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多年记录和研究“文革”的科学家 ——专访网上“文革博物馆”创办人华新民博士(一)


2017.01.17
华夏文摘“文革博物馆”主编华新民 (记者杨青摄).PNG 华夏文摘“文革博物馆”主编华新民 (记者杨青摄)

(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访谈节目主持人张敏采访报道2017,01,14)

*专访网上文革博物馆创办人华新民博士*

2016年5月16日是中共中央1966年发出《五.一六通知》原件的标题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中国“文化大革命”爆发50周年。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访谈录:一位多年记录和研究“文革”的科学家——专访网上“文革博物馆”创办人华新民博士。

华新民先生原是任职于美国国家宇航局空间飞行中心的科学家,现在已经退休。他是“文革”的亲历者,也是记录和研究者。

以下请听采访华新民博士录音的第一部分。

*华新民:读大三时离开力学系去学英文,1966年和外语教研室老师一起参加“文革”*

为了了解这位科学家为什么至少花费十七年业余时间从事“文革”史料和回忆的收集,以及“文革”研究,我请华新民博士谈谈这方面工作的缘起和相关的早年经历。

华新民:“我是个退休的物理学家。《华夏文摘》网上“文革博物馆”是我开始办起来的。它是‘文革’30周年时办起来的。

我是1962年从上海中学毕业,进入当时还在北京的中国科技大学近代力学系,读的是五年制。”

 

主持人:“‘文革’开始时差一年毕业,是四年级对吗?”

华新民:“对。但我的情况特殊一点。我读到三年级,1964年时,学校让我停止学力学,离开近代力学系到一个临时组织起来的‘英语专修班’去学英文。

当时因为学校缺乏英文老师,你知道我们那时大部分人学的是俄语,学英语的非常少。我们一个班60人,只有9人中学开始学英文。60年代中苏关系开始变坏,几乎所有学生都不想再学俄语,要改学英文,但是没老师。这当然不是我们单个学校的决定,当时教育部有个通知‘如果你们学校有条件,可以自己培养英语老师’,是1964年我三年级时。

其实我有一篇文章发在我们《华夏文摘》的文库里,我个人有个文集,题目就叫《英语改变我的人生》。大概来说,就是我从1964年底学英文去了,一直学到‘文革’开始。本来在1966年我按说是应该1967年毕业,可当时学校英语老师实在太缺乏,大家学英语的要求太强烈,所以学校就说‘你1966年夏天就毕业了,到秋天开学你就上讲台去教英文吧’。

可惜,你知道1966年的夏天……就没有夏天啦,‘文革’六、七月份就爆发了嘛,所以我就哪个系都不算了,算是归外语教研室领导,跟老师在一块儿参加‘文革 ’。”

 

*华新民:“文革” 中我被分配到云南军队农场劳动一年半后,到云南钢铁厂烧锅炉*

主持人:“等于与您同届同学处境和位置不一样?”

华新民:“对。我其实不管学英文,学力学,按规矩应该1967年毕业。到1967年毕业时,科技大学的学生,我算什么专业呢?没法算。

不光我们一个学校,全国有不少学校像我这样的,少数啊……我们学校实际上只抽了八个人去学英文,其它学校也有。当时就跑到教育部去“造反”,教育部当时也没人管,乱糟糟的。他们就说‘你们自己回自己原来那个专业,参加分配吧 ’。

所以我毕业的时候《毕业证书》上还是写着“近代力学系”的毕业生。英语呢,比他们好;专业呢,实际也没少学。因为我去学英文,过了几个月他们就统统赶到乡下搞‘四清’去了。等到他们回来,‘文革’已经开始。所以我业务上可能比他们少学几个月,英语就比他们多学一、两年。”

 

主持人:“您在同时期同学中算是比较幸运的。后来‘文革’中毕业分配去了什么地方?”

