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汉光42号演习」在台北时间八月五日开始，周三凌晨已经可见中部「第五战区」的装甲车驶出营区演习，早晨也有原本驻防在西部机场的军机转场到东部花莲基地。这次演习动员两个旅的后备军人全员报到，规模之大，写下空前纪录。

「汉光演习」每年举行一次，这是台湾规模最大、动员最全面的军事演习。今年「汉光42号演习」实兵演习预计进行十天九夜。过去的实兵操演多在一周以内，去年第一次延长到十天九夜，今年延续了去年的时长，以便验证更多的作战状况。

灰色地带袭扰下 防止由演转战

周三开始的演习，首先下达的假想状况是共军发动对台湾的灰色地带袭扰，台湾国防部为了防止共军「由演（习）转战（战）」，下令部队开始行动，一部分地面部队，例如战车、飞弹等进入阵地和战术位置准备接战；海军、空军部队部分战舰、战机陆续驶离西部基地，疏散到东部海域和花莲、台东等地。

周三也看到台湾精锐的海军陆战队从南部出发，快速增援台北。编队的重型直升机载运全副武装的官兵直接在台北降落，另一部分官兵循陆路北上，演练在台北的政府中枢面临突袭威胁时，陆战队如何即时投入增援。

后备军人动员规模空前

今年汉光演习的另一项重点是动员后备军人的规模前所未见。去年「汉光41号」演习，国防部实际动员了一整个后备旅，接近3000名后备军人了参与十天的演习。今年再多一倍，动员南、北各一个完整的后备旅，超过5000人参演。一位国防部官员向媒体证实，今年的动员规模是空前的。

动员作业提前在8月1日进行，军人报到后发现拿到的是美国援助的新型M4A1突击步枪，打破了以往「后备军人的武器就是比常备部队差」的刻板印象。

国防部长顾立雄稍早接受媒体访问时说，后备部队的状况，国防部是一个旅、一个旅的检讨。后备作业要能够持续维持动员力量，兵力结构不断调整。如今新式装备不断进来，后备也要跟上脚步。

顾立雄：战到敌人入侵失败为止

顾立雄连同参谋本部官员稍早接受多家媒体共同专访时说明了汉光演习的状况下达是采用「无剧本」的方式进行，也就是演习统裁部是「临机」向部队指挥官下达状况，诱导指挥官去针对特殊的状况进行应对，这是「实战化」训练最重要的一环。这和过去的部队，依照先设计好的作战方案来演练，有很大的不同。

顾立雄强调，防卫台湾是从最初的「战力保存」，一直到最后可能的「纵深作战」的全过程，国军演练的目的是要达到「持久作战」。被问道战争要打到什么地步？顾立雄回答：「让他们的全面入侵最后失败，这个就是我们的作战的目标。」

罕见公开谈论「美语老师」

近年来不时就可见到有中、英文媒体发出「美军教官进驻台湾」、「美军顾问协助国军训练」等等报导。这些被怀疑是退役，甚至现役美军人员的顾问，新闻报导或者社媒论坛上都戏称他们「美语老师」。

台湾国防部历来对于「外军」的相关讯息，一概都不予回应。但日前顾立雄受访时，被问道美军进驻等问题，一反政策地公开证实，甚至表示外界看到的，「还是一部分」。但除此之外，他也不愿多谈，只表示「对于太平洋司令部对我们的协助，我们表示无比的感谢。至于细节的项目实在是不便多说。你看到的美语老师，就是你看到的那样。」

第30周监测数据显示，7月20日至26日，中国全国哨点医院门急诊流感样病例呼吸道样本中，新冠病毒阳性率达到20.3%，在监测病原体中排在第一位；住院严重急性呼吸道感染病例中的新冠病毒阳性率为9.5%。中国疾控中心将目前的病毒活动界定为中流行水平。

广州居民冯先生接受本台采访时说，当地医院发热门诊爆满，他听到不少朋友谈及自己或家人再次感染新冠。他认为，民众目前对新冠的警惕已经下降，自己也没有看到新的防疫提醒。他说：“有的朋友说阳了，还有一个朋友说一家人都感冒了，我怀疑他们就是阳了。今年据说也死掉了一些人，但到底发生在哪里不清楚，我怀疑具体死亡消息会受到封锁。”

医院就诊者急增 少提新冠

河南郑州前中学教师贾灵敏（化名）对本台说，一个月前当地感冒、发烧的人已经明显增加，成年人和儿童都有，儿童反复高烧的情况较多，但网络和媒体很少提到新冠。

她说：“今年现在确实不少，前一段时间特别多，小孩也有这种感冒，大人小孩都很多。但是网络、媒体几乎没有提，甚至连报道都不报道。等网上说新冠感染有多少的时候，这已经是二十多天以前的事情了。一个月前特别多，小孩发烧，大人感冒。”

中国新闻周刊8月3日报道，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感染病科主任胡必杰说，20.3%是哨点医院流感样病例样本中的阳性率，并非全国人口感染率。过去一个月，该院发热门诊接诊的新冠患者从每天数例增加到数十例，住院患者中的感染病例也有所增加。他判断，本轮疫情仍处于上升阶段。

本台记者分别致电山东和广东疾控部门，电话长时间无人接听。

官方与医院接诊均呈上升

中国疾控中心7月8日公布的6月疫情数据显示，全国发热门诊诊疗量由月初的5.8万人次增至月底的6.5万人次。6月新增新冠确诊病例7.9万例，其中重症病例130例、死亡病例1例，报告病例数总体呈上升趋势。

广州日报7月14日报道，广东6月报告新冠感染26,117例，死亡0例，在当地乙类传染病报告发病数中居首；5月报告病例为2,979例。

国家疾控局7月公布的全国法定传染病数据还显示，新冠病毒感染位列6月乙类传染病报告发病数前五位。

受访者指医院回避提及新冠

山东临沂维权人士卢秋梅对记者说，她近期出现嗓子发哑、打喷嚏、乏力、肌肉酸痛及食欲不振等症状。她没有接受新冠检测，怀疑自己属于轻症感染。她还提到，一位朋友此前高烧，一度无法起床，周围出现类似症状的人也不少。

她说：“医院不会给你讲这个东西，只说大家开空调、冷热交替，出现感冒症状。但我上网查了一些资料，觉得这应该属于新冠的一种。”

湖北武汉居民彭女士说，近期感冒、咳嗽的人增多，不少人服药后仍长时间没有恢复。她本人持续咳嗽、痰多并伴有鼻塞，但没有接受新冠检测。

她说：“现在很多人感冒、咳嗽，很难好。我自己也搞了很长时间，就是咳嗽、痰多，老是好不了，吃药也没用，我说话都有鼻音了。”

彭女士还说：“按理说夏天感冒应该比冬天少，以前待在空调房也没有这样发烧、咳嗽，拖这么久不好。亲友也说最近感冒的人增多，外面都在说又是一波新冠。”

江苏南京网民顾小姐也表示，她的一位朋友感染新冠，目前留在家中休养。她说：“我这里也有一个朋友也是新冠了，在家里待着不出来。最近新冠比较多吧，应该是。”

两岸疫情信息处理方式不同

中国自2023年1月对新冠病毒感染实施“乙类乙管”后，不再公布每日感染及死亡数字。目前公开信息主要来自月度疫情数据、哨点医院监测和医疗机构接诊情况。

台湾同期也出现新冠疫情上升。台湾疾管署8月4日公布，第30周新冠门急诊就诊18,990人次，较前一周增加74.8%；7月28日至8月3日新增62例本土重症、3例死亡。自2025年10月以来，台湾累计报告265例本土重症，其中28例死亡，重症患者主要为65岁以上长者及慢性病患者。

这一次，不是芯片，不是无人机，也不是TikTok，而是——人形机器人。

特朗普政府近日宣布，禁止新的中国制造人形机器人和四足机器人进入美国市场，理由是涉及国家安全风险，包括数据安全、网络攻击以及关键基础设施保护。

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表示，这类机器人通常配备摄像头、麦克风、各类传感器，并具备联网和远程控制能力。如果部署在工厂、仓储、能源设施等关键场所，一旦遭到远程操控或数据外泄，可能收集敏感信息，甚至威胁关键基础设施安全。

事实上，这类担忧并非首次出现。近年来，美国已先后以国家安全为由，对中国制造的无人机、联网汽车以及用于港口的中国制造起重机加强审查或实施限制，认为这些具备联网能力的设备可能带来数据安全和网络安全风险。如今，人形机器人也被纳入这一范围。

这意味着，中美科技竞争，正式延伸到了机器人领域。

近年来，中国在人形机器人领域发展迅速。

根据市场研究机构 Interact Analysis 的统计，中国企业占全球人形机器人出货量约九成。美国表示，禁令是出于国家安全考虑。华盛顿担忧，人形机器人不同于普通消费电子产品，它们具备感测、联网和远程控制能力，一旦大规模进入家庭、企业和关键基础设施，可能带来新的数据安全风险。

长期关注美中科技战的台湾科技专栏作家林修民认为，正是这些功能让美国政府提高警惕:

这个产品偏偏它又具有储存资讯，它能够侦测。它可以遥控，它甚至可以上网的功能，进到所有人民的家里。等于是暴露我们自己的隐私在一个毫无法治、毫无隐私保护的国家。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美国政府为什么会开始禁止这个机器人，我想有它的道理。

目前，美国市场销售的人形机器人仍有相当一部分依赖进口，中国也是全球最大的机器人生产国之一。就在上个月，英伟达宣布将与宇树科技合作开发面向科研用途的人形机器人。不过，随着最新禁令实施，这类合作和中国机器人进入美国市场，都可能面临更多不确定性。

面对美国最新禁令，北京迅速作出回应。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

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打压中国企业。保护主义提升不了美国的竞争力，只会损害美国企业和消费者的利益。中方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

从5G、华为，到芯片、TikTok、无人机，再到今天的人形机器人。

中美科技竞争的范围不断扩大，也越来越多地围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等未来产业展开。

人形机器人被视为继生成式人工智能之后，最有可能改变制造业、物流、医疗、养老和家庭生活的新技术，同时也可能应用于军事和关键基础设施等领域。

随着双方不断扩大限制与反制，这场科技竞争争夺的已不仅是市场份额，更是谁能够主导下一代智能制造产业，以及未来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和产业规则的话语权。

规划提出，供销系统将继续建设农资仓储骨干网，发展农资、农技和农业服务相结合的经营方式。除化肥、农药、种子和农产品收购外，各地供销社还参与农村超市、电商平台、快递收发、冷链仓储、废旧物资回收及生活服务。

中国独立学者李强本周二（8月4日）接受本台采访时说，供销社重新扩张与近年来政策不断收紧有关。他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基本的国家框架并没有改变，只是原来捆绑老百姓的绳子稍微放松了一点，所以才取得这些年的一些经济成就：

“当年温家宝在离职前说过，中国这几十年改革开放所取得的经济成果，都是基于人民自由的创造。他没有说这些成果是原有体制造成的，而是来自人民自由的创造。原来的体制并没有改变，只是有所放松。现在的领导人和决策者不愿意再沿着这条路继续放松，就只能走回头路，或者说走老路。”

供销网络进入县域流通

目前，全国供销系统已有约3.7万个基层社和85.6万个经营服务网点。规划实施后，供销社将进一步进入农机作业、土地托管、农产品加工、仓储配送和农业生产服务。一些地方还将供销社纳入高标准农田管护、县域商业体系和应急供应网络。

李强还说，从计划经济时代走过来的人都知道，现在所有的指向就是走回头路，用的还是老办法：“它的基本思路和基本逻辑不会改变，相当于穿新鞋走老路。玩法可能会有一点改变，但既然是走老路，就一定还会用老办法，包括恢复供销社、重新收紧人口流动和人员出境管理。这些都是1949年以后搞计划经济、人民公社和统购统销时使用过的办法。”

供销社是什么？

供销社全称为供销合作社，在中国“改革开放”前，主要设在县城和乡镇，负责向农民出售化肥、农药、种子和生活用品，同时收购粮食、棉花及其他农产品。在计划经济时期，许多农村地区的商品买卖都要经过供销社，农民可选择的交易渠道有限。改革开放后，私人商店和农资企业进入农村市场，部分基层社停业、出租或转为普通商业网点。近年来，各地重新恢复基层供销组织。

