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党浙江委员会创始成员、1989年杭州学生运动参与者徐光，于5月19日刑满出狱。由于其被羁押期间长期绝食抗议、健康状况多次传出恶化消息，加之家属多年探视受限，杭州多位异议人士表示，持续关注徐光出狱后的身体状况及人身自由情况。

杭州异议人士刘先生本周三对记者说，徐光出狱时骨瘦如柴，圈内人感到伤心：“听说徐光长期绝食，监狱方怕他死在里面，给他灌食，那是强制把他绑在床上，把管子插到胃里，就像当年张展在监狱绝食一样。现在回家慢慢恢复。国保不准我们去看他。”

据中国民主党浙江委员会消息，现年57岁的徐光因“寻衅滋事罪”被杭州市西湖区法院判刑4年，刑期至2026年5月19日。此前，他一直被关押于杭州北郊监狱及监狱医院。

关注徐光案的民主人士陈先生对记者说：“我们都担心他的身体状况能不能恢复到被抓进去前，现在他背也驼了，连走路都吃力。他在监狱的时候，也不让律师和家属探监。”

友人上传的徐光出狱照片显示，与2022年5月被捕前照片相比，他弯着腰，低着头，目光旁视，身形消瘦。对比2022年5月被捕前照片，徐光体态正常，眼神带着坚定、自信。此外，中国民主党浙江委员会披露，徐光被羁押期间长期绝食抗议，一度依靠鼻饲维持生命。

狱中长期绝食引关注

1986年至1990年期间，徐光就读杭州大学生物系，是1989年杭州学生运动主要参与者。1998年参与筹组中国民主党浙江委员会。1999年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5年。

2004年出狱后，徐光持续参与民主、人权及维权活动。其后多年，他多次遭行政拘留或刑事羁押，其中包括2014年因为在QQ上参加中国民主党话题闲聊，被浙江当局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刑事拘留，其后获释。2018年，徐光参与海外人士发起的“五一全民共振”活动，被杭州警方拘留一周，期间曾绝食抗议。

2022年5月，六四前夕，徐光因举牌及相关言论被杭州警方带走，并于2022年5月31日被正式批捕，后被以涉嫌“寻衅滋事罪”起诉。

中国民主党浙江委员会成员表示，徐光被刑拘后长期绝食抗议，每天依靠鼻饲维持生命。据维权网2024年11月消息，徐光当时体重一度降至80余斤。

杭州异议人士孙先生对记者说：“像徐光这种长期绝食、长期严管的人，出狱后身体恢复情况需要外界持续观察，我也希望国际人权机构关注徐光。”他表示，在中国大陆，政治案件被羁押人员的真实处境，外界通常很难完整掌握。

多次入狱累计刑期超9年

徐光多年来曾参与声援魏京生、推动中国民主党组党，以及维权抗暴接力绝食等活动。浙江民主党成员王荣清去世后，吕耿松、陈树庆等人相继遭判刑（已经出狱），徐光仍持续参与组织活动。

中国民主党浙江委员会日前发布的资料显示，在多轮政治打压下，徐光与多名浙江民主党成员持续维持组织运作。公开资料显示，徐光累计服刑时间超过9年。多年来，其案件长期受到海外人权组织及民主团体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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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称，一些智能电视除记录用户观看习惯外，还会搜索同一Wi-Fi网络中的手机、电脑、游戏机以及其他智能家电。研究人员指出，部分设备会定期扫描家庭网络环境。

熟悉互联网技术的邢鉴接受本台采访时说：“国产智能电视遥控器如果有麦克风，它可以搜集你的声音，还有根据你个人喜好（频道内容）分析你、定位等，被中共方面搜集信息。另外还有，如果用中国商品APP软件，它会读取你的信息存放到服务器，会造成你的数据泄露。APP还会自动获取你的个人隐私。”

技术监控从电视进入家庭网络

美国媒体文章提到，不少智能电视内建自动内容识别技术（ACR）、语音助手及广告追踪系统。用户观看纪录、语音指令和使用习惯，都可能成为系统搜集对象。美国联邦调查局过去曾公开提醒，联网智能设备可能带来黑客入侵及隐私风险。网络安全专家建议，用户可关闭智能电视语音功能、限制应用权限，避免设备长期连接家庭主要网络，并定期检查隐私设置，以降低个人数据被搜集的风险。

湖南互联网技术学者刘先生受访时表示，最近几年，各地政府加强获取民众信息。他说：“他们通过智能电视、手机APP、运动产品APP、摄像头APP搜集居民信息，再通过大数据分析你的活动特征，包括偏好、政治倾向等，把你归类。”

2021年4月，一名中国网民在技术论坛V2EX发文《我家电视机正在监视所有联网设备》，称家中国产安卓电视内置“勾正数据服务”，系统每10分钟扫描一次家庭联网设备，甚至包括邻居的网络环境。

勾正数据争议再被提起

该网民写道，原本只是发现电视画面传输变慢，于是检查后台运行服务，随后发现名为“勾正数据服务”的程序。经过抓包分析发现，该服务会将hostname、MAC地址、IP地址以及网络延迟时间上传，同时扫描周边Wi-Fi名称和MAC地址，再统一打包发送至gz-data相关域名。

刘先生对本台表示，这类行为多已成为专制国家的统治工具：“专制政权很喜欢搜集民众信息，如果这类监控行为延伸到外国，对外国政府来说，明显是冒犯，也可以说是某种侵犯。”

本台曾报道，“勾正数据”来自北京勾正数据科技有限公司。公开资料显示，截至2018年底，该公司数据覆盖智能电视终端1.03亿部，占全网设备量55%。

资料显示，勾正数据曾与创维、酷开、TCL、长虹、康佳、风行、微鲸、东芝等企业达成合作，通过系统层植入软件开发工具获取智能电视数据。

监控争议延伸至“雪亮工程”

邢鉴2021年接受本台采访时说：“安卓系统用于雪亮工程，对农村及大街小巷实现全域覆盖、全网共享、全时可用、全程可控。该应用通常以‘间谍软件’形式进入手机、电视等安卓设备，自动扫描、收集使用者设备型号、使用信息以及社交内容。”

随着智能电视进入越来越多家庭，相关争议也不再局限于中国国内市场。中国媒体快科技2026年4月报道，2025年中国大陆电视出口总量约1.07亿台，出口额1083亿元人民币。随着TCL、海信、小米、创维等中国品牌持续扩大海外布局，中国制造智能电视已进入欧美、东南亚以及新兴市场大量家庭。美国媒体此次再度关注中国制造智能电视的数据搜集能力，也使设备隐私和数据安全问题再次受到讨论。刘先生说：“如果这种监控方式进入国外家庭，对很多国家都会成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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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后，多位文革亲历者接受采访时表示，文革并非突然爆发，而是此前历次政治运动长期累积后的结果。他们认为，今天社会对于文革的讨论，仍有许多被忽视的历史细节。

谈及文革与“五一六通知”的关系，中国独立作家王继本周日（17日）接受本台采访时说，文革并非突然发生，而是在此前政治运动基础上的进一步升级。他说：“五一六通知就是一个政策，是反文明、反文化，是1949年政治路线的一个延续。文革是把整个事情做到了极端、表面化、武器化，装门面的法律也被践踏在脚下。”

中国文革不是突然发生

曾经历“文革”的王继说，文革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包括所谓的红二代，当年薄熙来就是红卫兵，孔丹也是红卫兵，他们还占领过时任公安部长谢富治领导下的公安部。”

在“五一六通知”出台前，中共高层已围绕文艺批判和政治路线问题出现争议。1965年底，历史学家吴晗创作的历史剧《海瑞罢官》遭批判，相关讨论随后由文艺问题逐步扩大至政治领域。此后，北京市委与“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试图将讨论限制在学术范围内，但毛泽东对此表示不满。1966年春，中共高层开始调整文革工作部署，“五一六通知”随后出台。

王继认为，文件中强调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等内容并非新提法，而是在此前政治运动中已经长期存在。

王继对记者说：“六十年代的时候这些都已经说过了，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就是这些东西，没有什么新鲜的。只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运动公开化、武器化，更有攻击和破坏力，可以把一切东西，包括还装点样子的法律，都踩在脚下。”

王继将反右运动、大饥荒和后来的文革视为一条连续轨迹。他说：“如果反右能够建纪念馆，或者三年饥荒、饿死几千万人的事情，有纪念馆，有反思和忏悔，那就不会有文革。甚至不会有八九六四，也不会有后来封国封城。”

“四清”之后的第一代红卫兵

1963年至1966年，中共开展“四清运动”，主要内容包括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文革启动前后，各地工作组进入学校和基层机构。当时社会还存在“红五类”“黑五类”等政治身份划分。

另一位接受采访的中国独立作家程政，其父亲在文革期间担任矿长。程政认为，今天很多讨论把红卫兵和造反派混为一谈，忽略了文革内部不同阶段的变化。

程政说：“因为我们之前‘四清运动’还没有结束。在‘四清’工作组领导下，也就是刘少奇、王光美他们派出去工作组领导下，各地‘文革’一开始打击的，依旧是以前历次运动打击的‘五类分子’，伤害的还是这些人。”

他说，文革初期遭受冲击的仍是历次政治运动中的对象：“这是文革初期的历史。这才有北京打死那么多老师、校长。那会儿第一代红卫兵，在各个地方基本还是‘红二代’为主，我们称之为第一代红卫兵。”

“炮打司令部”与第二代红卫兵

1966年8月，毛泽东发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程政认为，这成为文革内部的重要转折。程政说：“毛泽东发动文革，本来针对的是刘少奇以及整个文官系统。但是毛泽东发现整个运动又被他们带偏了，这才有了《炮打司令部》。”

程政认为，此后斗争方向发生变化：“《炮打司令部》里面直接说，要揪出党内赫鲁晓夫，睡在我们枕头边上的赫鲁晓夫。针对的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不是针对那些群众。”

程政表示，此后出现第二批红卫兵，也就是后来被称为造反派的群体：“这里面有很大一批人，是建国17年来历次运动里面受歧视、受打压的年轻人。他们十几年来对制度充满不满。当老毛号召群众起来批斗这些官僚、这些当权派的时候，民间觉得终于有机会造反了，而且是名正言顺响应毛主席号召。”

“一个地方分成两派”

随着群众组织不断分裂，各地开始出现“造反派”与“保皇派”两大阵营。提及“保皇派”，程政说：“保皇派就是保护这些老领导的派别，也形成自己的组织。这样两派开始武斗，两派都在各地抢枪。这都是我们同龄人在少年时候亲眼目睹过的事情。”

1967年至1968年间，武汉、重庆、广西等地相继出现武斗和流血事件。部分地区甚至出现抢夺枪械和军事冲突。

程政回忆，当时大多数人并无法看清高层政治变化。他说：“连那些被打的人，一样不敢背叛毛主席。只有极少数高层的人，可能刘少奇身边这些人才看得清楚。民间怎么可能看得清楚宫廷斗争？普通人根本不知道。”

“九一三以后开始变化”

1971年9月13日，中共官方宣布，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防部长林彪在出逃途中坠机身亡。程政认为，真正大面积开始反思，是在九一三事件之后。他说：“真正大面积开始思考：毛这个事情做得到底对还是不对，严格意义上说，是九一三以后。”

江西文史学者李建国接受采访时说，如果把十年文革分成两个阶段，林彪逃亡事件是一个分水岭。他回忆说：“那时候，我在参加生产队会议，支书传达九一三事件，说林彪叛逃，摔死在蒙古，我们觉得很奇怪，林副主席为什么要逃跑，我们怎么都想不通。从那以后，我们开始怀疑中央领导人出现斗争。”

李建国的父亲在文革中被当局打成“牛鬼蛇神”，先后被囚禁近20年。他说：“我父亲1958年大跃进的时候就被他们囚禁审查，1966年被送进牛棚，1974年春季前才被放出来，三年后才被‘摘帽’。”

李建国说，父亲被指控的罪名完全是无中生有：“说他恶毒攻击江青，恶毒攻击毛主席，闭着眼睛喊毛主席万岁，就把他从牛棚转到监狱。我家经济来源全靠我父亲，我爸被关，我只好住到农村姑姑家，总算有一口饭吃。”

后文革时代仍在讨论

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一个月后，华国锋与叶剑英等人抓捕“四人帮”，文革进入尾声。1981年，中共中央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文化大革命”作出正式历史结论，并将其定性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的“十年内乱”。

作家王继说，他当天（17日）在微信发布一段话，立即被屏蔽：“我说如果把反右建一个纪念馆，建文革纪念馆，五一六周年是昨天，我知道我是被关注的，有四五个帖子也封掉了。”