华新民:“ ‘文革 ’中毕业我被分配到云南省,算是力学系(分配)。我也不敢跟人说‘我是学英文,本来要培养我当英语教师的’,因为‘文革’中,教师是一个很可怕的职业,所以我不想告诉人家这件事(笑)。

我就按照学校的规定被分配到云南省,是1968年底。那时候云南省还在‘武斗’,工厂都停工了,没有人会要我们这样的人。所以省里就把我们这些外地大学生,掺到他们本地。本地云南也有好多大学,也有毕业生,他们整班整班分到二十几个解放军部队,组成一个叫做作 ‘学生连’,除了军官以外,连长、排长是上边派的,下边全部是学生。我们外地学生就掺和到里边去。”

 

主持人:“和物理专业没什么关系?”

华新民:“没有。我去的那个学生连叫勐海……西双版纳三个县之一勐海县。我就在县城外一个解放军农场里劳动了一年半。这个跟物理什么都没关系。我们连里有云南大学物理系的、昆明师院化学系的、还有医学院、农业大学、林学院……什么都有。外地的也有清华、厦门大学的,零零碎碎,外地的比较少一点。我们在那里劳动一年半以后,大概1970 年中又分配,我被分配到昆明钢铁厂当工人。”

 

主持人:“和您的专业有关系吗?”

华新民:“没有关系。在钢铁厂我开始是工人,在热电车间烧锅炉的。”

 

*华新民:林彪垮台后逐渐恢复业务,进口电子显微镜须看《说明书》,我开始作翻译*

华新民:“作了大概两、三年烧锅炉的工人。这时厂里因为林彪垮台后开始逐渐有点恢复业务了。从日本进口了一台电子显微镜,找不到人看《说明书》,不懂英文,也不懂日文。这样厂里就把我找去,因为那些学英文的人不懂专业;而大部分大学生都是学俄语的,英文都比我要少学很多。所以这方面我就比较有点优势,我大概从1973年一直做到1978年,给厂里做各种各样翻译的事情。”

 

主持人:“职称是什么呢?”

华新民:“就是技术员。”

 

*华新民:1978年我被调回中国科技大学教物理,教研室主任是方励之*

华新民:“1978年我被调回科大。因为那时候科大搬到合肥已经好多年,很多老师都流失掉。他们当时迁学校,大概是1970年时,就因为林彪的什么‘1号命令’迁到安徽去。教师基本上都没迁户口,所以他们只要在北京自己联系到一个单位,就可以调离科大,回到北京工作,没有户口问题。这样很多科大教师就流失掉。科大很急需,那时刚刚中央开始重视科学,在开‘科学大会’,还办‘少年班’什么的。那时科大正风头比较强,没有老师,所以就把我调回科大,但我没有去教外语,也没有回到力学系,我到物理教研室去教物理。”

 

主持人:“力学系是单分出来的?不在物理系之内是吗?”

华新民:“对。因为中国的制度……这些那时候是学苏联的,你看苏联有‘数学力学系’,清华大学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反正我们那时叫数力系,科大叫近代力学系,那时系主任是钱学森。这种分系办法在西方一般没有,西方这种力学系一般干脆就叫机械系。”

 

主持人:“那您进物理系这次就是教师了吗?”

华姓名:“对。那时还是助教,教研室主任还是方励之。”

 

主持人:“您和方励之先生共事有多长时间?”

华新民:“两、三年吧。”

 

*华新民:1981年来美后获博士学位,在美国家宇航局从事科研工作2013年退休*

华新民:“1981年我离开科大到美国来,是考李政道到中国去招的物理研究生。1980年通过那个考试,1981年到美国来,当时在UC San Diego(圣地亚哥加州大学)念物理,一直念到博士。我基本上一直在作研究,退休前在NASA美国国家宇航局空间飞行中心从事科研工作,可以说是资深科学家、科学工作者。”

 

主持人:“一直到什么时候退休?”

华新民:“ 2013年。”

 

*华新民:我19918月开始参与全球最早中文网站《华夏文摘》的编辑*

主持人:“您本来学的和您工作的专业,与专注‘文革’研究不搭界,您是三年前退休,而这个‘文革博物馆’已经建立了20年,这17年里您等于是在从事自己本专业之外,还在做大量的‘文革’材料收集和研究。是什么动因?”

