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八十年 — 刘宾雁在八十华诞庆贺会上的讲话

2009-01-09

我想，我们这一代人，大概象我这样年纪的人吧，要继续存在下去，有一个意义，可以作为一个标本。大家可以从我们身上看到一些……至少是中国的历史吧。

我现在下面要跟你们说的这个事儿，你们听了就会感到很惊讶：我现在八十岁了，我真正作为自由人，生活在中国，只有，只有六年时间。就是1925年我出生到1931年“ 九•一八事变”，日本人打进来。这六年是张学良将军统治下的东北。他推行的一套东西，我的记忆好像是自由主义。那么，接下来就是日本人占领。十四年，我完全在日本占领下生活。接下来，抗战胜利。接下来，内战。然后就是国民党、共产党，统一中国。49年之后的生活，在某种意义上说，还不如日本人占领时期那么自由。至少在意识形态、在文化上，日本人从来也没有像毛泽东，更没有像林彪、“四人帮”那样统治中国。

我就只说一件事，1939年，日本占领哈尔滨已经八年啦，学校里用的的课本儿还是张学良时代的课本儿。没法想象！你可以出书，假如你是作家的話。你自费出书，你可以拿到街上去卖。我的一个大朋友，一个作家，当年也就是21岁，已经出了两本小说集了。现在你到北京看看，那些跟着共产党走了几十年的老干部，比方说胡绩伟，出了几本书，都要自费去出，但是不许上市！你就干赔。然后你就还得搭上邮费，送给朋友。多么可怜啊！

这就是我从49年以后，唉，（直）到79年的时候，我损失了22年，就是32岁到54岁，最好的那段，人生的那个中段，没了！还算我身体好，所以54年重新回到这个世界呢，还是做了一点事。不相信后来有今天这样的大倒退。不相信。过于乐观。

接下来就是17年，（笑）89年之后17年的流亡。你说，完全失去自由嘛，也不是。而且在美国享有的自由比中国要多一点。但是它……我失去了祖国。

所以，我这八十年的一生啊！嗯，我真正做事情，啊，―――今天这个隆重的这样一个会议的主题―――我真正为中国人做事情的时间不超过到九年。八十年里面的九年！就是1956年到57年那一年，然后1979年到1987年1月那八年。大家想想看，中国人多可怜哪！而我在中国人中间算是幸运的，因为我没死。我精神没有崩溃，身体没有垮掉，没有家破人亡。这在右派里面绝对是，嗯，最幸福的中间的一个。当然，王蒙比我更幸运（众笑）。

这是一件事我要告诉大家的，我相信大家听了会感到新鲜：一个八十岁的人只有八年是自由的，而且――是不是？――是在张学良时代。
第二件事，我要告诉大家的就是，我都不知道怎么解释这件事。这件事背后的这个――是个什么规则？是个什么东西在起作用？你们一定会感到很惊讶。我是在八十年代才悟出了这个道理，就是，1957年我当右派，对我说来是最好的选择。我不当右派，我就完啦！我现在（笑）要么就死去了，要么我现在是一文莫名，就是，嗯，一无所成，这一辈子。

四种可能，不当右派：

第一种可能，就是给你记在账上，给你党内严重警告啊，嗯，或者入党查看哪，但是你还是党员，你还可以当记者，对不对？然后我就会继续写文章，继续说话，攻击大跃进，对不对？然后再给我记到账上。或者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然后62年再给我平反。这样的话，到了66年文革一开始，那就新帐老帐一起算，绝对跑不掉！非死不可！有个别的右派，很有才华的，是部队的作家海默，沉默的默。我当年非常羡慕他，因为他戴着右派的帽子， 1962年，陈毅老总在广州开戏剧工作会议，就请他去了。就问他在哪儿：“海默在哪儿？”说“没有。海默在（两字不清）劳动呢。”就派专机把他接到广州来。我当时羡慕极了。可就这样一条。假如没有这一条，海默能活到今天。就因为这样一条，文革期间，就把他装在麻袋里，活活地摔死了。因为什么？陈毅的……(四个字不清)呀！他怎么看中了你啊？

这是一种可能，死掉！

第二种可能是活下来，而且是很安全地活下来，养尊处优。我当时也算是高级干部了。然后，我就可以像今天的刘白羽、林默涵、魏巍，《谁是最可爱的人》作者……。我家里也，也不会受苦，跟我一样地活下来。结果怎么样？结果什么也沒有！我就见到很多老记者，很好的人，他不能不跟着人说谎，不能不跟着去写那些毫无意义的东西。结果到了最后连一本集子都编不出来，干了几十年！