比较60年前的文革与当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王继说：“文革从来没有结束过。我们一直处于文革中，只是时而激烈、时而表面化一些，时而隐蔽一些。我一直是这个观点。”

作家程政则提出另一个说法：“我不把今天称为后文革时代。如果叫文革后时代，那意味着文革结束了。但你又不能说现在完全是文革时代。其实一切都没有变，只是处理方式、控制方式改变了，控制权力的方式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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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接待特朗普总统，并为他导览园林。在茶叙时间，特朗普总统表示，这是一次令人难以置信的访问，“取得了许多非常好的成果协议，达成一些非常棒的贸易协议，这对两国都很有利。”

(Evan Vucci/Reuters)

针对伊朗和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总统表示，两人看法相似，希望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先是伊朗封堵，接着美方封堵，这有点疯狂，这不好，不能这样。伊朗不能拥有核武。特朗普感谢习近平的款待，并再次邀请习近平于9月访问白宫，表示会尽力对等接待，希望习近平离开美国时，会像他对中国一样留下深刻印象。

习近平表示这次访问是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两国“已达成新的两国关系，是‘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是里程碑式的访问事件，达成很多合作、成果和意见。

特朗普：对台军售将在短期内作出决定

在回程的飞机上，特朗普回答记者有关台湾的问题。他表示，“习近平主席和我谈了很多关于台湾的问题。他认为他们（台湾）现在所做的事情不应该发生。他非常反对他们正在做的事。”

特朗普表示，“关于台湾，他（习近平）不希望看到为独立而发生冲突，因为那将会是一次非常严重的对抗。我听取了他的意见。我没有对此发表评论，我只是听取了他的意见。我非常尊重他。”

针对习近平在双方会谈中指出，中美在台湾问题上存在发生冲突的风险。特朗普表示他不这么认为。

特朗普表示，在台湾问题上，习近平的态度非常强硬。“我没有作出任何一方的承诺。我们看看会发生什么。” 在对台军售问题上，特朗普指出，他会在接下来很短的一段时间内作出决定。“我必须和目前你们都知道的那个人谈一谈，就是现在治理台湾的人。”

记者问，如果事态发展到那一步，美国会保卫台湾吗？特朗普回应：“我不想这么说。我不会这么说。习近平主席今天也问了我这个问题。我对他说：‘我不谈这些。’”

“他问我是否会保卫他们。我说：'我不谈那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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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4日上午10点，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外举行盛大仪式迎接特朗普到访。其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团队举行双边会谈。会谈开始前，双方在镜头前握手并短暂交谈，习近平数次露出笑容。

根据中方初步公布的信息，双方在会中讨论了中美贸易、台湾问题及其他双边关系分歧议题。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二人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

经贸合作仍是会谈重点

特朗普表示，此次访华带来约30位美国企业高层，希望扩大美中商业合作。他说：“我们拥有最出色的企业家，最顶尖、可以说是全球最优秀的企业家。他们今天来到中国，是向你和中国致敬，期待贸易往来与商业合作。”

特朗普并表示，美方未来对中经贸合作将“完全秉持对等原则”，并称希望中美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好”。

(BRENDAN SMIALOWSKI/AFP)

另据路透社引述白宫5月14日公布的会谈信息称，特朗普与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举行会晤。白宫形容会谈“良好”。双方同意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并认为霍尔木兹海峡应保持开放。双方还讨论了芬太尼前体化学品、美国农产品采购、市场准入及中国投资等议题。白宫摘要未提及台湾问题。

过去几年，美中围绕贸易、科技与出口管制等问题多次发生摩擦。双方先后推出关税与限制措施，两国关系持续紧张。

关注中美关系的北京独立学者辛先生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这次北京峰会筹备时间不短，但双方近期接触节奏明显加快，何立峰与贝森特的会谈也安排得较急。

他说：“中美之间需要处理的问题很多，但双方真正能达成的共识有限，最后可能是峰会规模很大，实际成果却不多。现在还要看川普回去后，两国关系会不会真的缓和。”

中美竞争格局难现根本改变

近期中美高层接触明显增加。此次特朗普访华，美国国防部长随团同行，也引起外界关注。

此前，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在瑞士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举行会谈，双方随后恢复部分经贸沟通机制。美国商务部近期也对部分对华出口限制措施作出调整，中国则重新批准部分美国企业在华业务申请。

不过，双方在关税、半导体、人工智能、台海与南海等问题上仍存在明显分歧。美国国会近期持续推动对华科技限制措施，北京则多次批评华盛顿以国家安全名义打压中国企业。

辛先生认为，中美双方目前都面临内部经济与国际压力，北京和华盛顿都希望通过元首会谈稳定局势。

他说：“这次峰会更像一次象征性缓和，主要是为双方争取一些缓冲时间，但不会改变中美长期竞争格局。现在越来越像冷战时期那种长期对抗。”

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行企业家。多名美国企业人士则表示，希望继续扩大在中国市场的投资与业务合作。

习近平则表示，美国企业长期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双方均从中受益。

他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相信美国企业在中国将拥有更广阔发展前景。”

台湾问题仍是双方核心分歧

在涉及台湾议题时，新华社引述习近平表示，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他称，若处理不好，将可能导致中美“碰撞甚至冲突”，并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

对此，关注台海局势的评论员赵焱（化名）接受本台采访时说，习近平此次提到“处理中美关系不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等说法，在近年中方涉台表态中并不常见。

他说，这类表述已经不只是一般外交警告，而是在提醒美国，台海问题可能进一步升级，甚至带来军事风险。

不过，赵焱认为，北京这次仍保留一定克制，并未直接点名美国或台湾当局，也没有出现“不惜一战”等更激烈措辞。

他说：“北京希望维持中美经贸关系，同时也借这次会谈再次强调台湾问题的政治底线。这是习近平的一贯立场，我们看到解放军战机不间断骚扰台湾，这和北京这几年的对台态度一致。”

美联社报导，特朗普结束与习近平会谈后，沿着人民大会堂红毯步下阶梯，登上座车离开，前往北京天坛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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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总统访华前，北京已进入高度戒备状态，据称特朗普总统可能下榻的四季酒店外停着多辆警车，并有武警岗哨。另据网络流传的信息显示，驻日美军三泽空军基地近期连续有多架美军运输机飞抵北京首都国际机场。截至13日，据称已有12架美军C17运输机抵京，数量超过特朗普2017年首次访华时的规模。

长期关注中国政治与中美关系的黎明本周三（13日）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这次“习特会”受到国际高度关注，但外界很难准确判断双方最终会谈出什么结果。

他说：“现在整个世界已经走到十字路口，谁都不能躺平。俄乌战争还在持续，中东局势也没结束。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不得不硬着头皮迎接这样一个很难揣摩的美国总统。”

特朗普总统启程前表示，他与习近平关系良好，对这次中国之行感到“振奋”，并预计习近平将在今年年底前访问美国。他表示，这次访华将重点讨论贸易与伊朗局势等问题，希望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让更多美国企业进入中国。

中美科技与贸易议题受关注

在特朗普抵京前，中美官员已在韩国釜山举行新一轮经贸磋商。中国官方新华社称，双方就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随后转往北京，陪同特朗普总统。随同特朗普总统访华的还有18名美国商界人士，包括人工智能与芯片产业代表及投资人。

北京学者李显扬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这些企业人士此次随行，显示贸易、科技与投资议题，仍是此次“习特会”的重点内容之一。

他说：“我看到一份18人名单，包括最后登机的黄仁勋，估计何立峰将与鲁特尼克就中美科技竞争与市场准入问题谈判，这也将是会谈的重要议题。这18名商界高层中，科技界有9位，有半导体、互联网、通信、生物科技企业负责人，华尔街金融机构负责人占6位，另外还有两位是波音公司代表，以及嘉吉公司（农业、能源与原材料）的代表。”

根据这份名单，李显扬分析称：“这说明特朗普此次访华，要和中国谈科技供应链、AI芯片、金融市场开放等问题，还要求中国购买波音客机、农产品和能源产品。”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嘉昆13日表示，特朗普访问期间，中美元首将就中美关系以及国际局势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他说，中方愿同美方一道，“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舆论关注黎智英与台海问题

外界关注“习特会”涉及的议题除贸易外，还包括伊朗核问题、对伊制裁、中国购买伊朗石油、台海问题，以及人工智能与科技竞争等。

特朗普总统行前再次对媒体表示，将向习近平提出香港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案件。他说，黎智英“试图做正确的事”，并表示希望他能够获释。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回应称，黎智英是“反中乱港事件的主要策划者和参与者”，香港事务属于中国内政，中共中央政府坚定支持香港司法机关“依法履职尽责”。

学者黎明表示，相比过去一些美国总统，特朗普总统的外交方式更强势，也更难预测。

他说：“很多美国总统会考虑政治正确，性格也比较容易掌握。但特朗普不是。他是一个争议很大、非常难揣摩的总统。”

学者：北京对台动武可能性下降

黎明举例，特朗普总统2017年首次在海湖庄园接待习近平时，曾在晚宴期间突然告诉习近平，美国刚刚向叙利亚发射导弹。

他说：“这一招非常狠，也非常绝。这样的做法，通常只会出现在黑帮电影里面。”

台海问题将成为会谈内容之一。特朗普总统此前曾表示，将与习近平讨论美国对台军售问题。中国官方媒体则强调，中方不会在涉及国家主权与安全的问题上妥协。

不过，黎明认为，经过俄乌战争后，北京对台动武的可能性已经下降。他说：“台湾现在更像一张牌。经过这几年的俄乌战争以后，这张牌的分量已经越来越轻。北京的宣传还是会继续讲，否则会影响政权合法性，但真正打一场台海战争，我觉得越来越不可能。”

根据目前披露的安排，特朗普总统14日将在北京出席欢迎仪式，并与习近平举行双边会晤、国宴等活动，其间还将前往天坛参观。15日，中国安排了双边茶叙与工作午餐，随后特朗普一行返回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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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透报道，特朗普看到媒体报道名单中没有黄仁勋后，临时把他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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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二（5月12日），海外社交媒体流传多张武汉高校内部通知截图。内容显示，部分高校辅导员正在统计学生翻墙情况，询问使用VPN（翻墙软件）原因，并要求学生签署书面保证书。其中一份通知称，长期浏览境外网站可能存在“思想侵蚀风险”，容易受到“错误价值观误导”，甚至“沦为有害信息二传手”，对“国家安全造成隐患”。

另一份截图显示，班级正在排查“使用翻墙软件情况”，包括使用目的、使用频率以及是否浏览境外社交媒体等内容。

学者：高校管理方式像“次文革”

对此，湖北媒体人薛明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他认为中国近年来的社会氛围越来越接近“文革”时期，只是形式有所变化。

他说：“我把现在这种状态称为‘次文革’，大概已经持续七八年了，差不多从2018年前后开始。那个时候还没有现在这么强调审查、强调要举报、抓间谍。现在很多东西都围绕所谓‘安全’展开。”

薛明认为，当局不断强化意识形态与社会控制，与政权维稳需求有关。

他说：“这个政权需要靠谎言维系，所以它要搞封闭。现在中国越来越像一个局域网，很多信息都被隔开，一切都要让位于所谓的安全，实际上是专制政权自身的安全。”

学生称校内派出所已介入翻墙排查

武汉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李姓同学对记者说，最近几周，同学们的辅导员开始在班级群里摸排翻墙情况。他说：“以前学校也知道大家会翻墙，但基本不怎么管，翻墙归公安管，这次是校内派出所管。”

李同学还说，有同学被要求说明翻墙用途，部分学生还被要求签署“不再使用相关软件”的保证书：“很多人翻墙主要是查资料、看论文、用AI工具，现在同学都担心会不会被处分，很多人说不会翻墙，但还是会偷偷翻墙。”

郑州前中学教师贾灵敏接受采访时说，以前学生翻墙归公安局负责，但现在学校管理层直接参与，这是把翻墙提升到国家安全和政治高度对待。她说：“以前是公安机关介入，从来没有说学校以单位来介入翻墙，那就不仅仅是武汉高校，其他地方也要做，现在只是刚开始。”

她认为，当局此举首先是不想让学生看到真相。“第一是不想让学生在境外看到境内的真相，第二是国内新闻联播内容，都是有选择性的，甚至存在误导。”

