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哈金访谈录(三): “中国是折腾不起的”

2017-0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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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作家哈金(网络资料)
图片:作家哈金(网络资料)

欢迎收听唐琪薇主持的“访谈录”,这个节目不仅有声音也有完整的访谈文本。每期节目,我们都会为您邀请一位文人、学者,和大家分享他们的人生感悟、思想精华。这期节目为您请到的是著名华裔作家、美国“国家图书奖”获得者哈金。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访谈录”,我是主持人唐琪薇,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大家问好! 这期“访谈录”的嘉宾,我们为您请到的还是美国波士顿大学的文学创作教授、著名华裔作家哈金先生。在上一期的节目中,哈金和我们聊了他作为一个移民加流亡海外的作家,对于文学与写作的思考。在今天这期节目中,哈金教授将和我们聊一聊他的1980年代以及他对今日中国大陆时局的观察。欢迎您的收听。

记者:我看您是1956年生人,您是文革后最早的几届大学生吗?

哈金:对,77级,我们那届,是第一届。

记者:您一直称自己为野生作家,您说您没有读过中学及高中。您在很多访谈中都谈到了曾经的军旅生涯,给您后来的写作以及生活带来的冲击感。我很好奇您的大学生活对您有哪些冲击和影响?你们那一代大学生,毕业之后不管在国内国外,很多都成了各行各界的精英。

哈金:这第一届文革后,也就是说竞争比较激烈,就说总的来说,学生的质量可能能好一些。但我那个时候因为英语不是我的第一志愿,所以说我的英语很不好的。我们一开始进去就分成四个班,77级,我一开始就是在一班,最慢的,从头到尾我们都是最慢的。但有一个好处就是慢班,别人不来管你,你就可以放任了,我就 开始读很多文学和关于文学的一些东西。这样的话,就是为什么我毕业以后我就考上了山东大学的文学研究生。其实我们在黑龙江大学的时候没开什么文学课,但因为我是慢班,我有时间做我愿意自己做的事情。我们也是属于半野生吧,你慢班就是你自己愿意做啥做啥去吧,放羊的,希望不大的。

记者:希望不大,那您的同学和老师是不是后来特别吃惊,英语慢班的居然(用英文写小说)

哈金:那我不知道,因为我没有见过我老师,但是同学倒经常见面。

记者:那我很好奇,您在念大学、研究生的中国80年代,当时80年代中国的文化热、哲学热、寻根热,对您有影响吗?可能因为您不在北京,但是,对您有没有影响?

哈金:对,一个是我不在北京。再有一个,读了研究生以后,那时候是真正开始学文学,是跟美国教授学,那时候就不一样了,需要放大量的精力在功课上。所以那个外面的影响并不是很大,那时候我们就是读一些原著,象福克纳、海明威,我们都读的原著,就是跟美国教授读。 所以那个时候就正儿八经地开始学文学了。

记者:那您自己个人对当年的80年代的一些文化热潮有没有一个评价呢?您是如何评价中国的80年代的?

哈金:我认识其中有一些人,当时他们是很积极的,我觉得当时他们那个所谓的朦胧诗吧,影响很大。我们这些人都看到过,油印的,我们在校园都是私下传播。我印象当中好像那个时候大伙儿热情特别大,特别真挚。而且好像国家也充满希望,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了,一切都重新开始,所以大伙儿有一种非常充满希望的热情。当然我是1985年以后我就离开了。

记者:您85年离开就是纯粹是为了到美国来求学,是不是?

哈金:因为我已经在山东大学留校了,我是在当时的一个美国文学研究所工作,是一个很好的工作。但是为了进一步深造,到美国读一个美国文学博士,读完以后就回去。当时是这种情况,并没有觉得是要出国在外国呆很多年 ,就是说想四年完成就回去了。

记者:所以说89年的“六四事件”是改变了您(的人生)?

哈金:对,因为我是在解放军服役过五年多,整个六四这个问题把我原来心里那个价值系统的东西都给翻个个,全部给打碎了,所以对我来说当时心里很难接受,对我来说是巨大的创击。

记者:因为我记得您说过,其实生活中您对于政治是敬而远之,但是我又看到您参加联署了“零八宪章 ”。所以还是跟您刚才提到的,就是您之前曾经有军队生活的经历有关,是不是?您不敢相信中国的军队会对自己的学生开枪,是不是?

哈金:对。这个是,我离政治很远,一般不直接介入。但是一个作家,一些最基本的、大的问题上,特别是一个作家,一些最基本的大的问题上,还得清楚吧,个人得有立场。“零八宪章 ”,是,当时我在柏林,当时我看了,但我并不知道刘晓波是起草人。当时是一个朋友传给我了,说希望你看看,也能签名。当然我签名了,当时我觉得“零八宪章 ”是一个很温和的文件,提出了一些要求实际上共产党在历史上曾经自己都提出来过的。所以说这个情况我根本没有觉得他是很激进的一个文件,我就签名了。但回来以后就把海外的余英时和我推在前面,说是我们挑头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从那以后又拿不到签证了么,拿不到签证也是这个原因,就是“零八宪章 ”的签名人都很难拿到签证。

记者:我个人非常喜欢您的小说《自由生活》,而您自己为了这份自由生活,可以说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刚才您也提到,就是签证的问题,您没有办法回去讲学,甚至连父母过世都不能回去。您觉得这一切都值得吗?