中国民营企业家胡力任对本台说，中国目前的政策方向正在否定市场经济，转向计划经济。他说：“毛泽东时代也是这样，要取消、取缔私营企业和民营经济。现在习近平走的就是这条老路。前几天可以看到，国门也在逐步关闭，政治控制越来越严，政治方向就是回到改革开放以前。这个布局早就开始了，真正确定方向是在习近平修宪以后。修宪奠定了整个国家未来的政治方向，独裁者不愿意下台，就会加强控制。很多独裁国家都是这样，走向闭关，否定私营经济和民营经济，这都是老一套。”

政策任务与市场经营并行

供销合作总社将供销社定位为服务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的合作经济组织，同时要求其承担农资保供稳价、应急供应和政府储备任务。供销社下属企业则直接参与采购、批发、零售、物流和资产经营。

胡力任说，供销社体系的重新扩张并非近期才开始，数年前已出现相关尝试。他说：“三四年前就提过大食堂和供销社，当时是在尝试。现在如果一个地区的供销社发展起来，民营经济差不多也就到了尾声。”

北京文史学者刘斌认为，供销社是政府的一个垄断性体系，它会把老百姓原有的饭碗砸掉，最后只剩国家掌握的饭碗：“我相信将来老百姓买东西，也只能依赖供销社，凭票供应。供销社一旦控制了流通渠道，那么私人经营的空间就会越来越小。”

目前官方公布的规划主要列出建设规模和业务方向，尚未说明全部项目投资额、地方财政投入比例、经营亏损承担方式，以及供销社与现有民营农资和物流企业之间的具体边界。

中国国务院7月31日公布《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第四条规定，中国公民违反出口管制、技术进出口管理等规定，“可能危害国家产业安全、技术安全”的，国务院商务等有关主管部门可以决定不准其出境。第四条并未将刑事指控或法院裁定列为限制出境的前提条件，但在刑法和出境入境管理法中已经有相关规定。

北京媒体资深编辑孟先生8月2日接受本台采访时说，新规为限制公民出境留下较大的行政裁量空间，主管部门可以根据政策需要收紧执行。他认为，当局可能出于限制资金外逃、防止技术外流及应对战争状态等考虑，但仅限制科技人员离境，无法阻止技术成果通过网络或匿名渠道流向境外。如果出境限制全面收紧，可能意味着重大事件临近。他说：“那么这个大事是什么？我觉得台海问题可能是一个点，包括面对局部战争。”

科技人员纳入行政限制

尽管新规没有直接使用“科技人员”一词，也未规定科研人员普遍不得出境，但主管部门对“可能危害国家产业安全、技术安全”的认定仍有较大裁量空间。科研人员、工程师或企业技术人员是否会被限制出境，将取决于其行为是否违反出口管制、技术进出口管理等规定，以及主管部门是否认定其可能危害国家产业安全、技术安全。

官方同时刊发专家解读，为新规说明理由。7月31日，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成协中在国家移民管理局网站刊发的文章中写道，新规针对非法技术外流、违规出口两用物项及向境外转移关键产业技术等情况，进一步明确不准出境的情形。他认为，这项规定对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具有“极强的现实必要性和紧迫性”。

《出境入境管理法》第十二条规定，中国公民被认定“可能危害国家安全和利益”的，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可以决定不准其出境；法律、行政法规也可规定其他不准出境情形。此次新规利用这一原则性条款留下的空间，将限制出境的具体情形延伸至出口管制、产业安全和技术安全领域。

对此，北京独立学者辛浩接受采访时说，中国正在重建“柏林墙”，当局担心民众外逃。他说：“新颁布的出入境管理规定，将过去几年实际执行的收紧、收严边控措施正式化了，表明中国政府在口头声称扩大开放的同时，一直在加强封闭性制度建设。从互联网到金融和旅行限制等，限制和取消中国公民在过去三十年市场经济改开以来艰难获得的自由。而且，这一最新的旅行限制措施已经非常接近苏联、东德等冷战时期的极权主义控制，可以看作中国未来政治加速极权化的一个危险信号。”

行政决定由边检执行

2013年施行的《出境入境管理法》已经规定，涉及未了结民事案件的，由法院决定不准出境；涉及“国家安全和利益”的，则由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决定。主管部门作出不准出境决定并通知边检后，相关人员即使持有有效护照、签证和机票，也可能在口岸被阻止离境。

山东大学学者司令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中国的立法惯例是在全国性法律通过后，再由国务院制定配套行政法规，把原则性条文转化为具体执行依据。他说：“中国的立法的习惯是，如果有了法律的话，是不够的。到下面还需要国务院出台新的法规与之配套，使法律相关条文更加细化，在具体执行层面更具有操作性。”

司令进一步指出，新规正式实施后，执法部门是否扩大适用范围，以及如何确定限制对象和认定标准，将取决于中国政府当时的战略和政策需要。如果发生战争，这套行政法规可能被用于加强人员和技术管控。

孙愿平8月2日在澳大利亚接受本台专访。他说，自2019年3月被拘留后，他一直处于边控状态。今年7月，在中国驻新西兰大使馆前工作人员董罗彬协助下，他最终离境，现已安全抵达澳大利亚。

孙愿平对本台表示，他今年4月8日购买了一张前往澳洲的机票。购票前，他曾持护照到石家庄市出入境管理局查询，系统显示其护照状态正常，未被限制出境。他随后前往上海机场，却在办理出境手续时遭边检拦截。

他说：“我的护照一刷，他们就把我带到一个小黑屋。20多分钟后来了两个警察，拿着一张纸当场向我宣读，说我出境有危害国家安全的可能，所以石家庄市公安局对我采取禁止出境措施。我问能不能录像、拍照，他们说不可以，告诉我就行了，也不能拍、不能录。”

护照显示正常　机场遭禁止出境

孙愿平当天返回石家庄。他说，地方出入境管理部门查询时没有发现边控，但上海机场边检系统却显示他被禁止出境。他其后通过内部渠道了解到，相关措施可能直接下达至边检系统，地方出入境管理部门无法查询。

孙愿平说：“内部有人告诉我，这个边控基本没有解除的可能，说是公安部下的，河北省没有权力解除。”他随后在推特公开自己的处境，董罗彬看到贴文后与他取得联系，并提出协助。

孙愿平表示，他通过网络公开资料及视频确认董罗彬身份后，开始安排离境。他没有透露离开中国的具体路线及操作方式。

他说：“这个细节我不方便透露。以后我们还想帮助其他被中共非法边控的人，所以不能把路线说得太细。他们每天都在堵这些路径，堵上一条，又会出现新的路径。”

经泰国抵澳　准备申请庇护

孙愿平说，他7月4日持本人中国护照合法进入泰国，其后前往马来西亚，停留两天后于7月9日进入澳大利亚。他持有澳大利亚600类访客签证，可在当地停留一年。他的女儿为澳大利亚公民，当天到机场接他。

他说：“7月4日是美国独立日。到了泰国以后，我才感觉真正自由了。”

孙愿平目前已与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一家法律援助机构取得联系。该机构已经安排律师接收其材料。律师正在审查他提交的材料，并协助准备庇护申请。

因推特言论被拘留

美国之音2019年3月24日报道，孙愿平当月被石家庄市公安局长安分局以“寻衅滋事”为由传唤，其后被行政拘留7天。网上流传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显示，孙愿平使用推特账号，多次转发所谓“涉政不当言论”，但文件没有列明具体内容。

孙愿平说，当时7名警察到其住所将他带走，其后又前往他的办公室，打开电脑，强迫他关闭推特账号。

他说：“他们搜集了我很多推文，其中有涉及习近平的内容，也有我替疫苗受害者发声的内容。他们把这些都列成所谓罪证，给我弄了一个寻衅滋事。”

2020年3月，孙愿平再次受到户籍地石家庄警方传唤，被要求停止发布与疫情有关的信息和言论。知情网友当时表示，孙愿平此前一年已多次受到警方传讯和施压。

孙愿平还表示，自己没有参加任何政治组织，警方对他的监控主要与网络言论及参与公共事件有关。他曾关注聂树斌案、贾敬龙案及山西问题疫苗事件，并与其他公民为相关案件捐款、申诉和发声。

他说：“我没有参加什么组织，也没有实际行动。他们认为你有什么组织，其实没有。大家只是看到社会上的不公，不同地方的朋友有事情时通过微信沟通，他们知道以后就会找你。”

遭公安盯梢　公司注销后被查税

孙愿平还经营过一家文化传播公司。2019年被拘留后，他将公司注销。手续完成不到半个月，税务部门再次通知要查税。他说，税务人员曾直接告诉他，查税是“领导要求的”。

离开石家庄后，孙愿平曾接到当地公安人员电话，对方提出请他吃饭。他以没有时间为由拒绝。孙愿平判断，中国公安部门当时可能已经掌握他的行踪，但对方没有明确提及，直至他7月31日晚公开抵达澳大利亚的消息。

孙愿平在中国仍有直系亲属。他表示，自己公开离境经历后，已不可能返回中国，目前只能通过政治庇护程序继续留在澳大利亚。

长期致力于研究中国互联网审查和防火长城机制的萧强，看到人工智能时代带来的变革，重演了民主互联网和专制互联网对立竞争的历史。在新技术的时代如何维持真相，成为最大的挑战。

中国数字时代创办人萧强:“人的自主和尊严，他的信息的自由，他的表达的自由究竟意味着什么，和怎么达到，怎么保护，实际上是一个更新的问题。"

萧强是中国数字时代（China Digital Times）创办人及主编，也是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信息学院的研究员。

萧强回顾，2023年ChatGPT问世时，他一度燃起希望，就如当年网络与谷歌兴起时的乐观，认为掌握在自由世界手中的先进语言模型，将对中国防火长城造成冲击。然而不到两年，历史再度重演：2023年中国网信办迅速出台《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要求“发展和安全并重”。而中国的科技公司早已熟悉审查任务，很快地把过去20年既有的审查技术经验套用到大模型训练上。

萧强：“一方面是从开源，从美国的这个最新的发展里头拿过来的框架，另一方面呢，就把他们的这套实际上是审查和控制的经验马上就应用上去，政府就很满意， 就中国特色的大模型很快就出来了。”

中国的人工智能重演了百度发展的历史，一方面它是经济发展的引擎，另一方面也是政治控制的工具。

更引发关注的是，中国大模型已经达到世界领先的水平，各国民众如果不想付出较高费用使用美国公司模型，就会使用中国的模型。

萧强：“但是这两个的竞争呢，不仅已经开始了，而且变成了地缘政治和世界、全球秩序的核心部分，从军事到经济到控制。”

“特别是像这种高度资源，高度集中的技术。大大的最后赋能于这个极权政府, 它的控制者和大公司。 这个使得最后威权政府拥有了极大的控制力。”

“专制的审查和控制和思想, 对人们的思想的影响,突然变得更加潜移默化。党想塑造的，不管是什么，把党绑定的所谓的民族主义也好，或者党有时候故意要引导人们去一些消费，社会达尔文主义等等，更加潜移默化的通过你需要的形式，和你要的语意，和你依赖的这个日常的每一刻的思考，融化到你的生存状态中去。”

“在中国这样的专制国度, 它发展了这么强大的这些技术，在我看来它对中国人也好, 对于世界也好的挑战，就是这个国家的对人的控制能力和操纵能力。 惊人的加强了。”

“中国本来是我叫数字威权主义，急剧地向数字极权主义来趋近。而这个专政在习近平这种极度的控制之下，迅速地在向一个数字极权主义發展。我觉得这是一个真正的危险，对中国人来说实际上是一种灾难，是中国人自由的一个重大的灾难。”

萧强指出，民主和专制的冷战以民主制度的胜利結束，但是现在看来或许那只是一个阶段性的勝利。

他举例，中国的防火长城技术正被系统性输出海外。2025年“积至科技”超过10万份内部资料被外泄，这个由号称防火长城之父方滨兴所创办的公司，它的监控审查系统已整套出售给缅甸、巴基斯坦及埃塞俄比亚等多国政府，这些国家甚至将数据直接交给中国分析。各国公民组织合作解读了这些资料，也发现中国的专家团队在替缅甸政府监控异议人士。

在中国输出防火长城，甚至人工智能的时代，反抗者有什么机会？

萧强：“你面对一个巨大的镇压机器的时候，你用这种像水一样，寻找它的裂缝，同时呢，无所不在，你又抓不住的这种形式，是一个有效的反抗形式。 那我借用了这句话来谈公民社会在面对巨大的国家机器，面对这些包括大公司等等的时候呢，那么这个AI也可以增强我们的这种所谓如水的战略，也可以同样的去寻找对方的裂缝。”

