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如何将果冻钉在墙上?-安玛丽•布蕾迪《推销中共——中宣部运作:让党继续掌权》(余杰)

2017-0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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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玛丽•布蕾迪《推销中共——中宣部运作:让党继续掌权》。(封面照片)
安玛丽•布蕾迪《推销中共——中宣部运作:让党继续掌权》。(封面照片)

毛泽东曾经用生动形象的语言总结说,中共夺取和维持政权的秘诀全部在于掌握了枪杆子和笔杆子。在长达二十七年的毛时代,中共的统治从未遇到来自党外和国外的致命挑战,诸多政治运动只是党内斗争的延续。毛在政治运动中利用宣传机构丑化和毁灭政敌,并对民众实施全面和彻底的洗脑。文革之后,在改革开放的最初十年,胡耀邦和赵紫阳力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弱化政治宣传,两人却先后因此失去权力。此后,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三人相继执政,在意识形态上一个比一个更左,研究中国当代政治的新西兰学者安玛丽•布蕾迪发现:“在一九八九年后的中国政治生活中,宣传和思想工作的影响力非但没有削弱,而且成为更为重要的党的生命线,一个共产党确保其合法性和执政权的重要手段。”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互联网技术日新月异,极大地改变了包括中国人在内的全人类的生活方式。在一派乐观的氛围中,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相信政治学家福山“历史的终结”的论断,认为互联网的普及将大大加快民主制度在全球范围内的拓展,结束仅存的几个独裁政权,而中国政府不可能继续营造“动物庄园”的假象。克林顿用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比喻形容互联网的胜利和中共的失败:“试图在中国控制互联网就如同在墙上钉果冻。”他说得似乎没错,网路的首要特征就是信息的自由传播,有哪一个传统媒体的影响力比得上一夜之间就能让政权更迭的维基解密网站呢?

然而,二十多年后的事实却证明,福山和克林顿都高兴得太早了。互联网不仅没有成为中共的丧钟,反倒成为其控制和镇压民众、瓦解和摧残公民社会的最佳工具。此前,谁能想象中共能够构筑一道远比昔日的长城更加牢固的“网上长城”呢?对于大多数牆内的中国人来说,“动物庄园”中虚幻的自由跟外面真实的自由一模一样:淘宝比亚马逊更方便,微信取代了脸书和推特,很少有人警觉到淘宝和微信的背后隐藏着从不眨眼睛的“老大哥”。个人越来越原子化,老大哥则越来越无所不能、无所不知。当人们丧失翻墙的欲望时,牆就成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中共果然将果冻钉在了墙上,中共用的是哪一门威武神勇的中国功夫?安玛丽•布蕾迪为此做了长期的研究,写出了《推销中共——中宣部运作:让党继续掌权》这一力作。她引用政治学家哈罗德•拉斯韦尔的理论,“宣传是控制现代社会最有效的手段之一”,在现代工业社会,作为社会控制最基本的手段,对宣传的需要会更多,而不是更少。“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以来,拉斯韦尔的理论在中国的宣传理论家中找到了知音。”

人民是怎样被洗脑的?

中共的宣传术比纳粹德国和苏联都要高明,更让伊朗、北韩、古巴等独裁政权望尘莫及。伊朗、北韩、古巴在国际社会臭名昭着,中国当局却能将自己打扮成“不咬人的老虎”,在国内大量僱佣“五毛党”和“小粉红”,在海外也拥有不少好朋友和辩护士。那么,中共是如何做到这一切的?

本书首先讨论了宣传系统在当代中国的地位——在党的系统中,它仅次于组织部,而高于统战部、外联部等;然后,作者对比了毛时代与改革开放时代中共宣传工作的变异,梳理了一九八九年之后中共如何吸取新的方法和技巧,在宣传手段上推陈出新;最后,书中也比较了中国与其他专制国家以及与西方民主国家在文宣上的不同。由此,作者提出中国已经具备了新的政治模式,即“大众威权主义”,这种模式将一党制与密切关注舆论相结合,其结果是“中国统治合法性得到极大改善,人民接受中共继续领导政治制度——这是一九八九年六月时谁也没有料到的”。

书中相对吃重的章节是研究中共如何运用网路对民众洗脑。网路固然是新的信息与观念的传播平台,但中共当局也用此一平台来灌输现代民族主义思想。中共当然知道马列主义、共产主义、毛泽东思想对民众早已不具任何吸引力,“流氓手中最后的一张牌”乃是民族主义。作者指出:“中国所有的报纸现在都有免费网络版,而且很多还开设了网上论坛,这已经成为中国公共舆论的重要渠道。……大部分互联网用户是受过良好教育的青年,他们正是一九八九年以来中共一直在试图接近的群体。”令人吃惊的是,中共当局的宣传机构在争取青年一代的人心方面居然胜过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影响力日渐式微且名声不佳的海外民主运动更不是中共的对手。

