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罗斯高教授演讲掀起城乡儿童发展不平等的争论

2017-1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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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通”罗斯高教授和中国儿童在一起。(斯坦佛大学网站)
“中国通”罗斯高教授和中国儿童在一起。(斯坦佛大学网站)

因为一场网络演讲,来自美国斯坦福大学的“中国通”罗斯高教授,最近在中国公共领域掀起了一场关于城乡儿童发展不平等的争论。62岁的斯科特•罗斯高(Scott Douglas Rozelle)是斯坦福大学国际研究所的教授,已从事了近30年中国农村研究,专注于农业经济和农村发展。近十年来,罗斯高和中国合作伙伴组成的团队开展了一系列关涉农村儿童发展的研究,并设计干预实验以期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案。

9月中旬,罗斯高教授在网络演讲平台“一席”公开演讲,向中国公众提出了惊人的数字和观点,“63%”的中国贫困农村孩子没上过高中,“应倡导妈妈们回到农村”,“中国政府每年应投入80亿元人民币做针对贫困农村儿童的早期干预项目”。

而罗斯高的上述观点被冠以“63%的农村孩子一天高中都没上过”的标题对外传播,刺痛了中国社会的神经,也招致大量质疑,包括数据是否准确、结论是否可靠、建议是否可行。但目前,中国学界并无可与罗斯高教授研究团队的调研数据相比较的公开调查研究。

据财新网报道,在近日由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贵州省教育厅等机构合办的 “贫困地区农村学前教育专题研讨会”会议期间,罗斯高教授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对上述质疑作出独家回应。与会的各界人士就如何让中国贫困儿童获得高质量的早期教育进行了探讨。罗斯高认为,贫困农村地区儿童早期养育和营养缺失,是中国最大的“看不见的问题”。早期发展的不平等将延续至其后学段,使贫困农村的部分孩子过早辍学,无缘高中,影响今后的出路,甚至阻碍中国的人力资本积累。

而在农村社会,或许因为缺乏经济来源,真正弱势的儿童群体是父母没有外出的孩子。此外,那些跟随父母进城打工的孩子的境况也不理想。早在2012年,罗斯高团队的研究就指出,打工子弟学校的教育质量堪忧。

这位经济学家强调,对儿童的投资越早越好。并且,因为中国教育财政的体制,此项投资必须强调政府责任,保证国家投入,进行早期干预。

“农村的教育水平太差的话,会影响到整个中国的发展”。这是罗斯高教授发出的警言。

罗斯高教授认为,中国在全世界的中等收入国家里,农村的教育水平是最低的。他说,这是中国最大的人们不知道的事,中国农村的发展能力特别差。

罗斯高教授和他的团队在陕西和甘肃做初中生IQ测试时发现,50%到60%的学生IQ低,如果IQ低就上不了高中,最根本的问题是小时候没发育好。60%的农村孩子是生病,要么贫血,要么近视没有眼镜,要么肚子里有虫子,罗斯高说,这些都是看不见的问题。他说,他们就此也实施了很多干预项目,发现都没有用。为什么没有用,因为有的老师就会抱怨,说孩子们傻傻的。他说:“我就和我在美国的同事讨论,为什么初中的孩子傻傻的,代数、几何、英语都学不好,他说,可能是小学学不好,0-3岁没发育好。后来我们就开始做IQ测试,就发现结果确实如此。”

罗斯高教授说,他希望让中国开始思考这个结果。如果大家都觉得这是个大问题,那他们的目标就达成了。

就罗斯高的研究结果,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我认为他的研究基本客观。中国贫困地区的确有大量孩子在接受初中义务教育后就不再上学了,流行读书无用论,认为花钱读书即使上大学了也找不到工作,孩子就早早出去打工。所以农村文化教育素质都是偏低的。而且一些地方当局长期以来对教育的投入很少,对青少年的身心健康,比如免费午餐,提供牛奶等这方面的投入都很少。这方面做得几乎是最差的,在中等收入国家中,中国肯定排在最后。这也应验了一句话,就是中国城市象欧洲,农村象非洲。”

事实上,胡教授说,这句话还夸大了中国,因为实际上中国的城市也是表面的繁荣,很多体力劳动者面容憔悴。而在欧洲的大部分国家,都是实行免费义务教育和免费医疗,中国的义务教育并不是完全免费,还要收取其他杂费,包括服装费等。中国更没有免费的医疗卫生,很多非洲国家都实行了免费医疗。

实际上,胡教授说,中国的城市不如欧洲,农村不如非洲,但是中国却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财政收入与美国相差无几,差不多并驾齐驱。中国仅税收就差不多有20万亿,加上卖地的收入,国有企业上交的利润,各种基金收入等,至少是30万亿左右,与美国差不多。虽然中国的GDP不如美国,但财政收入与美国差不多。这么多钱到底用到什么地方去了?你看盖的高楼大厦,中国每到一个地方,最豪华的都是政府大楼。与之相反,象日本等国家,每个地方最好的是学校。但是在中国,学校特别是农村地区的学校是最破的。所以就凸显在缺少某种民主制约的机制下,地方官员的不作为,以及他们对民众利益的漠视。”