萧强指出，中国人工智能公司训练大模型的过程，是可以被逆向工程解析的。

“简单的工具，去把中国的那些大模型的那些加上去的意识形态训练把它去掉，然后这样就恢复到大模型本身的能力。这方面的研究和开源研究和工具也在进行之中。那这种研究和进行我就叫AI柔术。”

“就是你的能力会利用它的力量加倍，这个扩展。 我觉得从公民社会它必要的应对像这样一个巨大的国家机器，和这个能力的时候呢，这是一个必要的思维。”

萧强指出，反抗者可以思考，如何利用人工智能自己的内容，发展反制工具，或许全球各地中国AI的市场，都反过来可以变成自由AI的市场。

7月28日，《半月谈》发布有关“压制式舆论观”的短视频。29日，该刊又在中国多个社交平台发布《谨防六种不良舆论观》，将部分地方处理舆情的方式归纳为压制式、对抗式、糊弄式、和稀泥式、甩锅式和将错就错式。

文章批评，一些地方把群众批评视为抹黑，处置舆情时首先想到拉黑、限流和删帖，而不是回应问题。28日发布的相关视频写道：“只求舆论静音，不求问题清零，习惯性用屏蔽删帖代替解决问题。”

党刊批评与现实处置形成反差

安徽前检察官沈良庆接受本台采访时说，《半月谈》这篇文章比较正面，能够容忍批评当然是好事。不过，官方说法与实际做法经常并不一致。他说：“官方一向都比较喜欢说一些冠冕堂皇的话，但是他们实际做的其实是两码事。所以网友们认为官方是说一套做一套，这种看法是完全正确的。因为他们经常在说一些冠冕堂皇话语之后，照样会打压异议。一些不涉及政治层面的社会问题，他们可能会放开一点，会迎合一点群众的需求，这也正常。”

一份编号为第19期的《网络舆情风险提示单》近日在网络流传。文件落款日期为7月18日，收文单位包括区委政法委、公安大东分局和区商务局。

该提示单提到，广东揭阳4名未满14岁少年伤害流浪狗及幼犬后，纽约、台湾、澳门以及大陆多地的商场大屏出现声援海报。沈阳大东区龙之梦奥莱商场也发现相关投屏，“目前已全部完成下架处置”。

声援投屏被列为政治风险

提示单把这些海报列为可能被“境外势力恶意关联、借题炒作”的政治风险，并要求商务部门排查商场电子屏，政法委和公安部门重点关注。

中国律师王先生对记者说，各地声援旺旺的行动已经扩展到香港、韩国和日本等地。沈阳大东区委网信办将此事与“境外势力”挂钩，属于处理群体事件时的习惯性表述，提示单的内容缺乏法律依据。他说：“文件没有说明这些投屏违反了哪条法律，却要求商务、政法和公安部门介入。普通民众表达对虐待动物事件的不满，也被纳入政治安全和维稳框架，这会让行政机关绕开法律问题，直接限制公众表达，这种对单一事件无限上纲上线的做法，不符合当今社会的正确表达方式。”

记者目前未能从大东区政府公开渠道查到这份文件，也未看到有关部门作出说明。

6月30日，广东揭阳市揭东区新亨镇政府通报，4名涉事者均未满14岁，已被送往专门学校接受教育。事件随后被网友称为“旺旺事件”。中国多个城市出现商场投屏和网络联署，要求追究责任并推动动物保护立法。

网友转入党刊评论区发声

中国独立学者钱萱对本台说：“这起事件原本涉及未成年人教育和动物保护，后来公众的不满转向删帖、限流和投屏下架。很多地方并不区分批评、维权和政治活动，只要参与人数增加、传播范围扩大，就先按稳定风险处理。”

《半月谈》视频发布后，关注旺旺事件的网友进入评论区留言。网络截图显示，截至7月29日晚，两条相关视频页面当时能够看到的评论分别约为38条和12条。有多少留言被删除？目前无法从公开页面核实。

责编：李诺

根据中国行业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汉服市场规模已经超过200亿元人民币。消费者大多数是18到35岁的年轻人。

过去，汉服更多出现在影视剧或者传统节庆活动。如今，它已经成为不少年轻人的日常穿搭。

社交媒体上，“汉服“”新中式“”宋制美学“等相关话题播放量数百亿次。洛阳、西安、苏州等历史古城，也因为汉服旅游吸引大量年轻游客。很多人认为，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复兴，也是年轻人重新寻找文化认同。

与此同时，官方近年来也不断推广中华传统文化，把汉服、传统节日和历史文化作为弘扬民族自信、讲述“中华文明“的重要符号。

但对不少年轻人来说，汉服的流行，也折射出另一种现实。

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很多人相信，只要努力，就能过上比父母更好的生活。

但如今，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房价持续低迷、收入增长放缓，“内卷“成为许多年轻人的日常。

越来越多人发现，努力，不一定能够改变命运。于是，他们开始把目光投向过去。

古代当然并不像电视剧那样美好。普通百姓寿命更短，医疗条件有限，女性和底层民众拥有的权利也远不如今天。

但在影视剧和社交媒体营造的想象里，那里没有KPI，没有996，可以饮茶、作诗、赏花、抚琴，生活节奏更慢，也更有仪式感。

这种对古代生活的向往，一方面给面对现实压力的年轻人提供了一种精神慰藉；另一方面，也与官方近年来强调中华传统文化和民族复兴的叙事形成呼应。

然而，怀旧并不能创造更多工作机会。也无法让低迷的房地产市场重新繁荣，更不能解决越来越多年轻人不愿结婚、生育的问题。

汉服或许能够让人短暂地“穿越“回过去。但年轻人真正期待的，或许不是回到古代，而是能够重新相信，只要努力，就能拥有一个值得期待的未来。

责编：李诺

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6月9日公布的案件资料显示，张某某使用翻墙软件进入一个境外网站，在网站表格内填写前公司的工作情况，包括“每晚10点30才下班”“周六默认加班，但给发加班费”等内容。2025年4月25日，张某某被某地公安局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手机和电脑被扣押。

中国人权律师李方平本周二接受本台采访时说，寻衅滋事罪属于“口袋罪”，当局制定此法时，留下无限解读空间，更让法官有无限裁量权。他说：“当局制定这条罪名就是要给相关部门留下自由裁量的空间，可以随性所为，我们看到的张某某案例，说明当局滥用法律的程度越来越惊人。寻衅滋事罪名可以随时把人办进去，再想别的办法。所谓此案成功无非是获取保候审，同类案件比比皆是。”

当事人张某某的代理律师曲衍桥在申请书中说，张某某填写的内容来自本人在前公司的工作经历，属于劳动者对用工情况的评论。他没有组织人员传播，没有持续炒作，也没有通过相关信息牟利。信息发布不足12小时，张某某即被抓捕，相关内容没有引发罢工、示威或其他群体事件。

申请书披露，办案过程中还涉及张某某是否具有“抹黑国家形象”的意图，以及是否与“境外势力”存在联系。律师提出，张某某只是提醒其他求职者注意前公司的工作环境，案件属于个人劳动纠纷范围，与境外组织没有关联。

境外发言进入刑事侦查

曲衍桥说，张某某填写的是本人经历，不具备“编造虚假信息”的前提。他的行为只是单次信息录入，也没有“起哄闹事”或制造公共秩序混乱的主观意图，不符合寻衅滋事罪的构成条件。

中国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2013年公布的司法解释规定，对于在网络上编造、散布虚假信息的情形，行为人须有起哄闹事行为，并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才能依照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

盈科律师团队在申请书中提出，张某某填写的信息没有被大范围传播，没有导致社会公众恐慌，也没有造成政府部门启动应急措施。律师认为，公安局以刑事手段处理这起事件，已经超出处理一般网络违规行为的范围。

律师还提出，即使张某某使用翻墙软件的行为违反中国互联网管理规定，也应属于行政处罚范畴，不应据此追究刑事责任。办案机关后来采纳取保申请，在刑事拘留阶段将张某某释放。

在中国法律体系中，取保候审属于刑事强制措施的变更，并不等于公安局撤销案件，也不代表检察院决定不起诉。北京律师王先生对本台说：“盈科律师事务所公布的资料没有说明张某某取保后的侦查进展，也没有披露公安局最初认定寻衅滋事的具体证据。我认为，律所的表述也非常谨慎，担心惹来麻烦。”

“口袋罪”适用范围受质疑

寻衅滋事罪来自中国刑法第293条，适用行为包括随意殴打、追逐辱骂、强拿硬要，以及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并造成秩序严重混乱。2013年，两高司法解释将利用信息网络辱骂、恐吓他人，或者编造、散布虚假信息并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等行为，纳入寻衅滋事罪的适用范围。

北京维权人士王荔蕻曾对国际特赦组织说，寻衅滋事是一个“口袋罪”，当局可用这一罪名处罚其不喜欢的人和事。上访者只要公开表达对当局的不满，也可能被关押或判刑，这一罪名还被用于威吓发出不同声音的人。

责编：李诺

7月24日，中国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个人离岸信托所得税有关事项公告，将个人把财产转移给离岸信托、受托人或相关境外实体持有、控制、管理、运用和处分，均纳入“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的认定范围。个人通过公司、组织或他人转移财产，只要相关财产实际由本人出资、负担或控制，也视为本人取得并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公告所指财产包括动产、不动产及其他各类财产。

公告规定，居民个人将财产转移至离岸信托，以及该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均须按规定申报并缴纳个人所得税。对此，北京金融理财顾问付丽接受本台采访时说，这些年，大陆富裕阶层人士通过香港代理，将财产转入离岸信托，引起当局注意，目前开始向这批人征税。

离岸财富安排纳入征税范围

她说，香港保险监督局近期也在关注内地人来港购买大额分红人寿保险：“国内富人之前几年一直打折地在香港买储蓄保险，目前税局对内地的居民在海外投资的项目都开始征收20%的利润税，一直都没有提到购买保险的这一块。但是我觉得目前不提，不代表将来不提，因为保险这一块的利润的产生是在未来比较长远的时期。”

按照公告，中国居民个人将股权、证券、房地产及其他财产装入离岸信托时，须以装入时的市场价值扣除财产原值和合理费用，余额按“财产转让所得”申报个人所得税。

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资产转让收入、利息、股息及红利，不论是否实际分配，均须由居民个人按年申报。不同类别的所得不得相互抵减，信托管理费、律师费及投资顾问费等支出，也不得从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

收益未分配也须按年申报

北京税务律师孙先生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新规的主要变化，是纳税时间不再以个人是否实际收到分配为准。离岸信托持有的公司股权、证券或基金只要产生收益，即使资金仍留在境外账户，居民个人也须按年申报。他说：“过去许多富裕家族通过离岸信托把收益留在境外继续投资，数年后再作分配。新规实施后，延后分配不能同步延后纳税责任。”

孙先生还说，信托账目通常由境外受托人保存，信托之下还可能设有多层公司、基金或合伙企业，中国居民未必能够及时取得交易成本、年度收益及市场估值等资料。他说：“现在税务局要求居民在90天内完成补报，可能遇到资料缺失、估值争议及境内外重复纳税等问题。这项规定很明显是突击调查境外资金来源和收益，不合规的可能会被追究。”

公告全文共18项，涵盖离岸信托设立、存续、终止、申报、估值及追缴等事项。其中，第17项要求，居民个人在2023年至2025年间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所产生的应缴未缴税款，须在新规实施后90日内申报。2026年1月1日前，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但尚未申报的收益，也须在同一期限内申报处理。

旧账须在90日内补报

公告同时规定，按期完成申报并缴纳税款的，不加收滞纳金。逾期未缴，税务部门可以追缴税款和滞纳金；被认定为偷逃税的，还可能面临罚款。其中，应缴未缴税额较大的，税务部门可以延长追缴年限。

香港跨境财富管理人士苏享南分析，中国这项新规将审查重点从信托文件上的名义安排，转向查明资产由谁出资、由谁控制及最终由谁使用。他说：“过去部分家庭透过境外公司、亲属代持或第三方支付费用，降低本人和信托资产之间的表面联系，这些安排今后都可能被重新认定。这是为了控制资金外流，因为你是中国籍，如果把钱转移出去，就要交税。”

胡润研究院发布的《2024胡润财富报告》显示，中国拥有人民币千万元资产的高净值家庭约206.6万户，其中企业主和企业高管占多数。这些家庭并非全部设有离岸信托，但企业股权、境外公司及家族财富安排主要集中于高净值群体。