通过精心而持久的宣传,中共成功地让大部分民众相信,只有共产党才能带领人民实现“大国崛起”,实现“中国梦”。安玛丽•布蕾迪写道:“当前强调爱国主义和维护中国利益,是中国宣传工作者在中国人中间引发罪恶感的一种方法。中共已经在中国人的头脑中,建造了一座真正的思想监狱,中共控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中国和它所代表的一切;因此,以任何形式批评或攻击国家,就是汉奸和卖国贼。”就连北韩问题也被“内政化”——中国是北韩的宗主国,无论北韩统治当局多么残暴,中国都不能放弃它。放弃北韩就意味着中国在与美日帝国主义的竞争中失败了。为了维护中国的大国顔面,美化北韩也是中共宣传机器的重要任务。所以,中国媒体上禁止刊登任何批评北韩的文章,一份半官方、半民间的杂志《战略与管理》因此被宣传部门停刊。长此以往,中国民众就像捍卫自己的领土主权那样捍卫北韩野蛮政权,反而对南韩安装萨德防御性导弹系统感到怒火中烧,成千上万的中国民众走上街头抗议为萨德导弹提供土地的韩国乐天集团。

信息的匮乏和单一必然导致愚蠢。在中国,中国人只能看到当局希望他们看到的资讯,他们的思维方式、语言方式和世界观由此被形塑而成。很多到中国旅行出差的“墙外人”,一入中国国境便会吃惊地发现,脸书、推特、谷歌等此前他们每天必用的网站全都无法登陆,而以“强国人”自居的中国人对此浑然不觉。

中共的大外宣已经渗透西方的肺腑

本书作者以专门的章节讨论中共的外宣策略。一九八九年之后,为了改变双手沾满鲜血的屠夫形象,中共彷效西方政府设立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并投入巨资在央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新华社等中央级媒体开设各种语种的频道和节目。虽然中国官媒的外语新闻的影响力尚不能与美国之音、BBC等老牌西方媒体竞争,但其主动出击的战术让中共受益匪浅。作者评论说:“中国的宣传体系有意识地吸取西方民主社会中广泛采用的政治公共关系、大众传播学、政治传播学以及其他现代公众说服手段之方法论,将它们改造成适合中国的情况和需要。”这就是独裁者的“进化术”。

不过,本书只涉及到中国境内的宣传机构如何对外宣传,未能探讨中国的大外宣计划如何深入西方的肺腑。西方自由市场下的媒体环境,给中共的渗透提供了表面上合法的渠道。美国学者夏伟(Orville Schell)表示:「当我们的媒体王国正像喜马拉雅的冰川一样在融化,北京却正在扩张。他们想尽可能地在世界上任何一个有信誉的新闻业标志地抢占一席,所以他们要到纽约,要到(时代广场)这一标志性的地点,这就是他们计划的一部分。」中国旅美经济学家何清涟长期以来致力于研究中国对西方媒体的渗透,仅仅是对西方的中文媒体,中共的招安策略就极具成效。其方式之一是,定期举办世界华文传媒论坛与各种研修班,针对海外传媒的总编辑和主要领导者。这种「有吃有喝有玩乐有鼓掌有照相有发言有总结有资料有礼物有欢迎有道别,一种典型的中国庙会式的『大会』」,对于移民海外者确实有吸引力。举办者意在「招安」,而参加者更是希望自己表现好,在众多受招安者当中备受中共当局重视与关注,从而获得更多的资源。不少海外媒体为了让中共当局知道它的作用,会强调自己的优势,「非官方、看起来独立,能够更好的赢得当地华人的信任」,请领导多多支持。新泽西一家《彼岸》杂志就说:「要充分运用海外媒体的作用,影响美国主流社会,我们就是国内媒体在海外的延伸,一定要忠实履行海外媒体的责任,国内媒体的宗旨就是海外媒体办报的宗旨。」

中国旅澳学者冯崇义因为回中国调查维权律师案件而被中国国安部门扣押十天之久。在国际压力下获释回到澳洲后,冯崇义在接受记者访问时谈及中共对澳洲的统战渗透,忧心忡忡地指出:“中共在此地深耕多年,欲把澳大利亚打造成中国的一个战略后院,特别是分化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关系。所以,红色中国对经营澳大利亚是全方位的、多层面的,从侨界到澳洲商界、从澳洲学界到政界。从一些报道中我们知道,其统战手段是花样繁多:用金钱开道;利益直接间接输送;赞助帮助亲共人士参选竞选等等,不一而足。我们当年离开中国,就是为了摆脱专制统治,在自由的土地上无忧无虑地生活。但如今,中共专制势力伸向澳洲的各个角落,我们又不得不生活在它的阴影下,澳洲的中文媒体充斥党国专制意识形态的宣传,这是极其严峻的问题。”

其实,这种情形已遍布所有西方大国,有研究者列出了一份中共控制的数百家海外中文媒体名单,可以说让人瞠目结舌、叹为观止。以我生活的大华府地区为例,在亚洲超市免费派送的十家左右中文报纸,全部沦丧为《人民日报》之海外版。这是纳粹德国和苏俄不可能在西方民主国家的心脏所达致的目标。可惜,受左派“多元主义”主导的西方社会,对此熟视无睹、麻木不仁。残酷的历史经验一再验证:如果不捍卫自由,自由就会被专制吞噬。

