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NGO与公民社会(四)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2014-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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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促进会”网站首页截图。(网页照)
“亚洲促进会”网站首页截图。(网页照)

中国政府提出建立和谐社会的理念。而一个社会和谐与否,在一定程度上与代表着公民社会的NGO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即便他们的发声长期以来受到各种因素的限制。尤其在近期,中国政府不断打压和令其禁言,让NGO的生存环境备受关注。下面请听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寇天力为您制作的“中国的NGO与公民社会”专题系列。今天为您介绍一家在中国开展工作多年、为中国的草根型NGO提供帮助的外国非盈利机构-美国的“亚洲促进会”,看看它们如何为中国的草根型NGO提供帮助以及其眼中的NGO环境。

随着近年来中国民众公民意识的觉醒、个体权利意识的增强,草根型民间组织和团体也如雨后春笋,遍地开花,并介入到包括维权、关注弱势群体、慈善等各类型的公益活动中。不过,作为新生事物,这些团体、组织在发展过程中,除了生存空间受限外,大多还存在经验不足,专业人员缺乏、资金来源匮乏等困难。此时,不少国外的国际性非盈利民间组织和机构适时进入,与中国的NGO进行全方位或项目合作,为其提供有益的帮助,并在中国公民社会的进步发展中发挥着积极作用。其中就包括了总部位于美国纽约、成立于2006年的亚洲促进会。该机构的中国项目主管(Gisa Dang)吉思涵女士介绍说:

“亚洲促进会是个民间组织,聚焦于提升草根NGO的能力建设,目标是使地方性的NGO可以做它们想做的事,运行它们感兴趣的项目,其基础的方法论是帮助人们打下基础,使他们在这个基础上做他们要做的事,介绍一些非常简单易行的工具,从而掌握并发展一种可以强大的、持续性的组织。
自从进入中国后,亚促会主要与一些小的地方性公益组织在健康领域展开合作。先前的项目合作者、参与者以及训练班的工作主要集中于HIV/AIDS,这也是亚洲促进会刚成立就开始工作的领域。从那时往后,领域逐步扩展到包括,例如,被AIDS边缘化了的人群等,近期还成功地与其它公益组织合作,领域涵盖性工作者权益,中国拘押和劳教制度,以及LGBT组织,残障组织,以及B型和C型肝炎团体等。”

吉思涵认为,这些草根型NGO对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贡献巨大;它们尽管还很小,但非常重要,尤其是在引导公众关注与他们利益相关的敏感信息方面。

“他们是在社会中被边缘化的人群,代表着公民社会中被边缘化的人群,直接受到各不相同的问题的影响,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选择与他们一起合作,一个健康的公民社会的迹象标识之一就是既有大的社会组织,也要有比较小或很小的组织发挥作用,大家相互合作,一起工作,把公民社会的各个方面都能推动向前。需要有很多不同的元素,以便达成公民社会的多元化。”

在具体培训方法上,亚促会主要采取小组型系列训练模式,也就是每次把中国各地约10个NGO组织或团体的代表集中到一个有数个训练班的系列中,介绍引进一些概念和学习方法,并注重边学边实践,以使受训者将知识结合融化到自己组织的管理中。这种方式下取得不少成绩。吉思涵举例说:

“其中一个参加者在成都市引用政府公开信息条例,要求政府公布B型肝炎药物价格的有关信息,并将这些信息与研究相对比,他们发现一些药店药价过高,然后使用在训练班上学到的战略以及他们先前的一些实践,向有关方面提出投诉,迫使药店降低价格,最终,他们的首场大胜利在2012年年底到来,许多大药店开始为它们先前的过度要价而对个体予以补偿。这是一个这些组织知道他们要在哪里下功夫的例子,使用相关方法,坐下来研究情况,制定出最好的策略,并在亚洲促进会人员的支持下应用这些策略。”

吉思涵表示,通过双方的合作,一方面被培训的机构能不断得到磨炼,去督促应用,得到反馈。另一方面,对亚促会而言,也是一个能够更了解这些经验本土化的过程。她本人也从中经历和感受到了这些小型NGO的成长。她说:

“我们关注于非常小的草根性非政府组织,在中国,这种类型的组织近年来有很大发展。与两年前相比,越来越多的早先成立的具有长期目标的组织开始扩展到全国范围内开展工作,而我们在小型草根NGO方面也看到了这种增长。我们也称之为以社区(社群)为基础的非政府组织。”