罗斯高教授承认,当然贫困农村的孩子高中入学率低,成因复杂,不能简单归因,也有其他的原因,比如高中贵、位子不够。为什么位子不够,贫困农村不想投资高中教育。因为贫困地区的孩子上高中,回来去县城的可能性很小,他们去北京,去西安,都上了大学,然后换户口。农村的县没有激励机制投资农村教育。如果上面给了100块钱到县城,只有30-40块会投资教育,大部分还是县城的教育。贫困的县是不想办高中的,因为你一教育好这些人,他们就会到城里去,就不会回来了。

你问他们,营养餐为什么不配套,说没钱。寄宿生每个班应该有一个生活老师,为什么没有,没钱。后来去县城去,这么漂亮。有钱投资县城,没有钱投资农村教育。

河北自由撰稿人,教师朱欣欣老师对此评论说,中国城乡教育不平衡有多方面的原因,包括城乡发展的巨大不平衡和差距。还有官僚体制在落实农村政策方面不利。上面的资金遭到层层盘剥,不可能到老百姓手里。此外还有中共执政者是不是把农村的问题当回事。

朱老师说:“中共执政之后一直把农村当作他们搞所谓的现代工业化建设的劳动力资源地,只截取而不去培育农村发展的条件。前几年也才取消农业税。对农村农业的反哺也远远不够。关键是决策机制,农民没有发言权。农村人口多,但是是沉默的大多数,没有自己的代言人。中共只代表自己的权贵阶层,或进入赵家利益圈子的部分人。”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认为,未来中国的确应当让更多资金投入到中小学教育当中,特别是农村的教育之中,包括农村的职业和技能教育:“不一定是学历教育,目的是培养农民掌握一些技术,大力开展农村职业教育。中国还应当在社会保障和医疗方面投入更多资金,实行免费或者基本免费的医疗。政府的财政支出必须受到各级人大的监督,保障钱要花在中小学生身上。”

至于有农村地方政府担心,农村孩子受了教育会飞走而不愿在农村教育方面多投入,胡教授表示,说农村孩子接受教育多了就会离开农村,那离开农村也是为整个国家做贡献。地方领导人这样狭隘的思维,对发展当地经济也是于事无补。


面对农村留守儿童和打工子弟的教育问题,罗斯高的建议之一是,让妈妈回农村照顾孩子更现实。

他说,取消户口制度,让孩子跟父母进城,是经济学家最尊崇的。但现实是,即使贫困农民去西安这样的城市,也享受不到社保,没有什么就业机会。户口是特别有中国特色的东西。

河北自由撰稿人,教师朱欣欣老师对此评论说,孩子的教育和营养问题当然与母亲受教育程度有关,女性受到教育,会更好关护自己的孩子。另外,很多农村年轻夫妻不得不去外面打工。但如果夫妻分开,单独把母亲留在家里,容易造成夫妻关系的疏远,造成家庭和社会问题。政府应当为农村就业,创造更多的机会和条件,让年轻人能在农村找到就业和发展的出路。城市也要对农村进行各方面的支持。

在鼓励妈妈亲历亲为关照自己孩子的问题上,加拿大、韩国、巴西都实行了在财政上进行有条件的转移支付的政策。罗斯高说,比如妈妈留在村里养孩子,从孩子6个月到30个月,国家每个月支付1000元。这样家庭的收入不会降低太多。因为他们知道,妈妈养孩子非常重要的,也很贵,机会成本高。

罗斯高教授说,因为在中国初中辍学率高,所以他们曾经在一些地方提出这个建议,但教育部门说我们的学校免费,不收学费,你们还要我们给钱,这不可行。

罗斯高教授说:“我觉得中国可以试试这个有条件的转移支付。适不适合,成功不成功,要给多少钱,通过试点做实验。也不是说一下子就把贫困农村都覆盖了,要先试点看看怎么做。”

河北自由撰稿人,教师朱欣欣老师对此评论说,如能直接分配到母亲身上,还是可行的。关键还有其它的问题:“我想到大饥荒的时候。比如农村太贫穷的地方,即使把钱给到孩子身上,母亲也不能完全把钱用在孩子身上。但直接把钱给到母亲还是较好的办法。”

如果因为维持家庭生计,妈妈一定要出外打工的话,罗斯高教授建议每个村最好有一个质量很高的养育中心,对留在村里的奶奶们养孩子能够有支持。他说:“我们的另一个实验是建立乡村养育中心,我们选了100个村子,在50个村子建养育中心,用空的教学点或者闲置的村办公室改建,里面配置了玩具和书。我们请了一个管理员,是当地最能干的妈妈,这个中心一个星期开6天,还有计生干部给妈妈们培训。不用入户找人,星期三上课,妈妈们会到中心上课。为什么要这么做,第一是提高效率,第二是奶奶把孩子带来,孩子和孩子能玩,奶奶也能向其他人学习怎么养孩子。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在我们调研的村子里有30%到35%的奶奶都有抑郁症。有的奶奶49岁,已经养了4个孩子,孩子生了孙子,又接着养孙子。”