多地持续加强VPN翻墙查处

据地方公安通报及公开信息，近期部分网民因使用VPN浏览X、TikTok等境外网站，被公安机关警告或罚款。

3月11日，湖北省接连曝出两起因使用VPN翻墙被处罚的事件。在鄂州市，一名男子因使用翻墙软件浏览TikTok和X（原Twitter），被梁子湖区公安局处以200元罚款。同日在孝感市，孝南区公安局新华派出所出动十余名警力，查处一名使用VPN访问境外网站的网民，对其处以500元罚款。27日，湖北天门市警方通报，一名女子因下载“快连VPN”APP，并通过修改IP地址访问Telegram、Potato等境外平台，被公安机关查处。

今年4月，本台曾报道，江苏、陕西等地企业接到网络安全专项治理通知，要求企业VPN备案，并清查“违规跨境访问”行为。部分地区要求服务商一旦发现违规跨境连接，可直接断网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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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爱琳已于今天辞去市长一职。在美国，充当外国政府的非法代理人最高可判处10年监禁。

王爱琳于2022年11月当选亚凯迪亚市议员。该市议会由五名成员组成，市长职位采轮流制产生。

检察官Bill Essayli表示：“在我国境内秘密替外国政府效力的人，正在破坏我们的民主。这项认罪协议，是我们保卫国土、防范中国渗透与腐化我国制度努力中的最新成果。”

司法部指出，王爱琳与同伙华裔男子孙耀宁（Yaoning Sun）透过经营、服务当地华裔社区的网站“美国新闻中心”（US News Center），宣传亲中言论。

声明中表示：“王爱琳与孙耀宁接收并执行（中国）政府官员的指示，在网站上发布（亲中）内容。”

司法部公布的内容举例，2021年6月，一名中国官员透过微信联系王爱琳与其他人，提供预先撰写好的新闻文章，其中包括一篇刊登于“洛杉矶时报”的文章称：“中国在新疆问题上的立场—新疆不存在种族灭绝；包括棉花生产在内的任何生产活动中，都不存在所谓’强迫劳动’。散播这类谣言是为了抹黑中国、破坏新疆安全与稳定、削弱当地经济、压制中国发展。”

数分钟后，王爱琳将该文章发布至自己网站，并将网站连结回传给该中国官员。群组中的其他人动作一致。该中国官员回覆：“这么快，谢谢大家。”

2021年8月，王爱琳与同一群组聊天中的另外三人，在各自的“新闻”网站上分享相同文章连结，之后中国官员感谢他们的“报导”。依照该官员要求，王爱琳对文章进行修改，并将修改后文章的连结发送给对方，之后再传送一张显示该文章已被浏览1万5128次的截图。对此，该官员回覆：“太好了！”王爱琳则回答：“谢谢领导。”

孙耀宁已于2025年承认充当外国政府非法代理人，目前正在服4年有期徒刑。两人曾经是未婚夫妻关系。

另外，曾任纽约州两任州长高级幕僚的孙雯（Linda Sun），被指控涉嫌于州政府任职期间，阻止纽约州与台湾驻处双方官员会面，拒绝前总统蔡英文到访期间，办事处提出的晚宴邀请，未经同意提供中国省政府访问邀请函等，并透过职权获得好处，孙雯与家人在纽约长岛与夏威夷拥有豪宅及名车。

孙雯与丈夫胡骁（Chris Hu）2024年9月被起诉，被控未登记担任外国代理人、诈欺、洗钱和逃漏税等19项罪名。陪审团于2025年12月中听取双方证词，但未能达成判决。

在菲律宾，马尼拉一间法院去年11月判处一名中国女子郭华萍（Alice Guo) 终身监禁，罪名是贩卖人口。她冒充菲律宾人竞选当上一个小市镇班班（Bamban）的市长，并在那里经营一个庞大的网络赌博和诈骗团伙组织。不过她否认听命于中国当局。

新华社5月7日报道，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因受贿罪被判死缓；李尚福则因受贿罪、行贿罪数罪并罚，被判死缓。两人在死缓期满后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并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这是中国近年少见针对副国级军方高层的重判。此前落马的中共中央军委原副主席郭伯雄、徐才厚，以及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房峰辉等人，均未被判死缓。

两位防长被定格量刑引关注

旅居欧洲的资深媒体人吕先生本周一接受本台采访时说，魏凤和与李尚福双双被判死缓，是军方高层数十年来极其罕见的现象：“10多年前，薄熙来因受贿、贪污等罪名被判无期徒刑，后来周永康因受贿、滥用职权等罪名也只是判无期。到了2022年9月，傅政华被判死刑缓期执行，外界已经看到中共对高级官员的量刑开始加重。现在两名前国防部长同时被判死缓，而且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这说明北京对军队系统问题的定性已经明显升级。”

吕先生认为，北京对两位前国防部长“顶格量刑”，对当局而言属于2026年的“反腐成果”，官方强调的是“从严治军”和“清除腐败”，但实际更像一场持续扩大的军中整肃行动。

他说：“最近几年，火箭军、海军、战略支援系统等多个军种高级将领接连出事，总装备系统持续被查，军工企业高层也频繁落马。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五大战区是习近平2016年军改后亲手建立的，现在不少战区司令员、政委被传接受调查或长期缺席重要活动。说明习时代建立的军队体系，已经出现严重问题。”

军报强调“绝不能有二心”

在官方宣布两位前防长被判刑的翌日，5月8日，《解放军报》在头版刊发评论文章《坚持有腐必反、有贪必肃》，称魏凤和、李尚福“信仰坍塌、忠诚失节”，“严重污染部队政治生态”，并提出“军中绝不能有对党怀有二心之人”。

时事评论人士刘先生接受本台采访时说，《解放军报》这篇社论的重点已经不仅是反腐，而是对军队内部进行政治警告：“过去军队反腐强调的是权钱交易、买官卖官，现在重点变成了‘忠诚失节’、‘怀有二心’。这说明最高层担心的问题已经不只是贪腐，而是军中是否存在不受控制的人际关系网络。”

刘先生表示，军报此前曾使用“严重践踏破坏军委主席负责制”等重话指控张又侠、刘振立，引发外界对军中高层权力斗争的关注。他说：“这次李尚福、魏凤和案件，很可能和装备系统、军委内部的人事关系有关。尤其李尚福被加上‘行贿罪’，外界自然会联想到他的上级关系。李尚福长期在装备系统任职，而张又侠过去也长期主管装备系统，因此外界会产生各种联想。”

《解放军报》的评论还提出，“没有免罪‘丹书铁券’，没有‘铁帽子王’”，“涉及多少查多少，牵扯多深挖多深”。

各军兵忠高层持接连出事

魏凤和长期在火箭军系统任职，曾任火箭军司令员，2017年出任国防部长。李尚福长期在总装备系统任职，曾任总装备部副部长、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部长。2023年3月，李尚福接替魏凤和出任国防部长，同年7月后未再公开露面。由于李尚福长期在装备系统任职，而张又侠过去也长期主管装备系统，因此外界对相关案件产生多种联想。

对于习近平提拔的人频繁出事，学者梁勤表示，习近平长期倾向于提拔有共事经历或具有地方背景联系的“熟人”，例如所谓“闽江新军”“之江新军”以及陕西背景官员。

他说：“这种基于个人信任，而不是严格制度化选拔的用人模式，容易让官员之间形成关系网络。当这些人进入更高层级、掌握更大权力后，一些潜在的腐败问题，甚至政治野心，才会逐渐暴露出来，最后形成难以控制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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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几年，中美关系经历关税战、科技封锁、供应链重组，以及台海与南海局势升温等竞争。双方虽一度恢复部分沟通机制，但在经贸、安全与科技领域的竞争并未出现明显缓和。

对此，资深媒体人高瑜近日在北京接受本台采访时说，下周四举行的“特习会”是世界两大对立阵营的一次会面：“我认为还是以稳定中美两个大国关系有重要意义，而不会有大突破。”

经贸与关税仍是核心议题

近期市场对美中关系变化保持高度敏感。每当出现双方恢复接触的消息，金融市场即出现短期波动。不过，有市场人士认为，企业在供应链与投资布局上的长期调整，目前并未出现逆转迹象。

高瑜认为，特朗普与习近平这次会面，谈的仍然是各自国家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其中，经贸与关税，依旧会是双方最核心的议题。如果会谈最终出现较明显成果，大概率也会集中在这一领域。

她对记者说：“现在最关键的，还是延长现有的贸易休战协议，避免新一轮高关税出来。另外，美国最近针对伊朗问题的一些表态，也让中方比较紧张。美国不是说了吗？如果谁继续支持伊朗，可能就要提高50%的关税。中国现在还是想避免这种情况发生。”

去年1月以来，特朗普政府多次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中国则以停止购买美国农产品、限制稀土出口进行反制。

高瑜表示，如果谈判顺利，中方可能进一步增加对美国农产品、波音飞机与能源产品的采购，其中向美国能源采购规模可能较大：“双方也可能讨论设立贸易委员会、投资委员会等机制，用来处理中美之间持续存在的贸易争端。”

她还提到，稀土、电池组件等产品的出口限制，以及半导体科技出口管制，也会成为双方谈判内容。中方可能要求美方在高科技出口限制上“松绑”，但美国是否回应，仍有待观察。

台湾问题仍将被强硬提出

外界普遍关注，“特习会”能否为近年持续紧张的中美关系降温。高瑜对此表示，台湾问题将成为北京在此次会面中强调的重点。

她说：“习近平还是会要求美国反对台独，减少对台军售，这个他一定会非常强硬。”

不过，高瑜认为，美方在台湾问题上不太可能出现实质性让步。她说，美国目前仍会维持“一中政策”与《台湾关系法》框架，而华盛顿近年对台军售与安全支持也未出现减弱迹象。

中东局势或成另一焦点

除了台海问题，高瑜认为，中东局势与伊朗问题，也可能成为此次会谈的重要议题。

她对本台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稳定直接涉及全球能源价格，中国作为伊朗的重要合作方，美方可能要求北京对伊朗施加更多影响力，以避免局势进一步恶化。

“现在真正重要的，其实还是中东。”高瑜说，“特朗普一定会要求中国对伊朗施压，避免霍尔木兹海峡出问题。”

她认为，相比之下，知识产权、芬太尼、南海与朝鲜半岛等议题，虽然仍会被提及，但已不再是最核心的焦点。

高瑜关注黎智英议题

作为长期关注香港问题的中国资深媒体人，高瑜也提到，她关注特朗普是否会在会谈中再次提及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

“特朗普一定会表态，也一定会提黎智英。”她说。

不过，高瑜认为，黎智英议题虽然具有象征意义，但不至于影响中美之间更核心的经贸、安全与地缘政治谈判。

年过八旬的北京资深媒体人高瑜在接受采访时，思路清晰，嗓音洪亮。她告诉记者每天都在关注国际时事，尤其是中美关系走向。她认为，中美之间的长期竞争格局已经形成，双方即使恢复高层接触，也难改变当前的大方向。

责编：李诺

近年来，中美关系持续紧张，双方在贸易、科技、台湾、南海及供应链等问题上分歧扩大。美国推动供应链重组，并加强亚太军事部署，中国则通过铁路、港口、电力与工业园项目，继续扩大在东南亚的经济影响。

旅居泰国的王先生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说，东南亚多数国家目前并未完全倒向北京或华盛顿，而是继续在中美之间维持平衡。他说：“泰国政府现在还是想保持一种平衡状态。它不可能完全倒向美国，也不会完全靠向中国。经济上它对中国有依赖，但安全和政治上，它还是会配合美国。”

东南亚维持平衡策略

王先生透露，近期泰国曾对一家销售中国商品的商场展开大规模检查。他说，相关行动与美国方面加强知识产权与商品来源审查有关：“那个商场很多商品都是从中国来的。后来泰国方面开始配合美国加强检查，把一些店铺封了，查出来很多高仿商品。这个事情也说明，泰国在一些事情上还是很配合美国。”

美国近年持续扩大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菲律宾扩大美军进入基地范围；泰国继续与美方举行联合军演；越南则加强与美国安全接触。与此同时，中国继续扩大与东南亚国家的贸易与基础设施合作。中国已连续多年成为东盟最大贸易伙伴。中老铁路、中泰铁路及区域供应链合作持续推进。

不过，中国仍是菲律宾重要贸易伙伴之一。越南则一方面扩大与美国关系，另一方面继续维持与中国的经贸联系。对此，王先生说，东南亚国家目前普遍不愿公开选边。

中国经济影响持续扩大

他说：“以前拜登时期，他们可能更强调平衡。现在特朗普回来以后，各国还是会继续看美国态度，但整体上还是两边都要。老挝对中国的依赖很深。铁路、公路、设备很多都是中国在做。你到那里会感觉，中国经济影响已经进入得很深。”

