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亡继绝返本开新-余英时先生学术思想的当代意义

2007-02-13

北明（Bei Ming）主持制作

“中华历史精神深具悲剧襟抱与贯通气象,尤其当下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以降，正值吉凶未卜而世运剥复之机，余氏所获此奖，既为其学术思想之国际性定评，更是冥冥中国民族运动枢极、感会天人的象征。太史公自序有云：'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孝。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文革后期，毛泽东残寿末时，犹念念不忘诋毁《尧曰》'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千秋大义，可反称中国一个常理，一切专制暴君之最大恐惧，乃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悠久磅礴时空意识，而所有坚守生命神圣和文明永恒的志士，都必然维护“存亡继绝”的光荣大统。余氏乃是我们时代发扬中华历史精神最英勇最卓绝的人物。”

“余氏虽再三声明，他不是纯粹儒家学者，他的思想学问深飧西方文化、尤其自由主义的精华。但余氏七十七生命实际奔涌着中国现代命运的潮信，其历史研究的动源、学术运思的方向，无不与中国文化命运的来路与去向、与中国历史精神的沉潜蹈砺息息相关。1949年不仅是中国历史命运梦魇般的凶劫元年，而且是中国文化精神、邃衰剧歇至于销沉灭绝的生死分界。余氏正是在中国文化命悬一线之际，受业于钱穆、唐君毅、张丕介、杨联升诸先生，其人生与学术伊始，便与几位中国文化殉道护法之士胼手胝足。俯仰进退之间，余氏不仅感受到中国文化花果飘零的悲剧命运，而且参与并担负起中国历史“返本开新”的伟大文化使命。”

“从1949年到2006年，余氏以其渊博的学识对中国文化思想和社会演变，进行了六十余年的观察、思考和评论。运用了大量西方现代史学方法，对中国历史进行了巨量而卓越的考证、分析、研究，将欧洲的“汉学”、美国“中国学”和中国史学传统进行了前所未有的综合，达到了国际历史研究的最高水准，而他念兹在兹的人生理想，不离不弃的学术目标，始终是中国。余氏的“中国情怀”构成其全部人生智慧和学术创见的内在灵魂。这种情怀不仅充实并支撑着余氏的历史理性生命，而且启示和丰富了中国历史命运的世界意义，将中国文化“天下一家”和“世界大同”的古老理想进行了极富现代意义的崭新诠释，具有人类视域中的超越意识和终级价值，树立了又一个中国式道德文章的矜式，具有深远的典型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