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访问了曾于2021年5月至2024年10月在北京第二监狱服刑的澳大利亚商人马修·拉达尔。他说，自己曾被关禁闭194天，腿部一直被铁链固定在地面螺栓上，脚踝被磨破感染后没有得到药物治疗，期间还多次遭狱警电击。中国《监狱法》规定，对服刑人员实施禁闭的期限不得超过15天。

长期禁闭被指构成酷刑

旅居美国的中国人权律师李方平对本台说，中国《监狱法》规定，对服刑人员的处罚包括警告、记过和禁闭，其中禁闭期限为7至15天。

他说：“连续禁闭194天，显然违反了《监狱法》。监狱不能以服刑人员不服从管理为由，一直将其关押下去。长期单独关押实际上是一种虐待和酷刑。”

报告说，狱中暴力既来自狱警，也来自被赋予管理权力的服刑人员。狱警使用拳头、电击器、辣椒喷雾、械具和禁闭惩罚服刑人员，一些监狱还由牢头、房间长或走廊管理员协助维持秩序。

报告还提到，服刑人员遭到暴力或医疗被拒后，往往难以提出有效申诉。

曾代理胡佳、陈光诚及伊力哈木·土赫提等案件的李方平说，服刑人员获得律师帮助的空间几乎是一片空白，律师介入通常只限于代理申诉。

他说：“服刑人员在监狱里遭受各种暴力，或者出现医疗方面的问题，律师无法把它作为一项正常业务展开，无法正常会见服刑人员、向他了解情况，也无法进入监狱调查。这一块在法律制度上几乎也是一片空白。”

低薪劳动进入商业市场

强迫劳动是报告调查的另一重点。受访者提到，监狱劳动普遍存在无薪或低薪、工作时间过长、生产配额过高以及安全防护不足等问题。

报告引述拉达尔说，他从2022年2月至8月每月工作22天、每天8小时，半年总共获得4.2元人民币报酬。他曾从事文件装袋、标签分类和医疗用品加工等工作，部分劳动涉及中国邮政、瑞幸咖啡及医疗用品企业。

中国法律学者王魁德对本台说，拉达尔获得的劳动报酬令人震惊。服刑人员以极低工资生产商品，这些产品进入市场后，也会形成不正当竞争。

他说：“他们的工资很低，生产成本也很低。他们生产的产品进入市场，实际上有一种不正当竞争在里面，肯定是不合适的。我觉得完全可以允许服刑人员不劳动。”

报告还以湖南赤山监狱为个案。据媒体报道，该监狱关押约2900名服刑人员，近年曾关押李明哲、程渊和欧彪峰。报告指出，参与监狱劳动生产经营的湖南沅澧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其上级公司负责人兼任湖南省监狱管理局局长和党委书记。

政治教育与信息封闭

报告还关注监狱思想改造制度。服刑人员被要求参加政治课程、撰写思想汇报和认罪材料，部分外籍服刑人员即使听不懂中文也必须参加。政治教育、劳动及认罪表现均与积分和减刑挂钩。

王魁德说，从人权角度看，监狱不应强制服刑人员接受政治思想教育，但这一问题并不只存在于监狱。

他说：“中国所有人都在接受这个，公务员或者事业单位的人也要定期参加政治学习。这是一个整体性的问题，很难从某一个环节单独解决。”

受访者提到，患有感染、肝炎和结核病等疾病的服刑人员未能及时获得治疗。拉达尔说，他通常每月只能与家人通话一次，每次五分钟，信件需要经过审查，寄出或收到往往要等待数月。

报告引用官方资料说，中国2018年约有680所监狱，关押约170万人，此后官方未再公布完整数据。报告估算，计入已判刑但仍留在看守所或等待转监者，在押服刑人数可能约为234万。

中国今年4月30日通过修订后的《监狱法》，新法将于11月实施。新法规定，涉及国家秘密、个人隐私，以及公开后可能危及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和监狱秩序的信息，可以不予公开。保护卫士认为，这可能进一步限制监狱人数、死亡、医疗、劳动及侵权投诉等资料公开。

国际社会被促追查监狱供应链

保护卫士研究员陈彦廷对本台说，报告再次显示，中国监狱对服刑人员的权利保障严重不足，其中包括法律允许强迫劳动，对酷刑及施虐者的定义过于狭窄；牢头、生产线线长等被赋予管理权力的服刑人员，实际上充当官方代理人，可以对其他服刑人员实施暴力和虐待。他说：“国际社会应向中国当局施压，要求跨国企业调查供应链是否涉及监狱强迫劳动，并对违规企业实施抵制或行政处罚；各国政府也应检讨与中国在司法、执法领域的合作，暂停执行引渡条约。”

这是保护卫士继中国看守所调查后，对判刑后监狱服刑状况进行的调查。该组织建议建立独立外部检查机制，公开监狱企业、劳动条件和产品流向，并允许联合国人权机制进入中国监狱调查。

在台湾拥有高声量的资深媒体人矢板明夫，6号在台中永丰栈酒店演讲后，遭到一名香港籍男子挥拳相向，脸部溅血。根据台湾警方调查，嫌犯名为廖港发，有香港黑帮背景，曾涉贩毒及性侵案件。他犯案后立刻用手机回报“任务成功”，随即接获指示尽速离开台湾。但被台湾警方在机场拦截逮捕。

由于七月一号中国才刚实施“民族团结促进法”，其中有境外执法的条款，引发台湾各界关切。台湾的总统府发言人指出，这起案件是该法实施后第一起在台湾发生跨国镇压的暴力胁迫案件。

虽然中国国台办宣称，这名香港男子“出于义愤”，是普通治安个案。但被袭击的矢板明夫认为，这种“快闪打手”，真正的策划者藏身在幕后。

矢板明夫：“如果这个模式在台湾能够成功，那么很可能被复制第二次、第三次。今天被攻击的是我，明天就可能是别的媒体人、学者、政治人物，或者是任何一个敢于公开发表意见的普通人。有人说呢，这就是一场普通的伤害事件。但是香港的经验告诉我们，言论自由不是一夜之间消失的。”

矢板明夫举例，香港的媒体人郑经翰、陈平、黎智英、明报的总编辑刘进图都曾因为批评中共被袭击。在台湾，香港歌手何韵诗、书店老板林荣基、香港倡议人士赴汤的泰拳馆，也都曾被泼红漆。他认为，面对暴力如果沉默，暴力将会得寸进尺。