根据新加坡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发布的《2026年东南亚态势调查》，目前约有52%的区域受访者更倾向中国，48%倾向美国。相较往年，出现明显翻转，中国在受访者眼中愈发被视为更符合东盟利益的伙伴。

马来西亚华侨徐先生受访时表示，他曾遇到一名当地华裔承包商。对方向他谈到当地基础设施建设时，多次提到中国设备和中国企业的重要性。

他说：“他就直接讲，没有中国人很多工程做不了，包括设备、公路、电池这些。他讲得很现实，不是政治立场问题，而是经济上已经形成一种依赖。”

除老挝外，马来西亚也在中美之间保持平衡。王先生表示，他近期在首都吉隆坡观察到，当地官方在公共空间更强调本地语言与英语体系，而不是明显向中国靠近。

他说：“我在吉隆坡机场，基本看不到中文，主要还是马来语和英语。这其实也是一种官方态度，它还是希望保持自己的平衡和独立性。”

伊朗局势影响东盟判断

近年来，美国推动部分企业将产业链从中国转向东南亚，越南、泰国、马来西亚等国成为部分制造业转移目的地。与此同时，中国企业也在持续扩大在东南亚投资，包括新能源、电动车、铁路与数字基础设施等项目。东南亚国家在承接产业转移的同时，与中国经济联系也进一步加深。

广东经济学者王先生对记者说：“很多东南亚国家现在都处于一种双重依赖状态。一方面希望承接美国推动的供应链转移，另一方面又离不开中国市场、设备和投资。东南亚国家正密切关注特朗普与习近平会晤后，是否会发表联合公报。如果没有，那么东南亚国家的外交政策可能会进一步向美国倾斜。”

在伊朗局势尚未明朗之际，东南亚国家也在关注美国是否继续把战略重心放在亚太地区。一些分析认为，美国将更多军事资源投向中东后，东南亚国家开始担心，华盛顿未来是否还能长期维持对亚太地区的关注。

多数东盟国家目前仍在公开场合强调“中立”“稳定”与“区域合作”。多位受访学者认为，即将举行的特朗普与习近平会面，将成为东南亚国家观察未来区域局势的重要窗口。

责编：李诺

据接近中国外交系统的知情人士张先生向本台透露，特朗普访华的先遣团队已于约一个月前抵达北京，就行程与安保安排与中方进行多轮沟通。讨论内容包括访问行程、下榻安排以及双方安保分工等事项。

会面进入筹备　安保与行程细节曝光

张先生说，双方目前已就安保职责形成初步安排，由美国特勤局负责特朗普的贴身警卫，中共中央警卫局负责近距离及外围安全：“具体安保部署将根据活动地点进行调整。在开放场地，美方警卫范围可能扩大，中方则通过分层布置加强整体现场控制。”

近期，中美互动出现变化。美国国务卿与中国外长先后释放沟通信号，美中商务与财政团队也恢复接触。与此同时，美国政府继续推进对中国高科技产业的限制措施，包括芯片与人工智能领域的出口管制，中国方面则在外交与经贸层面作出回应。

特朗普寻求成果　北京争取空间

关注中美关系的独立学者邢先生接受本台采访时说：“这次会面对特朗普来说，更像一次需要对外展示成果的机会。他需要在稀土、芯片或人工智能等议题上形成某种阶段性安排，以对冲当前在其他外交议题上的压力。同时，他也可能借助与中方的沟通渠道，推动与金正恩的再次接触，延续其以领导人会晤为核心的外交方式。”

邢先生表示，从中方角度看，北京目前有更多应对空间。他说：“中方会继续在稀土、芯片和供应链这些问题上和美国周旋，通过这些具体议题的谈判，争取让整体局势缓一缓。”在此之外，中方也可能在地区安全问题上争取更多主动。这种做法不是直接对抗，而是尽量不让冲突升级，同时为自己争取空间。

美中两国经过数年政治与经济博弈，中美贸易规模仍维持在较高水平，但结构正在发生变化。美国企业减少对中国部分产业链依赖，同时将生产转移至东南亚与印度；中国则加大对内循环的政策支持，强化本土供应链体系。

中美关系重组　对抗与合作并存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者苏先生对记者说，当下的中美关系进入一种结构性对抗阶段，双方都在避免失控，但也缺乏实质缓和条件。元首面对面沟通更多是“管控风险”，而非修复关系：“目前双方经济联系没有断，但已经开始重组。企业现在考虑的不是成本，而是安全与政策风险。中国对外资政策的变化，也影响了部分外资在华布局。”

与此同时，美国国内政治因素也影响对华政策。国会两党在涉华议题上立场趋同，推动更强硬政策。在中国内部，房地产、地方债与外资流动等问题亦受到关注，政策层面强调稳定预期与吸引投资。

双方各有考量　会谈侧重现实利益

关注中美关系的媒体人郭先生对记者说，中美关系的紧张，与双方经济结构变化有关：“一个是以科技为主导的国家，另一个是在制造业体系中占据重要位置的国家。过去双方分工相对清晰，但随着中国在高科技领域持续推进，这种格局正在发生变化，对美国形成压力。”

他表示，这种变化也和近年来技术发展有关：“信息技术的发展降低了进入门槛，使更多国家具备参与竞争的能力。同时，新一轮技术突破方向尚未完全明朗，美国在技术领先方面的优势也面临挑战，这些因素共同影响了两国关系。”

回顾过去几年，中美关系经历贸易战、科技限制与地缘政治摩擦，多项沟通机制一度中断。近年来虽有恢复迹象，但整体信任基础仍然有限。

责编：李诺

中纪委4月23日通报显示，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当季共接收信访举报96.8万件次，处置问题线索57万件，立案24.5万件。处分人员中，乡科级及以下干部与农村、企业相关人员占多数，相关数据明显集中于基层领域。

知情人士告诉本台，国家监委、纪委正在全国范围内倒查贪官，除追责离任或退休的省部级官员外，也在同步倒查基层官员，包括街道办主任、镇政府官员，甚至村支书和村主任。

村官被指借拆迁建房敛财

武汉城中村拆迁户纪汉芝向本台反映，她与家人共有的一处约900平方米房产在疫情期间被他人冒领，该房屋由五姊妹共同使用二十多年，但在拆迁过程中并未接到任何通知。

纪汉芝本周接受本台采访时说：“我们五姊妹的手机号用了三十多年，一个电话都没有接到。后来才知道，有人把我们的房子冒领了，钱也领走了，还签了协议。这个人本身就是参与拆迁的单位职工，签完协议以后还一直在单位领工资，一直到去世。法院现在只判合同无效，没有判他们违法，也没有说赔多少钱，只是让我们继续打官司，对方一直在拖时间，就是让我们在法律程序里来回折腾。有的人在拆迁中拿到的钱非常多，甚至已经上亿元。”

5月2日，广东顺德一段由网民账号“李老师不是你老师”（@whyyoutouzhele）发布的视频显示，一名网友称，其返乡投入约100万元建房，开工时即遭村干部阻拦，对方提出需支付费用方可施工。报警后，施工一度恢复。

有网民在评论区留言写道，村领导权力“那可不是一般的大”，难怪“一查一个准”。

山东临沂村民卢秋梅对记者说：“最近查得比较严了。在农村基层，特别是偏远地区，村支书很多时候是一人说了算，有的干了二三十年，逐渐形成‘土皇帝’。比方计划生育时候，政策说超生罚款一万，他可以罚你两万元。现在倒查村支书，他们绝不是贪一两年。”

倒查村官贪腐问题持续暴露

卢秋梅表示，没有上级官员包庇，村官难以长期贪污：“他（村官）的贪污如果没有街道、乡镇一级政府或者县级领导包庇，他能贪那么多吗？包括大拆大建、靠土地增收等，老百姓不能反驳，如果反驳他，就会利用公权力对付你。”

围绕上述情况，关注中国农村问题的学者李先生对记者说，村级干部直接接触土地、项目和补贴分配，权力虽然层级不高，但使用频率很高，在具体事务中容易形成利益空间。

他说：“在一些基层事务中，审批流程和材料审核缺乏明确时间限制，执行上存在弹性空间。村支书掌握全村百姓的土地流转、农田灌溉收费等经济命脉，村民一般采取忍耐的态度，这种贪污就会逐渐扩大。”

李先生说：“拆迁、土地开发等领域涉及资源集中，一旦监管不足，个别案件可能涉及较大金额。农村发生的这类贪污案，表面上是村官行为，但背后往往涉及更高层级的利益关系。”

官方数据显示，纪检监察机关在第一季度运用“四种形态”批评教育和处理37.6万人次，其中超过一半属于提醒谈话等较轻处理方式，进入较重处分及移送司法的比例相对有限。

近年来，中共持续加强对基层领域的整治。公开信息显示，累计已有数十万名村级干部被查处，基层权力涉及土地使用、项目分配等具体事务，已成为整顿重点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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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新闻报道从开放逐步倒退，不少媒体人对此感到困扰。中国资深新闻工作者高先生看到相关排名后表示“并不意外”。高先生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说：“印象中我在媒体的时候，大概2002年至2005年，中国的排名还没有现在这么难看，当时大概在130多名到150多名之间，后面还有十几二十个国家垫底。现在这些尾巴都快没有了，这几年基本都是倒数。”

法律工具扩张 媒体管控升级

报告指出，中国近年来持续扩大国家安全相关法律工具的适用范围，包括以国家安全法规对记者及媒体活动进行限制。报告还提到，中国的信息管控模式正在对周边国家产生影响。越南（第174名）与缅甸（第166名）近年来均参照中国法律架构，制定网络安全相关法规，加强对互联网与媒体的监管。

高先生表示，当局对新闻媒体的管控一直存在，但近年明显加强：“我们那个时候就已经比较严格，记者需要考核、培训，五年一审，通不过记者证就会被取消，对调查记者要求更严。当时就有不少调查记者被抓。”他认为，目前对记者的管控已经上升到国家层面。

2026年新闻自由指数发布记者会4月30日在台北举行，无国界记者组织亚太办事处代表艾维昂、倡议经理白奥兰、倡议专员侯亚瑟等人出席。

无国界记者组织指出，亚太地区仍是全球新闻自由受限最严重的区域之一。在32个受评国家和地区中，有21个被列为“状况艰难”或“状况恶劣”。报告认为，该地区新闻环境持续恶化，主要原因在于各国政府借助法律手段对媒体施压，包括滥用诉讼及扩大国家安全法规的适用范围。

记者生存空间收缩 学界指向制度变化

一名中国独立记者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敢说真话的媒体空间正在缩小：“现在的媒体几乎不算媒体，过去体育、娱乐新闻相对宽松，现在连这些内容也受到限制，政治新闻更缺乏真实信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现在连照片都很少发布，更不用说视频。”

无国界记者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近三年的世界新闻自由指数中均排名第178位，连续位列全球倒数第三，在180个国家和地区中长期处于末端。

中国新闻研究学者冯女士对记者说，中国新闻环境的收紧已从传统审查转向法律与刑事手段并用。她说：“过去主要是内容审查，现在更多通过国家安全法律界定新闻行为，一些报道被直接认定为违法，这使记者面临的风险明显提高。当法律界定不清时，执法空间就会扩大，记者很难判断哪些属于正常报道，哪些会被认定为违法。”

香港与全球对比 新闻自由整体下滑

报告指出，香港在本次新闻自由指数中排名第140位，被评为“状况恶劣”。媒体人黎智英近期被判刑20年，被视为香港新闻自由倒退的重要指标，也是当地记者面临的最重刑罚案例之一。

报告同时提到，即便在部分民主国家，新闻自由亦面临压力。例如日本（第62名）因国家机密法被指对媒体形成寒蝉效应；韩国（第47名）推动打击“虚假信息”的措施亦引发争议。

从全球范围来看，新闻自由整体呈下降趋势。报告显示，2026年首次有超过一半国家（52.2%）被列为“状况艰难”或“状况恶劣”，为25年来首次，相较2002年的13.7%明显上升。

在排名方面，挪威连续第10年位居全球第一，厄立特里亚继续排名最后。台湾排名第28，虽较去年下滑4位，但仍为亚洲排名最高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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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该文中，国安部表示，近年来有“境外反华势力”透过网络平台，放大社会焦虑，传播“努力无用”“奋斗吃亏”等观点。文章还称，有境外组织资助媒体、智库及“躺平网红”，批量制作短视频，进行所谓“躺平洗脑”，影响部分青年认知。

