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NGO与公民社会（二）禁区林立阻碍NGO推动公民社会发展

中国政府提出建立和谐社会的理念。而一个社会和谐与否，在一定程度上与代表着公民社会的NGO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即便他们的发声长期以来受到各种因素的限制。尤其在近期，中国政府不断打压和令其禁言，让NGO的生存环境备受关注。下面请听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寇天力为您制作的“中国的NGO与公民社会”专题系列。本期以民间非营利公益机构“北京益仁平中心”为例，为您介绍中国草根独立NGO的发展环境和理念。

中国民间的草根NGO大多数从成立伊始，就面临注册、资金、人才等方面的困难，而在发展过程中，又遭遇各种内外因素的制约。期间，有的经过一段时间就昙花一现、无疾而终，也有的开始逐步壮大，并发挥着越来越多的社会影响力。其中，致力于在公共卫生领域开展疾病防治、健康教育、病患者救助及消除歧视等公益事业的非营利性机构“北京益仁平中心”就是这样一个从小做到大、从单一领域走向多领域发展，并颇有建树的独立NGO典范。其创办人陆军回顾2006年成立益仁平的大环境时说：

“益仁平是2006年成立的，那个时候的环境比现在严峻得多。首先，在1989年64之后，整个社会是个万马齐喑的状态，政府对社会的控制非常得严，以和平演变为由打压社会的一个非常严酷的时期；第二，就是在05、06年，在中亚、东欧发生了颜色革命，中国的政府包括中国的舆论，都认为颜色革命是由NGO发动的。于是政府对非政府组织的政策有回潮，有针对社会组织、基金会的立法相继都被叫停，很多的NGO都遭到非常严厉的骚扰、甚至于取缔，工作人员、负责人被抓捕。在那个情况下，我们在北京发起益仁平的时候，是没有一个非常乐观的预期，也没有一个非常长远的展望，而是说，在那种严峻的情况下，只能是能做一些什么事情就做一些吧。”

益仁平2006年12月19日成立之初，陆军和他的志同道合者们集中于为乙肝携带者维权，并取得了非凡成绩。

2009年，陆军因其在反乙肝歧视领域的工作而荣获第五届意大利普里兹（don Pino Puglisi）国际奖。同年，陆军和乙肝携带者、反歧视勇士雷闯还共同当选人民网、央视网和人民法院网推出的“2009年度中国十大法治人物”。不过，益仁平和陆军并没有就此止步，而是继续将这种维权工作逐步扩展到艾滋病感染者、残障人士、女性、同性恋人士、“被精神病”人士等的反歧视和平权领域。其中许多案件成为社会广泛关注的影响性诉讼；同时，益仁平中心还积极参与到中国的立法、修法工作中，对于《就业促进法》、《食品安全法》、《劳动合同法》、《精神卫生法》的制定做出了贡献，同时为《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游泳场所卫生规范》等法律法规和规章的修订做出了贡献。

成立近八年来，益仁平的工作被国内主流媒体报道数千次，也被路透社、纽约时报等国际媒体多次报道。结合益仁平的发展之路，陆军认为，近几年中国对公民社会不断打压、对维权控制日渐严厉，整个社会管制和维稳状况也不容乐观，不过，非政府组织的发展空间比过去还是略有提高。他说：

“有几个体现：一个就是政府非常高调地宣传说，要给NGO空间、给NGO放开注册等等。第二，NGO的数量和活跃程度比那时强很多；第三，我们发现，在政府对公民社会的打压管控中，目前遭受打压最残酷的应该说是一些信仰群体、访民、人权律师，网络异议人士；相比之下，对NGO的打压力度，不能说是排在最前面的。”

近年，NGO生存空间的有限扩大与中国的政治、社会环境以及民众权益意识的觉醒都密不可分。而民间独立NGO的推动者、志愿者们在不懈追求和坚守，使得他们能有所作为，一些原本的禁区也正是在不断的碰撞尝试中逐步被突破。陆军说：

“慈善扶贫等领域是中国政府最支持的，也有一些领域是政府不支持、但也有生存空间的，它不是禁区，比如法律援助，包括给打工群体提供法律援助，很多机构都在做；还有就是像益仁平前些年一直在做、而且还比较成功的，像反歧视、反被精神病等领域，这些领域也是迫切需要改变，需要NGO做大量工作，这些领域也不都是禁区，或者说它以前是禁区，但现在经过公民社会不断去冲撞、不断去挑战，现在已不是禁区，可以做了。”

对NGO来说，前行的每一步都不平坦，尤其是对禁区的触碰、挑战，套用时髦的词来说，就是会“后果很严重”。和众多其它NGO一样，益仁平也有过多次诸如办公室被查抄、志愿者和工作人员被骚扰、盘问等经历。即便中国政府于2011年表示，对几类非社会团体的注册予以放开，但因其主要局限于服务类行业而使其实际意义大打折扣，民间独立NGO所能涉足的领域仍设有敏感禁区，尤其是与民众个体切身利益紧密相关的维权、法律援助等领域仍受各种限制。陆军说：