责编：李诺

锡安教会成立于2007年，聚会人数一度达到约1500人。2018年，教会遭当局关闭，此后转为数十个小型聚会继续活动。新冠疫情期间，教会开始网络礼拜、祷告和培训，一些失去原有聚会场所的外地信徒也加入网络礼拜。

金明日上周接受本台韩语组采访时说，当局早已掌握锡安教会的许多详细资料，这次主要追查2018年以后锡安教会的发展情况。

他说：“这次调查主要的焦点有两个焦点。第一个是他们把教会的奉献和传道人的供养金，因为他们把教会的奉献活动当作是欺骗，教会对传道人的供养，他们说是传道人通过非法、诈骗许多牟利。”

疫情后，锡安教会尝试把线上聚会与线下教会结合，派人到不同城市探访和培训信徒，后来在约40个城市建立100多个教会及聚会群体。

23人同时被捕　8人仍被关押

2025年10月10日至11日，中国当局在北京、上海、浙江等地展开抓捕行动，锡安教会接近三十位牧者、传道人和信徒被捕，金明日在广西北海被警方带走。公开资料显示，其中18人于同年11月被正式逮捕。

金明日对本台说，这轮行动中共有23位锡安教会牧者和同工被捕。他获释后，仍有8位牧者和同工被关押，并面临起诉。

金明日说，自己虽然获得自由，但被关押的同工仍是他目前最大的牵挂。

他说：“我现在已经享受了自由，但是在这种喜乐和自由当中，我有很大的心灵疼痛和负担。我休息得也不好，是因为我的8位同工仍然在那里。我是锡安教会的主任牧师，在这个教案里边，无论后果如何，我是主要责任者。”

牧者供养被认定为“诈骗”

从2018年9月到被捕前约7年，锡安教会向金明日支付的供养金总额约146万元，平均每月不到1.9万元。金明日说，这一标准由教会执事会和长老会决定，款项均通过银行支付，也有相关决议。他本人没有参加决定自己供养标准的会议。

他说：“教会是否供养愿意服事主的传道人，是由执事会和长老会决定的。我们的传道人不是为了牟利，更没有在牧养活动里边欺骗的手段，让来到我们教会的信徒亏损。”

接受本台采访时，身为朝鲜族的金明日在朝鲜语和普通话之间切换，思路清晰，表达流畅。谈到案件及仍被关押的同工时，他一度眼泛泪水，并摘下眼镜擦拭。

金明日说，办案人员调查的第二个重点，是锡安教会内部设立的圣经学院。2018年以前，锡安教会曾与其他家庭教会合作开展神学教育。教会遭打压后，为避免其他神学院受到牵连，传道人和教会骨干培训转到教会内部进行。

圣经学院部分课程收取300元登记费。金明日说，这笔钱不是学费，而是希望学员对培训有所投入。部分学员完成课程后，登记费还会退还，学院大部分开支由教会奉献承担。

他说：“政府这次把我们内部用于同工培训的圣经学校当作非法教育机构，然后又说我们通过这个学校牟利。现在剩下的8位同工被起诉非法经营，主要指的就是圣经学校。”

金明日认为，办案部门把教会牧养中的奉献、牧者供养和内部宗教教育列入刑事案件，相当于把中国家庭教会长期存在的宗教活动刑事化。

起诉书指诈骗金额1400万元

根据金明日看到的起诉书，办案部门认定锡安教会案件涉及所谓诈骗金额约1400万元，其中涉及金明日个人的金额约200万元。

金明日说，他与检察院核对时，确认的金额包括约144万元教会供养金，以及约16万元在圣经学院授课所得的讲课费，总额约160万元。他不知道起诉书中的200万元是如何计算出来的。

他说：“我自己给他们承认的是大概160多万，但是起诉书里边写的是大概200万。我不太知道是什么情况。”

金明日与律师当时判断，一旦诈骗罪按照起诉书认定的金额成立，他可能被判刑约15年。

他还说，办案人员声称有信徒指证教会诈骗。教会方面了解后发现，部分信徒受到办案人员误导。这些信徒愿意重新作证，说明教会没有欺骗他们，也没有通过牧养使他们遭受经济损失。

6个银行账户遭查10年流水

金明日被拘押后，公安局调取了他的6个银行账户，并打印过去10年的全部银行流水，逐项调查其收入和支出。

他说，检察院对案件进行了大量调查。办案人员对锡安教会在不同城市的发展、人员和聚会情况掌握得相当详细，审讯时没有重点追问教会究竟建立了多少聚会点。

金明日还提到，过去十多年，中国家庭教会和三自教会的活动空间都受到限制。部分牧师和宣教士遭调查，一些外国宣教士被驱逐出境。数字监控、人脸识别和银行数据调查，使教会内部活动更容易被当局掌握。

案件进入法院后突然撤诉

2026年7月3日，金明日突然被警方从羁押地点带走。警方没有说明是释放，只说要将他转移，随后将他带上高铁，从广西北海转送至广州国际机场。抵达机场后，办案人员才通知他，检察院已经撤回对他的起诉，并归还护照。几名工作人员一直将他送到飞机舱门前。

金明日说：“我从监狱里出来的时候，连一双袜子都没能带出来。我穿着警察临时买的几件简单衣服来到美国。这个国家这样对待自己的国民，实在不像样。”

他登上飞机后，才从美国方面人员处得知，美国政府、国会议员、媒体和教会曾持续介入案件。金明日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国务卿卢比奥及多位国会议员推动营救，44名国会议员曾联合发声。他从监狱获释到抵达美国与家人团聚，整个过程不足24小时。

吁释放近百位中国牧者

金明日表示，自己作为锡安教会主任牧师，将继续尽力推动被捕的同工获释。他希望媒体、海内外教会、牧者及国际社会不要因他本人获得自由而停止关注案件。

他最后表示：“我希望仍在监狱中的同工能够获得释放，也希望中国家庭教会的合法化问题能够出现突破和发展。”

责编：李诺

事情发生在广东揭阳。根据警方通报和媒体报道，今年6月底，四名未满14岁的未成年人涉嫌虐杀流浪母狗“旺旺“，以及它刚出生不久的三只幼犬。

附近居民表示，旺旺长期生活在社区，经常有人喂养，也从未攻击过人。事件曝光后，迅速引发全国关注。

6月30日，揭阳市揭东区有关部门通报称，涉事四人均未满14岁，已被送往专门学校接受教育。不过，截至目前，官方尚未公布进一步调查结果。

7月18日，中超联赛大连英博主场的大屏幕，播放了旺旺的照片。第二天，纽约时代广场的大屏幕也出现旺旺和三只幼犬的画面。网友整理的一组“不完全统计”显示，北京、上海、杭州、武汉、南京、长沙、沈阳、成都、南宁、青岛等多地，以及其他城市的商场和户外大屏，陆续出现纪念旺旺、反对虐待动物、呼吁推动动物保护立法的画面。

这场讨论，从网络走向现实空间。由于相关立法长期没有进展，一些中国网友开始向海外动物保护组织寻求支持。意大利国际动物保护组织（OIPA） 表示，已致函中国有关部门，呼吁公开说明案件处理情况，并推动建立动物保护法律框架。也有美国动物保护组织发起网络请愿。截至7月20日，已有超过一万人签名支持。

与此同时，不少网友表示，关于旺旺事件和动物保护立法的讨论，在中国部分社交平台上受到限制，一些讨论因此转向海外社交平台继续进行。

从揭阳，到大连足球场，再到纽约时代广场，旺旺已经不再只是一只流浪狗。它成为许多人呼吁反对虐待动物、推动法律保护的象征。但随着讨论扩大，人们关注的也逐渐超越动物本身。

这场争议让人重新思考：当公众希望推动一项与公共利益有关的议题时，这样的讨论，还能如何持续展开？

责编：李诺

香港警方搜查两家独立书店，被拘捕店员穿着“我是书店店员”T恤，抬头挺胸被拘捕的画面引发震撼，也成为标志性的记忆点。虽然5名店员随后获释，但已经引发更多后续效应。

在台湾，包括詹宏志、李志铭、鸿鸿等多位作家以及独立书店，都在社群网站标注“我是书店店员”关键字声援。台湾的文化总会，在门面就看到“我是书店店员”的标语。连台湾的乐团“灭火器”也在演唱会的大屏幕上打出“我是书店店员”，掀起演唱会高潮。

香港书店被搜查，原因是一批从台湾寄到香港的书籍被检举，被认为涉及”煽动罪“，其中一本就是由美国华裔独立记者冯哲芸(Emily Feng)所著、台湾卫城出版社出版的《唯红花绽放》。消息传出后，这本书在台湾博客来书店排行榜一度冲上第一名，在各通路也显示缺货，出版社已决定紧急加印。

《唯红花绽放》今年4月在台湾出版发行，书中以20位人物的生命故事为轴线，从维权律师、小粉红、封城日记作家，到香港书商，记录他们的生命故事，呈现习近平统治下的中共如何用单一的意识形态压制中国民众的多元化。

香港国安警方的动作，是否可能更引发台湾人“抗中保台”意识？中国国台办发言人张晗回应表示，“一国两制在香港的成功实践不容任何势力造谣破坏”。

而到底哪些书触犯了“国家安全”？

虽然香港保安局长邓炳强强调，政府不会设下“禁书名单”，但是从2020年香港国安法和2024年23条下的国安条例实施以来，每年香港都有不同书籍被消失或被点名，例如《黎智英传》。在公共图书馆和大学，民主派资料书籍纷纷被下架。

台湾的陆委会发言人梁文杰就说，虽然没有明确的禁书名单，但台湾书商向香港出口书籍时，已经知道会被审查。

台湾作为华文出版的唯一自由的地方，我们台湾出版社的书毫无疑问很多会触犯到那边的禁忌，也许大家不自知，但是可能去了被抓，大家就是要对香港的现况有一个正确的认知。

梁文杰说，香港已经和以前截然不同，也提醒前往香港的台湾民众多注意。香港对书店和出版自由的再三打压，使得台湾提升保卫民主的意识，不过不论香港或北京，似乎都没有意愿停下紧缩的节奏，或者顾及外界的反应以及对台湾的示范作用。

人工智能已经成为全球科技竞争的新战场。中国把AI提升为国家战略，希望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同时减少对西方关键技术的依赖。

习近平日前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呼吁加强国际合作；随后，中国又与29个国家同意成立政府间人工智能合作小组。分析人士认为，北京正借助成本较低的AI模型和国际合作，扩大在全球AI产业和AI治理中的影响力。AI是否会成为中国继基础设施和数字技术之后推动国际合作的新载体，也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话题。

杨建利（美国国家利益中心杰出研究员，国家评论专栏作家）：

 “习近平可以说他把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在国际上的地位都是押宝在AI上面。中国在发展AI的时候主要是用开源式的，用价格来打败你的精尖技术，谁能够抓住AI治理的主导权，谁可能就抓住了未来的国际秩序。AI本身不是价值中立的，往外推广的这些AI模型都是带有中共的价值观的AI模型。另外一个危险，你今天在使用中国的AI的时候，你所有的信息都有可能被中国政府给掌控了，就潜在上给这个国家的国家安全造成威胁。”

对于中国来说，AI不仅关乎国际竞争，也正在改变中国人的生活。

官方希望人工智能推动产业升级、提高生产效率；但对普通民众来说，更直接的问题是：哪些行业和岗位可能受到AI冲击？工作方式又将如何改变？面对AI带来的机遇与挑战，政府是否有相应政策帮助劳动者适应转型？

同时AI带来的变化，不仅体现在经济领域，也越来越深入社会治理，人脸识别、城市治理和网络管理。随着技术不断发展，如何在技术创新、公共安全与个人隐私之间取得平衡，也成为持续讨论的话题。

杨建利（美国国家利益中心杰出研究员，国家评论专栏作家）：

 “对于整个社会来讲，那可能就会带来失业率的升高。在中国没有一整套完善的社会保障系统，工人失业后就会陷入悲惨的境地。即使是未来AI可以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但是估计有很长时间的动荡，那这个动荡对于一些人来讲就是一生。还有贫富悬殊，AI是中国的重要战略，社会资源、政府资源都会进入这个领域，之前的贫富悬殊会在这个基础上继续扩大。中国用AI协助它对全民进行监控，在AI的加持之下，民众面对着更大、更深入更全面的人权侵害。”