文中并提到，“他们只希望我们的青年‘躺平’，将我们的发展红利、战略机遇、民族未来拱手相让”。相关说法发布后，在网络上引发不同解读。

当下年轻人有独立判断能力

对于上述说法，广东网民刘先生接受本台采访时说，当下的年轻人有独立判断能力，不轻易相信媒体宣传：“现在的年轻人都很务实，如果我努力换不来我想要的，那我就干脆不努力，所以说有关部门把这些（不努力）的问题推给境外势力，是想把人当成傻子。年轻人都知道国外的情况，他们（当局）不去反思自己的问题。”

刘先生说，假如大陆有公平竞争的平台，年轻人不至于沦落到要“躺平”的地步：“我在网上也看到很多嘲笑当局的内容，中国的问题归根结底还是体制的问题。没有公平公正的平台，为年轻人奋斗、追求提供帮助。”

在网络平台上，不少用户对国安部的说法提出疑问。有留言指出，“如果存在境外资助，应该公布具体案例与证据”，也有人将“躺平”与房价、就业压力联系起来，认为是个体选择的结果。还有网民留言：能不能公示名单，谁被资助了，挣了多少黑钱，是怎么被腐蚀的：“我真的很想知道哪个网红拿着境外势力的钱鼓吹躺平，是哪个平台的网红。”

国安部不该干预网民愿望

安徽前检察官沈良庆对本台说，他看到国家安全部把在抖音、快手上用短视频鼓吹“躺平”“反内卷”“反剥削”言论的网红，定性为受境外势力支持、危害国家安全的群体，感到很吃惊，而不仅仅是滑稽：“无论这些网络言论是对还是错，都属于思想言论范畴。即使按照中国管控思想舆论的一贯做法要管，也应该由宣传和新闻出版部门管理，对这种在官方看来是严重错误的思想、观点进行批判，而不是由国家安全部去抓所谓受境外组织支持的敌对势力。这种以抓危害国家安全敌对势力、抓特务的做法，让人感觉回到了文革时代。”

近年来，“躺平”一词在中国网络流行，被用来形容年轻人对高强度竞争与生活压力的回应。“躺平主义”主张不买房、不结婚、不生育、不消费，维持最低生活状态，拒绝成为被剥削的劳动者。中国官方近年来多次对相关言论进行整顿与引导。

中国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3月16至24岁青年失业率为16.9%，为今年以来最高水平；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4%。有专家指出，年轻人实际失业率远高于官方公布数据，内部统计已达约34%。

“躺平”是全民抵抗情绪发泄

大陆法律学者陆沉渊表示，国安部将“躺平”与境外势力挂钩是不公正的表述，而且荒唐。他说，“躺平”是一种集体情绪表达：“第一反映了社会底层人群向上流动的难度，在这种非常高难度下，很多人就放弃了奋斗；另一种是很多人被收割、被剥削后的一种消极抵抗。中共对工薪阶层、底层人通过高房价的盘剥是非常厉害的，无论你如何努力都改变不了自己的命运。”

目前，中国国安部未披露具体涉及的组织或个案细节。相关说法仍在网络上持续引发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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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通知标题为“关于NIDP第一工厂停产通知书”，称第一工厂“受外部环境持续影响”，经营面临困难，经公司评估决定全面停产，并对员工安置作出安排。通知提出，自2026年5月30日起第一工厂停止生产活动，进入后续处理阶段。

该通知还提到，在员工安置方面，将配合工厂关闭相关事项处理；涉及劳动关系的处理，将通过劳动合同协商解除，并按照法律规定给予相应补偿。

河北资深媒体人高先生接受本台采访时说，包括日本、欧美企业撤离中国已经持续多年：“从特朗普上一次出任美国总统之后，中国制造外迁开始常态化，日本和中国关系紧张已经十多年，很多日本企业把产业链向外转移，尼得科肯定不是最后一个。我觉得这不仅仅是中日关系，而是全球供应链在重组。”

高先生认为，日本等西方国家正在摆脱中国对供应链等控制，最终的制造业将分散在全球各地，而不是集中在某大国。

中国金融学者司令接受采访时说，尼得科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东莞招商引资的重要项目，但近几年，包括日本企业在内的外资企业逐渐撤离。他说：“外资在中国的日子并不像以前那么好了，经营环境大不如前。这份通知里面说到受复杂环境持续影响，其实是无奈之举。”

司令认为，中日关系紧张也加速了日企撤离中国的步伐，尼得科关闭东莞工厂，显示中国境内日企政策环境正在发生变化。

大连、东莞、苏州、浙江均设厂

尼得科于1992年进入中国，在大连设立生产基地，此后在东莞、苏州、浙江等地设立生产与研发体系，在中国形成较为完整的制造网络。公开资料显示，东莞工厂主要从事电脑周边用直流马达及精密马达部件制造，在订单高峰时期用工规模达数千至上万。

工商资料显示，尼得科电机（东莞）有限公司成立于2002年6月25日，注册资本2300万美元，法定代表人为藤田啓之，是尼得科在东莞的重要生产实体之一。

日本静冈大学教授杨海英对记者说：“中国的营商环境愈来愈严峻，外资企业面临更多限制。如果企业试图撤出，还可能遭遇查税等问题，这种环境对企业决策会产生直接影响。”

社交平台X上近日流传有关外资企业撤离与税务问题的说法。有用户指出，企业在调整在华业务时可能面临税务追溯或审查压力，不过相关内容未见官方回应。

尼得科成立于1973年，总部位于日本京都，是全球精密电机制造企业，在微型电机领域长期位居世界第一，在全球供应链中占据重要位置。

东莞长安镇劳务中介公司赵先生接受记者查询时说，尼得科在高峰期曾有数千名员工，随着经济状况变化，最近一年已不再招聘。他说：“以前一直在招人，现在基本没有新岗位出来，很多中介都不再接这个厂的单。现在很多员工在观望，有的人已经开始找工作，也有人在等具体方案出来再决定下一步。”

日企在华投资趋冷与大环境相关

中国日本商会今年2月发布的调查显示，在华日企对经营环境判断持续偏向悲观。调查覆盖1427家日资企业，仅1%的受访者认为中国经济“有所改善”，近一半判断“正在或将继续恶化”，这一比例与三年前相比变化不大。

调查指出，若当前环境延续，在华日企的投资、人员派驻及业务布局可能继续调整。计划扩大在华投资的企业仅占17%，超过四成表示将减少或停止投资，部分企业已开始评估缩减业务或分阶段退出中国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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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0日，香港华盛玩具公司关停其位于广西玉林的英峰、华耀、创丰等四家工厂，导致近万名工人失业。截至4月24日，约5000名工人的维权行动已持续第四天，工人要求支付拖欠工资及遣散赔偿。但公司方面未提出明确解决方案，也未表示将补发工资或支付补偿。

有李姓工人24日晚间对当地记者说：“公司去年底关闭东莞常青玩具厂时，仅按0.5N标准发放补偿，未依法足额赔付。这次突然关闭，他们的处理方式和去年的情况差不多，没有按劳动法去补偿，我们担心这次厂里也这样做，所以有几千人出来抗议。”

工人向官方投诉不获处理

李姓工人说，他们曾向劳动部门投诉，但未获得回应，反而被要求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纠纷：“叫工人走法律程序，就是不让我们继续抗议。”

“中国集体抗争事件记录”网站上传的现场画面显示，厂区外道路与空地聚集大量女工，有人站在路边观望，也有人围在一起交流情况。部分工人手持手机记录现场，周边车辆通行缓慢。期间有穿制服的警察在场戒备。

容县一名员工对记者说：“通知来得很突然，大家都没有准备，现在最关心的是工资和赔偿怎么算，我们辛辛苦苦工作，厂里也应该遵守法律。”

广西北流另一家工厂外，工人分散站立，有人戴着口罩相互交谈。一名在厂工作多年的员工对记者说：“干了十几年，现在一下子停了，公司也没有讲清楚补偿标准，我们只能出来问个说法。”

连日维权占道与集会并行

4月21日，容县及北流多处厂区外出现工人集体聚集情况。有参与者表示，当天部分工人一度占据厂外道路，希望引起关注。现场视频显示，有工人在厂房楼顶悬挂横幅表达诉求。在北流创丰厂区外，有工人打出“还我血汗钱”等标语。

公司停业通知称，近年来中美关税贸易摩擦持续加剧，海外经营环境出现变化，公司因产品终端海外客户拖欠货款，出现资金问题，自即日起停止全部经营业务。

通知同时称将“优先保障员工工资、经济补偿金等法定权益”，但未说明具体赔偿标准、金额及支付时间。此前，华盛在关闭另一家旗下工厂时，仅按“0.5N”标准向失业工人发放补偿。根据中国《劳动合同法》相关规定，用人单位应至少按“N+1”标准进行赔偿。

有工人对记者说，此前公司在其他地区关闭工厂时，曾出现补偿低于法定标准的情况，这使得员工对赔偿问题保持警惕：“之前有厂只给到打折的赔偿，这次大家都不放心。”

根据中国《劳动合同法》第40条、第46条、第47条规定，企业解除劳动合同时，应按员工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支付经济补偿；如果企业未提前30天书面通知，还应额外支付1个月工资，这一做法通常被称为“N+1”。

五十年老厂不敌经济下行

公开资料显示，华盛玩具成立于上世纪70年代，总部位于香港，长期从事玩具代工生产，在广东、广西及东南亚等地设有工厂。近年来，随着订单变化及生产布局调整，部分工厂陆续停运。2025年底，该公司位于广东东莞的一家工厂关闭时，也曾因赔偿问题引发工人集体行动。

北京经济学者韦先生对记者说：“过去依赖出口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这几年受到的影响比较集中。订单减少、回款周期拉长，一些企业资金压力增加，停产或关闭的情况在增加。”

韦先生表示，部分企业将生产转移至东南亚地区，以降低成本或接近市场。在这一过程中，员工安置问题往往最容易引发矛盾。

目前，广西相关工厂停业后的赔偿安排仍未公布，工人与企业之间的协商仍在持续，相关赔偿方案尚未明确。

责编：李诺

4月18日，有报名考生在聊天群披露，此次招聘吸引超过千人报考，竞争35个岗位。他表示，报名时才发现岗位结构差异明显，“公告写招聘94人，但很多岗位是定向的，普通考生能报的只有35个职位”。

另有考生留言写道，网格员岗位薪资水平不高，“每个月大概1600元”。该薪资低于广安经开区最低月薪2200元。根据考生反映，报名人数超过1000人，在公开招聘岗位35个的情况下，初步测算竞争比例约为28至30人竞争1个岗位。

四川居民周女士接受本台采访时说，网格员月薪1600元难以维持基本生活：“网格员每天吃饭就要40块钱，一个月就要1200块，还不算房租、看病等开支，这点钱肯定不够。现在物价在上涨，他们网格员工资太少了。”

网格化管理的基层角色

网格员是中国基层“网格化管理”的组成部分。所谓网格，是将城市或乡村地理空间按统一标准划分为若干单元，并将管理资源、人员与服务职能下沉至这些单元的微观治理模式。一般每个网格由一名网格员负责，覆盖约15至20户居民。

周女士说：“网格员干的活很多，社区什么事都要管，有的负责安全，有的负责环卫，还有的负责老年人服务，我们社区就有好几个网格员。”

相比之下，福建福州的同类岗位薪资高于广安，但整体仍处于较低水平。鼓楼区南街街道4月中旬在区政府网站发布公告，招聘1名网格员，试用期月薪2195元，转正后约2250元，并实行两班制，最晚工作至22时。公告显示，该岗位需承担巡查、信息采集、事件上报等职责，并要求具备户外工作能力。

有受访者对记者说，在薪资水平较低的情况下，这类岗位仍吸引应聘者，主要原因在于其相对稳定。

在深圳，网格员招聘多采用劳务派遣形式。深圳市优才人力资源有限公司3月发布公告，招聘聘员18人，派遣至龙岗区龙城街道办事处工作，岗位包括网格员及党政事务辅助岗。

深圳龙岗居民孙先生对记者说，每个小区楼道内都张贴有网格员姓名和证件照：“他们会打电话问你家里有几口人，登记人口信息。房子租给别人要报备，办理居住证，不办就会被提醒。网格员就像以前居委会的人，是一种日常管理和监控。”

网格员制度的演变与扩张

中国社区网格员制度最早出现在2004年至2005年前后，起源于北京市东城区试点的“万米单元网格”数字化城市管理模式，随后在上海等地推广，最初用于城市管理与房屋租赁信息登记等工作。