警察已经取代宣传干部

宣传部究竟有多大的权力?在本书中,安玛丽•布蕾迪指出:“宣传部负责监督与其平级的媒体、出版和文化机构的内容,但它没有惩治违规者的法律权力。”这一论点失之于片面。宣传部当然有权力处罚媒体、封杀作者。比如,二零零四年十一月,中宣部向全国媒体发出指令,将焦国标、余杰、李锐、茅于轼、王怡及姚立法等六人列入禁止报导名单。消息人士指出,焦国标要求中国领导人民选、主张废除中宣部;资深共产党员李锐要求政治改革;作家王怡、余杰的文章具高度敏感性;经济学家茅于轼主持的天则经济研究所对时政多有批评;姚立法长期在湖北潜江从事农民维权运动。这些人来自不同领域,其共同点就是触及到了中共的“红线”。此类黑名单层出不穷,越来越长——因为一旦上了黑名单,便永远在其中,不可能被取下来。

另一方面,或许因为本书作者自我设限,仅就宣传部体系为研究对象,而未能觉察到从胡锦涛统治末期到习近平统治时期中国文宣政策的一大变化:在许多言论和新闻事件中,公安、国安、检察院和法院等强力部门已取代传统的宣传干部,成为“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的主导力量。在维稳成为首要“基本国策”的时代氛围之下,如何将危害中共统治的新闻事件及相关评论扼杀、屏蔽,警察往往比宣传干部更为快捷和有效。南都报系的程益中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何林夏案,都是用经济罪名掩盖的言论罪。

就我的经验而论,作为一名追求言论自由和新闻出版自由的作家,我在中国的时候从未跟宣传系统的官员直接交涉过,长期跟我打交道的是国安和国保的警察。我曾毫不客气地对这些警察说:“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我跟你们面对面,这本身就说明中国不是一个正常国家。那些宣传系统的官员为什么永远躲藏在你们背后呢?”

中国正在加速演变成警察国家。不仅重要媒体、重要异议人士受到警察监控,就连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也被警察小题大做。一名在香港念书的中国学生Jade Li,近日在脸书上贴出她的一段离奇遭遇,这个小故事可以成为这个荒诞时代的小小注释:

马泮艳,巫山童养媳当事人。十二岁被大伯以四千元卖到二十九岁的陈学生家,十三岁被强奸,十四岁生女。

自二零一六年五月,以京华时报为首的多家媒体对此事进行报导,截至目前,京华时报、南方周末、重庆晨报、环球时报、南华早报、中国妇女报都有关于此事的报导。

四月初,我联系上马泮艳本人,希望能对她进行采访,并完成我本学期的期末报告,她正在积极寻求媒体曝光,于是欣然接受。几经周折,我订下今晚飞往重庆的机票,希望可以在她给她女儿看病的间隙完成采访。

我没有想到的是,飞机一而再再而三地延误。我正在机场百无聊赖地候机,突然收到了我父母的多条信息,声称中国国家公安部已经与他们通话,如果我不立即中止采访,便将我列进黑名单,并限制出境。

在中文网路混迹多年,我早已对中国和中共的无耻手段烂熟于心,只是当这一切——维稳——发生在我身上的时候,我还是震惊和错愕的。

马泮艳的各类联系方式已经被监控,我早有预料,但我难以置信,中国国家公安部竟然对一个二十岁女学生的期末作业(并不会发表)如此惧怕,惧怕到在我入境不到一小时内就迅速联络到我的家人并给予威胁。

原来,我作为一个学生,写一个期末作业,也是可以颠覆国家政权的。

身为一介平民,我无力与庞大的国家机器对抗,考虑到个人安全,我只能就此返程。非常遗憾,不能见到马泮艳本人并完成约好的采访。今天将此事公诸于众,是希望首页能看到的各位,不要再对这国抱有任何幻想。这国不解决问题,只解决提出问题的人。

中国或许曾为我的故土,但它从很久之前,久远到我目睹温州动车事故开始,就早已经不是我的归属。他的国,他的盛世,如你们所愿。

然而,“他的国”、“他的盛世”总有一天要变成“我的国”、“我的盛世”。这需要每一个热爱自由、良知未泯的中国公民携手努力,同时也需要国际社会的支援和帮助。

中共修筑看上去牢不可破的“防火墙”,得到过若干西方跨国科技公司及人员的协助,这无疑是助纣为虐。曾经参加中国“网络长城”建设的西方工程师Greg Walton,回到美国后良心发现,撰写了一份题为「金盾工程:中国庞大的电讯科技监控系统」的长篇报告。而另一位作者干脆在文章里警告说,美国有责任帮助中国人民夺回互联网这一促使信息自由流通的工具,「我们可以铺下革命的联络网路。如果我们不这么做,中国未来的世世代代将不会原谅我们。」

推牆是一项众人协力的事业。牆内墙外的中国人,以及所有关心中国民主化的人士,应当竭尽全力推倒这道比柏林牆更丑陋、更邪恶的高墙。高墙倒下的那一天,也就是共产党寿终正寝的那一天。

(文章仅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立场和观点)    (网编: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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