华新民:“可以这么说,我基本上是利用业余时间在做这事。当时因为……你知道《华夏文摘》是全球最早的中文网站……

 

主持人:“我知道,每星期五我都在等,当时在加拿大,那是非常值得盼望的一个时刻……”

华新民:“是,是。其实我在加拿大也工作过,有五、六年时间,我在多伦多。”

 

主持人:“您在最初时是因为《华夏文摘》,为《华夏文摘》工作是一批义工……”

华新民:“开始我也是很偶然的机会认得朱若鹏,你如果查《华夏文摘》中文出刊第一期的编辑叫朱若鹏。他现在在得克萨斯,基本上退休。他当时在加拿大滑铁卢大学(University of Waterloo)读研究生,我在多伦多工作,我们两人就认得了。他办《华夏文摘》办了几个月,说需要人手,就问我能不能参加帮忙,我就参加了。

从1991年8月开始,我就替他编《华夏文摘》……轮流,过一段时间就轮到我编辑。”

 

*华新民:1996年纪念“文革”30 年,实体博物馆办不成,办个网上“文革博物馆”*

华新民:“这时我就开始接触到一些……因为当时投稿的人当中几乎都是经历‘文革’的人,所以常常稿件里有对‘文革’的回忆,包括对‘知青’时代回忆比较多。

到1996年当时说要纪念‘文革’30年,我就提建议说‘也许我们可以编一期专辑’。那时还没有现在这样的网页,只是投到大家信箱里去,你记得,就是每到礼拜五大家等着寄到他信箱里……

当时叫作‘增刊’,就是说不是Regular(定期)一期期的,是另外的,我就说‘把这些材料编起来,编成一期一期增刊,积累到一定数目就出一期’。1996年就这样开始。”

 

主持人:“您当时做《华夏文摘》赶上纪念‘文革’,那您为什么要拿出这么多时间办这个‘文革博物馆’?它还有别的栏目嘛(华新民:是)。这个动因是什么?”

华新民:“动因呢,我想因为当时做《华夏文摘》的人当中,我算是比较年长的,算是对‘文革’经历的比较最完整。因为你知道当时出国到美国来念书的人中,有个年龄断层。到90年代,有一部分是像我们这样‘文革’前在大学里的。后来出来的,几乎都是七七、七八年(进大学后)出来的,当中这10年,像你们这种……十年当中毕竟能出国的人数相对来说少一点,经历比我们更艰苦、更艰难一点。所以在我们《华夏文摘》那些义工当中,也有同样一个年龄断层。所以我觉得我做这个事比较最合适,其他像我这样经历的人很少,几乎没有,我觉得我应该做这个事情。

 

主持人:“您是一位亲历者,了解‘文革’这个事件。您觉得做这个‘博物馆’会起什么作用?对它寄予什么希望?有什么重要性、价值……您有没有一个初步考虑?”

华新民:“为什么叫‘博物馆’呢,主要因为巴金说‘呼吁要办文革博物馆’嘛,但是国内老是办不成,反正也没有人坚决反对,好像也还没有什么公开言论反对,但也没人去做这事。要在国内做的话,会碰到很多困难。在国外既然有网络,当时这是个很新的技术发展,我想也许我们可以做一个……实体博物馆办不成,就办一个网上的‘文革博物馆’。”

 

*华新民:“文革博物馆”最早收入的文章。从义工输入手写来稿到后来http:// 出现 *

华新民:“当时最早我记得是王友琴写的《学生打老师的革命》,还有宋永毅当时刚刚出版一本《文革和他的异端思潮》纸面的书。当时他也没地方推广这本书,他就联系到我,把当时那种‘三寸盘’寄给我,我就分成……连载在我们那个‘文革博物馆’增刊上。

现在当然网络上很多‘文革’的材料,很丰富。当时开头不是那么多,比较麻烦的是当时因为没有电子版,很多人是写信寄过来的手写回忆。我常常要找一些义务的人、有些自告奋勇的人愿意把它们输入进去,这是开头比较困难的事情。现在这些都已不是很大问题,基本上作者都可以自己写成电子文本给我寄过来。

