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要求地方政府把矛盾化解在现场

去年12月18日，周永康在全国政法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要求各地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必须“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镇，矛盾不上交“。北京的求是杂志报道说，周永康要求各地政府深入推进化解社会矛盾，从四个方面解决目前中国社会矛盾激化的问题。一是抓源头，预防矛盾发生；二是清理积案，三是完善机制，四是强化基层政府的作用。

目前中国社会每年发生群体性事件超过十万起，各类暴力反抗事件日渐增多。专家评论说，这显示中国社会矛盾激化，官民冲突和对立严重。

美国纽约市立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表示，周永康作出的要求并非首次，以前北京也一直把维持稳定作为地方政府的首要工作，但问题在于，许多社会矛盾地方政府没有能力和没有办法解决：“现在最根本的问题在于，地方政府它没有能力来解决这些矛盾冲突。而且很多这些矛盾冲突是由中央的政策其实形成的。中央政府它许了很多的愿， 它许了很多愿，但是它并没有把这个许愿用财政拨款把这个给落实起来。 那么地方政府就拿很多， 地方政府面对很多中央开的空头支票，那么地方政府其实又没有地方财政去执行。”

美国中文的中国事务网站主编伍凡也认为，中国社会矛盾的源头，其实是中央政府的政策和中国的一些基本社会制度不合理造成的，地方政府对此也无能为力：“制度结构性的矛盾下面解决不了。 我就讲拆迁问题， 拆迁问题造成千千万万的人上访。拆迁问题是你中央定的，国务院定的法规说可以拆，02年还是01年定的法规， 到现在还没有修改好。 那么你这个法规让下面有权去拆， 拆了以后中间有多少部长他也不管，反正你拆了以后由下面去用。它也解决下面的政府的开销， 上缴一部分到中央税收。那么你这个矛盾你让下面怎么解决呢？ 还有一个环保， 中央根本不管， 当下面活不下去了人家来控告了。你这个政治经济结构性的问题，你要下面怎么解决？”

夏明教授表示，通常而言，除了政府机构之外，每个社会都有一些自治和自助组织，能够起到缓解和化解社会矛盾的作用，但在中国，社会组织政府化，因此失去了化解社会矛盾的功能。

他认为，中国许多社会矛盾的产生，都是因为中国“中央点菜，地方买单“的政策造成的：“许多矛盾地方上解决不了。那么老百姓就拿着中央的令箭或者中央的各种许诺，而且直接拿着胡锦涛、温家宝说的许多的‘好话’，但这些‘好话’其实地方政府又没有办法去完全落实的，他们这样的话呢就进行抗争。 你会发现中国社会家家户户、村村镇镇都有没有解的冤屈， 它这种扬汤止沸的方法了， 使得中国社会未来发展具有强烈的不可确定性。”

夏明表示，北京如果严厉执行把矛盾化解在基层的政策，后果将是地方政府法外执政的权力大增，虽然可能短期内风平浪静，但社会矛盾的积累，将损害中国社会的长期发展。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石山的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