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千帆教授在接受《望东方周刊》采访、谈到地方法院的改革尝试的时候说，“有些制度性改革完全可以放手让地方先行，中央坐观成效，成功的模式应该在全国推广”。接着，在谈到司法权的超脱、公允和中立问题的时候，张教授提出建立司法特区的构想，提议把“难以通过正常的司法途径加以解决”的问题交由“独立于地方权力结构的法院处理。”他这里所说的“正常的司法途径”，就是中国现行体制下的司法途径。
美国亚太法学研究院秘书长孙远钊教授表示，拟议中的“司法特区”涉及到司法管辖和WTO的国民待遇原则问题，一定要谨慎从事：
“我想是一个非常有创意性的思考。不过，司法跟经济是不太一样的，尤其是这里面还有一些其他的考量。主要的是，法律非常怕你在同一个国家、你的一个管辖区域里面多头马车，会产生很多的问题。另外还有国际组织上的一些问题，比方说这里面涉及到所谓的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等这些事情。也就是说，一个国家里面有不同的标准的话，在外国产生疑虑之前，可能在国内会产生一些混淆，很多人会弄不清到底怎么处理这个事情。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想法，不过，我看可能要非常慎重。”
北京高博隆华律师事务所的江天勇律师表示，通过建立司法特区来逐步在中国实现司法独立的构想是好的，但是其可操作性值得怀疑：
“他的这个想法，所谓的稳步地进行，是比较好的。但实际上，所谓的司法特区类似于以前大家提到过的一些政治的特区，我觉得道理是一样的。某些特殊的案件或者某些领域，设定这样的特区，也就是说自愿性地、一步一步地进行司法独立。我觉得这个想法很好。但是，真正操作起来能不能进行？能不能落实？相应的党的有关机构会不会控制？第一，所谓组织领导各自方面来进一步影响甚至干涉，怎样设计各种各样的制度来保障司法上的独立。这些呼声、这些想法、包括涉及的具体方案，中国这几年都不乏其人。真正落实很难，因为从宪法上说，共产党是一个执政党，各方面组织上、政治上要把关，要领导，具体的审判上也是这样。你这个特区能特得起来吗？中国共产党让你有这样的一个它控制不到的一个区域吗？我表示怀疑。”
北京大学的张教授还表示，中国司法领域的问题更多还是实践和实施的问题，而不是法律本身的问题。 他说，“如果在实践中真正落实了已有的规定，那么中国法治将发生巨大进步”。对此，江天勇律师表示，问题在于张教授所说的“如果”只是一个纯粹的假设：
“他这个观点本身没有错，因为它里面有‘如果、假设’，各种各样的假设，如果成为现实的话，当然没有问题。但实际上怎么成为现实呢？哪一块儿不允许你控制呢？包括审判委员会是法律规定的，你要给它这种权利。它怎么样忍得住不去干涉你呢？你说这个假设确实是这样，如果落实的话是不错。有些重要的条款还是有点缺陷的，但是如果真正地得到了落实，当然就是不错的。”
美国亚太法学研究院的孙教授表示，中国各级政法委受党的意识形态的束缚，对司法特区的建立是一大障碍：
“传统上，政法委抓的这一块儿跟所谓纪委、经委等抓的是非常不一样的。讲白了就是说后面还有意识形态的问题。所以，所谓的敏感问题是意识形态的问题。如果说另外划一块儿区域，搞不同意识形态的话，当然除非是香港这样特殊的状况。香港的情况是原来属于英国管辖、澳门是葡萄牙管辖，现在是纳入到一个很特殊的体制之内。他的讲法可能是要从既有的挖一块儿出去，这可能是不一样的。”
《望东方周刊》援引中国最高人民法院的一份内部报告说，“目前的司法改革措施大多停留在工作机制层面上，深层次的体制改革尚未展开”。
这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杨家岱的采访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