当然,后来到1999年、2000年左右时就开始有网页了,就是http:// 这样的东西了。我跟我们《华夏文摘》的人商量以后,他们就建起了这么一个网站,我就可以不断把更新的内容放上去,目前就是这个状态。”

 

*华新民:我的文集中有不到三分之一是关于“文革”的文章。再忆“文革”初起*

主持人:“这么多年您自己写了多少篇文章?有没有粗略统计?”

华新民:“你可以查我有个‘文集’,基本上不都是‘文革’的,可能不到三分之一是讲‘文革’的。”

 

主持人:“您个人认为‘文革’在中国全面爆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您同意哪种说法,起点应该从哪个时间点算起?

华新民:“‘文革’我觉得应该是从《 五.一六通知》发出。当然,5月16日当时在社会上我们并没有感觉。当时作为一般的学生,包括……我想你们中学生跟我们大学生当时大概有个共同感觉,觉得‘文革’是从6月份开始的。广播……或者头一天,广播北大的大字报,开始有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主持人:“那是6月1日吗?”

华新民:“我现在记得大概是6月2日。但是中国当时常常是头天晚上的《新闻联播》节目就开始播第二天的……”

 

主持人:“前一天的晚上叫‘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

华新民:“常常是这样子。但是我觉得这是社会上、表面上我们的感觉,真正的应该从中央他们内部的角度来说,我觉得是从5月16日开始。我的记忆,(《五.一六通知》)是一年以后才正式在中国官方电台还是报纸上刊登出来。

其实从那个《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1965年11月)刚开始时,我们当时也并不是很敏感,并不觉得是(‘文化大革命’开始)。 因为中国从1950年代‘反右’什么(运动)以后,经常会发起批判某个人,或者某个作品这种事,所以大家觉得这可能又是一个新揪出来、又要批判的对象吧,当时好像也不是很重视。

另外我们本来是学科学的,在科技大学,不关心这种……他们学历史的。其实我记得那时也不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叫‘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

后来慢慢涉及到什么‘三家村’了,邓拓、吴晗、廖沫沙……这时候就觉得,诶,这个好像涉及到比较高一点的官员,那时我觉得我们是个学生,政治敏感性还是不强,所以也不是很当回事。”

 

*华新民:说群众与领导间矛盾积蓄多年,点燃群众对官员不满,我觉得这说法不正确*

华新民:“当然真正到6月1日时才知道……6月2日?这事我现在记不太清楚,什么时候是中央正式宣布改组北京市委?尽管实际上已经改组了可能几天,甚至几个礼拜了,但好像一直没宣布,好像是6月初某一天。

关于这点,我最近有个想法,在回忆这事情——现在常常说‘你看中央一公布聂元梓那张大字报以后,全国就一下子轰动了,那么多学生就起来造反’,说明好像‘是这些年群众对领导之间的矛盾已经积蓄很多年,所以一下子点燃群众对官员或者对上面的不满’。

仔细想起来,我觉得这个说法不是很正确。”

 

*华新民:最早起来的都是学生,毛泽东当时为了点火,正好聂元梓大字报给他点着了*

华新民:“因为说老实话当时最早起来的都是学生。学生能够对……比如说校长、对学校领导能有多大仇恨?你要说中国社会当时积累了很多矛盾,这个我想没错。但是大概对这种感受更深的恐怕肯定不是在学校里。

而学校轰起来,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聂元梓张大字报里边实际上列出来的陆平他们的种种做法‘内外有别’呀、‘不要’什么……其实几乎是所有学校的领导都按同样办法来做的,而这也不是什么‘彭真’、什么‘黑帮’旧市委布置,这就是李雪峰当了新市委(书记),上台后通知叫各个学校这么做的。

所以我觉得完全是一个误会。现在看来……当然正好这么一来……我不知道毛泽东是不是清楚这样一件事情。但是,他反正当时为了点火,他就东点一把,西点一把,正好这一把给他点着了就是。”