在伦敦发起成立英国港侨协会並积极奔走港人权益的郑文杰，是被香港国安法通缉的对象，他认为，如果这次案情证据显示和跨国镇压直接相关，那么对台湾就是很重要的警讯。

以英国的例子而言，六月英国法庭第一次依据2023年通过的国家安全法，将两名为中国进行间谍活动的被告定罪。其中一名罪犯任职于香港驻伦敦经贸办。罪名是代表香港，最终是代表中国，监视目前居住在英国的民主异见人士，刑期为八年和十年。郑文杰认为，这样的判决给台湾一个参考范例。

郑文杰：“这件事情来说是第一宗。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先例。那也是证明了说，英国的政府、英国的警方乃至英国的检调单位，还有甚至是英国的法院在陪审团制度底下，都有足够的决心去执行维护国家安全、打击跨境镇压的这个决心。”

“你看（英国）这个情节来说，并没有到直接袭击的程度。他可能就是说‘我企图要闯入一个民宅’。言论上的恐吓、人肉搜查，然后还有可能透过一些各种的资讯来收集一些流亡人士的情报。他其实完全没有到身体碰触的程度喔，他都已经有判到 8 年或 10 年。这件事情是重的。”

专家分析，值得注意的是，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访问中国时，创造了“台湾民族”的用词，使得台湾跟所谓的民族团结法有所连结。

时事评论家陈破空：“创造了一个台湾民族之后，这个台湾民族就跟维吾尔民族、西藏民族、内蒙古民族等等，算成一个东西。最后你在所谓民族团结法的这个口号下，就可以成为一个被专政的对象，或者是所谓清洗的对象。所以就在这个前提下针对台湾。针对台湾它是主要是心理战、是个恐吓的作用。”

除了恐吓，陈破空和郑文杰都认为，这让中共认为跨境镇压有法可依。因为它有可能损害其他国家的主权以及尊严，它不仅应该引起台湾的警觉，也应该引起美国、欧洲等国际社会 整体的警觉。

2022 年开业的留下书舍，由数名资深传媒人创立，近来香港警方先后对一拳书馆、猎人书店等采取拘捕行动后，留下书舍14号在社交媒体宣告8月底将结业，表示“最近的事态，也许是骆驼上的最后一根稻草，难以捉摸的红线，也是一个结业原因。”

火灾前两天，这家鞋厂刚刚接受过一次消防检查。检查人员发现，货物占用消防通道，配电箱下堆放杂物。检查记录要求企业在7月13日前完成整改；其中，配电箱下的杂物被要求立即清走。

但火灾发生在7月9日。28个人，没能等到整改期限。

7月9日中午，福建晋江辉腾鞋业一栋五层厂房起火。官方通报称，现场共有239人，最终28人死亡。着火部位位于一楼冲裁车间，具体起火原因仍在调查。

“这个过程中为什么这么不好上去，就是因为他角落里堆积了鞋底。”

多名工人表示，一楼堆放着海绵、网布、纸箱、胶水和热熔胶等大量易燃材料。鞋材还被堆在楼梯口和过道。

这并不是一个从未被发现的风险。过去一年，相关部门曾多次检查这家企业，其厂内长期存在消防通道堵塞、配电箱附近堆放货物、消防设备不完整等问题。企业还曾因此被要求停工整改。

2025年11月5日，同在晋江陈埭镇，一栋四层厂房发生火灾。一个多月后，福建消防转载了一条关于晋江消防工作的宣传报道，介绍当地的“智慧消防”、企业自查和柔性执法，包括“首违不罚”等措施。

今年5月，一则署名晋江市消防救援局、标注来源为“晋江消防”的公告称，将在安踏一体化产业园开展大跨度、大空间厂房火灾跨区域联合实战演练。

检查有了，宣传有了，演练也被安排了。真正的问题是：已经发现的隐患，有没有被真正清除？在隐患消除之前，危险生产有没有真正停下来？

同样的疑问，也不只属于晋江。最近，山东、浙江、广东等地，也陆续发生厂房火灾。事故原因和伤亡情况各不相同，但厂房消防安全再次成为一个共同问题：安全成本，究竟由谁承担？

中国劳工观察创始人和执行主任李强表示： “这是一个制度性的问题。如果你抓安全，或者说增加劳工成本，企业可能就搬到另一个城市。地方政府会担心就业，还有税收。所以就算检查到了问题，有没有真正改善，这是一个制度性的问题。”

这种安全成本与经济利益之间的拉扯，也不只发生在地方政府和工厂之间。晋江是中国重要的鞋业制造基地。在这样的产业链中，工厂生产的产品可以经过贸易公司和中间商，进入更长的国际供应链。价格、交期和产能要求，可以沿着订单向下传递；但当工人安全出了问题，责任却未必能够沿着供应链向上追溯。截至本片制作时，公开资料无法确认，火灾发生时厂内正在生产哪一家采购商的订单。

中国劳工观察创始人和执行主任李强表示：“采购商把生产外包以后，至少在中国这样的环境里面，很难去追究他们的法律责任。即使他们自我宣传做得很好，但是没有做到，目前在西方做诉讼也非常难。”

而要追究采购商的责任，第一步，是先确认采购商到底是谁。

“你去查整个供应链，发现不了它的产品直接卖到哪里去……他们让供应链变得不透明。”

现有法律并非完全空白。但当订单关系被中间商层层隔开，连最终采购商都难以确认，跨境追责也就更难启动。一双鞋的价格、数量和交货日期，或许可以被层层记录；但生产它的工厂是否堵塞消防通道、有没有自动喷淋、工人能不能安全逃生，却可能被留在供应链最底端。

火灾之后，网上流传开一些工人背着灭火器上班的视频。这些画面引发热议：工人当然应该学习报警、疏散和自救。但工人不能决定清空逃生通道，不能决定企业是否停产整改，也并非知道自己正在赶制的订单，最终属于哪一家采购商。一只灭火器，或许能给一名工人多一点自救的机会。但它无法回答这场火灾留下的问题：那些在火灾发生前已经发现的隐患，为什么仍然留在工厂里？

责编：李诺

新华社7月14日发布的通报指，马兴瑞“丧失理想信念和政治立场”，严重违反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和廉洁纪律，在干部选拔任用中为他人谋利，并为亲友安排工作。通报还指，他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帮助亲属低价购房，涉及权色、钱色交易，纵容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利益，“大搞家族腐败”；并利用职务便利，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和职务提拔等方面为他人谋利，本人或伙同亲属、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巨额财物。

调查从妻子秘书扩至本人

时事评论人士蔡慎坤本周二对本台说，据他了解，马兴瑞2025年7月卸任新疆党委书记后，针对他的调查已经展开。调查最初集中在其妻子荣丽和秘书李光禄等人，办案人员一度试图将相关问题与马兴瑞本人区分。随着调查范围扩大，蔡慎坤获悉，办案人员认为马兴瑞深度卷入部分重大项目，并涉及资金流向等问题。