AI会不会成为中国继基础设施和数字技术之后，推动国际合作、扩大国际影响力的新载体，甚至被视为“一带一路2.0″？这或许正是国际社会接下来要观察的问题。

编辑：璟瑄

深圳地铁19日晚发布通知，宣布次日起调整安检模式。通知写道，所有随身行李物品须通过安检机完成查验，每位乘客进站时均须配合安检人员接受人身安全检查。深圳地铁同时提醒，坪洲、固戍、高新园、民治、五和、深大、后海、车公庙等客流量较大的车站，早晚高峰排队时间将有所增加。

早高峰排长队　乘客迟到被扣钱

新措施实施首日适逢周一早高峰和降雨天气。网上流传的图片及视频显示，多个车站安检口前排起长队，一些车站有数百名乘客聚集。乘客说，安检通道和工作人员没有相应增加，带包和没有带包的人也缺少分流，原本数分钟的进站过程明显延长。

深圳居民陈先生本周一告诉本台，他看到一些地铁站排起百米长队。他说：“每个人有包的都要检查，有水的都要检查，包括人都要检查。以前检查就是把包放在机器上面过一道，水的话喝一口。现在包括人都要检查，工作人员拿设备在你身上扫来扫去。每个人这么搞，就算一两分钟，这么多上班的人排在一起，第一天实施的时候很多人都迟到了，所以大家怨言很大。”

有乘客在社交平台留言说，自己因安检排队未能按时打卡，被扣除全勤奖；也有人赶不上上班，只能临时请假。还有人说，饭盒也必须放入安检机，盒内汤汁洒出。部分乘客反映，安检传送带和塑料筐没有及时清洁，“白包进去，黑包出来”“背包上全是机油”。

深圳一家贸易公司的员工祝先生对本台说：“以前带包才需要过机，人基本不用查。现在不管有没有带包，都要排在一起。早高峰本来每一分钟都算着走，突然增加这道程序，有人迟到、被扣钱，最后都是乘客承担。”

冲卡事件出现　安检员被撞倒

有网民质疑，深圳地铁在安检通道、设备和工作人员没有相应增加的情况下，直接实行“人包同检”，将额外通勤时间转给乘客。深圳地铁微博评论区出现近千条留言，有人讽刺：“一拍脑袋做决策，再让打工人提前出门。”“禁烟能不能也有这种执行力度。”

21日，安检新规实施第二天，碧海湾地铁站发生拥挤和冲卡事件。现场视频显示，乘客聚集在安检口，部分人冲过检查区域，一名安检员被撞倒。辖区轨道交通派出所回应中国媒体时说，安检通道积压大量乘客，部分乘客赶时间，没有遵守现场秩序，被撞倒的安检员身体没有大碍。

每周往返于香港和深圳的夏先生认为，这次安检升级没有必要。他对本台说：“这么多摄像头，小区有保安，也有网格员。我经常来往于香港和深圳，看到深圳搞得像惊弓之鸟。香港地铁没有这种安检，这么多年也没有说出什么暴力事件。为什么到了大陆，各种安检不断升级？根本不管老百姓要上班。”

峰会临近　市民质疑安保测试

亚太经合组织林业部长级会议将于7月27日至28日在深圳举行。亚太经合组织第三十三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定于11月18日至19日在深圳召开，期间还将举行工商领导人峰会及外交、贸易双部长会议。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表示希望年内再次访问中国，外界预计他可能出席深圳会议，并与习近平再次会面，但双方尚未正式公布有关行程。

深圳学者孙先生接受采访时表示：“安检措施是否必要，需要有明确的风险评估，也要考虑车站承载能力。管理部门没有增加人手和通道，却要求所有乘客接受同一套检查，拥堵几乎可以预见。出现冲突后，如果只追究乘客不守秩序，却不检讨措施本身，会把管理问题转化成乘客和安检员之间的冲突。”

深圳官方尚未说明地铁安检升级是否与会议安保直接相关。不过，安检措施在林业部长级会议举行前一周实施，且未公布结束日期，不少深圳市民将其视为大型会议前的安保测试。

责编：李诺

名为“敖广国漫”的微信公众号7月19日发布一份通知，指片方接到主管部门要求后，同意临时取消上映。目前尚无公开材料证明该账号是《澎湖海战》的出品方、发行方或片方授权账号，片方及电影主管部门也未就通知内容作出公开说明。

影片《澎湖海战》以1683年清朝福建水师在施琅率领下进攻澎湖、随后进入台湾的历史事件为背景。影片官方介绍将这场战争描述为清廷“完成统一”的过程，预告片中出现康熙命令施琅“进取澎湖，攻下台湾”等对白。影片前期宣传也没有停留在历史战争叙事，官方微博曾发布“澎湖是中国的澎湖，台湾是中国的台湾”等文字，预告片片尾还出现“统一台湾，势不可挡”。有关宣传把三百多年前的清朝战争与北京当前的统一叙事直接连接，在台湾及海外舆论场引起争议。

中国军事文学研究学者吕枫向本台表示，他没有看过《澎湖海战》，影片也尚未上映，但从其题材和宣传方向看，拍摄这部电影的意图获得对台主战力量认可并不意外。他认为，“统一台湾”多年以来一直被中共作为政权合法性和“大一统”叙事的一部分，但面对目前的国内外形势，以及台湾海峡两岸存在的不确定性，大陆内部对于主战、主和还是维持现状，私下存在分歧。

他说：“所谓祖国统一，很多年以来一直是中国大陆政权合法性的一个来源。‘大一统’也是中国两千年以来大陆的一种政治正确。但是面对当前的国际形势，以及台湾海峡两岸风险的不确定性，到底是主战、主和，还是维持现状，实际上在大陆至少私底下绝对有分歧，绝对有分歧。我认为，这导致《澎湖海战》上映一再被叫停。”

宣传片直接连接两岸政治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前研究员王先生受访时表示，俄乌战争持续多年，使台海一旦发生冲突可能带来的国际后果受到更多关注。在当前中国国内形势和国际局势变化之下，中共内部对台湾问题的不同意见可能相当激烈，只是相关分歧没有公开进入民间舆论。

他说：“在目前国内形势加上国际形势非常诡异的情况下，特别是俄乌战争，现在进入第五个年度，已经打了四年多。在这样的情况下，对于台湾问题的不同意见，双方分歧肯定非常激烈，只是没有曝光在民间而已。”

今年2月，《澎湖海战》曾传出撤出原定档期，上映时间一度未定。3月20日，出品方长影集团携主创人员参加电影活动，并发布新的海战预告。5月22日，片方再次宣布定档7月25日，同时发布名为“天下大势，乘风而来”的定档预告片。中共官媒当时将影片描述为取材于1683年康熙命施琅率福建水师攻取台湾的故事。影片由香港导演郑保瑞执导，王学圻、杜江领衔主演，易烊千玺特别主演，胡军、赵丽颖等人出演，其中易烊千玺饰演康熙。

今年2月9日至10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对台工作会议提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同时要求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畅通和便利两岸人员往来，扩大两岸民间、基层交流，并深化两岸融合发展。

台湾文化研究者施先生对本台说，这部电影反映中共统战策略的失败：“这部电影的重点是中共通过宣传，把施琅攻台与今天的两岸关系连接起来，让观众很难把它当作一般古装战争片对待。电影如果在这个时候上映，它释放的政治讯号，是中共对台展开认知战的一部分，台湾民众会非常反感。”

施先生认为，《澎湖海战》反复上档、撤档，可以从侧面看到大陆内部不同力量在对台政策、战争叙事和宣传尺度上的分歧。历史题材电影是否获准上映，往往也成为观察中共内部政治风向的晴雨表。

责编：李诺

金明日去年10月在广西北海家中被二十多名警察带走，当局指控他涉嫌“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今年5月，特朗普访问北京期间，向习近平提出释放香港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金明日等人的要求。7月4日，金明日获释后抵达美国。美国《纽约时报》7月17日和20日先后刊出对金明日的专访，介绍他被带走、羁押及获释的过程。

本台记者近日采访北京知情人士刘先生。他表示，金明日被羁押数月后，在特朗普交涉下获得自由。这是二十多年来，中国领导人首次在人权个案上回应美国政府的放人要求。

上一次类似事件发生在2005年3月。时任美国国务卿赖斯访问北京前夕，中国政府以“保外就医”名义提前释放维吾尔族异议人士热比娅，并允许她离境赴美。

特朗普交涉后一人获释

刘先生说：“我想这对中国来说，这更像是一次交换，因为香港的黎智英没有释放，同时被抓的锡安教会王林、王聪、尹会彬、高颖佳等八个牧师和长老未能获释，他们面临起诉。”

根据锡安教会相关人士向本台提供的消息，目前仍被警方以涉嫌“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羁押的，包括王林、王聪、尹会彬、高颖佳、刘桢彬、林书铖牧师，以及吴秋雨姊妹和汪中长老。他们来自全国各地，被指参与网络传教活动。

网络传教人员遭跨地抓捕

信仰基督教数十年的刘先生对本台说：“金明日牧师此次获释，与其女儿金·德雷塞尔长期在美国为父亲呼吁有关，加上特朗普去中国访问时向习近平要人，习也是给足了特朗普面子。但是其他弟兄姊妹没有放。这些牧师主要是在社交媒体上组织网络聚会、传福音，他们在不同地区快速发展信徒，被拘留。”

2020年至2022年疫情期间，中国多地实施封城，民众无法出门，信徒也无法举行线下聚会。锡安教会牧师及信徒转向网络传福音、查经和聚会，参加者来自不同地区。刘先生说：“各地管宗教的警察追查网络聚会的组织者，抓了很多教会负责人，也有维护网络的弟兄。”

2020年4月12日，成都秋雨圣约教会会众通过网络举行复活节礼拜，聚会期间遭警方监控。至少8位教会传道人、同工及小组负责人被警方从家中带走，数小时后获释。

网络聚会纳入宗教管控

杭州基督徒陈女士告诉记者，去年被捕的锡安教会主要负责人来自杭州、东北等地，警方当时在多地带走数十人。

她说：“他们去年在社交媒体聚会被警察盯上了，抓了教会几十个人，大部分人放了，负责人就被拘留。警察找不到其他罪名，就说他们‘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成都秋雨圣约归正教会的李英强在网上分享影片和讲经，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中国政府近年持续推动宗教“中国化”。习近平在2021年12月召开的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要求坚持宗教中国化方向，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并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理。官方对“宗教中国化”的解释还包括加强宗教界对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

2022年3月起施行的《互联网宗教信息服务管理办法》规定，在中国境内提供互联网宗教信息服务，应当取得相关许可证。2025年9月，中国国家宗教事务局发布《宗教教职人员网络行为规范》，将教职人员网上讲经讲道、宗教教育培训及组织宗教活动纳入进一步限制。

网络维护信徒也被抓捕

北京基督徒温先生曾与金明日接触。他对本台说：“金明日有着很强的号召力和组织能力。他疫情期间告诉我，他们在网络上聚会，吸引了一大批人加入。”

温先生透露，过去几年，先后有几批从事网络维护的信徒被抓，“每次一抓就是几十人。现在锡安教会的同工几乎都被抓，现在已经瘫痪。”

守望教会成立于1993年，比锡安教会历史更久。金天明是守望教会创办人及首位主任牧师，金明日是锡安教会牧师，两人均为朝鲜族。

两所教会受到不同处置

守望教会周姓基督徒接受本台采访时说：“锡安教会线下聚会已经被公安控制，他们停止聚会。守望教会第一任主任牧师是金天明，后来还有小白牧师、方晓峰牧师。金天明现在在北京昌平家里，目前是教会名誉牧师，活动受到限制。”

相比锡安教会，守望教会目前仍有部分信徒进行线下聚会。北京守望教会每周有多个小组查经，每个小组约二十人。

周先生说：“守望教会目前仍有线下聚会，但都在警察监视下进行。每一次聚会，信徒都要登记。比如在袁灵牧师家聚会，门口有五个人岗哨，你去的话，都被盯死，警察都知道来的人都有谁，叫什么名字。”

记者问及当局为何对锡安教会采取零容忍方式，却允许守望教会在线下继续有限聚会。周先生说，锡安教会通过网络发展信徒，发展速度较快，参加者来自不同地区；守望教会仍以传统方式吸纳信徒，人数正在减少，聚会地点和参加人员也处于警方掌握之中。

按照中国现行宗教管理制度，基督教活动被要求纳入官方认可的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和基督教协会体系。未加入官方体系的家庭教会，在聚会场所、教职人员和网络传播等方面受到限制。金明日已经抵达美国，锡安教会其余被捕人员是否被正式起诉，当局从未公布。

