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NGO与公民社会(三)人权启蒙NGO的践行者

2014-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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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珍人权教育中心《看见歧视》项目。(网络截图)
东珍人权教育中心《看见歧视》项目。(网络截图)

中国政府提出建立和谐社会的理念。而一个社会和谐与否,在一定程度上与代表着公民社会的NGO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即便他们的发声长期以来受到各种因素的限制。尤其在近期,中国政府不断打压和令其禁言,让NGO的生存环境备受关注。下面请听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寇天力为您制作的“中国的NGO与公民社会”专题系列。本期以“北京东珍人权教育中心”和它的创办人李丹的NGO之路为例,介绍NGO不为人知的故事。

VOICE:虽然经过多年不懈地努力和坚持,中国的NGO获得了长足的发展,真正而独立的民间组织也不断获取虽然有限、但相对较大的生存空间,但这些机构仍然面临着艰难的环境和精神上的冲击。NGO之路漫长而艰辛,但同样也令人充满期待。

(如何走上公益组织之路?)

北京东珍人权教育中心是一个致力于通过多种文化与服务形式提升公民权利意识以及维护弱势群体权益的民间机构。自2003年成立以来,该机构主持过多个项目和活动,包括艾滋法律项目、人权教育项目、性工作者项目、东珍书院等等,为国内弱势者的权益提供帮助。其负责人李丹还在2006年获得锐步人权奖,该机构于2009年获得中国全球基金艾滋病优秀社区项目奖。

在采访中,李丹向记者讲述了他走上公益之路是从关注艾滋感染者开始的,期间,在他还在大学读研究生时,曾去了趟河南商丘,了解到当地农民卖血换钱的实情。整个过程中的所见完全颠覆了他以往对中国社会的认知。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他依然感慨万千:

“就跟以前讲的旧社会一样,当地的官员就根本不管老百姓的死活。当初明明就是这些县里、市里的官员鼓励当地的农民去献血,现在是讲卖血,当时是叫有偿献血,这些农民当时也觉得是可以得到50到80块的补助,政府也说是这是爱国,是为社会做贡献,因为很多人人做手术而没有血。无论为了经济利益也好、或者说为了社会奉献也好,农民们就去献血了,结果得艾滋了。然后还有一些人是在医院里,更无辜的人吧,也没什么利益驱动,单纯就是输了血而感染了。当这些农民找到地方的政府、找到县长和负责卫生的官员时,他们却说‘你们就是感冒了’或者只是生了别的病,或者是血毒、血热;这些事情他们 ‘管不了’,甚至说‘没办法,等你们都死光了,事情也就解决了。’就是一方面有人找他们解决而他们不解决,另一方面则是完全瞒着。”

李丹说,他见到的一切与以往认知世界里的社会完全不一样。这件事对他的触动很大,他觉得应该尽自己的责任为社会做些贡献,所以,他开始一边读研一边继续到河南周边做调查、拍视频,并曝光给海内外的媒体,希望能够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

从此,李丹在他的NGO公益之路越行越远。随着关注度的增加,他不愿给学校和老师带来麻烦而毅然退学,到河南办起了艾滋孤儿学校。他说:

“就在商丘那边,通过艾滋孤儿学校为基地,我们可以在当地比较方便地深入到艾滋病村,得到当地一线的艾滋病的故事和疫情的情况,国内国际的记者可以通过我们的学校再去做采访。”

这就是李丹办校的初衷。不料,艾滋孤儿学校一年就被封了两回,而学校的志愿者们也纷纷遭受到暴力对待。

“我们所有下去的志愿者都被至少打过一次,而且也经常发生我们带的善款和募捐的钱,在路上就被那些地方的官员化妆成的村民把钱抢了、把人打了,或者是他们给当地的感染者或艾滋感染者家属四五百块钱,怂恿他们打我们、把钱抢走。后来在商丘实在是没办法了,然后我们就转战开封,在开封就平稳下来,一方面是做乡村的活动中心,这是给孩子们的;再有就是筹款给艾滋孤儿,资助他们的学费和生活费。之后我们也开设了艾滋防疫法律项目,指导输血后感染艾滋病的患者如何向医院进行索赔。”

但是想把事情做好,仅凭一腔热忱和埋头苦干的精神是远远不够的。一次惊险的遭遇,让李丹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不但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并且开始做出改变。

2007年,对李丹来说是人生中的转折点,也让他的NGO开始转型。北京2008年奥运会前夕,李丹为了引起政府对艾滋病患者更多的关注,在广州举行了一场“输血感染艾滋赔偿机制”讨论会。让李丹没想到的是,这一举动被当局视为敏感事件,结果他走在北京街头时,被人蒙面拉到了郊外。当问及李丹对此事的感触时,他说:

“那件事之后,就觉得西方NGO的方式可能在中国必须要有一定的变通,这不是说你因为害怕而不去做的问题,而是效果的问题。你在欧美可能有成千上万个NGO能团结在一起,跟政府去做谈判沟通,可以坐下来面对面地谈。但在中国,整个做艾滋界的NGO,现在全国也只有1000个,还是草根NGO,而这些NGO很多也就只有一两个人而已。所以,当你没有实力的时候,你怎么样要政府去听你的声音。而且,当所有的老百姓都对艾滋完全完全不了解的时候,你希望政府能够在整个民众都忽略的情况下去接受你的议题,这基本上是不可能的。而且在我们讲一些议题的时候,比如说不要歧视感染者,要尊重别人的人权,而整个人群对基本的人权概念还不了解,对身边的一般人都还有歧视,比如说对妇女有歧视、对河南人有歧视、对少数民族有歧视,那他怎么会单单对艾滋病感染者不歧视呢?!这个从逻辑上也说不通。”