他说：“后来调查的人越来越多，调查范围越来越大，发现马兴瑞深度卷入，很多重大贪腐项目他都参与，部分资金流向也有他的指示。现在公布的主要是经济问题，还有一些政治上的问题没有公开。”

马兴瑞4月3日被当局宣布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至正式“双开”相隔三个多月。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了有关他的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

蔡慎坤披露，马兴瑞被怀疑在官场形成“小圈子”，并通过所谓“境外高官保险”为相关人员输送利益。按他的解释，这指官员家属利用境外保险安排转移资金。上述说法尚未获得中共官方证实。他说：“只要想形成影响力，或者形成小的政治团体，在习近平看来都会被抛弃。马兴瑞的问题不只是经济问题，还涉及拉帮结派的嫌疑，只是现在没有正式公开。”

马兴瑞2025年7月卸任新疆党委书记，官方当时仅表示其“另有任用”。此后，他仍以中央政治局委员身份出席2025年9月3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以及10月20日至23日举行的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这也是他被查前最后几次公开露面。中共四中全会结束后，马兴瑞连续缺席中共高层会议，直至今年4月被官宣受查。

张又侠案处置仍未公布

值得留意的是，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立早在1月24日已被官方宣布立案审查调查，比马兴瑞早两个多月。但截至7月15日，官方仍未公布对张、刘两人的党纪和军纪处分结论。

据熟悉中共体制内情况的退休人士吴先生说，张又侠案已进入尾声：“张又侠案已经完成调查，正在结案，具体公布时间需要高层决定。也可能近期公布，最迟要等到10月。”

文史学者宋双对本台说，中共高层进入北戴河休假期前，当局公布了对马兴瑞的处理意见。官方通报措辞严厉，所列问题主要涉及家族腐败及利用权力为团伙谋利。宋双认为，这显示习近平个人权力进一步集中，官员为晋升展开的权力和利益竞争仍在加剧。

他说：“这才是马兴瑞落马的主因，并且因此牵扯到陈希稍早卸任中央党校校长职务，退出组织系统，显示过去十几年陈希主持的组织路线正在被清算。习近平对军工和航空航天系统出身的干部，也从重用转向不信任，这可能影响袁家军等具有相同系统背景的官员。”

从大学副校长到政治局委员

马兴瑞长期在中国航天和科技系统任职，曾任哈尔滨工业大学副校长、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总经理。2013年转任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随后历任深圳市委书记、广东省长、新疆党委书记，并于2022年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

宋双认为，马兴瑞横跨中央技术官僚系统和地方政坛，其落马不仅可能影响中共当前的人事布局，也反映习近平主导的干部路线正在发生变化。他说：“中共在高度个人集权下，一方面去除党内民主的贤人政治，另一方面越来越依赖领袖个人考察，具有极大偶然性。忠诚变成几乎唯一的干部素质要求，也是中共目前反腐败不惜查到政治局委员级别的原因。这充分显示，一方面组织路线失败，无法调动胜任干部；另一方面，最高领导人又处在极大的不安全感中，陷入对几乎所有人都不信任的困局。这是这个政权最大的危机和内部不稳定。”

马兴瑞被“双开”后，其违纪违法所得将被收缴，开除党籍处分仍须由中共中央全会追认。蔡慎坤认为，马兴瑞较张又侠、刘振立晚被官宣受查，却先完成处分，与其在官宣前已被调查多时有关。军方两案迟迟未公布处理结果，是否涉及更大范围的调查，中共官方尚未说明。

责编：李诺

目前网上没有完整固件，也没有独立技术团队公布全面检验结果，截图来源和实际部署范围仍待核实。截图显示，相关识别文件在7月1日、3日、4日和8日连续更新，其中8日一天出现两个版本。部分文件说明提到网络地址频繁变化、区域流量集中和传输模式异常等特征。

识别系统库连续更新

从事网络技术工作的孙勤先生对本台说，这类技术与传统封锁网站不同。过去监管系统主要封锁固定域名和服务器地址，用户更换节点后仍可能继续连接，流量识别则是观察连接本身留下的规律。他说：“有些VPN的服务器地址经常变，有些连接特别密集，有些数据包大小比较固定，都会引起他们注意，当然啦，系统不一定知道你看了什么内容，但它可以判断这段流量很像某种VPN，就会上报。”

孙勤还说，这并不代表通信内容已经被破解。系统可能只能识别连接类型，却无法直接看到用户浏览的网页或发送的信息。一旦连接被标记，用户可能遇到限速、断线或节点被封。孙先生说：“对普通用户来说，最麻烦的是系统先把你列出来。运营商有实名资料，后面要不要查人，就是另外一回事。”

任子行在2025年年度报告的专利清单中披露了一项VPN流量识别技术，名称为“一种基于多模型融合的VPN流量识别方法及系统”。公司文件还显示，其业务涉及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云平台和域名安全等领域。

现有材料无法证明截图中的全部识别文件均由任子行开发，也不能确认名单内所有VPN已经在实际网络中被稳定识别。

翻墙用户面临调查风险

近年来，中国官方持续查处使用VPN访问境外网站的行为，并多次提醒“翻墙违法”。网民使用VPN仍面临警告、罚款和调查风险。江苏网络工程师张先生受访时指出，VPN识别库需要不断更新，代理软件会更换服务器、协议和连接方式，识别系统也要跟着调整。他说：“今天能识别，软件换个版本以后可能就不准了，所以特征库会一直更新。双方其实是在不断对抗，一个想躲开识别，一个想重新找到特征。”

早在2017年，市场研究机构GlobalWebIndex曾估算，中国VPN用户可能多达9000万。张先生认为，普通网民使用VPN的原因并不相同，有人查阅资料，有人与海外亲友联系，也有人阅读在中国被屏蔽的新闻。技术系统只根据流量分类，未必区分用户的具体目的。他说：“系统看到的是连接特征，不会先问你为什么用。只要被标记成代理流量，后面可能遇到什么，用户自己通常并不知道。”

任子行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00年5月，总部位于深圳，2012年4月25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业务涉及网络安全及工业互联网安全，客户以政府部门和通信行业机构为主。

识别范围延伸至电脑终端

本台今年4月曾报道，编号为CN121691088A的一项技术方案于3月公开。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资料显示，该专利由福建紫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申请，涉及识别电脑是否开启VPN，目前处于实质审查阶段。

深圳软件工程师郑先生当时对本台说，这类技术通常通过虚拟网卡判断电脑是否使用VPN，但部分开发软件也会生成虚拟网卡，正常使用可能被误判。

中国网络封锁已不再只依靠屏蔽网站、关键词和服务器地址。针对加密连接的流量分析、协议识别、行为分类及终端识别，正在成为新的监管手段。

责编：李诺

这份报告在中国“709大抓捕”十一周年前夕，在“中国人权”（Human Rights in China）网站发布。2015年7月9日起，中国当局大规模拘押人权律师和维权人士。十一年后，针对律师的压力已从人权案件和刑事辩护领域，延伸至长期从事民商事业务的律师。