 

*华新民:最初十年“老三届”忆“文革”特别多,因“老五届”比“老三届”处境好*

主持人:“您经手‘文革博物馆’二十年,自己也研究,看很多资料,您觉得‘文革’研究到现在为止,进展到什么程度?比方说,您见的什么类材料比较多?什么类材料比较缺?您所想到的……”

华新民:“我这几年比较突出的感受就是,刚刚开始办这个博物馆在1996年,大概这么划分,到2006年头10年,几乎没有一个像我这样‘文革’中的大学生……一般称‘老五届’,几乎没有一个‘老五届’大学生比较系统地回忆‘文革’,几乎全是你们这样的‘老三届’特别多。”

 

主持人:“1966、1967、1968届初、高中三届,叫“老三届”,实际上是六个年级。大学因为有五年制,所以叫‘老五届’,对吗?”

华新民: “对,是这样。所以当时几乎都是‘老三届’的人给我们提供他的回忆、稿件。我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恐怕跟‘老五届’大学生的地位有关系。

当然,所有人都在‘文革’当中受到不少苦难,但比较起来,‘老五届’的人还算不错。比如说‘老五届’像我们这样也下乡去过,我还到过西双版纳。但是有个差别,当时我去时几乎还没有到西双版纳去的‘老三届’学生。但就在这一年多当中,我离开西双版纳时(‘老三届’)就开始大量去,有的到种橡胶的农场,那地方叫‘橄榄坝’我记得,大量去。还有插队落户的,包括后来全国出名的‘知青’朱克家,(主持人:知道)上海人,他就真的到那里插队落户的。

我们大学生也去过,但是跟他们不一样。第一我们有固定的工资,第二,我们有期限,我们知道不可能一辈子在那儿。所以等到再过了两年,‘文革’实际上从林彪死以后,实际上开始慢慢走下坡路,也开始平稳起来时,我们这些‘老五届’生活上……基本在社会上还算安定。尽管可能专业也不对口,各方面都不如意,但至少有个职位。至于说到‘文革’结束以后,更加是‘落实政策’什么的,在社会上基本都还是处于一个比较相当不错的地位。

但是‘老三届’就不一样了,‘老三届’那些年到‘文革’结束以前,当然不用去说了。‘文革’一结束他们第一个事情就要争取离开农村到城里,回去读书,或者回去工作。然后进了城又面临就业问题、生活的种种问题,他们的苦难比我们多得多。所以当时越是苦难的人,越是叫得响,我的理解就是这样。所以‘老五届’人那时几乎没有对于‘文革’的回忆,很少。而‘老三届’的人对‘文革’回忆特别的多。

所以,我的评论就是说,实际上‘老五届’大学生在‘文革’前(期)和‘文革’中后期,以及‘文革’结束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在社会有比较稳定的社会地位。当然不去说那些‘造反派’的头头,被当成‘三种人’关起来的。大部分人还算是有稳定工作,在社会上已占据了不错的地位,所以他们至少没有时间来回顾‘文革’。”

 

*华新民:近十年“老五届”退休,回忆录后来居上,清华、北大有回忆文集出版*

华新民:“但从2006年到现在又10年,这10年中‘老五届’的回忆录比‘老三届’又后来居上。我觉得主要原因是‘老五届’人退休了。他们就有时间去回顾、去想了。尽管受的苦难可能不如‘老三届’多,但他们考虑的问题、视野可能也不太一样。所以这10年我觉得,比如说清华、北大啦……包括那几个学生头头,王大宾啦……几乎个个都写了回忆录。普通群众回忆录也有成文集,北大、清华的都有出版。这是我观察到的一个现象。”

 

*华新民:我比较注意的是他们对“文革”总的反思,包括对毛泽东*

主持人:“一般来说,这些文字很大一部分是讲个人经历,也有些是总体性反思‘文革’得失,还有些从更纵深、更广阔的历史层面去比较‘文革’发生是否与世界史上哪些时期、哪些历史现象有关联……这三条我看是比较大的线索。您觉得在哪些方面占比重多一点?回忆的充分一点?哪些还不够?如果很概括来回顾这50年关于‘文革’的描述、回忆、总结、反思,您比较注意的是哪些方面?您对它们有什么点评?”