责编：李诺

彭水县官方在新闻发布会上说，17日上午8时许，社区网格员巡查时发现画廊路段山体出现零星落石，随即发出预警，当地开始转移附近居民。约9时8分，山体突然大面积崩塌。官方说，核心区域60余人提前转移，现场周边一千多人撤离。

多栋居民楼被埋　仅寻获8具遗体

当地经营建材的店主刘先生20日对本台说，事发前十几分钟，已有零星石块从山上滚落，最大的有两个拳头那么大。几分钟后，大块岩石夹带较小石块沿山坡滚下。

他说：“当时大家都不在意，因为两三个月前也发生过。但后来滚下山的石头越来越大，很多人就跑出来了，有点紧张，担心大石头掉下来。最后一块几层楼高的大石头砸下来，撞向好几栋楼。当时好大的烟雾，山上的泥土都盖住了被砸的楼，人也被埋在里面，说是只找到八具尸体。”

综合现场视频及当地居民说法，石块砸在楼房雨棚上，发出连续响声，随后传来如爆炸、火炮或鞭炮般的巨响。巨石从山体滚落后，沿街多栋五六层居民楼很快被掩埋，部分建筑被推向乌江。山体垮塌时扬起大片灰尘，居民沿公路逃离，有人边跑边呼喊楼内住户撤离，也有人从房屋内向外逃生。整个垮塌过程持续约一两分钟。

官方人员回避救援进展

本台记者19日和20日致电汉葭街道办事处，询问现场救援是否已经结束。工作人员对记者说：“救援工作还在继续。”

记者继续询问目前疏散人数，以及网传仍有六十多人尚未获救的说法。工作人员没有确认或否认，也未提供具体数字，只表示：“麻烦你联系一下宣传部，好不好？你跟宣传部对接一下。”工作人员随后提供了宣传部门联系电话。

记者按照该号码致电宣传部门，对方没有回答有关最新伤亡、失联人数及搜救进展的问题。

记者随后致电当地救援热线，查询现场救援及人员投入情况。接线工作人员对记者说：“我们对情况不是很清楚，我们不是在现场作业的工作人员。”

记者询问目前投入了多少志愿人员，对方表示：“这个确实也不清楚。我们这边负责后续工作，不负责现场。”

彭水县大同镇村民张先生向记者表示，事发路段有一辆载客班车被埋，车上有19人。该车属于往返乡镇与县城的早班车，部分乘客会乘车前往火车站。这一消息尚未获官方证实。

他说：“这几天，因为现场很窄，就两、三辆车在挖掘，埋在里面多少人不清楚，应该都死了。”

据澎湃新闻报道，住在事发区域的葛海滨说，当天上午8时44分，他接到原房主电话，得知房屋背后出现山体滑坡风险。当时家中只有他和11岁、2岁的两个女儿。

葛海滨看到小石块不断落在附近楼房的雨棚上，立即给孩子穿好衣服，抱着小女儿下楼。他一边下楼，一边呼喊其他居民撤离，但楼内没有人回应。离开约六七分钟后，他听到一声巨响。该楼共有约11户居民。

崩塌规模公布　仍有次生风险

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地质灾害防治专家组组长黎力表示，经现场勘测，此次山体崩塌体长约60米、高约30米、厚约10米，总体积约1.8万立方米，属于大型崩塌。岩体被拉断后快速释放能量，大块岩石从陡坡直接砸落。

官方公布的勘测结果显示，最大危岩单体体积约3000立方米。崩塌陡崖顶部及两侧仍有零星危岩块体，在强降雨或连续高温等天气条件下，仍存在再次崩塌的风险。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17日作出指示，要求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及善后处置等工作，并查明原因，排查地质灾害隐患。

截至20日，官方公布的死亡数字为8人，另有34人失联。新华社报道，现场仍在搜救，救援人员使用生命探测仪、搜救犬、边坡雷达和无人机展开排查，并研究移除巨石及进行深层搜救的方案。

责编：李诺

今年7月12日，是菲律宾—中国南海仲裁庭裁决公布十周年。十周年前夕，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代表欧盟发表声明，重申2016年南海仲裁裁决具有法律约束力，并强调《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是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法律基础。

与此同时，美国、英国、日本、澳大利亚等14国发表联合声明，再次支持仲裁裁决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此，中国外交部迅速作出回应。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剑：

“欧洲不是南海问题的当事方，更没有资格对中国在南海的正当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说三道四。我们敦促欧方谨言慎行，停止为非法裁决站台背书。”

除了外交回应，北京近期围绕南海议题的其他动作，同样引发外界关注。《环球时报》7月10日报道，有与会学者建议中国对菲律宾巴丹群岛提出主权声索，并称巴丹群岛是台湾岛的自然地理延伸。截至目前，中国政府并未正式提出相关主权主张。

此外，中国官方英文媒体《中国日报》（China Daily）近日发布了一段AI动画，将菲律宾人描绘成猴子，并借由鲸鱼之口将南海仲裁裁决称为“海洋垃圾“。菲律宾外交部随后发表声明，对相关视频表示强烈谴责，并要求撤下相关内容。截至目前，《中国日报》尚未作出回应。

为什么在南海仲裁十周年前夕，北京围绕南海议题接连出现这些动作？

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Atlantic Council）非常驻研究员宋文笛：

“在所谓习惯国际法的逻辑里面，一旦南海仲裁案判决出来，中方没有做出抗议或公开反对的行动，就会自动在国际法层次被理解成中国对裁决是同意、默认的。为了避免这个结果，所以中国的外交系统和官方宣传都会持续、高调地表达反对立场，维持中方认为这是一个仍然存在争议的议题。”

2016年，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附件七成立的仲裁庭裁定，中国所谓“九段线“主张缺乏国际法依据。中国始终拒绝承认并执行这项裁决，并认为相关争议应由直接当事方通过协商解决。近年来，菲律宾不断深化与美国、日本等国的安全合作，而位于台湾与菲律宾之间的巴丹群岛，也因其战略位置再次受到关注。在这样的背景下，北京近期围绕南海议题的一系列表态和宣传动作，引发外界关注。

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Atlantic Council）非常驻研究员宋文笛：

“中国始终不承认南海仲裁案的判决，会很自然地持续负面影响中菲关系，乃至于负面影响中国和整个东盟的外交关系。同样地，这也会推动菲律宾有更多诱因去加强与美国和日本的安全协作，来对冲中国方面的安全压力。那这样的格局下，其实会对中国想要在海面上突破第一岛链带来很大很大的挑战。”

十年过去，南海仲裁裁决仍持续影响中国与菲律宾，以及整个印太地区的外交互动。北京近期围绕南海议题的一系列表态和宣传动作，是否意味着围绕南海议题的外交与战略表述出现新的变化，仍有待进一步观察。

网编：璟瑄

据官方通报，截至目前，洪灾已造成至少39人死亡，约13万人紧急转移，多地道路、农田和房屋受灾。而随着洪水退去，人们发现，这场灾难带来的影响，远不止人员伤亡和基础设施损毁。

在中国广西，一场强降雨之后，斑马、鸵鸟、山羊，甚至眼镜蛇，先后出现在村庄和农田附近。这不是电影情节，而是广西洪灾后的真实画面。

在贵港，一家动物园的围栏被洪水冲毁后，超过一百只动物逃散。当地村民陆续发现斑马、鸵鸟、孔雀和山羊等动物在村道和田地附近活动。

其中，一只斑马甚至出现在村庄道路上，引发大量围观。动物园随后确认，这确实是园内逃出的动物之一。工作人员随后展开搜寻和围捕，大部分动物已被找回，但相关画面迅速在中国社交媒体传播，引发广泛关注。

更让人担忧的是另一处险情。

广西横州邓圩村一家蛇类养殖场被洪水淹没，包括眼镜蛇在内的数百条蛇被冲出养殖区。当地政府随后发布提醒，要求居民不要靠近积水区域，发现蛇类及时报警处理。由于部分蛇具有毒性，不少村民担心洪水退去后仍可能在农田、排水沟和居民区附近发现蛇踪。

不过，洪水过后，除了关注动物逃散事件，不少中国网民也提出了另一个问题。

有当地居民指出，发生险情的部分水利设施此前刚完成整修，却仍在洪水中出现垮塌。这引发了不少人质疑工程质量和防洪能力，也有人呼吁有关部门公开调查结果，说明事故原因。

截至目前，官方将此次灾害归因于持续强降雨，但对于水坝为何在完成重建后仍然发生垮塌，相关讨论仍在持续。

从至少39人遇难，到动物园动物逃散，再到数百条毒蛇被洪水冲出养殖场，这场洪灾提醒人们，极端天气带来的风险，往往不只停留在洪水本身。

当极端天气与人口密集、养殖业和基础设施交织在一起，一场自然灾害可能演变成一连串公共安全事件。而围绕水坝垮塌引发的质疑，也反映出，在灾后重建之外，公众同样关注基础设施是否真正具备抵御极端天气的能力。

网编：璟瑄

报告访问了曾于2021年5月至2024年10月在北京第二监狱服刑的澳大利亚商人马修·拉达尔。他说，自己曾被关禁闭194天，腿部一直被铁链固定在地面螺栓上，脚踝被磨破感染后没有得到药物治疗，期间还多次遭狱警电击。中国《监狱法》规定，对服刑人员实施禁闭的期限不得超过15天。

长期禁闭被指构成酷刑

旅居美国的中国人权律师李方平对本台说，中国《监狱法》规定，对服刑人员的处罚包括警告、记过和禁闭，其中禁闭期限为7至15天。

他说：“连续禁闭194天，显然违反了《监狱法》。监狱不能以服刑人员不服从管理为由，一直将其关押下去。长期单独关押实际上是一种虐待和酷刑。”

报告说，狱中暴力既来自狱警，也来自被赋予管理权力的服刑人员。狱警使用拳头、电击器、辣椒喷雾、械具和禁闭惩罚服刑人员，一些监狱还由牢头、房间长或走廊管理员协助维持秩序。

报告还提到，服刑人员遭到暴力或医疗被拒后，往往难以提出有效申诉。

曾代理胡佳、陈光诚及伊力哈木·土赫提等案件的李方平说，服刑人员获得律师帮助的空间几乎是一片空白，律师介入通常只限于代理申诉。

他说：“服刑人员在监狱里遭受各种暴力，或者出现医疗方面的问题，律师无法把它作为一项正常业务展开，无法正常会见服刑人员、向他了解情况，也无法进入监狱调查。这一块在法律制度上几乎也是一片空白。”

低薪劳动进入商业市场

强迫劳动是报告调查的另一重点。受访者提到，监狱劳动普遍存在无薪或低薪、工作时间过长、生产配额过高以及安全防护不足等问题。

报告引述拉达尔说，他从2022年2月至8月每月工作22天、每天8小时，半年总共获得4.2元人民币报酬。他曾从事文件装袋、标签分类和医疗用品加工等工作，部分劳动涉及中国邮政、瑞幸咖啡及医疗用品企业。

中国法律学者王魁德对本台说，拉达尔获得的劳动报酬令人震惊。服刑人员以极低工资生产商品，这些产品进入市场后，也会形成不正当竞争。

他说：“他们的工资很低，生产成本也很低。他们生产的产品进入市场，实际上有一种不正当竞争在里面，肯定是不合适的。我觉得完全可以允许服刑人员不劳动。”

报告还以湖南赤山监狱为个案。据媒体报道，该监狱关押约2900名服刑人员，近年曾关押李明哲、程渊和欧彪峰。报告指出，参与监狱劳动生产经营的湖南沅澧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其上级公司负责人兼任湖南省监狱管理局局长和党委书记。

政治教育与信息封闭

报告还关注监狱思想改造制度。服刑人员被要求参加政治课程、撰写思想汇报和认罪材料，部分外籍服刑人员即使听不懂中文也必须参加。政治教育、劳动及认罪表现均与积分和减刑挂钩。

王魁德说，从人权角度看，监狱不应强制服刑人员接受政治思想教育，但这一问题并不只存在于监狱。

他说：“中国所有人都在接受这个，公务员或者事业单位的人也要定期参加政治学习。这是一个整体性的问题，很难从某一个环节单独解决。”

受访者提到，患有感染、肝炎和结核病等疾病的服刑人员未能及时获得治疗。拉达尔说，他通常每月只能与家人通话一次，每次五分钟，信件需要经过审查，寄出或收到往往要等待数月。

报告引用官方资料说，中国2018年约有680所监狱，关押约170万人，此后官方未再公布完整数据。报告估算，计入已判刑但仍留在看守所或等待转监者，在押服刑人数可能约为234万。