参与研究的公益律师陆妙卿对本台说，过去律师行业普遍认为，刑事辩护和维权案件风险最高，只要从事合同、公司、房地产等民商事业务，执业风险相对较低。如今这种职业判断正在发生变化。她说：“案件风险还取决于当事人身份、案件背景及政治环境。一个原本普通的商业纠纷，也可能导致律师被刑事追责，甚至有牢狱之灾。这种高度不确定性，正在迫使越来越多民商事律师重新调整自己的执业判断。”

普通商业案件也有刑事风险

广西律师冯波案是报告收录的案例之一。冯波曾担任广西一家商会会长的法律顾问，该会长后来被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首要分子，冯波随即被控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一审被判有期徒刑10年。二审法院撤销涉黑罪名，但仍以诈骗罪和帮助伪造证据罪判处5年。

报告以冯波案说明，律师与客户之间原本正常的法律顾问关系，可能在客户被刑事定罪后重新接受审查。律师提供的法律意见、参与的债权处置、代理行为乃至收费，都可能被回溯认定为帮助犯罪。办案人员有时以律师“应当知道”或“明知”为由追究责任。

安徽律师吕先三案也被列入其中。吕先三代理多起民间借贷纠纷，委托人后来被认定涉及“套路贷”犯罪组织，他被控为诈骗罪共犯，一审被判12年，二审改判3年。报告记载，案件侦查阶段存在刑讯逼供，相关视频公开后被删除。

律师执业风险持续增加

在涉及民营企业、互联网平台、金融纠纷和债务案件时，律师还要判断案件是否可能被赋予政治敏感属性。部分律师在审查法律关系前，先评估当事人身份、企业背景及政治风险。

报告指出，民商事律师面对的风险包括政治风险边界扩展、“以刑代民”和“以刑化债”等执法模式扩散，以及司法资料公开程度下降。报告所引数据指，2023年裁判文书公开率跌至12.5%的历史新低，司法不透明与不可预测性双重加剧，使律师承担的执业风险大幅上升。

除刑事风险外，中国律师还面对业务减少和税费负担。截至2025年，中国执业律师已达83万人，十年间增至原来的近1.8倍；北京律师人均创收从2019年的84万元下降至2023年的68万元。

律师面对多重执业压力

旅居美国的北京律师李方平对本台说，中国民商事律师面对的已不是单一问题，政治风险、司法不确定性、市场竞争和税费制度相互叠加。他说：“市场低迷之下，律师收入下降，税费和合规成本却没有同步减少。许多律师已经处于难以长期承受的状态。如果这种趋势持续，受影响的不只是律师群体本身，更将削弱市场主体依法获得法律服务的能力。”

报告认为，律师严格缴纳税费后，综合税负可能占收入四成至五成；采用行业内常见的税务安排，又可能面对税务和公安部门追责。报告将这种处境概括为“合规即亏损，避税即违法”。

中国律师协会现行体制也被指缺乏行业自治。报告指，律师协会由司法行政部门实际控制，部分协会的中共党组书记由政府官员兼任，难以代表律师处理执业权受损问题。报告建议推动律师协会回归行业自治、调整律师税费制度，并建立明确的职业退出机制，使律师发现委托人可能违法时，可以终止代理并获得法律保护。

责编：李诺

中国官方报道，导弹是由一艘中国核动力潜艇發射，落点在太平洋公海海域。中方并事先通报相关国家，但之后依旧引发北约、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及所罗门群岛等国家的关切或批评。

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 “我们不乐见任何破坏稳定、或损害太平洋及本地区和平、安全与稳定的行动。毫无疑问，这是中国的挑衅行为，确实破坏了地区稳定。"

所罗门群岛总理韦尔甚至向中国大使表达强烈抗议: “中国是所罗门群岛的好朋友,但朋友不会做这种事。这对我们的地区来说,并不是好事。"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皮戈特（Tommy Pigott）表示，美国已监测到此次导弹试验，并声明：“在美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努力防止核扩散之际，中国却在反其道而行之。北京迅速且不透明的核武器扩张令该地区乃至全世界深感担忧。"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对此指出，演习符合国际规范。“这是一次例行性的军事训练活动，不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和目标。有关的发射活动始终保持安全规范和专业操作，希望有关国家不要过度解读。”

导弹发射后，许多中国媒体报道发射地点是渤海，而弹道导弹可能是新型的巨浪3潜射弹道导弹，但根据台湾的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发文，中国发射的是可搭载核弹头的巨浪2，从南海发射，飞越菲律宾上空。台湾的副总统萧美琴认为，這反映中国在全球日益扩大的恶意影响力操作。

专家分析，在南海及太平洋海域，中国面对四月的美菲“肩并肩“，到六月美日的“坚毅之龙”演习，以及在日本和关岛举行的”勇敢之盾”，再到七月间，31国参与，近3万人投入的环太平洋军演（RIMPAC），中国有意藉由试射导弹表态。

全球防卫杂志采访主任陈国铭：“选在这个时机，我们叫军事对齐外交的动作，这是非常有可能。第一个是应对环太平洋演习。第二个是前两天 （台湾的）吴钊燮秘书长说，海面有集结110多艘的中国公务船舶跟海军船舶，但水下舰队的部分，其实欧美国家比较难掌握。它其实也要对内部的群众展示，它也有打击能力，透过核子潜舰试射潜射弹道飞弹来展示。”

台湾的国防安全研究院研究员沈明室认为，面对美国和盟国在区域的多项演习，中国担心如果不表态，外界可能会认为中国因军队整肃，或经济及领导问题，实力减弱，因此选择以相对成熟的武器平台演练，避免被指责在美中高层领袖会面后挑起冲突。

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研究员沈明室：“我（中国）展现了我的能力，但是我的目的不是要跟你冲突，我是告诉你我仍然有能力，虽然现在我很多上将都还缺的。但是如果你要挑起冲突跟战争，我还是有能力来反制你，或者跟你作战，赢得胜利。甚至表达不惜我也会使用核弹，或核武力。”

