坦后，曾公开说明在新疆再教育营遭遇酷刑的经历。

她对记者说：“他的身体被伤得很严重，血液也出了问题。回国以后也没有机会讲清楚在中国发生的事情，现在又被判刑。”

她还提到，其儿子已被大学录取，但在第二学期前被校方拒绝继续就读：“我孩子已经被录取了，第二学期却不让读，也没有合理解释。我们申请出国签证，也一直被拒。”

家属称曾被要求配合拍摄视频

另一名被判刑人员叶尔肯别克的妻子古丽吧给·乌拉孜别克对记者说，其丈夫因参与抗议被判刑5年，目前正在监狱服刑：“我的丈夫叶尔肯别克被判了5年，是因为参加了2025年11月13日的抗议活动，现在监狱里，我们已经提出上诉，但具体时间仍在整理中。”

古丽吧给还说：“我们有两个儿子。小儿子马格詹去年4月25日被塞梅医学院录取，学习医学专业。因为他父亲的案件，孩子只读了一个学期，就被学校开除了，没有让继续读下去。”

她说：“我们的审判非常不公正，我们的人权被严重侵犯。我们向所有人权组织求助，希望案件能够重新审理。”

古丽吧给还表示，在法院宣判后，哈国有关部门人员曾联系其丈夫的朋友，要求他们拍摄一段简短视频。她说：“他们（政府）让朋友录一段一两分钟甚至几秒的视频，说是要说明我丈夫是被别人煽动、被引导参与的，才被判了5年。”

她说，对方带有明显压力要求配合，但这些朋友最终未同意拍摄，也拒绝按要求作出相关表述。

学者称案件或影响人权与外交

哈国学者艾尔肯对记者说，该案判决结果可能影响哈萨克斯坦在人权与外交之间的取向。人权组织等机构亦呼吁哈萨克斯坦履行国际人权义务。

有观察人士对记者说，这起19人被集体起诉案件已超出一般司法案件范畴，可能引发对哈萨克斯坦人权状况及其国际关系的进一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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