中国今年4月30日通过修订后的《监狱法》，新法将于11月实施。新法规定，涉及国家秘密、个人隐私，以及公开后可能危及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和监狱秩序的信息，可以不予公开。保护卫士认为，这可能进一步限制监狱人数、死亡、医疗、劳动及侵权投诉等资料公开。

国际社会被促追查监狱供应链

保护卫士研究员陈彦廷对本台说，报告再次显示，中国监狱对服刑人员的权利保障严重不足，其中包括法律允许强迫劳动，对酷刑及施虐者的定义过于狭窄；牢头、生产线线长等被赋予管理权力的服刑人员，实际上充当官方代理人，可以对其他服刑人员实施暴力和虐待。他说：“国际社会应向中国当局施压，要求跨国企业调查供应链是否涉及监狱强迫劳动，并对违规企业实施抵制或行政处罚；各国政府也应检讨与中国在司法、执法领域的合作，暂停执行引渡条约。”

这是保护卫士继中国看守所调查后，对判刑后监狱服刑状况进行的调查。该组织建议建立独立外部检查机制，公开监狱企业、劳动条件和产品流向，并允许联合国人权机制进入中国监狱调查。

在台湾拥有高声量的资深媒体人矢板明夫，6号在台中永丰栈酒店演讲后，遭到一名香港籍男子挥拳相向，脸部溅血。根据台湾警方调查，嫌犯名为廖港发，有香港黑帮背景，曾涉贩毒及性侵案件。他犯案后立刻用手机回报“任务成功”，随即接获指示尽速离开台湾。但被台湾警方在机场拦截逮捕。

由于七月一号中国才刚实施“民族团结促进法”，其中有境外执法的条款，引发台湾各界关切。台湾的总统府发言人指出，这起案件是该法实施后第一起在台湾发生跨国镇压的暴力胁迫案件。

虽然中国国台办宣称，这名香港男子“出于义愤”，是普通治安个案。但被袭击的矢板明夫认为，这种“快闪打手”，真正的策划者藏身在幕后。

矢板明夫：“如果这个模式在台湾能够成功，那么很可能被复制第二次、第三次。今天被攻击的是我，明天就可能是别的媒体人、学者、政治人物，或者是任何一个敢于公开发表意见的普通人。有人说呢，这就是一场普通的伤害事件。但是香港的经验告诉我们，言论自由不是一夜之间消失的。”

矢板明夫举例，香港的媒体人郑经翰、陈平、黎智英、明报的总编辑刘进图都曾因为批评中共被袭击。在台湾，香港歌手何韵诗、书店老板林荣基、香港倡议人士赴汤的泰拳馆，也都曾被泼红漆。他认为，面对暴力如果沉默，暴力将会得寸进尺。

在伦敦发起成立英国港侨协会並积极奔走港人权益的郑文杰，是被香港国安法通缉的对象，他认为，如果这次案情证据显示和跨国镇压直接相关，那么对台湾就是很重要的警讯。

以英国的例子而言，六月英国法庭第一次依据2023年通过的国家安全法，将两名为中国进行间谍活动的被告定罪。其中一名罪犯任职于香港驻伦敦经贸办。罪名是代表香港，最终是代表中国，监视目前居住在英国的民主异见人士，刑期为八年和十年。郑文杰认为，这样的判决给台湾一个参考范例。

郑文杰：“这件事情来说是第一宗。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先例。那也是证明了说，英国的政府、英国的警方乃至英国的检调单位，还有甚至是英国的法院在陪审团制度底下，都有足够的决心去执行维护国家安全、打击跨境镇压的这个决心。”

“你看（英国）这个情节来说，并没有到直接袭击的程度。他可能就是说‘我企图要闯入一个民宅’。言论上的恐吓、人肉搜查，然后还有可能透过一些各种的资讯来收集一些流亡人士的情报。他其实完全没有到身体碰触的程度喔，他都已经有判到 8 年或 10 年。这件事情是重的。”

专家分析，值得注意的是，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访问中国时，创造了“台湾民族”的用词，使得台湾跟所谓的民族团结法有所连结。

时事评论家陈破空：“创造了一个台湾民族之后，这个台湾民族就跟维吾尔民族、西藏民族、内蒙古民族等等，算成一个东西。最后你在所谓民族团结法的这个口号下，就可以成为一个被专政的对象，或者是所谓清洗的对象。所以就在这个前提下针对台湾。针对台湾它是主要是心理战、是个恐吓的作用。”

除了恐吓，陈破空和郑文杰都认为，这让中共认为跨境镇压有法可依。因为它有可能损害其他国家的主权以及尊严，它不仅应该引起台湾的警觉，也应该引起美国、欧洲等国际社会 整体的警觉。

2022 年开业的留下书舍，由数名资深传媒人创立，近来香港警方先后对一拳书馆、猎人书店等采取拘捕行动后，留下书舍14号在社交媒体宣告8月底将结业，表示“最近的事态，也许是骆驼上的最后一根稻草，难以捉摸的红线，也是一个结业原因。”

火灾前两天，这家鞋厂刚刚接受过一次消防检查。检查人员发现，货物占用消防通道，配电箱下堆放杂物。检查记录要求企业在7月13日前完成整改；其中，配电箱下的杂物被要求立即清走。

但火灾发生在7月9日。28个人，没能等到整改期限。

7月9日中午，福建晋江辉腾鞋业一栋五层厂房起火。官方通报称，现场共有239人，最终28人死亡。着火部位位于一楼冲裁车间，具体起火原因仍在调查。

“这个过程中为什么这么不好上去，就是因为他角落里堆积了鞋底。”

多名工人表示，一楼堆放着海绵、网布、纸箱、胶水和热熔胶等大量易燃材料。鞋材还被堆在楼梯口和过道。

这并不是一个从未被发现的风险。过去一年，相关部门曾多次检查这家企业，其厂内长期存在消防通道堵塞、配电箱附近堆放货物、消防设备不完整等问题。企业还曾因此被要求停工整改。

2025年11月5日，同在晋江陈埭镇，一栋四层厂房发生火灾。一个多月后，福建消防转载了一条关于晋江消防工作的宣传报道，介绍当地的“智慧消防”、企业自查和柔性执法，包括“首违不罚”等措施。

今年5月，一则署名晋江市消防救援局、标注来源为“晋江消防”的公告称，将在安踏一体化产业园开展大跨度、大空间厂房火灾跨区域联合实战演练。

检查有了，宣传有了，演练也被安排了。真正的问题是：已经发现的隐患，有没有被真正清除？在隐患消除之前，危险生产有没有真正停下来？

同样的疑问，也不只属于晋江。最近，山东、浙江、广东等地，也陆续发生厂房火灾。事故原因和伤亡情况各不相同，但厂房消防安全再次成为一个共同问题：安全成本，究竟由谁承担？

中国劳工观察创始人和执行主任李强表示： “这是一个制度性的问题。如果你抓安全，或者说增加劳工成本，企业可能就搬到另一个城市。地方政府会担心就业，还有税收。所以就算检查到了问题，有没有真正改善，这是一个制度性的问题。”

这种安全成本与经济利益之间的拉扯，也不只发生在地方政府和工厂之间。晋江是中国重要的鞋业制造基地。在这样的产业链中，工厂生产的产品可以经过贸易公司和中间商，进入更长的国际供应链。价格、交期和产能要求，可以沿着订单向下传递；但当工人安全出了问题，责任却未必能够沿着供应链向上追溯。截至本片制作时，公开资料无法确认，火灾发生时厂内正在生产哪一家采购商的订单。

中国劳工观察创始人和执行主任李强表示：“采购商把生产外包以后，至少在中国这样的环境里面，很难去追究他们的法律责任。即使他们自我宣传做得很好，但是没有做到，目前在西方做诉讼也非常难。”

而要追究采购商的责任，第一步，是先确认采购商到底是谁。

“你去查整个供应链，发现不了它的产品直接卖到哪里去……他们让供应链变得不透明。”

现有法律并非完全空白。但当订单关系被中间商层层隔开，连最终采购商都难以确认，跨境追责也就更难启动。一双鞋的价格、数量和交货日期，或许可以被层层记录；但生产它的工厂是否堵塞消防通道、有没有自动喷淋、工人能不能安全逃生，却可能被留在供应链最底端。

火灾之后，网上流传开一些工人背着灭火器上班的视频。这些画面引发热议：工人当然应该学习报警、疏散和自救。但工人不能决定清空逃生通道，不能决定企业是否停产整改，也并非知道自己正在赶制的订单，最终属于哪一家采购商。一只灭火器，或许能给一名工人多一点自救的机会。但它无法回答这场火灾留下的问题：那些在火灾发生前已经发现的隐患，为什么仍然留在工厂里？

责编：李诺

新华社7月14日发布的通报指，马兴瑞“丧失理想信念和政治立场”，严重违反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和廉洁纪律，在干部选拔任用中为他人谋利，并为亲友安排工作。通报还指，他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帮助亲属低价购房，涉及权色、钱色交易，纵容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利益，“大搞家族腐败”；并利用职务便利，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和职务提拔等方面为他人谋利，本人或伙同亲属、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巨额财物。

调查从妻子秘书扩至本人

时事评论人士蔡慎坤本周二对本台说，据他了解，马兴瑞2025年7月卸任新疆党委书记后，针对他的调查已经展开。调查最初集中在其妻子荣丽和秘书李光禄等人，办案人员一度试图将相关问题与马兴瑞本人区分。随着调查范围扩大，蔡慎坤获悉，办案人员认为马兴瑞深度卷入部分重大项目，并涉及资金流向等问题。

他说：“后来调查的人越来越多，调查范围越来越大，发现马兴瑞深度卷入，很多重大贪腐项目他都参与，部分资金流向也有他的指示。现在公布的主要是经济问题，还有一些政治上的问题没有公开。”

马兴瑞4月3日被当局宣布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至正式“双开”相隔三个多月。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了有关他的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

蔡慎坤披露，马兴瑞被怀疑在官场形成“小圈子”，并通过所谓“境外高官保险”为相关人员输送利益。按他的解释，这指官员家属利用境外保险安排转移资金。上述说法尚未获得中共官方证实。他说：“只要想形成影响力，或者形成小的政治团体，在习近平看来都会被抛弃。马兴瑞的问题不只是经济问题，还涉及拉帮结派的嫌疑，只是现在没有正式公开。”

马兴瑞2025年7月卸任新疆党委书记，官方当时仅表示其“另有任用”。此后，他仍以中央政治局委员身份出席2025年9月3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以及10月20日至23日举行的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这也是他被查前最后几次公开露面。中共四中全会结束后，马兴瑞连续缺席中共高层会议，直至今年4月被官宣受查。

张又侠案处置仍未公布

值得留意的是，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立早在1月24日已被官方宣布立案审查调查，比马兴瑞早两个多月。但截至7月15日，官方仍未公布对张、刘两人的党纪和军纪处分结论。

据熟悉中共体制内情况的退休人士吴先生说，张又侠案已进入尾声：“张又侠案已经完成调查，正在结案，具体公布时间需要高层决定。也可能近期公布，最迟要等到10月。”

文史学者宋双对本台说，中共高层进入北戴河休假期前，当局公布了对马兴瑞的处理意见。官方通报措辞严厉，所列问题主要涉及家族腐败及利用权力为团伙谋利。宋双认为，这显示习近平个人权力进一步集中，官员为晋升展开的权力和利益竞争仍在加剧。

他说：“这才是马兴瑞落马的主因，并且因此牵扯到陈希稍早卸任中央党校校长职务，退出组织系统，显示过去十几年陈希主持的组织路线正在被清算。习近平对军工和航空航天系统出身的干部，也从重用转向不信任，这可能影响袁家军等具有相同系统背景的官员。”

从大学副校长到政治局委员

马兴瑞长期在中国航天和科技系统任职，曾任哈尔滨工业大学副校长、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总经理。2013年转任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随后历任深圳市委书记、广东省长、新疆党委书记，并于2022年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

宋双认为，马兴瑞横跨中央技术官僚系统和地方政坛，其落马不仅可能影响中共当前的人事布局，也反映习近平主导的干部路线正在发生变化。他说：“中共在高度个人集权下，一方面去除党内民主的贤人政治，另一方面越来越依赖领袖个人考察，具有极大偶然性。忠诚变成几乎唯一的干部素质要求，也是中共目前反腐败不惜查到政治局委员级别的原因。这充分显示，一方面组织路线失败，无法调动胜任干部；另一方面，最高领导人又处在极大的不安全感中，陷入对几乎所有人都不信任的困局。这是这个政权最大的危机和内部不稳定。”