“我直接在你家不让你出来，或者是你家门口，驰援你的行动，让你无法来得及去介入台海，或第一岛链的情势，这也是一种反介入与区域拒止作战的实际的运用。“

由于国际間的接连批评，中国外交部和国防部在七号同时再次对外提出解释。 国际间的压力对中国有什么影响？同時，未来解放军演练的变化走向，自由亚洲电台将会持续关注。

世界各地会举行游行、论坛和文化活动，讨论LGBTQ群体的平等与权益。

近年来，这类公共活动在不少国家仍持续举办，彩虹旗也成为6月街头常见的景象。但在中国，这样的公共讨论却越来越少。

在一些中国社交媒体平台搜索“彩虹月”，结果更多出现的是自然风景中的彩虹图片，而不是与LGBTQ相关的话题。

那么，中国的LGBTQ公共空间，是如何一步步发生变化的？

回顾过去，中国LGBTQ公共表达并非一直如此。

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一些城市已经出现社群活动。

进入2000年代，互联网为LGBTQ群体提供了相对自由、匿名的交流空间。

到了2010年代，校园和城市里的公开活动也逐渐增加。

2009年创办的上海骄傲节，连续举办多年。

广州中山大学学生自2006年起，每年都会在校园展示巨幅彩虹旗，呼吁反歧视。

北京同志中心长期举办讲座、电影放映和社区活动。

虽然规模并不大，但LGBTQ议题曾拥有一定的公共表达空间。

不过，这些公共空间随后开始逐渐收缩。

有观察认为，习近平执政以来，公民社会整体空间不断收紧，LGBTQ倡导者和相关组织也面临越来越多限制。

2015年，当局对部分维权律师和女性权益活动人士展开大规模行动。

随后，2016年《慈善法》和2017年《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实施，进一步影响民间组织的注册与运作空间。

从2017年前后开始，一些曾经公开存在的平台陆续消失。

广州中山大学持续多年的校园彩虹旗活动停止；

2020年，上海骄傲节结束；

2021年，多所高校LGBT学生社团微信公众号被封禁；

2023年，运营十五年的北京同志中心宣布关闭。

从互联网，到校园；从学生社团，到公益机构。

过去二十多年，中国LGBTQ公共表达经历了从逐渐出现，到逐步收缩的变化。

当世界许多地方仍在庆祝彩虹月时，中国LGBTQ相关公共空间却变得越来越有限。

曾经在网络中出现的“彩虹月”，也正在慢慢消失在公共视野之中。

彩虹没有消失。消失的，是它曾经拥有的公共空间。

据社交平台Threads账号musiclin_1107转发的广州警方《取保候审决定书》截图显示，当事人住址列为广东省，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办案机关为广州市公安局海珠分局。文书写明，因羁押期限届满、案件尚未办结，公安机关决定对其取保候审，并要求缴纳人民币1000元保证金，取保候审期限从7月4日起算。若按刑拘37天推算，当事人约于5月27日被刑事拘留。

香港电信业内人士林先生本周四（8日）对本台说，实体流量卡在跨境通信市场中来源复杂，不同渠道售出的卡，可能涉及号码重复流转、实名归属不清或历史使用记录不明。他说：“普通人买卡的时候，通常只看能不能上网，能不能用Facebook、YouTube，很少有人能查到这张卡以前被谁用过，号码有没有异常记录。如果内地公安把某张卡的历史记录和现在使用者连在一起，使用者很难马上说明清楚。”

林先生认为，当事人被刑事拘留一个多月后再取保候审，可能是公安查不出大问题。他说：“如果查出重大犯罪嫌疑，比如涉及电信诈骗，或者骂中国政府，应该不会取保候审，而是逮捕、起诉。”

身份与行程未获确认

这张《取保候审决定书》截图被指最初来自中国大陆社交媒体小红书，随后在台湾Threads和Facebook等平台转发。转发内容称，当事人是“台湾00后同胞”，赴厦门旅游期间购买几张香港流量卡，仅用于登录Facebook，未出售、转借或分享给他人。截图文书本身未显示当事人台湾身份、厦门行程和流量卡用途。

记者注意到，在警方出具的法律文书中，“住址”可能指现住地、暂住地或取保期间的居住地址，不必然等同于户籍或身份归属。因此，截图中“住址广东省”的字样，不能单独证明当事人的户籍或身份。

本台致电广州市公安局海珠分局办公室，试图了解当事人身份，但接听电话的人士称“不接受采访”，随后挂断电话。

律师：应公布帮信罪边界

中国《刑法》第287条之二规定“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简称“帮信罪”。按条文，行为人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仍为其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器托管、网络存储、通讯传输等技术支持，或者提供广告推广、支付结算等帮助，情节严重的，可被追究刑责。该罪名近年来常被用于电信诈骗、电话卡、银行卡、网络账号等案件。

广东陈姓律师对本台说，境外旅客使用境外上网卡并不罕见，单纯使用Facebook通常也不应直接构成“帮信罪”。他说：“这个案子的关键，不是他有没有香港卡或者境外卡，而是警方究竟把当事人哪一段行为认定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如果他自己买卡自己用，没有转卖、出租、转借，也没有提供给诈骗，那这个罪名的边界就很危险。香港和台湾人入境都用境外卡啊？”

陈律师认为，当局应该公布案情，让境外与国内游客清楚大陆的帮信罪边界在哪里。

这起个案在社交平台曝光时，中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已于7月1日起施行。该法近期在台湾引发有关中共长臂管辖的讨论，也使台湾民众赴中国大陆旅游、过境及使用通信服务的风险受到关注。台湾网民就这起“帮信罪”案留言称，如果发帖者所述属实，台湾人赴中国大陆旅游时使用境外通信服务需注意风险。也有网民表示，不能因为自己过去赴陆没有遇到问题，就否定类似个案可能带来的影响。

责编：李诺

一句原本用于号召观众支持电影的话，却意外引发了一场持续发酵的网络风波。

近日，歌手韩红在为导演冯小刚新片宣传时，呼吁观众“走个面儿”，到影院支持电影。这句话随后引发网络争议。

韩红随后公开发文道歉，承认自己的表述“过于轻率随意，思虑不周，措辞失当”，并表示，自己“辜负了长期以来社会大众对我的包容与信任”。

不过，道歉并没有让争议结束。越来越多网友开始翻查韩红过去的公开言论、慈善活动，以及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的公开资料。

截至目前，没有公开信息显示，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因这次事件受到官方调查；网络上的讨论，主要集中于网友对公开信息的检视和质疑。

事实上，这样的情况近年来并不少见。从东方甄选主播董宇辉，到河南零售企业胖东来的创始人于东来，不少公众人物在陷入争议后，都曾经历网友重新翻查其过往言论和公开记录，希望判断他们长期以来的言行是否一致。

