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建访谈录(三): 今日中国的“杀贫济富”

2017-0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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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家协会游行队伍。(马建提供)
中国作家协会游行队伍。(马建提供)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自由亚洲电台的“访谈录”,我是主持人唐琪薇,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大家问好!这期访谈录的嘉宾,我们为您请到的还是旅居英国的著名作家马建先生。1989年的四月初,北京发生了学潮。马建当时已经移居香港,他还是赶到了天安门广场。 五月底,因为哥哥摔伤住院,马建只能匆匆离开了北京,“六四”大屠杀的消息就是在哥哥病房里听到的。多年以后,马建这样写道:“当时我如被枪击中,更感到死里逃生的落魄,昏迷不醒的哥哥成了植物人,而我躯体虽活,心灵巳灭。”今天的这期节目,马建要和我们聊聊他对1989年“六四事件”的反思、以及他对未来中国时局的观察。

记者:您刚才提到89,我知道是因为您哥哥出意外的缘故,所以 6月4号当天您并没有在现场,对吗?

马建:是。那天我在青岛。

记者:刚才您也提到一些,那么您是如何评价80年代这场最重要的学运呢。学运过去那么多年,您有哪些反思或者是和当年不同的见解呢?  

马建:隔了这么多年,现在来描述1989年的天安们学潮,其实那也是80年代最后的挽歌了,之后的中国与西方再次进入了冷战思维。这不禁让我想到了两千年前,孔子站在一个高坡上对着江河发出绝望的呼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那种感叹。我也眼看着这种现实,怎么就被按进了历史,然后被密封了。你会发现时间还在活着,但是事件已经被匆忙的现代社会遗忘了。

所以最让我反思的当然不是6月4日的屠杀,而是6月之后在全国展开的精神思想屠杀。你知道吗?从那以后,就彻底泯灭了中国文人的良知和勇气。其实多年后我去了贵州,去了那些地方,那些文人作家或者诗人们,他们跟我说:对不起马建,我们也坚持了一年或两年,但是最后我们要生活。最后,都投靠到经济开放的大潮流里了。它实际上是用金钱专制,把思想者们又禁锢了起来。比如说“89学潮”,你仔细想想,现在最富有的画家叫张晓刚,当时是学生精英。天安门学联还是学生联合会的主席就是孔庆东。所以,这种变化是更值得反思的。

记者:您刚才谈到很多天安门当年的学生精英们“64”之后有了截然不同的命运,我也很好奇,当初在您北京南小街53号偷偷聚会的朋友们,他们现在各自的命运又如何?是不是也是非常不同?这些人的不同的命运是不是中国改革开放这几十年,中国人命运的缩写呢?

马建:我想,任何一个家庭,一个人的经历都足以代表一个民族的经历。我记得1989年的5月,我站在警察岗台上,就在天安门广场中心。中国作家游行队伍从我那里路过,什么鲁迅文学院、中国作家协会……几千人的队伍,你能看见莫言、余华、陈虹、力虹啊……你能想 到的那些作家们可能都在里边。他们高喊着反腐败、要民主。其中有一个人见到了我,认出来喊:马建! 他们都齐刷刷地举起了胜利的手势。我也很高兴举起了胜利的手势。大家好像一瞬间成了同志。那天可能有五百多万人,占满了广场。那些享受过80年代言论自由的知识分子和作家们,至今也没有去书写他们经历的80年代,也没有人来解释80年代末为什么闭幕了?为什么中国今天忽然步入了“杀贫济富”的权贵主义时代?我那些朋友里,周舵还有些来往,我们还可以讨论马克思主义。刘晓波干脆在监狱里了。很多作家、诗人,还有海外流亡的也都回去,做了一些大学教授、客座教授什么的。从这些人的历史和他们的经历,也可以说,中国社会经过了一个经济改革开放时代,把一些人拉回到他们认为的富有的生活中去,然后,就剩下几个反叛者或者掉队的。就变成了穷人或者监狱里的囚犯。我写的长篇《北京植物人》,里面描述了差不多有近百个小说人物,我就是描述了在一个失败时代的一群失败的英雄。可惜,这个小说发行了这么多年,在世界各地超过了37个语种,在这些年的发行过程中,你会发现,经历了80年代的学生、作家们,目前还没有谁对这本书作出什么反应,这是很奇怪的文学现象。

记者:您提到这个我就忽然想到您有一部小说叫《拉面者》,说的是中国人像面团一樣,可以被拉來拉去,但是他自己並不知道自己被拉來拉去。这和中国人本身的个性有关呢,还是和专制下人性的畸形与荒诞有关?