马兴瑞被“双开”后，其违纪违法所得将被收缴，开除党籍处分仍须由中共中央全会追认。蔡慎坤认为，马兴瑞较张又侠、刘振立晚被官宣受查，却先完成处分，与其在官宣前已被调查多时有关。军方两案迟迟未公布处理结果，是否涉及更大范围的调查，中共官方尚未说明。

责编：李诺

目前网上没有完整固件，也没有独立技术团队公布全面检验结果，截图来源和实际部署范围仍待核实。截图显示，相关识别文件在7月1日、3日、4日和8日连续更新，其中8日一天出现两个版本。部分文件说明提到网络地址频繁变化、区域流量集中和传输模式异常等特征。

识别系统库连续更新

从事网络技术工作的孙勤先生对本台说，这类技术与传统封锁网站不同。过去监管系统主要封锁固定域名和服务器地址，用户更换节点后仍可能继续连接，流量识别则是观察连接本身留下的规律。他说：“有些VPN的服务器地址经常变，有些连接特别密集，有些数据包大小比较固定，都会引起他们注意，当然啦，系统不一定知道你看了什么内容，但它可以判断这段流量很像某种VPN，就会上报。”

孙勤还说，这并不代表通信内容已经被破解。系统可能只能识别连接类型，却无法直接看到用户浏览的网页或发送的信息。一旦连接被标记，用户可能遇到限速、断线或节点被封。孙先生说：“对普通用户来说，最麻烦的是系统先把你列出来。运营商有实名资料，后面要不要查人，就是另外一回事。”

任子行在2025年年度报告的专利清单中披露了一项VPN流量识别技术，名称为“一种基于多模型融合的VPN流量识别方法及系统”。公司文件还显示，其业务涉及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云平台和域名安全等领域。

现有材料无法证明截图中的全部识别文件均由任子行开发，也不能确认名单内所有VPN已经在实际网络中被稳定识别。

翻墙用户面临调查风险

近年来，中国官方持续查处使用VPN访问境外网站的行为，并多次提醒“翻墙违法”。网民使用VPN仍面临警告、罚款和调查风险。江苏网络工程师张先生受访时指出，VPN识别库需要不断更新，代理软件会更换服务器、协议和连接方式，识别系统也要跟着调整。他说：“今天能识别，软件换个版本以后可能就不准了，所以特征库会一直更新。双方其实是在不断对抗，一个想躲开识别，一个想重新找到特征。”

早在2017年，市场研究机构GlobalWebIndex曾估算，中国VPN用户可能多达9000万。张先生认为，普通网民使用VPN的原因并不相同，有人查阅资料，有人与海外亲友联系，也有人阅读在中国被屏蔽的新闻。技术系统只根据流量分类，未必区分用户的具体目的。他说：“系统看到的是连接特征，不会先问你为什么用。只要被标记成代理流量，后面可能遇到什么，用户自己通常并不知道。”

任子行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00年5月，总部位于深圳，2012年4月25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业务涉及网络安全及工业互联网安全，客户以政府部门和通信行业机构为主。

识别范围延伸至电脑终端

本台今年4月曾报道，编号为CN121691088A的一项技术方案于3月公开。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资料显示，该专利由福建紫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申请，涉及识别电脑是否开启VPN，目前处于实质审查阶段。

深圳软件工程师郑先生当时对本台说，这类技术通常通过虚拟网卡判断电脑是否使用VPN，但部分开发软件也会生成虚拟网卡，正常使用可能被误判。

中国网络封锁已不再只依靠屏蔽网站、关键词和服务器地址。针对加密连接的流量分析、协议识别、行为分类及终端识别，正在成为新的监管手段。

责编：李诺

这份报告在中国“709大抓捕”十一周年前夕，在“中国人权”（Human Rights in China）网站发布。2015年7月9日起，中国当局大规模拘押人权律师和维权人士。十一年后，针对律师的压力已从人权案件和刑事辩护领域，延伸至长期从事民商事业务的律师。

参与研究的公益律师陆妙卿对本台说，过去律师行业普遍认为，刑事辩护和维权案件风险最高，只要从事合同、公司、房地产等民商事业务，执业风险相对较低。如今这种职业判断正在发生变化。她说：“案件风险还取决于当事人身份、案件背景及政治环境。一个原本普通的商业纠纷，也可能导致律师被刑事追责，甚至有牢狱之灾。这种高度不确定性，正在迫使越来越多民商事律师重新调整自己的执业判断。”

普通商业案件也有刑事风险

广西律师冯波案是报告收录的案例之一。冯波曾担任广西一家商会会长的法律顾问，该会长后来被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首要分子，冯波随即被控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一审被判有期徒刑10年。二审法院撤销涉黑罪名，但仍以诈骗罪和帮助伪造证据罪判处5年。

报告以冯波案说明，律师与客户之间原本正常的法律顾问关系，可能在客户被刑事定罪后重新接受审查。律师提供的法律意见、参与的债权处置、代理行为乃至收费，都可能被回溯认定为帮助犯罪。办案人员有时以律师“应当知道”或“明知”为由追究责任。

安徽律师吕先三案也被列入其中。吕先三代理多起民间借贷纠纷，委托人后来被认定涉及“套路贷”犯罪组织，他被控为诈骗罪共犯，一审被判12年，二审改判3年。报告记载，案件侦查阶段存在刑讯逼供，相关视频公开后被删除。

律师执业风险持续增加

在涉及民营企业、互联网平台、金融纠纷和债务案件时，律师还要判断案件是否可能被赋予政治敏感属性。部分律师在审查法律关系前，先评估当事人身份、企业背景及政治风险。

报告指出，民商事律师面对的风险包括政治风险边界扩展、“以刑代民”和“以刑化债”等执法模式扩散，以及司法资料公开程度下降。报告所引数据指，2023年裁判文书公开率跌至12.5%的历史新低，司法不透明与不可预测性双重加剧，使律师承担的执业风险大幅上升。

除刑事风险外，中国律师还面对业务减少和税费负担。截至2025年，中国执业律师已达83万人，十年间增至原来的近1.8倍；北京律师人均创收从2019年的84万元下降至2023年的68万元。

律师面对多重执业压力

旅居美国的北京律师李方平对本台说，中国民商事律师面对的已不是单一问题，政治风险、司法不确定性、市场竞争和税费制度相互叠加。他说：“市场低迷之下，律师收入下降，税费和合规成本却没有同步减少。许多律师已经处于难以长期承受的状态。如果这种趋势持续，受影响的不只是律师群体本身，更将削弱市场主体依法获得法律服务的能力。”

报告认为，律师严格缴纳税费后，综合税负可能占收入四成至五成；采用行业内常见的税务安排，又可能面对税务和公安部门追责。报告将这种处境概括为“合规即亏损，避税即违法”。

中国律师协会现行体制也被指缺乏行业自治。报告指，律师协会由司法行政部门实际控制，部分协会的中共党组书记由政府官员兼任，难以代表律师处理执业权受损问题。报告建议推动律师协会回归行业自治、调整律师税费制度，并建立明确的职业退出机制，使律师发现委托人可能违法时，可以终止代理并获得法律保护。

责编：李诺

中国官方报道，导弹是由一艘中国核动力潜艇發射，落点在太平洋公海海域。中方并事先通报相关国家，但之后依旧引发北约、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及所罗门群岛等国家的关切或批评。

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 “我们不乐见任何破坏稳定、或损害太平洋及本地区和平、安全与稳定的行动。毫无疑问，这是中国的挑衅行为，确实破坏了地区稳定。"

所罗门群岛总理韦尔甚至向中国大使表达强烈抗议: “中国是所罗门群岛的好朋友,但朋友不会做这种事。这对我们的地区来说,并不是好事。"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皮戈特（Tommy Pigott）表示，美国已监测到此次导弹试验，并声明：“在美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努力防止核扩散之际，中国却在反其道而行之。北京迅速且不透明的核武器扩张令该地区乃至全世界深感担忧。"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对此指出，演习符合国际规范。“这是一次例行性的军事训练活动，不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和目标。有关的发射活动始终保持安全规范和专业操作，希望有关国家不要过度解读。”

导弹发射后，许多中国媒体报道发射地点是渤海，而弹道导弹可能是新型的巨浪3潜射弹道导弹，但根据台湾的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发文，中国发射的是可搭载核弹头的巨浪2，从南海发射，飞越菲律宾上空。台湾的副总统萧美琴认为，這反映中国在全球日益扩大的恶意影响力操作。

专家分析，在南海及太平洋海域，中国面对四月的美菲“肩并肩“，到六月美日的“坚毅之龙”演习，以及在日本和关岛举行的”勇敢之盾”，再到七月间，31国参与，近3万人投入的环太平洋军演（RIMPAC），中国有意藉由试射导弹表态。

全球防卫杂志采访主任陈国铭：“选在这个时机，我们叫军事对齐外交的动作，这是非常有可能。第一个是应对环太平洋演习。第二个是前两天 （台湾的）吴钊燮秘书长说，海面有集结110多艘的中国公务船舶跟海军船舶，但水下舰队的部分，其实欧美国家比较难掌握。它其实也要对内部的群众展示，它也有打击能力，透过核子潜舰试射潜射弹道飞弹来展示。”

台湾的国防安全研究院研究员沈明室认为，面对美国和盟国在区域的多项演习，中国担心如果不表态，外界可能会认为中国因军队整肃，或经济及领导问题，实力减弱，因此选择以相对成熟的武器平台演练，避免被指责在美中高层领袖会面后挑起冲突。

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研究员沈明室：“我（中国）展现了我的能力，但是我的目的不是要跟你冲突，我是告诉你我仍然有能力，虽然现在我很多上将都还缺的。但是如果你要挑起冲突跟战争，我还是有能力来反制你，或者跟你作战，赢得胜利。甚至表达不惜我也会使用核弹，或核武力。”

“我直接在你家不让你出来，或者是你家门口，驰援你的行动，让你无法来得及去介入台海，或第一岛链的情势，这也是一种反介入与区域拒止作战的实际的运用。“

由于国际間的接连批评，中国外交部和国防部在七号同时再次对外提出解释。 国际间的压力对中国有什么影响？同時，未来解放军演练的变化走向，自由亚洲电台将会持续关注。

世界各地会举行游行、论坛和文化活动，讨论LGBTQ群体的平等与权益。

近年来，这类公共活动在不少国家仍持续举办，彩虹旗也成为6月街头常见的景象。但在中国，这样的公共讨论却越来越少。

在一些中国社交媒体平台搜索“彩虹月”，结果更多出现的是自然风景中的彩虹图片，而不是与LGBTQ相关的话题。

那么，中国的LGBTQ公共空间，是如何一步步发生变化的？

回顾过去，中国LGBTQ公共表达并非一直如此。

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一些城市已经出现社群活动。

进入2000年代，互联网为LGBTQ群体提供了相对自由、匿名的交流空间。

到了2010年代，校园和城市里的公开活动也逐渐增加。

2009年创办的上海骄傲节，连续举办多年。

广州中山大学学生自2006年起，每年都会在校园展示巨幅彩虹旗，呼吁反歧视。

北京同志中心长期举办讲座、电影放映和社区活动。

虽然规模并不大，但LGBTQ议题曾拥有一定的公共表达空间。

不过，这些公共空间随后开始逐渐收缩。

有观察认为，习近平执政以来，公民社会整体空间不断收紧，LGBTQ倡导者和相关组织也面临越来越多限制。

2015年，当局对部分维权律师和女性权益活动人士展开大规模行动。

随后，2016年《慈善法》和2017年《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实施，进一步影响民间组织的注册与运作空间。

从2017年前后开始，一些曾经公开存在的平台陆续消失。

广州中山大学持续多年的校园彩虹旗活动停止；

2020年，上海骄傲节结束；

2021年，多所高校LGBT学生社团微信公众号被封禁；

2023年，运营十五年的北京同志中心宣布关闭。

从互联网，到校园；从学生社团，到公益机构。

过去二十多年，中国LGBTQ公共表达经历了从逐渐出现，到逐步收缩的变化。

当世界许多地方仍在庆祝彩虹月时，中国LGBTQ相关公共空间却变得越来越有限。

曾经在网络中出现的“彩虹月”，也正在慢慢消失在公共视野之中。

彩虹没有消失。消失的，是它曾经拥有的公共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