罗斯高教授说,试验效果很好:“我们在50个中心做养育实验,这个中心一下子变成这个村非常活跃的文化中心。一开始培训妈妈们给孩子说话、读书,她们会脸红、害羞,但是到了第二个月,他们就知道自己的孩子对此是有反应的,第三个月,是2岁的孩子拉着妈妈、奶奶的手去那个中心,因为好玩。但是看对照组家里的环境,黑黑的,安安静静的,那些孩子看起来那么可怜。”

但要建立这样的养育中心,钱从何来?因为按照罗斯高的计划,在30万个村建立养育中心,根据每个村建立养育中心的花费估算,差不多是80亿元人民币。罗斯高说,中国卫计委的蔡建华(国家卫计委培训交流中心主任,同为早期养育项目的推动者)是他们的合作伙伴,蔡建华的建议是如果国家花了GDP的0.1%,就能在30多万个村子做好一个养育中心。第二年,这个0.1%就可以免费给他们提供服务。罗斯高认为,还是蔡建华提的每年需投入中国GDP的0.1%的比例比较科学。

综合来看,罗斯高教授提出4个建议:第一,取消户口;第二,可以给家庭有条件的转移支付;第三,让父母知道收益成本可以算出来,值不值得走;最后是中国最贫困的30到40万个村子应该每个村建立1个养育中心。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说:“0.1% GDP,这个其实是很小的比重,如果真能够建立比如图书室,或者建立培训中心,或者建立对留守儿童打工子弟的各种关爱中心,当然是好事。就怕这些钱又会被村长书记给挪用了。”

至于户籍问题,胡教授说,户口现在在做,但这不仅是城市和农村户口统一,而且是待遇要统一:“就是人到任何地方都可以享受那个地方的待遇,包括青少年接受教育的平等权利。这可能会受到地方保护主义的影响,这就需要中央政府有这个决心,这才能解决城乡教育出现的巨大的鸿沟问题。”

美国经济学家罗斯高教授的考察团队还发现,有近半中国农村幼儿智力发展迟缓,贫血、寄生虫,视力问题得不到矫正。罗斯高教授心痛的说:“中国农村2/3的孩子生病了!难怪他们学不好。”

罗斯高的团队从2014年开始在中国农村给0至3岁的婴幼儿做智商测试。结果陕西、河北、云南农村地区18至30个月的婴幼儿样本中,45%到53%的人智商不足85,低于正常水平。今年夏天,他们又在北京、陕西、河南的乡镇、农民工社区中做了同样的测试,结果大同小异。

“中国农村约半数的婴幼儿智力发育迟缓,这意味着未来4到5亿中国人可能会有永久性的认知障碍。” 罗斯高认为,这个现象背后的主要原因除基因和营养不足外,还有难以刺激大脑发育的不当育儿方式。

团队也对近20个省份13万多名农村中小学生进行体检,研究人员发现:27%的孩子贫血,33%有寄生虫,25%视力得不到矫正。

为此,我们采访了目前在美国马里兰州行医的金福生大夫,他说,农村儿童的营养疾病等确实是问题,这不是一下能解决的。罗斯高的观点比较客观,接近事实。这样的文章会引起人们重视,客观公正反映事实。但问题是高层不一定了解。农村这一块的确发展滞后,特别是偏远地区发展更困难,比如教育问题,儿童营养问题。

而解决的最好办法是写出提案,金福生大夫说:”现在马上要开19大,明年要开人大,如果高层不知道,不批钱,底下就没办法。我们是中央集权,所以至少要副总理一级的人知道,才能拨款投入农村。现在的情况是,大城市情况好,农村还是和旧社会差不多。 其实高层也知道,比如习近平经常跑农村,但问题是他去的点都比较好。”

金大夫说, 一定要着重解决农村的教育和营养问题,和孩子疾病问题,特别是寄生虫问题。他说,中国农村蛔虫问题很严重,这不是一个地区能解决的,而是要由农业部,卫生部和环保部统筹解决。农业部可以在农药里放一些防治蛔虫卵的药剂,又不会影响环保。蛔虫钩虫在中国农村很厉害,钩虫对人体更加有害。

金大夫建议解决这个问题要学美国,美国就是在农药里面加某些抗寄生虫的药,但又不影响环保。

罗斯高教授的团队发现,对农村0-3岁儿童营养和疾病治疗的投入不容忽视。他的团队通过实验得出的结论是:解决方法其实并不困难,每天花15美分给孩子吃一颗维生素;每年花1美元给孩子4片抗寄生虫的药;每两年花20美元给需要矫正视力的孩子配一副眼镜,就可有效地提升他们的学习成绩。经由他们培训的母亲照顾的幼儿智商都有明显提高。

但问题是,中国政府现在对0-3岁的孩童投入是多少呢?罗斯高教授的回答是:“零”。

他忘不了自己在中国一个县城看过的一座宝塔,到了晚上宝塔亮起灯来,美仑美奂。那是当地政府部门办公的地方。他问过很多地方官员,为什么不能给这里的孩子提供营养午餐呢?每个人口中都听到同样的回答:“没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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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编: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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