近年来，网格员队伍规模持续扩大。通过密集配置人员，基层治理体系得以将信息采集、风险排查及矛盾化解等工作下沉至社区层面。全国网格单元数量已达百万级，由此形成的网格员群体规模亦持续增长，成为基层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过，随着经济环境变化，多地亦出现网格员欠薪等问题，引发部分从业者维权。

受访者表示，在就业机会有限的情况下，稳定岗位的吸引力上升，求职者更关注“是否有机会”，而非岗位本身条件。

责编：李诺

庭审于4月9日上午10点30分开始，11点07分结束，案件在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州塔尔迪库尔干市举行。检方认为，这19人通过公开行动煽动针对中国人的民族仇恨，因此适用刑法第174条。哈萨克人权组织阿塔珠尔特志愿者组织创办人赛尔克坚对记者说，该条款在国内外长期存在争议，多个人权组织及联合国机制曾对其适用范围提出批评。

根据哈萨克当局指控，涉案人员曾在公开场合焚烧中国五星红旗及领导人画像，并发表针对中国新疆政策的批评性言论。检方认定这是针对“中国人”的仇恨煽动。法官于4月中旬作出宣判。

律师称行为属和平表达

阿塔珠尔特志愿者组织负责人别克扎提被判刑5年，其辩护律师、同时也是其妹妹的纳孜古丽对记者说：“就是因为焚烧画像和旗帜，被定为煽动民众仇恨。我们认为这些行为是和平表达，没有暴力，也没有伤害任何人。”

她说：“11月13日，他们烧了习近平的像和中国国旗被抓。这19个人被判刑，11个人被判了5年，另外8个人是监外执行，可以回家，但是自由被限制。这几天我们会提起上诉。”

2025年11月13日，19名来自新疆的哈萨克人在阿拉木图州都拉塔口岸附近集会期间，焚烧五星红旗和中国领导人肖像，当天被警方逮捕。据家属称，被捕者中有多名曾被关押在新疆伊犁的“再教育营”。

一位旁听的哈萨克居民努尔别克对记者说，辩护律师指出，被告的诉求包括关注新疆哈萨克人与维吾尔人的处境，以及要求政府重新评估与中国之间的免签安排，属于公共议题讨论，不应构成煽动民族仇恨罪。

被判刑人员吾拉力汗·阿别尼的妻子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其家庭在案件前后持续承受压力。她说，其丈夫曾于2017年在中国被关押，身体状况恶化，器官及血液受到影响，长期需要检查。返回哈萨克斯坦后，曾公开说明在新疆再教育营遭遇酷刑的经历。

她对记者说：“他的身体被伤得很严重，血液也出了问题。回国以后也没有机会讲清楚在中国发生的事情，现在又被判刑。”

她还提到，其儿子已被大学录取，但在第二学期前被校方拒绝继续就读：“我孩子已经被录取了，第二学期却不让读，也没有合理解释。我们申请出国签证，也一直被拒。”

家属称曾被要求配合拍摄视频

另一名被判刑人员叶尔肯别克的妻子古丽吧给·乌拉孜别克对记者说，其丈夫因参与抗议被判刑5年，目前正在监狱服刑：“我的丈夫叶尔肯别克被判了5年，是因为参加了2025年11月13日的抗议活动，现在监狱里，我们已经提出上诉，但具体时间仍在整理中。”

古丽吧给还说：“我们有两个儿子。小儿子马格詹去年4月25日被塞梅医学院录取，学习医学专业。因为他父亲的案件，孩子只读了一个学期，就被学校开除了，没有让继续读下去。”

她说：“我们的审判非常不公正，我们的人权被严重侵犯。我们向所有人权组织求助，希望案件能够重新审理。”

古丽吧给还表示，在法院宣判后，哈国有关部门人员曾联系其丈夫的朋友，要求他们拍摄一段简短视频。她说：“他们（政府）让朋友录一段一两分钟甚至几秒的视频，说是要说明我丈夫是被别人煽动、被引导参与的，才被判了5年。”

她说，对方带有明显压力要求配合，但这些朋友最终未同意拍摄，也拒绝按要求作出相关表述。

学者称案件或影响人权与外交

哈国学者艾尔肯对记者说，该案判决结果可能影响哈萨克斯坦在人权与外交之间的取向。人权组织等机构亦呼吁哈萨克斯坦履行国际人权义务。

有观察人士对记者说，这起19人被集体起诉案件已超出一般司法案件范畴，可能引发对哈萨克斯坦人权状况及其国际关系的进一步讨论。

责编：李诺

深圳警方4月中旬起展开大规模清理无牌或超标电动车。网民上传的视频和图片显示，在华强北路有数百辆电动车被警察控制并集中运走。多辆货车装载电动车连续驶离现场，在一处空地停放大量被查扣车辆。

深圳福田居民马亮接受本台采访时说：“4月中旬，华强北电子一条街上大量电动车被强行运走。你作为执法部门，不能把人家的电动车收缴了，也不通知人家，车被运到哪里，人家也不知道，中国说是执法国家，但做起事来还是不透明，没有机构监督警察。”

有网民反映，华强北一带整治行动后，本周路面电动车数量明显减少，部分商圈配送效率受到影响。

多区启动集中整治

4月1日起，深圳实施新版“三级限行”管理。全市高速、快速路主道及未设非机动车道的隧道全天禁行。据深圳宝安区松岗交警部门通知，15日起开展为期一个月的电动自行车“清零攻坚”行动。

通知称，对无牌上路、非法改装及超标行驶等行为进行查扣，并要求“见违必查、查扣必严”，同时采取“地毯式排查、合围式拦截”等方式推进整治。现场视频显示，有骑行人员当街被控制带走；另有画面显示，一名外卖员抱住电动车哭喊挣扎，三名交警将其强行拖离车辆。

在宝安从事配送工作的骑手李先生对记者说：“现在路口查得很密，早晚都有，很多车一看就不合规。我们跑单靠这个，如果车被扣了，就没法做了。有的人已经不敢再骑。”

有骑手表示，近期已有同行将车辆停放在远离主干道区域，或改用其他交通方式接单，也有人选择暂时停工观望。

多份流传的执行安排显示，执法时间集中在上午7点至9点30分、下午5点至7点等通勤高峰。参与人员包括交警、社区工作人员及网格员，部分区域已进入城中村逐街排查，对违规车辆进行现场查扣。4月15日起，南山警方对南园村、北头村、向南村、桂庙新村、大新村等区域展开全天候整治行动。

有当地居民表示，近期执法范围较此前有所扩大，从主干道延伸至城中村内部，部分路口已形成常态化检查。

上牌车辆规模达600万辆

深圳媒体报道，截至2025年12月，深圳登记上牌电动车约600万辆，若计入未登记车辆，实际上路规模更大。在社交平台上，不少网民持续发布查车与拖移视频，也有人讨论如何应对整治措施。有用户表示，已提前将车辆转移或暂停使用。

公开资料显示，中国现行电动自行车标准对车速、整车重量及电池类型均有明确限制，但在实际使用中，改装电池或提高速度的情况较为普遍，尤其在外卖与快递行业中，这类车辆在城市配送体系中占有一定比例。

多地同步整治电动车

江苏泰兴居民刘先生对记者说：“不只是深圳，我们这边也在取缔无牌电动车。我有一次去朋友那里，车子被扣了，现场堆了很多电动车，后来基本都按报废处理，没人管你。”

刘先生表示，当地收缴电动车之后，道路上电动车数量明显减少，公交乘客增加。他说：“现在经济形势不景气，电动车被限制的话，老百姓可能转去坐公交、地铁。”

近年来，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持续加强对电动自行车的管理，对上牌、限行及停放提出更严格要求，并加大对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多地通过专项行动集中整治违规车辆，部分地区已逐步转为常态化管理。

责编：李诺

新华社4月14日报导，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规定》。文件共18条，即日起施行。根据文件内容，第十四条及第十五条规定，国务院有关部门可对损害或可能损害中国供应链安全的外国组织和个人开展调查。调查过程中，可以询问当事人、查阅或复制相关资料，并可根据调查结果采取限制进出口、投资及相关交易等措施。

文件第十六条进一步提出，对相关行为主体，可依法限制其在中国境内活动，包括出境、停留及居留等。

金融学者司令接受本台采访时说，中国政府以行政手段干预市场行为，与其宣称扩大开放、吸引外资的策略存在矛盾。他说：“中国现在对外资在华投资的信心并没有十足的把握。中国回到了一种用行政或者是用强权控制来稳定外资在华投资的行为，以确保市场预期。”

中国国务院在答记者问中表示，上述规定是“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制度安排，旨在防范化解产业链供应链风险。

外资团体对新规表达关切

外资商业团体对相关条款表达关切，认为部分规定仍不明确。据纽约时报中文网报导，中国美国商会会长何迈可（Michael Hart）表示，中国在起草最新规定时未征询外国企业意见，并警告针对在华外企的法律风险不断累积，可能适得其反。

中国欧盟商会随后发布声明，对新规涉及调查权限及人员措施表达关切。商会主席彦辞（Jens Eskelund）在声明中表示：“鉴于缺乏清晰透明的法律程序，员工个体可能因限制出境受罚的威胁令人担忧。”他并指出，相关条款的不确定性以及潜在的出境限制风险，正在削弱企业的商业信心。

中国学者王先生认为，在官方看来，这18条新规是为了防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举措，但很明显是要求外商在意识形态上与中国政府立场一致。他对本台说：“也就是要你外商‘站队’，你在中国做生意，就要在立场上和共产党保持一致，不能和你的国家比如美国、欧洲等西方价值观一致，你要相信共产党的领导。”

王先生表示，中国现在不需要持西方价值观的人在中国营商：“现在要求外商在中国二选一，要么你选择西方的价值观，不要在中国，要么你听中国政府的话，叫你做什么就做什么。这就增加了外企在华调整投资与供应链布局的难度。”

政治风险上升外企经营难

北京一外资医疗公司驻华办事处负责人李瑶接受采访时说，很多在中国的外资企业都担心，中国政府把供应链问题直接纳入国家安全框架。她说：“以前在中国投资，最关心的是成本和效率，比如产品销量、价格、劳动力成本，现在增加了政策风险。如果企业把产业链转移，或者产品改在海外生产，一旦被认定影响中国供应链安全，公司就会很被动。”

新冠疫情之后，部分外资企业开始调整在华供应链布局，将部分生产环节向东南亚、墨西哥等地区转移。有企业表示，这一变化与劳动力成本上升、关税压力及经营环境变化有关。与此同时，一些企业并未完全撤出中国市场，而是保留在华生产与供应体系，主要面向本地市场，同时在海外布局产能，以分散风险。

此前，为应对西方企业抵制中国西北部新疆地区产品的情况，北京已采取相关措施，新规是在这一基础上推出。

责编：李诺

这份针对中国的人权报告指出，中国约有1200万天主教徒，仅被允许在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体系内进行宗教活动。拒绝加入该体系的地下教会，成为近年来执法重点。多地教堂被拆除或关闭，十字架被移除，信徒与神职人员受到威胁与限制。

河北保定一位郭姓天主教司铎郭先生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说，过去外国教职人员可来中国大陆交流，但近年需提前申请：“现在外国教友要来和我们一起学习交流，需要向天主教保定市爱国会及教务委员会申请，说明情况、目的、停留时间，基本不会批准他们来。我们想出国也不行。”

谈及信仰自由，郭先生说：“宪法说公民有信仰自由，其实这种自由是在政府领导下的自由，就是要听政府的。天主教要中国化，普通人可以出国，我们不行，要上面批。这两年规定越来越收紧，很多对外交流基本停止了。在国内的地下教会如果不被认可，也不能公开活动。”

“宗教中国化”政策限制教会活动

报告回顾，2016年中共提出“宗教中国化”方针，要求宗教教义、组织与实践体现中共意识形态及以汉文化为中心的表达。此后，全国范围内陆续出现拆除教堂、限制非官方聚会、查禁未经批准的宗教出版物及应用程序等情况。

2018年梵蒂冈与中国达成主教任命协议。根据安排，北京方面提出主教人选，教宗可行使否决权。报告指出，该协议已续签三次，有效至2028年，且教宗尚未否决任何中方提名。

有研究中梵关系的学者指出，这一机制在实际运行中，已成为推动地下教会纳入官方体系的重要制度工具。该学者对记者说：“从形式上看，协议是解决主教任命问题，但在执行层面，北京掌握提名权，就掌握了主导权。地下教会如果不进入这个体系，就会逐步失去合法性与生存空间。”

他表示，随着地下主教逐渐老去且缺乏新的任命来源，原有教会结构正在被重组：“新的主教体系基本都在官方框架内产生，地下教会的人事体系会慢慢被替代，这是一个结构性的变化。”