为什么，一场网络争议，越来越容易演变成一场“全网考古”？

虞平（独立时评人、法律学者）：

“公众对一些机构，特别是官方的机构，所谓公共地位的那些机构个人呢，呃，长期以来不信任，这个是我觉得是有历史原因的，其实我们中国的这个信用体制啊，它本身没有建立起来。如果大家回顾慈善事业这中间的一些丑闻的话，大家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韩红这么长期做公益的这样的一个人物、公众人物呢，也会受到质疑。十几年前那个中国红十字会应该是最具有公信力的，对吧？由于郭美美事件导致中国红十字会的这个捐款下降了百分之二十多。中国在进入现代化过程中间，我们并没有建立一套让人们比较充分相信的一个信用体系。不光是涉及到这些做公益事业，涉及到甚至是国计民生的，你比如说食品行业，甚至这些医疗行业，这些涉及到国计民生的，掌握人的生死健康大权的那些公共资源，都得不到公众的信任，把信誉啊这些东西建立在个人基础之上。 就是这个是不对的，你要用制度来建立人们的对这个一种机构的信任，而不是用个人的信誉。”

有分析认为，社交媒体的发展改变了公众参与公共讨论的方式。公众对于公共人物、公益组织以及公共机构的信任，正在从“默认相信”，转向“需要验证”。

从一句“走个面儿”，到一场全网“考古”，公众寻找的或许不仅是真相，更是在数字时代，重新建立对公共人物和公益事业的信任。

责编：李诺

709事件11周年前夕，熟悉周世锋近况的人权律师王先生本周三（8日）对本台说，周世锋最近使用的微信号7月2日再次被永久封禁，所有社交功能，包括一对一聊天均无法使用。王先生说，这已是近一年内周世锋第5个被永久封禁的微信号：“周世锋前三个微信号被封，是因为他在朋友圈揭露孙力军政治团伙制造政治迫害案件，说这个团伙在政法系统里的势力还很强，也提供了很多证据。”

周世锋于是向北京互联网法院起诉，法院收了材料，半年不出任何法律文书。他再向中央巡视组反映，北京互联网法院就回复“终结审核”，实际上就是剥夺他的诉权。后来再反映，法院又说“已处理完毕”。

微信号接连被封

不久前曾见过周世锋的王先生还说，周世锋曾怀疑其微信号封禁与河南安阳公安网监部门有关，并致信河南省委、省纪委和省政法委相关负责人反映情况：“信件后被转至安阳市纪委，再转至市公安局纪检部门，但至今没有收到正式答复。”

周世锋先后注册多个微信账号，他从第四个账号起，不再发朋友圈，不点赞，但该号仍被永久封禁。他随后分别向深圳市南山区法院和北京互联网法院起诉。王先生说：“法院网上立案系统要求填写‘被告法人代表或主要负责人手机号’‘固定电话’‘证件类型’等项目，这些资料涉及腾讯法定代表人个人信息，普通公民无法取得，最后立案被拒。”

周世锋接受本台查询时证实上述情况，他对本台说：“我的五个微信号被无端封禁，并且没有司法救济途径，使我失去了与社会保持基本联络的工具，这些都是基本事实，非常感谢社会各界以及所有朋友对我的关心。”

周世锋是709案中被判刑的标志性人物之一。2015年7月，中国当局大规模抓捕和传唤维权律师、法律工作者及相关人士，事件后来被称为709事件。周世锋曾任北京锋锐律师事务所主任，后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2022年9月刑满释放后，他仍长期受到限制。

会友受阻出行受限

北京另一位人权律师李先生告诉记者，709案人士、前律师余文生刑满释放后，曾计划前往周世锋老家安阳与其见面，但两人最终未能会面。李先生说：“余文生和周世锋是多年朋友，早就约好在安阳见面。余文生到安阳前一天，北京国保就赶到安阳，强行阻止两人见面。这不只是限制人身自由，也是把一个人最基本的朋友关系都切断。”

李先生表示，目前外界很难直接联系到周世锋，不清楚他本人此时的处境和感受。他说，周世锋过去曾向中央巡视组反映，709案是孙力军、傅政华等政法系统高层制造的政治迫害案件，自己是受害者，但相关部门仍对他实施监控。

另一位熟悉周世锋维权行动的人权律师张先生对本台说，周世锋过去一年持续向多个巡视组和检察系统递交材料，反映孙力军、傅政华政治流毒在政法系统中的遗留问题。张先生说，周世锋向中央第六轮巡视派驻全国的16个巡视组反映过相关问题，也向最高检察院派驻天津检察院的巡视组、天津市委等部门反映天津政法系统问题。

控告政法系统遗留问题

大陆人权律师张先生认为，709案不是普通案件，而是孙力军、傅政华政治团伙制造的假案：“去年6月，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侦查厅挂牌后，他第一时间以709核心人物身份向该厅和控告厅控告。今年4月，中央第七轮巡视刚进驻，他又写了九套控告材料，反映孙力军、傅政华政治流毒到现在还很猖獗。”

据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等长期追踪人权团体的统计，2015年7月9日爆发的“709大抓捕”中，中国警方在20多个省份拘捕、传唤、强迫失踪或约谈319名维权律师、法律助理、人权捍卫者及其家属。其中36人曾处于长期羁押、秘密关押或强迫失踪状态，10余名核心律师和维权人士被控“颠覆国家政权罪”或“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分别被判处3至8年不等有期徒刑。

事件发生11年后，绝大多数最初被带走、传唤或短暂拘留的人已获释或刑满出狱，但他们仍面临持续维稳、监控、出行限制和职业打压。

709余波 余文生出境受阻

今年6月上旬，余文生一家三口打算从深圳前往香港旅游，在罗湖口岸被当局拦截。余文生在X平台写道：“6月9日，我与妻儿到了深圳，妻儿本想去香港旅行，妻子和儿子均被边检告知‘出境有可能危害国家安全’，被禁止出境，并被短暂扣留。目前我们一家三口都被禁止出境。”

责编：李诺

书中自述部分显示，刘书庆曾有多重身份，包括人权律师、公益律师、独立中文笔会会员和大学教师。他写到，自己最珍视的是人权律师这一身份，但早在2015年底就被实际剥夺律师执业权，因此现在更准确地说是“律师后”。

他本周二（7日）接受本台专访时说：“这个文集，汇集了我20年来自己觉得还算满意的作品，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我20年来的心路历程，这些文章主要是对公共政治的评论，几乎每篇都是在重述正常的政治伦理。”他还说，通过这些文章，可以看到中国大陆20年来政治气氛的嬗变，也可以看到“这个体制是如何一块块地完善了极权拼图，曾经遗漏的自由空隙几乎消失殆尽”。

2015年底，刘书庆的律师执业证被济南市司法局注销，实际失去执业资格。谈到此事，他在电话中告诉记者，自己的情况严格说来是“注销”，但当局也不可能再允许他执业。

他说：“没了律师证，如同武士失去佩剑，失去铠甲，但是没了证，也不全然都是坏事，它给了我一种超越性。”他还说，以前有证时，主要精力放在自己代理的个案上，写的文字也几乎都与个人有关；现在不同了，“我关注的主题更为宏大一些了，文字有了更多的思辨色彩，更大的穿透力”。

