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四名留守儿童集体自杀

6月9号，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田坎乡4名儿童在家中疑用农药自杀身亡。这4个孩子都是留守儿童，哥哥13岁，三个妹妹，最小的只有5岁。

虽然目前警方的初步调查结论是孩子们喝农药集体自杀，但孩子的死因仍然让人疑窦丛生。

这一惨剧被媒体披露后，社会反响强烈，再次引发人们对留守儿童这一弱势群体的关注。全国无数网民通过网络表达对这四个孩子的同情和悲悼。

中国全国妇联2014年的调查数据显示，全国有农村留守儿童6100多万，也就意味着每5个孩子中就有1个是留守儿童，他们通常都是农民工子女，在一位家长或没有家长陪伴的情况下成长。

就4名儿童自杀事件，本台记者首先请教了在美国纽约的执业律师项晓吉。他说，首先这一事件是不是自杀要搞清楚。当被问到在美国，孩子可不可以独处，多大年龄可以独处，项晓吉律师说，美国各州有立法，但大同小异，美国小孩不能独处，父母可以不在身边，但要有监护人。项晓吉律师说，从法律的角度来看，中国确实要加强对儿童的保护。

中国有相关调查显示，留守儿童中有将近三分之一由祖父母或外祖父母抚养，另外11%由其他村民或亲属抚养，但至少有200万孩子无人抚养。这些留守儿童往往遭到虐待和拐卖，自杀的情况也不罕见。比如媒体披露，今年1月份，一名9岁留守男孩在听说他的母亲不会回家过年后，上吊自杀。

上海师范大学所做的一项调查发现，留守兒童的父母多因家庭人口众多加上经济情況不好，才需要外出打工。95%的受访留守儿童來自低收入家庭，56%留守儿童家庭月收入不到1000元人民币。留守兒童跟父母主要通过电话沟通，但有38%的孩子每月跟父母通电话的次数不到1次。

相关调查还显示，农民工父母将孩子留在老家的原因包括，在城市抚养孩子的成本太高，并且中国有争议的户籍制度往往使农民工无法在他们的新居住地享有充分的福利和教育资源。

那么，谁应对贵州毕节4个留守儿童的死亡负责？有人认为孩子自杀是因为生活极度贫困，有人说其实这折射出留守儿童的精神贫困和心理危机，还有人认为它反映出留守儿童权益保障的制度性缺失和法律缺失。

就中国留守儿童群体面临的困境和问题，我们采访了中国社会活动家，维权人士胡佳。胡佳认为，中国留守儿童问题的根源来自于从毛泽东时代就开始实施的所谓城乡二元化。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中国从计划经济进入市场经济。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中国的特殊群体--留守儿童。胡佳列举北京为例说，在北京居住要有所谓5证7证暂住证。他说，今年9月份北京要大阅兵，届时许多外地人都不许在北京居留。

胡佳说，在中国，农民工没有尊严，更不用提他们的孩子了。更糟糕的是，胡佳说，中国政府还不允许公民社会的发展，对为妇女儿童等弱势群体呼吁的NGO组织进行骚扰和打压。

胡佳说，这次贵州毕节4个儿童死亡的事件扑朔迷离，媒体报道也受到政府严密封锁，可以说是防火防盗防记者。

在美国的人权组织中国妇权负责人张菁女士说，贵州毕节4个留守儿童死亡事件，是一种制度性和政策性的悲剧。她说，留守儿童缺乏父母关爱只是表面现象，政府的责任不可推卸。

分析中国留守儿童大量存在的原因，张菁女士说，农民工不得不外出打工养家，就是因为企业和资本家为了赚钱，降低成本，把企业都设置在城市，而农民工付出的代价是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如果政府能有鼓励措施，更多企业能建立在乡镇，留守儿童人数也会减少。

张菁女士说，这次贵州发生的悲剧并不孤立，去年，贵州有12个留守女童被男老师强暴；2013年有5名儿童被车轧死；2012年，有5个留守儿童因为在垃圾桶内取暖而死亡。

此外，张菁女士还提出一个问题，那就是，计划生育政策和当地的计生办在其中又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她说，这个有4个孩子的家庭，显然是超生，他们被罚了多少款？父母为还罚款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

张菁女士说，中国的户籍制度和城乡差别也导致对农民工及其子女的严重歧视，导致农民工子女上学困难等诸多问题。她说，只要中国的制度和政策不改变，这样的悲剧还会不断发生,农民工的孩子就永无出头之日。

中国社会活动家，维权人士胡佳也表示，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根本出路是社会制度的变革，发展公民社会，破除一党专制，去除标签式的社会体系。

胡佳最后表示，他希望贵州这4个孩子在天国里不再孤独，希望这样的悲剧尽量不再重演，他希望中国变革的时间尽可能缩短。他说，“为此，我们付出任何巨大的代价都在所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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