马建:当然是专制下人性的畸形。因为当时写《拉面者》,是在北京发生天安门事件之后,我返回了南小街53号,开始写周围的人和事的变化。 我在观察当时偷偷聚会的文友们,有的进了监狱、有的出了国、有的变成了个体户;有的变成了主席、总经理、更有的变成了气功大师,还有的会说宇宙语了,哈哈。你会发现,这种畸形的变化,在这本小说里面,我用了一个专业的作家和一个职业献血者,通过他们两个不断地在南小街喝酒长谈,聊着周围的那些人物。那么,我是想把他们比作面团,被一种无形的力量拉来拉去。这些变体形状让他们失去了内心。我想,80年代末中国人的真实处境就是这样了。记得我在小说结尾里描述了一只狗,一只三条腿的狗指着楼下成千上万的群众、或者等待镇压命令的那些警察们说:我们的狗政府,一定要把这些没用处的宣传部门的官员们,都送到边疆去垦荒。我是想描写这些手握文笔的中国作家,他们试图从政治中抽离出人性来描写,作为躲避政治恐惧的法则,但是,结果是心灵麻木,不能打开了写。稿纸只能变成包鸡骨头的废纸。《拉面者》这种畸形就是我小说里所描述的,比如一只老虎在大众眼光之下,就扑倒撕咬一个给亲人解放军洗衣服的少女。你想,写小说本来是虚构,可我们怎么能够超越现实的荒诞?你能想象,天安门事件的发生,人会被坦克压过去?所以,你无论怎么写你都不如这个社会荒诞。更荒诞的是仅仅不到一年,那些到广场给学生们送粥的朝阳大妈,戴上个红袖章就开始敲我的门:马建,去派出所一趟!太荒诞了吧,这个民族,怎么办呢!

记者:您刚才也提到中国这几十年来有了很大变化,从80年代大家都充满理想,到今天中国可以说是一个“杀贫济富”的社会。那您觉得为什么会有这变化,是从哪里开始变的呢?怎么变的?在您看来,谁又在这些变化中付出了代价呢?

马建:我第一个想到付出代价的,就是一个和意大利男人谈恋爱就判了六年的女孩。我们都叫她“三八”,因为她3月8号出生。记得86年出狱之后,她来到南小街,我们俩就喝酒狂泻,我记得她就说她在监狱里边警察把电话交给她,教她怎么说话。那边接电话的意大利青年,就听着,她就大喊:我讨厌你,以后再也不要和我来往。扔下电话她就撞了墙。后来没死。那种绝望,就是代价。我在想,如果没有她那一代去撞红墙闯红灯,就不会有改革开放。因为在共产党的骨子里,它不会把人当成一个独立的人。就像北朝鲜,人仅仅是听话的一些工具。共产党很容易就说“要统一思想”,它根本不考虑人是不同的人,从不拿人当人看待。第一个和外国人结婚的李爽,就是邓小平、华国锋迫于和法国的外交关系才批准的。80年代这种裂变,这种由穷变富的社会的结果,就是国门必须打开了,然后迈入了全球化。现在反思今天的留学生热潮,还是和平演变的中国社会,必须包括最大的代价,那就是他们父母这一辈人的沉默。或者说,父母这一辈的麻木赚了钱,给他们开创了成功的机会。但正是他们的父母,会反过头来再让孩子们付出代价,那就是他们对社会的无知无教训,就会很难跟这个世界真正融洽。

记者:您说80年代的“中国终于像只闷臭的铁皮罐头,裂开了一条缝”,那您又是如何评价今日中国的呢?

马建:你在美国、我在英国,我们都能感觉到中国不但裂开了,而且已经混入到全球各个角落。我是说中国人,从城市到乡村,可以说有水的地方就有中国人。但是,真正融入世界的人道价值观在80年代末已经被埋葬。目前中国的改革开放、向世界的蔓延,还仅仅是各个国家的货物来源而已,或者说饭馆文化也行。我想,在全球已经退守到民粹主义时期,文化、宗教的不可融合,或者说,信仰者和无信仰者的不融合等等,中国都会和世界产生对立。因为在政治上的孤立或者反普世价值,已经使中国的发展山穷水尽。那么这种裂开的罐头或者说裂开的这条缝,虽然已经铺开,但由于在政治上并没有铺开,也没有大的变化,甚至比原来更收紧的情况下,我不认为政治的不开放会让经济步伐变快。它只会随时摔倒或者处于危机中。

记者:那您如何预测未来中国的走向呢?

马建:我忽然想到习近平来伦敦访问的那种感觉,我觉得所有集权者,其实都是谎言专家。那些被谎言覆盖的民族根本无法建立文明,因为它每句话都在撒谎。你明明把刘晓波关在监狱里,又怎么好意思穿着西服带着老婆在伦敦招摇过市?这不是文明人,都是些野蛮人。我的意思是这些集权者们,虽然扫除了人们自由的梦想,但是扫除梦想之后,你将面对更多的动乱。因为人们的富有也会像人们的贫穷一样,也会有要求的。比如要求保障他的财产、保障孩子未来的各种发展机会,孩子不会因为网聊就进监狱什么的。 那么,习近平认为反文明、反普世价值是很先进的,但我认为这完全是与世界为敌,是无路可走的。当然,你在这个社会畸形撕裂,贪污遍地的中国,不会影响到执政者权力。中国人也已经习惯了被极权统治,这些被统治的习惯,是因为人们己丧失了道德基础。我想,未来的出路,只能是回到人类共同的文明价值观。 而要走到这一步,你就必须反思历史,找回失去的人心,还人们自由的生活或者说活在世上生存的尊严。

唐琪薇:以上是“作家马建访谈录”的第三集也是最后一集。节目最后我想用马建在他的小说《北京植物人》自序里的一段话,作为这期访谈录的结尾。马建这样写道:“在强权社会,每个人都是不能思考的弱者,但当他记住了自己的经历,那在精神上就是强者了。记忆使人获得了心灵自由,而回忆就更使人生变得永恒了。”
好,非常感谢马建先生接受我们的访问,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这期节目因为电话信号的问题,声音不是特别清楚,谢谢大家的包涵。另外,本期节目所有的文字稿,您都可以在我们自由亚洲电台的网站上找到。我是主持人唐琪薇,再会!

(第三集 完)
网编: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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