吉思涵女士坦言,虽然目前在中国的工作进展总体上还算顺利,但仍有很多挑战。就她的观察,对于一个需要发展的中国NGO来说,除了运营资金问题外,一个大挑战来自于机构运营者有限的知识。她说:

“亚洲促进会也是基于此而开始工作,因为我们合作的许多人来自于这种社群,或他们的家人属于这种社群,而他们希望为这个群体进行工作,并因此而成立了组织,一般情况下这意味着,他们缺乏个人的或教育性的经验来帮助他们有效地运营一个组织。他们受到诸多人才方面的限制,没有实践或知识,所以我们帮助他们获得他们先前没有渠道获得的信息。”

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国际NGO,亚促会在中国顺利开展活动,与中国本土NGO一样,必不可少要有与中国各级政府的互动。吉思涵表示,与政府的合作,可以看成是对话的一部分,也是很有必要的,可以探讨谈判出大家想在什么样的一个公民社会里生活。她说:

“先前曾有很多关于不信任的探讨,在政府与公民社会尤其是非政府组织之间。那种不信任也影响到非政府组织在其他领域开展工作的能力,例如,募集资金,许多非政府组织就谈到过,很难从社会公众领域募集到资金,尤其是过去几年曾发生的丑闻进一步增加了这种不信任,使这些组织失去了一些本有希望成为潜在捐助者的个人。所以,这是一场对话,需要发生,双方或者各方要说出他们要什么,另一方、其他方要聆听,如果他们有更多的这种直接的管道沟通,那将会更有利,人们不背后议论拆台对方,而是与对方一起沟通合作。”

吉思涵在采访中肯定了中国政府的一些正面努力。比如艾滋病受感染者得到了以前没有得到过的治疗处理等。但她也指出,问题仍存在着,而此时NGO的作用也就更显重要:

“我们看到的问题是,这种医疗处理你会进行多深远,你会在多大程度保护受感染者的权利和隐私。我们也在做着测试,因为中国的歧视仍然存在着。许多NGO说,他们担心如果你要实名测试,又会吓跑不少人,而测试只是进行处理的第一步,他们对此很担心。这种状况很有意思,一方面你做出的是一种积极的举措,但另一方面又制定出一些禁止感染者行为的规定,并由此而产生出全社会的一种恐惧与歧视。这时,NGO的作用就很重要,它会指出,这种政策并不合乎逻辑,为什么你不那样那样做,等等。”

此外,结合自己在中国的多年观察,吉思涵指出,中国政府从一些政策层面也在尝试作出积极调整,但迈出的步伐似乎仍赶不上现实:

“我们在中国能够开展工作已有数年,我并不是说这一过程总是完全顺利的,和国内的或其它国际性的机构所经历的一样,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监管,最近似乎又变得更困难些。生存空间,尤其对于人权领域的机构,正变得更小,而同时,你也看到一些改变,比如一些注册方面的规定,潜在地为其它的一些组织开放了一些空间,所以你能看到总是两者间的不稳定状态。许多组织和我们一样,期盼中国政府颁布国际组织在中国的注册规定。目前的状态,正如中国国内的NGO以往所经历的一样,不能说完全不可能,但是是非常困难去注册的,而这使得在中国运行一个非政府组织从初始阶段就处于黑暗之中。”

从2014年6月以来,中国多家媒体披露说,新成立的国安委正部署对境外非政府组织和活动情况的全面调查。外界担心,在中国工作的国际非政府机构的处境将由此变得更为艰难。不过,尽管有着种种困难障碍,吉思涵对中国草根NGO和公民社会的未来发展仍充满希望,尤其是新一代的NGO正不断涌现,并有更多的受到过良好教育、具有坚持精神的年轻人加入,为其注入新鲜活力。她说:

“但我们同时也看到,而且我也认为这是一个很有前景的增长,就是年轻一代的增长,他们会成为新一代的领导人,在他们真正接手NGO重任之前,有机会在一个组织内进行学习实践,再融合上他们自己个人的经验和知识,这将会带来正面的影响,为草根非政府组织领域注入活力。我相信这对将来会有很大的正面影响。”

青年一代象征着国家的未来。中国的NGO和公民社会之路虽然漫长,但也令人充满期待。吉思涵表示,为自己能在中国从事民间组织领域的工作感到幸福,而最令她感动的,是“可以天天看到中国人非常坚持、非常有逻辑、非常有想法地去改善他们自己的社会”。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寇天力的专题系列之一,介绍为中国的草根型NGO提供帮助的外国非盈利机构-美国的“亚洲促进会”及其眼中的中国NGO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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