可以说,李丹的反思是深刻而有意义的,他开始意识到中国大众对人权启蒙的缺失。他说:

“我们是必须要去做艾滋病方面的权益工作的,但是一个基础性的工作我们需要铺垫好,就是我们要去做整个中国大众的人权的启蒙。也就是说,不管是对官员也好,对民众也好,很多事情实际上也就是一个意识的问题,当然里面也有利益,就是到底政府要不要赔偿等等问题需要考量,但是这种利益考量有的时候是会让步于道德上的考量、也就是权益上的考量,这就在于整个民间能够形成一种权益的氛围,就是当官员在这种氛围当中,他也能够被耳濡目染,然后也能够逐渐接受。所以我们在08年之后就开始转型。”

自此,李丹的NGO在进行反对对艾滋、吸毒者歧视的同时,开始对大众和其他NGO进行人权启蒙。这对其他NGO也有借鉴意义。

“说到底,一个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所以,如何让公众能够参与进来是非常重要的。现在很多的NGO还是太专注于自己所做的工作的内容,但是却忽略了如何发动或者说启蒙大众,而这是非常重要的,但也是现在很多人所忽视的。其实你要看到,很多国际上的NGO的教材读本里也都有如何赢得社区民众支持的内容,必须赢得民众的响应,这样你才能成功。但现在很多NGO比较忽视这方面,它跟社区的互动能力是比较弱的。”

面对NGO的注册规定导致NGO难立其名等诸多困境,如何让那些有思想的年轻人理想得以实现,并且与NGO的宗旨完美连接,成为东珍的关注点之一。“东珍”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努力。他们在大学里开启“NGO进校园”项目,一是收集海内外与人权相关的题材,对学生们进行引导,让大家思考与权利、维权有关的问题。此外,他们还请来专家做讲解,培训人们如何与记者和律师建立联系,进行诉讼等;同时还传授与外界的沟通技巧、新媒体应用、短片制作等专业课程。

在互动中,李丹也非常讲究策略。他认为“接地气”最能被大众所接受。在一些案例的运用上,他会倾向选用与民众日常生活最密切的真实故事,比如“拆迁”问题等,而不是直接上来就谈“人权”这个庞大的话题。李丹认为,如果直接讲人权公约等,大家会觉得很枯燥。

一段时间下来,大学生们与东珍有了互动,双方都颇有受益。李丹说:

“挺好的。现在NGO进校园项目上,已经有很多地方的学生自动地组织了起来,因为我们只是个平台,是由学生把这个平台运作起来。所以,在一些城市已经是这样的平台,就是学生跟NGO之间有互动,也就是互相连成了一个网络,长期地保持这样的关系。再有就是,在有些地方学生和NGO有了这样的合作关系之后,NGO成了他们实践的一个基地,让学生能够设计一些课题,然后在NGO的服务人群当中去做调研、去做服务,然后NGO也可以用他们的研究成果或者说他们的能力来加强服务。另外,有很多人在这里可以碰撞出很多的火花来,就是说,有些活动,当然不太方便具体说哪些哪些活动,但是,就是有很多人在一起之后,就磨合出一些新的想法,然后做出比较大的活动来。”

这些成绩对东珍和李丹来说,还远远不够。对于不少中国民众,NGO这个词还很陌生。有一部分人虽然也听说过,但中国政府长期以来的负面宣传让他们觉得NGO就是和政府作对的组织。所以李丹在对外说东珍时一般都用“公益组织”。而前两年的“郭美美红会”丑闻,让另一部分民众认为NGO就是骗子,这种组织都是打着公益去骗钱的。所以在负面新闻漫天飞的当下,民众要么对NGO横眉冷对,八卦调侃,要么就是两耳不闻,认为跟自己没有半点关系。对此,李丹说:

“接受的过程是很漫长的。它必须先有一个自己的权益意识,因为现在不管是GONGO也好或是我们NGO也好,其实对普通的百姓来说,我们都是外人。GONGO自然是政府那边它自己建的,跟老百姓没关系。对于我们NGO来讲,我们的服务对象是比如艾滋感染者、性工作者、吸毒者等,还有劳工、环保的等等,他们都跟主流的这些城市的人、白领、一般的居民没有关系。其实我们是作为外人要引起主流的注意,这就比较艰难;除非说,他们自己已经对这些弱势群体有了关注,然后他们才会跟我们一道去做事情,但这种关注度现在还远远没有建起来。所以我觉得整个社会的教育的氛围、意识的氛围还没有从一个公益性向一个社会公民性转变过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做人权教育,只有整个的社会意识都尊重人权了,从这里产生出来的NGO也好、或者政府官员也好,他们才能够水涨船高,整个社会的人权意识才能够提升上去。”

在当今的中国普及“人权”可谓是项大工程,这对李丹来说任重而道远。东珍还在不断开拓和突破着一个个领域,外界冀希望于它的未来,也期待它所启蒙和培养的年轻人可以践行民间公益公义的宗旨,继而改变一个时代,为草根NGO们开拓出一片新天地。我们今天看到的东珍的故事只是个缩影,还有千千万万个真正而独立的NGO在理想的道路上不懈坚持着。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寇天力的专题系列之一,以“北京东珍人权教育中心”和它的创办人李丹的NGO之路为例,介绍NGO不为人知的艰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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