“目前主要的障碍还是在一些议题上的禁区。因为NGO相对来说比较稳定，有自己的组织、机构、宗旨、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相对于其他公民社会的组织形式来讲，NGO是相对稳定的。所以，在政府对NGO的管控当中，就形成了一些禁区，NGO很难去涉足。我们现在看到，在公民社会的整体维权过程中，有很多议题实际上是不断地被突破。比如计划生育问题、拆迁问题、法轮功问题等等。但在这些不断被突破的议题中，NGO能去涉足的议题空间还是非常小，如果去涉足这些敏感领域，包括少数民族、涉藏、疆等，那么政府针对NGO的打压控制还是比较严厉，使得NGO基本没可能去涉足。”

NGO就其特性而言，实际上是政府与社会之间的桥梁和润滑剂，它对社会的稳定和谐起到的是正面积极的作用。而政府对NGO的严厉管控，一方面显示出它对NGO的疑虑和不信任，另一方面也显示出它对维稳的焦虑和不自信。放宽管控对当前中国来说有着现实意义，但实际情况却无法令人乐观。陆军举例分析说：

“比如非常引人瞩目的茂名PX项目事件，当时我就看到剧烈冲突、军警镇压的情况，包括血淋淋的图片，我当时就想，在这些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包括警民冲突问题上，若NGO能够介入的话，那么很可能就会起到避免流血冲突的作用。但目前来看，在这些领域，NGO仍然进不去。如果哪个NGO站出来说，我们在PX问题上很有研究，希望代表民众与政府谈判，那么可想而知，无论谈判到底是否谈得成，这个NGO肯定是要被灭掉的，即使当时不被灭掉，秋后算帐肯定也是要被灭掉的。所以，实际上，NGO对这类问题没有介入的空间。相反，倒是有些个人维权人士、网络良心人士有一定介入的空间，比如前些年的乌坎事件，就是有一些公民记者、知名维权人士，他们能够介入，并帮助这个问题最终走向和平理性的解决，避免更大范围的流血冲突。”

近两年来，受惠于放开注册政策，社会上确实有不少教育、养老、慈善、扶贫类的NGO得以成立。那么，它们的真实状况又如何呢？它们的社会地位和发展有没有得到改善呢？陆军介绍说：

“其实也没有、也不像它大力高调宣传得那么好。比如说免税，仍然非常困难，即便你是在民政局注册了，你的免税仍是很困难的，仍要承担很高的税费。而且对这些注册的机构，仍每年要进行年检；若政府部门看你不顺眼，年检不让你过，你这个机构就死掉了。这种事情已经发生过了。有些环保组织，因为地方政府看你不顺眼，就不给你年检、你就完了。现在若是工商注册的，是不需要年检的，但做公益和慈善的组织，竟然还要进行年检，这就一目了然，它就是要用这种方式来控制你，让你听话。”

陆军说的恰恰是政府的政策有问题而需要NGO来进行补充或是去批评、挑战的。如果NGO全部都是听话的NGO，这个所谓第三部门、所谓独立的组织还有什么存在的意义。陆军说：

“现在有一句话，叫做‘政令不出中南海’，就是你中央政府有很多政策到基层是执行不下去的，地方政府根本不买账。那么这个时候如果有NGO帮助中央政府来监督这些地方政府，那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但是，现在他仍然是要让你听话，不让你有挑战，不让你有批判性、挑战性。所以，我个人认为，在注册放开这个问题上，首先来讲，它的政策没有放开那些关键的部分，没有放权力，它放掉的只是一些责任和服务。其次，即使是对被放开的部分，它也希望NGO听话，它甚至都不希望有独立的声音出现。”

除了面对来自政府政策方面的打压限制，中国民间草根NGO的发展还要承受官办NGO、也就是GONGO在资源、人才、空间等方面的挤压。此外，那些官办NGO由于其决策层大多为现任或前任政府官员，使得整个机构的思维模式都是官僚式的，管理上更是丑态百出。而前两年的“红十字会郭美美事件”等丑闻更是使公益组织NGO整体陷入尴尬境地。这种情况下，作为民间草根NGO灵魂的独立性，就显得尤为重要。陆军说：

“对于NGO的使命要有一个认同感，就是对公民社会它是非常认同的。它不能说，我做这个NGO，我都还一切全指望政府。NGO是应该承担起一个第三部门的角色和责任，自觉地和政府、企业保持距离。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关键的。否则的话，NGO和GONGO就没什么区别了。所以，首先要在精神上保持独立的精神，这是非常关键的。”

陆军认为， NGO保持其独立的精神，主观上与政府部门、企业保持距离，必然会让民众和其它NGO感觉亲近。而这也只有真正扎根社区才能做到，因为这个时候它所能依赖的，只有其服务对象--社会大众。

行走于悬崖峭壁边缘的中国草根独立NGO和公益团体，前路漫漫，但依然坚强而充满希望。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寇天力的专题系列之一，以“北京益仁平中心”为例介绍中国民间草根NGO的发展环境和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