华新民:“个人的故事是千变万化,各人有各人的,很难一概而论。总的来说,我比较注意的就是他们对‘文革’总的反思,包括对毛泽东。

比如说毛泽东,现在据我知道……我现在一直在看,尤其是清华大学的,他们出了好几本。蒯大富本人也有,还有另外派的孙怒涛、沈如槐……头头也写回忆。”

 

*华新民:原清华老死不相往来的“文革”两派,现坐在一起回忆,很有价值*

华新民:“还有,出了一本叫《历史拒绝遗忘》是孙怒涛编的,但是两派人(回忆)都有。另外还有杂七杂八的。当然他们也有是讲些……比如环绕一个具体问题,他们哪一次武斗。两派以前是老死不相往来,现在两派人可以坐下来一起谈。说当时‘我们这边是怎么怎么布置’,那边‘是怎么怎么布置’,后来打得为什么死了人……这些东西当然也是很有价值,尤其将来也许历史再作考证的话,说不定可以省很多力气。

但我比较注意的是在一些较大的事情上,比如说他们对毛泽东的看法。以前当然我们那个时代,包括大学、中学生全部都是‘毛粉’,几乎没有例外。现在当然有非常大的分化,非常大的多元化。我最近还专门仔细收集了比如蒯大富他怎么讲的,同样是‘文革’的头头王大宾又是怎么讲的,其他人又怎么讲的……”

 

*华新民:我看蒯大富“崇毛”与“怨毛”及“文革造反派”头头中今天较多“毛粉”*

华新民:“我最近正在准备一篇东西,谈了这么几个问题。大题目就是‘老五届大学生对文革的反思’吧,里边我专门谈了‘蒯大富的崇毛和怨毛’。崇就是崇拜毛泽东,有很多可能大家都知道,比如他说‘毛泽东是我们国家空前的民族英雄’(笑)。他2014年在他们学校同学会上正式宣布‘蒯十条’,他说他有10条对历史和现状的看法,其中第二条就是这个。”

 

主持人: “他这样的经历,经过50年后,是这样一个思想的结果,您怎么看?”

华新民:“他也有‘怨毛’的地方,你可以说是怨恨、埋怨吧,主要是老毛后来把他们抛弃掉了。实际上,他真正受到毛欣赏的也就是一年多吧,可能不到两年。

总的看法,我现在有个观察,在这些经历过‘文革’的人当中,‘毛粉’反而是‘造反派’头头当中比较多。‘造反派’的群众组织,群众当中分化很大,我无法说‘毛粉’多还是‘毛粉’少,但是至少在头头当中,‘毛粉’比原来‘保守派’的头头好像明显的多。

我分析原因就是,因为这些‘保守派’头头基本上都是高干子弟,‘文革’以后他们很自然而然的得到重用,所以他们不会怀念‘文革’当中的事,只会感激后来邓小平或者陈云这些人对他们的重用、感谢‘改革开放’给他们带来的机会,他们很多人都当大官了。而‘造反派’的头头,其实他们出身也都挺好的,尽管他领导下的组织可能成分比较杂,但是这些能当上头头的人当时起码也是‘红五类’。”

 

主持人:“其实所谓‘出身太坏’的人,连‘造反’都是不行的。”

华新民:“对,对。能当上头头的,当时起码也是‘红五类’。平民出身的多,最多就是有中下层干部(出身)吧,所以‘文革’以后‘清理三种人’没有人保护他,很多人都倒了霉,有严重的当时坐牢了。”

 

听众朋友!专访网上“文革博物馆”创办人华新民博士访谈录第一部分,今天就播送到这里,在以后的节目里请继续收听!

 

以上“心灵之旅”访谈节目由张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采访编辑、主持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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