公共案件与709案

书中写到，刘书庆曾代理或参与许志永案、陈树庆案、姬来松案、女权五姐妹案，以及多起被控“寻衅滋事”的案件。他还提到，在709案中，王峭岭曾委托他代理其丈夫李和平律师，王秋实律师在被抓前也曾委托他，吴淦和王全璋案也与他有交集。

目前，刘书庆在山东齐鲁工业大学任教，回看这些公共案件，他对记者说：“作为躬身入局的人，我不想假装乐观地来给这些案件强行上价值，因为作为人权捍卫者，还是要实事求是。”他认为，这些案件虽曾引起国内外关注，但政府有足够手段控制案件外溢。回头看这些案件，更能看清民间力量的孱弱。至于它们能留下什么，取决于人们是否能韧性坚持，以及后来者能否接力。

本专访7月7日播发时，距离709案十一周年只有两天。2015年7月9日前后，中共公安系统在多地集中抓捕、传唤、约谈人权律师、法律助理及维权人士，涉及北京锋锐律师事务所及多地法律人，外界后来称之为“709案”或“709大抓捕”。

谈到709案，刘书庆说：“再过几天正好是709案十一周年了。在这个日子，我几乎很难心绪平静。”他认为，709案影响很大，“对人权律师的规训不是一次性完成的，而是持续进行的”。现在代理良心犯案件，律师甚至不太敢公开起诉书、辩护词和判决书。

公民行动与法治伦理

书中还记录了刘书庆参与的多项公民行动，包括反就业歧视、山东问题疫苗受害者索赔、李文亮医生去世后呼吁设立“全民说真话日”，以及围绕外国留学生财政补贴、权健案退赔机制、单身女性生育权等议题发起或参与行动。

谈到这些行动的意义，他说，自己是从公民不服从的角度看待这些行动。它们不是为了掀起一场政治飓风，也不奢望引起公民的集体行动。支撑这些倡议的，是“对不义的憎恶，对谎言的唾弃，对弱者的悲悯”。他认为，这种不服从的意义，就是哈维尔所说的“生活在真实中”。

书名中的“法治和政治伦理”，也是刘书庆多年来文章的核心线索。谈到两者关系，他说，政治伦理和法治有很多共通之处，但并不完全等同。政治伦理是“更为基础的关于权力与责任的伦理”，解决的是“你的权力来自于谁，就应该向谁负责，你的税收来自于谁，应该向谁负责”。法治更多强调对权力的制约，强调依法行政，“对于公民，法无明文禁止即可为，而对权力，则是法无授权不可为”。

关注中国公民社会的评论人士刘维认为，这部文集也是人权律师群体在公共空间被压缩后的民间档案。过去十多年，许多案件在中国大陆公共讨论中被删除、被降温或被重新定义，但律师、当事人和公共行动者留下的文字，仍然构成另一种民间记录。

谈到出版这两卷文集的初衷，刘书庆说：“这两册书，初衷主要还是给自己一个交代吧，20来年零零散散的思考、写作、知行合一的公民行动，在知天命之年，有一个阶段性总结的东西，聊以自慰。当然如果读者能从中看到中国人权捍卫者在愈发逼仄的环境下，仍然在坚守，有更多人关注这个群体，那当然是意外之喜。”

责编：李诺

据中国央视新闻7月2日报道，民政部出台的新办法规定，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是社会团体的组成部分，不具有法人资格，其法律责任由设立该机构的社会团体承担。社会团体对所设立的分支机构、代表机构履行管理主体责任。新规将于8月1日起施行。

中国法律学者陆沉渊接受本台采访时说，当局出台法规限制社会团体成立分支机构，主要出于政治安全考量。他说：“他限制社会团体成立分支机构，本质上是极权社会一贯的操作，就是原子化个人，防止你们成立互助的社会团体，防止你们成立自己的组织结社，这与所有极权社会对结社的恐惧一脉相承。”

四类分支机构被禁止设立

该办法全文共29条。第6条列出四类被禁止设立的分支机构：地域性分支机构、姓氏宗亲分支机构、会员明显重合的分支机构，以及名称、业务范围相同或者高度相似的分支机构。办法还规定，社会团体不得在分支机构、代表机构下再设立或者变相设立分支机构、代表机构。

对此，中国独立学者王江（化名）对记者说，此事反映出当局对由北京资深官僚控制的全国性社团的防范，也是对中共内部可能出现另类串联团伙的一种防范。他说：“过去已有规定对社团分支虽未禁止，但是严格限制，已经制约了中国社团组织的发展。最新的严格禁止，是继2014年至2015年打击公民社会，特别是独立NGO，以及成立社会工作部后，在民政登记方面的又一项控制，旨在进一步控制现有已经官方认证、作为党政白手套的社团规模。”

旧登记办法同时废止

记者翻查2001年7月30日民政部发布的《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登记办法》发现，旧办法第6条已规定，拟设立的分支机构若冠以行政区划名称、带有地域性特征，登记管理机关不予登记；在分支机构、代表机构下再设立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的，也不予登记。第14条还规定，以地域性分支机构名义活动的，由登记管理机关处理。不过，旧办法中并未出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成立党组织”和“开展党的工作”等表述。

今年发布的新办法，则将相关限制从“不予登记”改为“不得设立”，并新增姓氏宗亲分支机构、会员明显重合分支机构，以及名称、业务范围相同或高度相似分支机构等禁止类别。新办法还要求分支机构、代表机构接受中国共产党全面领导，符合条件的建立中共基层组织，不符合条件的也要按要求开展中共相关工作。

北京益仁平中心联合创办人陆军接受本台采访时说，新规针对的是社会团体，也就是俗称的官方NGO或GONGO。相关组织在运作中确有不规范之处，新规也涉及财务等管理内容，但重点在于切断社会团体与地方、基层民众之间的联系，并在社会团体中强化党组织和党的控制。陆军说：“这样一来，社会团体本来是公民社会组织、民间组织，但实际上已经完全沦为共产党的附庸。共产党是一个政党，社会团体这样一个非政治、非政党的属性已经被完全破坏了，进一步被破坏了。从上述分析来看，这样一个规定，表面上是要规范社会团体的运作，但实际上破坏了公民社会建设，也破坏了公民的结社自由。”

人权律师：党要全面领导无死角

中国人权律师张先生认为，新规定严格限制民间团体设立分支机构和代表机构，是为了防止民间团体规模扩大。他说：“主要还是想控制社会团体，有效管制他们，这是束缚社会团体的利器。同时他又强调这些分支机构和代表机构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如果符合设立党组织的，必须设立，不符合也要开展党的工作，意思就是党要全面领导，无死角。”