这是第二种可能。并不值得羡慕。对不对？

第三种可能，就是我跟“四人帮”搞在一起（众笑）。因为我是，我是拥护文化大革命的。啊，有很多人当年是拥护文化大革命的。认为这是又一个机会来了：1957年反右派被卡断的中国的历史又恢复了，要解决各种危机。非常兴奋地想投入，但是我右派问题还没解决，根本不行。啊，张春桥我跟他还有点关系，（众大笑）所以很可能，跟，跟姚文元差不多了。（众大笑）那就是五十几岁犯错误了，（众大笑）而不是二、三十岁，那就完了这辈子（众笑）。这是第三种可能。

第四种可能我记不得了。总之，没有好下场！（众大笑）所以，只有当右派最好！（掌声，笑声）

还有一条，就是精神不要崩溃，身体没有垮下来，生癌症的时候还能挺得住。对不对？还有些这样的因素。

我希望大家跟我一块儿想一想，这是个什么问题？知识分子道路为什么这么窄？

最后，我还希望大家跟我思考一个问题：我是觉得我们八十年代以来的教训就是我们，这个，这个，太狭窄了。我们的眼睛就是看着政治。一天到晚是改革派如何如何，邓立群如何如何。太过于集中到政治上面了。现在看来，不是，远远不仅仅是政治问题，就算明天早上胡锦涛暴毙、暴死，对不对？那又怎么样呢？嗯，恐怕连一个接替他的人都没有。这不必说了。我想，我们应该往深处想。这方面做得很不够。

我认为根本的根本是中国人本身的问题。

回想一下二十世纪这一百年，有哪一页历史上写得不是“失败”两个字？哪怕是胜利！1945年打败了日本，谁打败的？反正我，我的同辈私下议论，没有一个认为中国45年能够打败日本。假如不是苏联红军打败了德国，假如不是美国在太平洋战胜了日本，还早着呢！1955年能不能打胜？1965年（能不能）？绝对是问题。我经历整个那段历史，我敢说这个話。没有几个中国人真正想抗日的。比汉奸少得多！（众笑）这是一个―――说明一百年的历史，值得我们想一想，为什么？中国人为什么这么不争气？为什么那么多人就吸大烟、为什么那么多人娶姨太太？为什么英国的农业问题这么早就解决了，中国的地主有点钱都进了城，躺在那儿抽大烟？英国农业问题解决就是因为英国的地主参加经营。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百年，唉，我要说的是什么呢？我想，你看这个问题我想了很久了，我在一篇文章里写了，第二个问题是……（笑）想不到了。总之是，总归是我们往深处看一看。比如今天我们回不去。你说是什么原因？什么原因造成的？

我刚才说每一页写着失败两个字，还忘了说，1989年，那失败两个字本来是应该没有的。我绝对相信，1989年，我们是能够取胜的。当然不是推翻共产党。谁也没想推翻它。为什么是这么个结果？你说都算到邓小平账上，我看不公平的。对不对？在那个紧要时刻，假如有几个知识分子站出来，学生们真能听他们的，撤出来不就完了吗？连吾尔开希5月15日都去动员学生撤退了，结果撤了半场。

何况那十年时间，他们到底，你们知识分子到底干了些什么，那十年？那十年应该说是有相当大的自由的。你小说哪怕写出两部、一部小说，真正帮助中国年青人认识中国，至少不把赵紫阳看成坏蛋吧！那情况就会好得多。没有这样一个作家！

我为什能够，在今天在这儿接受大家给我的这么重的、我难以承担的、这样的荣誉？还不是因为写这种东西的人太少了吗？假如再有五个：王蒙、冯骥才、邓友梅、对不对？那多了，上海的茹志娟、啊，她的女儿王安忆。 25年了！你们哪一个人哪怕写一篇也好可以嘛！没有什么危险。没有一个中国作家被逮捕。更没有一个人戴帽子或者是，或者是，或者处死，没有哇！你们心里难道没有一点愧疚吗？没有！

也没有人追究，没有人评论。啊，不是完全不是一没有，但是很少很少，形不成一个压力。所以才会有张艺谋的《英雄》出来，所以才会在“康熙大帝”、“乾隆皇帝”之后，现在又在演“汉武帝”。据说艺术上相当成功，看的人多得很。

这样一个民族！这样一个社会！我有时候就在想：活该！（众笑）真是活该！哎呀，没办法。让我们好好想一想，把眼光放的宽一点，看的远一点，看的深一点。不要一天到晚老是着中南海。中南海越来越不重要了。现在也许我们真正是在黎明之前的那个最黑暗的时候。有人对国内形势估计比较乐观。我相信他们不是没有根据的。假如他们不是陷于极端的恐惧，胡锦涛不会这样子。他不是一个白痴，他不会愚蠢到今天这样倒行逆施。他一定有他的苦衷。

        好了。谢谢大家！

       2005年2月27日
    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

注：

1，    2006年黄河清依据现场录音整理，北明校对改正；2008年12月北明再校。
2，    全文引自《刘宾雁纪念文集》，2006年8月“明镜出版社”出版；
3，    文章若与文集内文字出入，请以此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