据受访者郭先生透露，有关部门正以相关协议为依据，对地下教会持续施加压力，要求神职人员加入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并将此作为其继续从事教职活动的前提条件。

多名神职人员至今仍被限制自由

报告列举多起个案。地下教会主教苏志民（天主教保定教区正权主教）现年94岁仍处于失踪状态，邢文之（天主教上海教区原辅理主教）亦未公开露面；郭希锦（天主教闽东教区原辅理主教）、邵祝敏（天主教温州教区正权主教）长期被限制行动；崔泰（天主教宣化教区正权主教）与马达钦（天主教上海教区辅理主教）曾被拘押并被限制履职。

郭先生说，保定教区正权主教苏志民至今处于失联状态：“我托几位教友去到处打听，他的亲友公开回避，说他们压力很大。”

报告还披露，有神职人员在获释后仍无法正常生活。一名神父被禁止开设银行账户、办理手机卡及护照，被受访者形容为“几乎没有生存条件”。一名来自陕西的信徒表示，其所在教会在被迫转为官方教会后，当局将礼拜时间调整至不便参与的时段，导致出席人数下降。

上海一位赵姓天主教神职人员对记者说：“现在对未成年人的限制越来越严格，很多教堂都不敢让孩子进来，连简单的参与活动都要考虑风险。我这里有居委会人员经常上门，表面上问你有什么困难需要他们帮助，过年过节还送点水果、油，其实就是怕你发声，再三嘱咐我不要接受外国记者采访，还说不要给他们带来麻烦。”

报告称，中国部分地区神职人员需定期参加政治培训，部分地方频率达到每周一次以上。2023年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发布五年规划，提出教义、礼仪及教会管理需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并多次强调“宗教中国化”。

未成年人进教堂即封锁大门

另有来自内蒙古的信徒称，一些信众以“婚礼聚会”等形式掩饰宗教活动，以避免在教堂内被监控与限制。报告还提到，一份2025年9月的内部文件要求家长不得在家庭中组织宗教教育，同时要求学校引导学生对相关行为进行举报。

山西省临汾洪洞天主教堂拥有数万教友。该教堂一位教友张先生对记者说：“现在什么都不敢多说，我们这里教堂很多，他们在教堂门口、里面装了不少摄像头。如果发现有人带18岁以下的人进入教堂，就会把门锁起来，直接查封。去年12月，河南许昌有一座天主堂就是这样被封的。”

报告同时指出，上述措施违反《世界人权宣言》有关宗教自由的原则，并涉及表达、结社与迁徙等多项基本权利。

人权观察呼吁各国政府关注相关情况，并敦促中国当局停止对宗教群体的限制。有中国宗教人士认为，中国天主教的组织结构与信仰实践正发生变化，地下教会的生存空间正在缩小，宗教活动逐步纳入统一管理体系。

责编：李诺

随着美国宣布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中东局势骤然升级。4月13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嘉昆在例行记者会上呼吁“尽快停火止战”，并强调霍尔木兹海峡是“重要的国际货物和能源贸易通道”。这一表态与此前对美方的强硬抨击有所不同，引发外界对其真实战略意图的关注。

中国外交领域知情人士于先生对本台披露，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全面封锁伊朗对外联系后，中国外交部和商务部已多次与美方进行私下沟通，争取通航权，以缓解石油短缺问题。不过，目前尚不清楚美方是否接受中方的相关要求。

围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嘉昆呼吁“尽快停火止战”的表态，于先生对记者说，北京的公开措辞与其能源依赖状况密切相关。他说：“中国作为主要石油进口国，其大量原油运输需经过该海峡。”

学者：霍尔木兹或成习特会核心议题

研究美中关系的北京学者周谦对记者说：“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复杂状况可能成为未来习特峰会的主要议题，一方面因为中国石油进口受影响，另一方面在于美国因此不仅陷入类似越南战争的长期困境，而且将全球带入不确定的新（第三次）石油危机，从而可能让中国发挥独特的调停作用，凸显其超过美国的唯一超级大国地位。”

据航运监测数据及市场消息，近期仍有部分商业船只经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但与伊朗直接关联的船只明显减少。运输成本与保险费用上升，部分船只在阿曼湾外等待进一步指令。

浙江航运业人士廖先生对记者表示：“现在不是完全断航，而是选择性通行，很多船其实是在观望，美国这次封锁海峡措施到底执行到什么程度。”

行业数据显示，中国目前日均约500万桶原油进口（约占总量的一半）以及年均3000万吨液化天然气高度依赖霍尔木兹海峡。

廖先生表示，尽管自伊朗战火重燃以来，已有约百艘油轮在动荡中冒险穿行，其中绝大多数满载着目的地为中国和印度的伊朗石油，日均运量一度维持在120万桶左右，但美方最新下达的封锁令，无疑让北京试图通过“特权通行”来维持经济命脉的设想受阻。

业内：中方或以外交与护航争取通道

另一位国际贸易业内人士彭华（化名）对记者说，中国擅长通过向美国关键人物游说、谈判或交换条件，让美方在相关问题上网开一面：“特朗普要访问中国，会要求中国多买美国农产品、放开稀土等重金属出口，这些都可能成为中国的筹码。中国会把中国特色的私下外交用起来，一边私下跟美国沟通，一边私下援助伊朗，为中国油船开辟通道，并可能在美国舰队封锁阿曼湾外围进行一些象征性的护航，以表达存在感。”

目前，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有限通行状态，美国在相关水域维持军事存在。外界关注相关管控措施是否持续，以及中方是否会通过外交或海上行动保障能源运输。

学者周谦认为，让特朗普的其他筹码譬如台湾问题、支持日本等相形见绌，可能被迫软化其在贸易战及相关地区问题上的立场，以实现与中国在2026年、以及其面临中期选举前的双边缓和。这是中国所期待的，并可能为未来的地缘政治安排形成某种相互承认孤立主义与大国势力范围的格局。

责编：李诺

据中国媒体极目新闻4月10日报道，微信通过邀请方式向部分用户推送“方言采集”任务。参与者按提示朗读日常用语，完成语音录入即可获得现金奖励。有用户在社交平台展示收益截图，称单日收入约40元。

浙江从事语音识别研究的工程师黄一鸣接受本台采访时说，中国方言有上百种，甚至更多，另外还有方言变种，常说“十里不同音，百里不同俗”，如果细分到县、乡、村，更无法统计：“方言语音数据一直比较缺，差异大，比如温州话复杂，很多地方人都听不懂， 标注也比较难，通过对用户录音补充这些资料，是他们想做的事，可以提高模型在复杂语音环境下的识别能力，征集这类数据主要收集做语音模型。”

有偿征集方言模型引热议

用户在微信平台录入当局指定的文字语音，审核通过后奖励将在30天内发放至微信零钱。据了解，用户每录满3句可获得约1元，录满20句可获5元，实际录制量多在每天100至200句之间。

据报道，中国130多种语言及各类方言中，68种使用人口不足万人，48种不足五千人，25种已不足千人。

对于微信平台为何花钱征集方言语音，黄一鸣表示，平台需要提升网民语音识别准确率：“至于它的用途，我想大家都清楚，如果在微信用语音聊天，它是有工具识别的，但是没有该方言的模型，就解不开，或者说难度比较大。”

活动扩大后，讨论开始从技术本身转向这些语音数据可能的用途。长期以来，方言在一些非正式交流中被视为相对隐蔽的表达方式，识别难度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被自动化处理的可能。微信方面表示，该项目用于“提升语音识别体验”。

网民忧方言识别被“滥用”

“连家乡话都不安全了。”一条在社交平台获得较多回应的留言这样写道。该评论下方，多名用户提到，过去使用方言交流的一个原因，是降低被系统识别的可能性。

山东滕州网民齐先生告诉记者，当地有很多种方言：“滕州一个小小的地方，东西南北说话都不一样，如果你语音输入，它微信加不上无法识别，我觉得他们现在就是在收声音数据，他在语音识别监控方面，肯定有很大的帮助。”

关注个人隐私议题的学者余文天认为，这项技术本身不是问题，关键在于它会被用来做什么。他对记者说：“如果是把方言转成文字，这是有意义的，也应该肯定，但如果是用于审核方言内容，对批评言论进行干预，那对大部分网民来说，不是好事。”

近年来中国在金融、电信等领域逐步引入声纹识别技术，用于身份验证与风险控制。所谓声纹，是一种生物特征，简单来说就是人声的“指纹”，能够用于标识说话人身份。中国一些平台也已具备语音转写与内容审核能力。从事语音技术研究的人士指出，随着人工智能模型训练推进，语音数据在各类应用中的作用正在增加。

截至目前，微信方面未就数据管理细节作出进一步说明。该活动仍处于邀请阶段，尚未全面开放。

责编：李诺

根据新规，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且不能说明来源的差额，达到300万元以上的，认定为“差额巨大”，进入刑事追责范围；差额在1000万元以上的，认定为“差额特别巨大”，对应更高量刑区间。此前司法实践中，相关标准以30万元作为起点。调整后，30万元至300万元区间的差额，一般不再按照该罪名处理。

安徽前检察官沈良庆接受本台采访时说，腐败问题是中国社会痼疾，是一党专政的权力垄断体制下的必然结果，垄断权力和真理本身就是为了垄断利益。他说：“所以说，中国的腐败问题是制度性的腐败，在市场化条件下，权力寻租只会愈演愈烈，贪腐数额越来越大，动辄上亿。在这种情况下惩治贪污腐败的立案和定罪量刑数额标准如果不随着贪腐数额的不断加大水涨船高，总不能把所有官员都抓起来判刑，还要把很多官员都判处死刑吧？”

制度性腐败下的“水涨船高”

新解释共24条，同时明确量刑标准：差额在300万元以上不满1000万元的，可判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差额在1000万元以上的，可判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具有将财产用于非法活动或曾因瞒报财产被处分等情形的，从重处罚。

作为对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2016年4月18日发布并实施的《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曾明确规定，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中，“差额在30万元以上不满100万元的，属于‘差额巨大’；100万元以上的，属于‘差额特别巨大’”。这一标准在过去多年间一直用于相关案件认定。

广东司法界人士曾先生接受采访时说，相关罪名入罪标准的调整，也引发外界对反腐尺度变化的关注：“这个门槛调高也是没有办法，因为现在贪污受贿的数额太大了。几十万元作为公务员，真的不能叫贪污了，大家都不认为是贪污。大概一二十年前，我办的受贿案，检察院都不愿立案，说太小了。现在更不用说，公务员几乎没有不贪的。”

法律标准随贪污数额“贬值”

根据中国《刑法》第395条规定，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适用于国家工作人员。办案时看的是无法说明来源的“差额部分”，不是官员全部财产。一旦认定成立，差额部分将依法追缴。

沈良庆说，这次调整幅度较大，将入罪门槛提高至300万元，“数额特别巨大”的标准也同步上调至1000万元以上。“定罪量刑的数额标准不断提高，也可以把它理解为一种特赦，就是统治集团自己特赦自己，否则就要把自己人抓光了。”

网络平台上，有网民留言称，“标准提高之后，一些原本可以入罪的情况，现在不再构成犯罪”；也有声音将这一调整视为重新划定适用范围，甚至认为是对入罪标准的放宽。

严惩境外隐瞒与非法支出

解释（二）还对从重处罚情形作出规定。若将相关财产支出用于非法活动，或曾因瞒报财产被处分，在认定该罪时将从重处理。在涉及境外资产方面，解释明确，隐瞒在境外的存款，折合人民币达到300万元以上的，可认定为“数额较大”。如将相关存款用于非法活动，或曾因隐瞒境外资产被处分，同样作为从重处罚依据。

公开资料显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在中国职务犯罪体系中长期被作为补充性条款使用，主要针对无法查明具体受贿或贪污来源的情形。2016年确立的数额标准，此后多年一直作为司法认定依据。

山西法律界人士张先生对记者说，在中国政府官员个人财产无需公开的背景下，官方提高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数额：”这肯定是对贪官的放纵，我们对照西方发达国家公职人员，如日本公开的财产，这个数额肯定非常庞大，这与中共所强调的反腐是相违背的。”

4月2日，中国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发出的通知显示，相关部门将召开“深入学习习近平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并要求参会人员统一存放手机，不得随意走动。另有一则通知由中国网络监管部门工业和信息化部司局办公室发出，要求三大网络运营商相关部门参会。

两份文件都提到跨境数据专线。据知情人士对本台表示，当局正对“违规连接互联网”的跨境数据专线进行清查，涉及专线及机房中转等连接方式，并要求相关负责人携材料参会、限时反馈。