哈金:我觉得是值得的。因为有一个问题,自由还是一种人类应该追求的一种生活、生存的环境和理想吧或者说,所以我觉得是值得的。当然这个代价也是高昂的。但另一方面,有很多人其实还没有这个机会,所以跟那些人比起来,我还是幸运的。

记者:您说很多人没有这方面的机会,您指的是什么呢?

哈金:去重新生活的机会。说“自由生活”,很多人根本就没有去追求自由生活的机会。所以说这个是很可怕的,特别是中国环境出来的人,往往自由是一种忍受不了的,心里上很害怕、吓人的一种生存状态,这个需要很长,甚至一辈子都不适应。但是实际上理智地想,实际上还是应该追求的一种状态。

记者:除了您刚才说的有些从国内来的人到了自由国度之后反而害怕自由之外,很多华人有无法融入主流社会的失落感。您觉得自己已经融入美国主流社会了吗?您有那种失落感吗?

哈金:这是肯定的,英语叫displaced。就是你被放到另一个地方,这是正常的。比方说你在国外生活很长时间, 你要回到国内,你同样会有(这种感觉) 。就是我们离开了母体以后的一种状态,没有办法的。所以说这个是永远在那儿,我也从来没有认为说我是什么主流的作家。实际上主流社会那是个很可怕的一种状态。因为真是到那个中心的话,你就是属于保守的一种象征了。其实我也觉得很多时候人们心目当中把我往那儿推,我个人是尽量躲开。其实我也真是不属于主流社会,尽量少参加、少介入。

记者:我记得高行健先生说过他离开中国之后从来没有乡愁了。我不知道您现在对中国,是一种什麽样的感觉?您自己还有没有乡愁呢?

哈金:他说这个没有乡愁我明白,其实这个英语就是说nostalgia ,就是你实际上这个乡愁,乡在哪儿都不知道,象我这个情况。因为我父亲是部队的,是个军官,我们就是到处走,说哪块是家,也没有,所以说乡愁感情是有的。但是你说具体的,你比如说那个村镇那个城市是我的家乡、故乡,那个感觉没有。对我来说这种从现实经验上来讲,我可能比高行健他们走得更远,因为我从小没有在哪个地方呆过很长时间。

记者:您刚才说走得更远,我就想到无论是《自由生活》中的武男还是《折腾到底》里的冯丹林,您笔下的人物对“家”对“国”的理解,好像和一般的中国人不同,没有那么狭隘,他们的观念是不是也代表了您对国家的一种理解吗?

哈金:冯丹林和武男在某种程度上是。冯丹林他提出了一个比较激进的观点,就是他认为“党国不分”。因为党就是统治国家,就代表国家。坚持爱国,就是要求你爱党、爱政权。这个问题我最近写完这本书后就在想,是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汉语和英语不一样。英语谈到国家有两个词:一个叫state, 一个叫country。 country是一个比较更广泛的国家的意思,但state也包括国家领土,也包括政权,就是更强调政体。汉语当中没有这个区分,所以一提到国家就是政权,是完全一样。这也是为什么无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强调“党国”,这是一致的。冯丹林就强调党和国都不是神圣的,他这个观点我觉得他有他的道理,特别是在汉语那个语境当中。

记者:那您对未来中国的走向有没有一个观察呢?

哈金:我觉得是目前现在看还是不敢乐观的。真是不敢乐观,对中国的情况。特别从习近平上台后,我觉得很多东西是往回走,不敢乐观,实际上。

记者:为什么您那么说?

哈金:因为他做的很多事情,实际上是走到邓小平时代的那边去了,过去。是确实有种感觉是在塑造、打造红色帝国的感觉。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国家的强大,不一定非得要成为一个帝国,是这个问题,不一定要做老大。但在这方面,我觉得他这个人虚荣心比较强一些,太看重那些表面的东西。所以说中国近期,还真怕中国会出什么大乱子。各个方面没有收敛,没有邓小平原来韬光养晦那个做法,而且处处要争锋头。其实这个事情是不应该的,中国是折腾不起的,实际上。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哈金访谈录的第三期,也是最后一期,非常感谢您的收听,也谢谢哈金教授在百忙之中,接受我们的采访。在采访结束的时候,哈金教授告诉我,他刚刚写完英文版的“李白传”,里面引用的很多李白的古诗,都是他自己亲自翻成英文的,真的很让人期待。好,非常感谢您收听“访谈录”,这期访谈所有的文字稿,您都可以在我们自由亚洲电台的网站上找到。谢谢您的收听,我是主持人唐琪薇,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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