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习近平曾经的希望是因为虚假新闻的误导(高新)

2013-0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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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界之所以对习近平将会平反“六四”充满期待,很大程度上是被“习仲勋当年曾坚决反对‘六四’镇压”的伪新闻所误导。(法新社资料图片)
外界之所以对习近平将会平反“六四”充满期待,很大程度上是被“习仲勋当年曾坚决反对‘六四’镇压”的伪新闻所误导。(法新社资料图片)

今天是2013年6月4日,转眼间“六四”镇压已经过去二十四年了。虽然即不逢五,又不逢十,但今年海外的“六四”纪念活动似乎比去年热络了许多,原因之一或许是天安门母亲的公开信中所道:习近平上台后的所作所为让人感到极为失望。天安门母亲的公开信中说:“从习近平先生在中共十八大后所表述的两个不能否定,我们看不到他对前三十年毛式共产主义原罪有过任何一点反思与忏悔,我们也看不到他对后三十年邓式跛脚改革有过任何一点批评和问责,这使得原先对他抱有政治改革期待的人们,顿时陷入了失望与绝望之中。”

回想去年的今天,海内外自由派中因为习近平的即将接班而兴奋不已者不是少数,虽然还没有乐观到“习近平上台之日,就是‘六四’事件被平反之时”的程度,至少也还是对习近平的“站稳政治脚跟之后就会顺应历史潮流”充满了期待。比如因深刻揭露薄熙来闻名的姜维平先生当时曾经撰文说,习近平的家庭背景有利于公平地解决“六四”问题,他虽然来自于太子党,但他父亲习仲勋却是党内著名的改革派,不仅历史上从未整过他人,而且以保护他人而美言流传。基于“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从始至终都被外界认为是正面角色”,姜维平先生在文章中期待习近平大权在握之后会“子成父愿”,顺应历史潮流。事到如今,相信姜维平先生也已经和天安门母亲们一样失望。

日后看来,直到去年中共十八召开之前,外界之所以对习近平将会平反“六四”充满期待,很大程度上是被“习仲勋当年曾坚决反对‘六四’镇压”的伪新闻所误导。

一九八九年的“六四”镇压事件之后直到一九九二年十月的中共十四大及一九九三年三月的中共第八届全国人大和第八届全国政协会议召开之前的那将近四年的时间里,先后好几位时任党和国家二级领导人被内部闲置但其表面职务仍还继续保留,全国人大方面是仍然挂名第一副委员长的习仲勋,国务院里则是仍然挂名副总理的吴学谦。而当时的吴学谦与习仲勋之间的区别是,吴学谦是因为自己的儿子在中央电台国际台的直播新闻节目里披露了“六四”镇压真相受到李鹏和李先念的政治打击和迫害而被迫赋闲在家,而习仲勋在“六四”镇压之后到底是因为彻底看破了共产党的政治“红尘”还是健康原因而主动要求退休可能连当时的总书记江泽民都揣摸不透,但肯定不是因为犯了政治错误,不然就无法解释他习仲勋为何在副国级岗位上退休后却能够被恩赐正国级的退休待遇。

关于习仲勋一九九零年曾经在人大会议场合公开斥责邓小平和杨尚昆导演的“六四”镇压事件之传闻毫无可信度,事实上恰恰是当时的摄政王杨尚昆分别向邓小平和江泽民提议应该给习仲勋党和国家一级领导人的退休待遇。

当年邓小平去世的时候已经赋闲在家的杨尚昆正在海南休养,他的长子杨绍明的回忆文章里不经意地透露了当时的杨尚昆外出和回京都是专机接送的。这就是因为从国家主席位置上退休的杨尚昆是要终生享受正国级待遇的。而在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位置上退休的习仲勋不但有资格被特别安排在深圳定居,而且无论是在一九九九年回京参加建国六十周年庆典还是病重被接回北京抢救,都是专机来专机去。按照中共内部规定,无论是在位还是退位之后的党和国家二级领导人,只能享受民航机上的头等舱的“专区待遇”而不是“专机待遇”。

自中共政权实行了干部退休制度之后的这三十多年时间里,到底有多少副部级干部在离休之后能够在政治和生活待遇上,特别是医疗待遇上官升一级,恐怕象中组部这样的机构都不会有精确的统计数字,但在党和国家二级领导人岗位上退位之后被内定在政治和生活待遇上被官升一级的,绝对只有习仲勋一人。与之相反的是,凡是在党和国家领导人位置上犯了政治错误后被降级使用者,其政治和生活待遇都会被随之下降,比如已经去世的芮杏文先生曾经在中央书记处书记位置上追随赵紫阳,不同意用镇压手段对付学潮,并因此而随赵紫阳离开了权力核心层。日后复出工作也只是个部长级的职位,所以他去世时官方刊登的讣文中特别强调他只是享受正部长级待遇。这个例子也从反面证明习仲勋退休之前绝没有犯过政治错误。如果他当时鲜明反对“六四”镇压的话,当然是最严重的政治错误了。

由习近平亲自审定的中共官方习仲勋网上纪念馆的大事年表中清楚记载,一九八九年的春夏之交习仲勋只有一次官式活动,那就是邓小平“取得了平息反革命暴乱的伟大胜利”之后率领十六位人大副委员长慰问北京戒严部队,之后的习仲勋直到一九九零年年十月被中央正式同意离职休养,期间只有过三次政务活动,但都不是在人大系统的会议上,包括一九八九年年底与万里在北京一道看望并祝贺许德珩百岁寿辰和前往深圳,美其名考察,实际上主要是为了给自己在深圳的定居地选址。而一九九零年一整年里他就再未到人大会堂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和会议地点露过面,唯一的一次公务活动是在北京军事博物馆出席第一野战军战史编审委员会成立会议,当年十月便到深圳开始了他长达十二年的政治隐居生活,直到二零零二年四月病重被江泽民亲自调派空军专机接回北京入住解放军三零五医院。

习仲勋当年被批准提前退休并到深圳定居的两个月之后,第一个前往探望的中共政要就是时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薄一波。一个月后,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委员长万里前往,万里到访的两个月之后,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宋平前往探望,并特别说明是代表时任总书记江泽民和李鹏及其他政治局常委们。此后的几年时间里,当时在位的政治局常委们凡是有到深圳的机会,都会前往拜会习仲勋,时任总书记江泽民先后两次到深圳,都专门安排时间到习府请安,李鹏则是带夫人一同前往请安。至于当时去过深圳的重要政治元老们,只有邓小平未亲自到习府探望,但也委托杨尚昆到习府代他邓小平问好,其他如时任中顾委副主任宋任穷,时任国家副主席王震等,只要在那段时间到过深圳的,都曾经前往拜会习仲勋并留下亲密合影为证。

综上所述,整个习氏家族在“六四”问题上没有血债是不争的事实,但说习仲勋当年鲜明反对镇压决策根本找不到事实根据。更何况但既然在“六四”问题上同样没有血债的胡锦涛在位十年期间对所谓平反“六四”的问题压根就没有正经想过,何以见得习近平上台之后就会在此问题上“顺应历史潮流”?要知道相比于胡锦涛,习近平对其父辈们用生命和鲜血建立起来的红色政权的责任感,已经不仅仅是基于个人和家族的既得利益,更是因为血统和基因使然。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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