4月6日，江苏苏州一家网络科技公司接到当地有关部门下发的《关于配合运营商全省网络安全专项治理工作的告知函》。文件称，自4月起将开展针对跨境访问行为的专项整治，服务商需对相关连接进行排查，一旦认定违规，将直接断网处理，不设整改期限。

4月1日对跨境访问行为专项整治

苏州一科技公司网络工程师俞敏（化名）对记者说：“以前多是提醒或者要求限期整改，现在是直接关停，基本没有缓冲空间。这类会议主要是统一口径，一旦发现非法翻墙，就可能被断网，接下来范围可能还会扩大。”

俞敏举例说，近期有企业通过跨境专线连接海外网络，为客户提供加速服务，在被上级通报后，相关线路未提前通知即被切断，业务随即中断，企业只能临时调整网络架构。

江苏方面的告知函已发到企业客户。文件称，自2026年4月1日起开展针对“违规跨境访问”的专项整治，要求接入服务商签署合规承诺，对被通报的IP立即关停。文件还提到，一旦发现相关行为，将直接断端口、终止服务，相关费用仍需由客户承担。通知称，相关通报由上级部门统一下发，不设整改期限，企业需自行排查网络、服务器及端口使用情况。

另外，陕西部分企业近期接到一份题为《关于全面封禁海外流量及严禁翻墙业务的紧急通知》的文件。通知称，自即日起，所有IP地址不得访问中国大陆以外的网络，包括香港、澳门、台湾及其他国家和地区，同时禁止承载VPN、代理等相关业务。

企业自查跨境流量及代理应用

文件还要求企业开展自查，排查跨境流量及代理应用等情况。通知提到，一旦发现相关行为，将直接封禁IP或停机处理，资源不予保留，费用不退还。若业务因此受到影响，也不提供调整或恢复，是否解封需以运营商后续通知为准。

深圳一公司网络技术人员郭先生对记者说，最近几天各地出现限制连接境外网站的情况，说明当局已经开始行动。他说：“今年两会后已经听说要加强对互联网的安全管理，说境外黑客入侵情况严重，又说有人通过翻墙把墙外的消息搬到墙内，有些部门正在调查。”

郭先生说，有些地区在限制网速并侦测电脑VPN，如果发现是企业就会封网，个人则可能被罚款。情节严重的，“把海外文章、图片、下载的视频在国内传播，可能就要拘留。”

有外贸公司表示，他们使用翻墙工具联系境外网站，需要向当局备案，否则属于非法联网：“一旦用户触发监管，服务商可能承担风险，这会促使其主动加强审核，但会影响公司与外商的正常交流。”

责编：李诺

近日，海外社交平台X账号@cuichenghao整理的一组城市监控数据在网上传播。根据该组数据，上海摄像头数量约1506万，北京约1116万，重庆约898万，广州约735万。

与人口规模对比，多地已进入高密度区间。以上海为例，常住人口约2480万，对应约1506万摄像头，约每1.6人对应1个；北京约每2人对应1个；广州约每2.5人对应1个；重庆约每3.5人对应1个。

受访者：监控覆盖日常生活

江苏泰兴居民陆建荣接受本台采访时说，当地摄像头数量明显增加，主要用于两个方面，一是罚款，二是维稳。他说：“政府为了拉动经济，通过罚款来增加收入，开车一不小心就可能被开罚单。还有就是维稳。一些被列为重点人群的，还有一些没有纳入重点人群、但需要监控的人，通过摄像头都能看到你。我知道我们这边有一个叫尤月兰的，还有一个叫黄兰珠的，在她们家六楼门口装了一个，楼下装了两个，楼梯口也装了一个。只要是被列为重点维稳人员，家门口的摄像头不止一两个。还有居民宋宜霞家，也都有。”

根据此次统计数据内容，排名前十的上海、北京等城市摄像头总量接近8000万，主要集中在特大城市。多项研究将中国监控摄像头总量估计为数亿级别，分布在公共空间、商业设施以及基层视频系统等不同场景。

上海居民郑先生说，他被当局认定为“重点人群”，其住所周边安装有多个摄像头，分别对应不同管理部门：“我家周边有三四个监控，有市公安的，有区公安的，还有社区、街道，包括物业的。盯着我家的摄像头有好几个，在你周边装探头很正常。比如你窗前装四五个，后窗也有四五个。”

郑先生说，对相关人群的监控已覆盖日常活动路径：“从你出门到上大路，监控都是联网的。像我们这种人，不用报备，不像以前那样需要提前申报，你走到哪里他们都知道，现在基本没有隐私。”

天网与雪亮工程覆盖网络

公开信息显示，中国监控体系以城市“天网工程”为基础，在道路、社区及公共空间布设摄像头，并接入公安局系统集中管理。与此同时，农村地区推进“雪亮工程”，通过基层视频系统实现联网。目前，中国摄像头数量被估计已超过七亿个。

北京学者张先生对记者说：“城市的天网工程与广大农村的雪亮工程结合，使监控系统从城市延伸到乡村，覆盖范围持续扩大，空间上的空白区域越来越少。”

国际比较与历史演变

在全球监控密度排名靠前的城市中，中国多座城市位居前列。有民众表示，在日常生活中遭遇财产损失时，监控系统并未发挥明显作用。山东滕州的张先生对记者说：“你的车刮了，被偷了，摄像头找不到，孩子丢了也找不到。”

中国大规模铺设摄像头始于2000年代中期。“平安城市”建设推动监控进入公共空间；2015年前后，“天网工程”加速扩展；2016年前后提出“雪亮工程”，监控网络向基层进一步延伸。多项国际研究显示，全球监控摄像头数量最多的城市，多数集中在中国。人权组织近年来多次关注相关技术的扩散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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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社交媒体账号“李老师不是你老师”发帖称，上述当事人到派出所后，警方电脑中的反诈系统显示其曾接收“境外软件验证码”。现场民警对其手机内应用程序及银行卡信息逐一拍照登记，并上传至内部系统。

湖北网络活跃人士章承（化名）接受本台采访时说，近期越来越多网民被要求在手机中安装所谓反诈软件，一旦使用“翻墙”工具浏览境外网站，很快就会被警方找上门要求说明情况：“很多人装了所谓反诈软件，这些人再翻墙，公安系统就会显示出来，就把你叫到派出所去调查，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其实在中国有很多人在翻墙，大部分人只是想看一看外面的世界，所谓反诈软件就是用来监控人的。”

设备数据进入执法视野

武汉学者郝先生对记者说：“现在的情况已经从网络访问延伸到个人设备和账户信息。很多原本只是技术层面的操作，一旦被纳入管理，就会被当作执法依据。这种做法把网络使用和个人身份逐步连在一起，一旦数据被系统记录，之后再查人就会变得很直接。”

近期，湖北多地接连出现网民因使用VPN“翻墙”浏览境外网站而被公安查处的个案，相关做法开始在不同地区重复出现。湖北公安执法公开平台日前公布的信息显示，3月8日17时许，鄂州市一名许姓男子在家中使用一部荣耀手机“翻墙”浏览境外网站，包括使用X、TikTok等平台。通报称，许男已触犯相关规定，其在接受调查时承认相关行为。

(志愿者提供/记者顾远)

翻墙行为被认定违法及罚款

警方随后对许男给予警告，并处以200元人民币罚款，同时责令其停止联网。

1月28日，孝感一名石姓男子因使用VPN访问境外网站，被当地公安局认定为使用非国家公用电信网进行国际联网。公开信息显示，派出所出动十余名警力到其住处调查，随后对其作出责令停止联网，并处以500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从近期公开案例看，公安已经把网民“翻墙”行为直接按违法处理。研究网络安保技术的工程师李先生对记者说：“从最近这两起案件来看，这种做法正在增加，说明翻墙不再只是技术限制的问题。”

根据公开处罚文书，上述案件均依据《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暂行规定》第六条及第十四条执行，将相关行为认定为“未经批准进行国际联网”。

中国一位因个人安全原因不愿公开姓名的法律界人士对此提出质疑。他对记者说：“这个规定本身就存在问题，因为它和宪法保障的公民获取信息的权利是冲突的。另外，查看他人手机、删除翻墙软件，这本身就是搜查行为，搜查应该经过公安局局长授权。”

识别VPN能力进入应用层

2026年3月，一项编号为CN121691088A的技术方案进入公开程序。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披露的信息显示，该专利由福建紫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于2025年10月申请，内容涉及识别电脑是否开启VPN等功能，目前已进入实质审查阶段。

相关内容在技术社区传播后，引发对监控范围可能进一步扩展的讨论。深圳软件工程师郑先生对记者说，这类技术通常通过识别设备中的虚拟网卡来判断是否使用VPN，一旦部署在企业或公共终端，相关行为便可被识别。“一些开发环境本身也会生成虚拟网卡，如果按同一规则判断，正常使用也可能被当作异常处理。”

值得注意的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已于2026年1月1日起施行，对跨境访问行为的监管明显加强，相关措施正逐步向企业端延伸。

有受访学者对记者说，这类技术一旦被相关部门采用，不仅可能用于限制个人跨境访问行为，也可能影响企业与境外合作中的信息沟通范围。

责编：李诺

这份名单跨越近三十年的中国纪录片创作历程，涵盖底层生存、体制矛盾及历史禁忌等多个领域。有受访者指出，这些影片长期难以公开传播，不在于艺术形式，而在于其呈现的内容涉及官方叙事较少触及的现实议题。

现流亡德国的纪录片制作人郭珍明本周日（4月5日）接受本台采访时说，这种从“播后即焚”到“溯源清理”的审查方式变化，反映出当局对民间真实叙事的持续警惕。他说：“2000年到2010年这十年是中国独立纪录片活跃的时期，出现了很多揭露性、批判性或者反思性的独立纪录片。现在已经没有这类创作。”

部分作品由播出转为受限

清单中不仅包括从未获准公映的地下纪录片，如揭露文革记忆的《我虽死去》，也包括曾在主流平台播出、如今被技术手段限制传播的作品，如医疗纪实片《人间世》和展现基层选举的《请为我投票》。

郭珍明继续说，当年的独立纪录片创作同样属于地下状态，虽不能公开上映，但仍可在美术馆、画廊、书店及影展等空间放映。他说：“在胡锦涛时代，纪录片在美术馆等小范围空间放映，一般没有太大问题。我2009年到北京的时候，记得在798艺术区和一些画廊看到很多纪录片。”

2024年1月8日，网易新闻推出纪实短片《如此打工30年》，上线不足24小时即被全网下架。该片呈现高龄农民工在城市边缘的生存状态，随后以“负能量过重”为由停止传播。

限制延伸至出版领域

类似的内容限制亦出现在出版领域。中国艺术家、作家何三坡接受采访时说，这些作品在国内被称为地下电影或独立电影，基本没有机会进入公共平台：“二十多年前，我在很偶然的时刻，在艺术家朋友的推荐下看过一部《垃圾围城》，深受震撼，并开始为城市的环境忧虑。我想说的是，一部电影可能会改变我们的生活与命运。遗憾的是，在一个非正常的地方，一个政治高压的地方，真实带来的是被打压和抑制，最终会是彻底湮没的命运。”

2026年初，中国基督徒作家何三坡的英文小说《上帝在旧金山》在欧美出版市场迅速传播。该书一周内进入亚马逊、沃尔玛及欧洲多国渠道。作者从未到访美国，却以旧金山为背景完成创作，并称灵感来自信仰体验。其作品未能在中国出版。

尽管反映中国民间生存状态的影像与书籍在大陆互联网中被持续清除，但它们在海外流媒体与民间存储中的传播并未中断。这些影音与文字，持续构成对现实的记录。

旅居泰国清迈的独立作家王继对记者说：“中国有一大批记录底层生活的地下纪录片。我自己写小说，很清楚封锁一部作品有多容易，尤其是纪录片，因为你呈现的是现实，而现实，恰恰是专制体制最警惕的部分。”

王继回忆，上世纪80年代他的作品仍可在国内出版，但近年重新写作后，已完成的四本书均无法在中国出版，只能转向海外发行。

清单涉及多部代表性作品

被列入雪藏名单的纪录片包括《最后的棒棒》《垃圾围城》《差馆》《请为我投票》《我虽死去》《生门》《人间世》《乡村里的中国》等。其中，《上访》为赵亮历时12年拍摄，持续记录北京南站附近访民群体。这部时长逾五小时的作品，因触及信访机制与执法冲突，在中国大陆几乎难以公开呈现。

责编：李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