张先生认为，当局此举是为了限制民间团体的发展，同时为确保这些组织在共产党的全面控制下进行活动。

宗亲组织多次出现在非法名单中

不过，中国民政部此前曾明确表示，民政部没有登记任何姓氏宗亲组织。公开资料显示，宗亲类组织长期存在于民间和地方社会，并多次出现在民政部门公布的涉嫌非法社会组织、被取缔或被劝散名单中。

2018年民政部公布的非法社会组织名单中，包括“中华曲氏宗亲联谊会”“世界吴氏宗亲总会”“尚氏宗亲理事总会”等多个姓氏宗亲类组织。2021年，民政部会同中央网信办关停的非法社会组织网站名单中，也包括“全国邢氏宗亲总会”。这些公开名单表明，姓氏宗亲组织虽未进入民政部登记体系，但相关组织活动仍在民间和地方社会存在。

责编：李诺

他生前曾对中国3月通过，7月1号生效的“民族团结促进法”表达不满。洛嘎让赞在脸书录制的影片中表达，希望流亡藏人不要忘记自己的责任。藏人的苦难，是因为失去了自己的国家，呼吁流亡藏人不要区分地域、教派，要团结起来，继续为图伯特奋斗。

根据路透、西藏之声等多家媒体，居住在美国的藏人活动人士洛嘎让赞，带着一面图伯特国旗，手中一边散发传单，用自焚的方式，向中共表达抗议。时间点正是中国的“民族团结促进法”生效后一天。纽约警方将他送往贝尔维尤医院，但之后伤重不治。这个消息震惊了各界。

藏人行政中央驻台湾代表格桑坚参对本台表示，洛嘎让赞是追求西藏独立的活跃人物，性格开朗积极，大家对他的离世表达惋惜与不舍。各地藏人也会为他祈愿回向。

格桑坚参指出，洛嘎让赞是“西藏的一个自由斗士，他用牺牲自己生命的方式，唤醒各个国家有良知的人们，更多的关注这些事情。我认为这对他牺牲的意义也好， 或者说让大家都知道中共真正的罪恶的面目，应该会起到一个促进和帮助的作用。”

2号晚间，许多藏人来到联合国总部前高喊口号，纪念洛嘎让赞。

洛嘎让赞在行动前，在自家车库录影留下遗嘱发表在脸书上。他选择自己的名字，其中“让赞”（Rangzen）是藏语“独立”的意思。他表达，希望流亡藏人不要忘记自己的责任。藏人的苦难，是因为失去了自己的国家。并呼吁流亡藏人不要区分地域、教派，而要真正团结起来，继续为图伯特奋斗。

中国七月一号开始施行“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后，各地藏人以集会游行表达抗议，而美国和欧盟等国家也陆续表达关切，认为该法将会弱化少数民族的教育和宗教自由，更对“跨境镇压”提供了所謂的法律依据。

台湾的总统赖清德认为，这是一项“恶法”，台湾将建立反制措施，绝不接受红色恐怖与统战渗透的黑手伸进台湾社会。行政院也成立了“跨境镇压协处平台”，协助保护民众的安全。

责编：李诺

6月27日，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一处拟建垃圾中转站项目，引发附近居民聚集抗议。

根据网上流传的现场视频显示，上千名居民聚集在北二环昊天园北门附近，民众挥舞着拳头，大喊“抗议”，并与现场维持秩序的警察对峙。随着现场人数不断增加，警方随后列队进入现场维持秩序。在现场高涨的情绪中，警方带走数名民众。

根据网络流传的合肥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公示文件显示，此前合肥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曾发布《庐阳区环卫综合治理建设项目规划选址公示》，计划生活垃圾中转站。预计每日处理生活垃圾1500吨、建筑垃圾550吨。部分居民担心，垃圾中转站距离住宅区过近，可能影响生活环境，因此持续表达反对意见。

最终，在居民持续表达反对意见后，庐阳区领导来到现场宣布，垃圾中转站项目取消。消息一出，现场立即爆发欢呼。

消息传出后，也迅速在网络引发讨论。有网友留言说：“这才是群众路线。”也有网友认为，这次事件说明，当居民意见集中表达时，地方政府仍可能重新评估部分公共建设项目。

近年来，中国多地曾因垃圾焚烧厂、化工厂、变电站等公共设施建设，引发居民反对。不过，在不少类似事件中，当局更多选择继续推进项目，或通过调整施工安排等方式回应居民诉求。像合肥这样，在抗议当天宣布取消整个项目的情况，相对少见。

截至目前，当地政府尚未进一步说明取消项目的具体原因，也未公布是否会重新规划垃圾中转站选址。

合肥这次的抗议结果，是个案，还是值得关注的新变化？在中国，公共决策为何没有当地居民的事前参与？民众的抗议，能够真正影响公共决策的又有多少？

责编：李诺

中央社报道指出，林荣基2号晚间于台北马偕医院病逝，根据目前可查获的公开资料，林荣基在1955年12月生，享寿70岁。

消息人士向中央社透露，林荣基身体状况欠佳，去年有癌症复发情况，一直在休养、调养。林荣基在6月30日送进台北马偕医院，当时人还清醒；1号陷入昏迷状态，病况进一步恶化，今晚7时01分被宣告死亡。

报道引消息人士指，林荣基在台湾没有家人，这几天都有在台港人朋友前往医院探视，林荣基生命倒数时刻有人陪伴在身边。

台湾的陆委会2号晚间表示，“我们悼念林先生，他热爱台湾，支持民主自由的心，值得国人肯定。”

陆委会指出，对于林荣基先生不幸病逝深感不舍与哀悼，后续将协助家属与黄春生牧师处理后事。

陆委会说，林荣基先生在举世震惊的香港铜锣湾书店事件中，遭到中共长期拘留，其后毅然揭发中共恶行，“他在港版国安法实施前移居台湾，历经艰辛，让铜锣湾书店在台湾重生，成为自由的象征。”

责编：李诺

习近平在会上称，105年前中共成立后，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中国开启“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他还说，中共105年奋斗改变了中国人民前途命运，开辟了民族复兴道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并为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途径。习近平说，中共已成为“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完全无愧于“伟大光荣正确的党”。

习近平用大量篇幅回顾中共党史，强调“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他说，中共“仅用数十年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工业化历程”。

中国独立学者王江（化名）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习近平的讲话核心仍是自我歌颂，并通过强调各种风险来维护个人绝对权力和中共对中国的绝对领导。

他说：“习近平作为世界上几乎最后一个大型执政共产党的总书记，在自我歌颂，并且以强调各种风险的修辞，坚持个人绝对权力和党对中国的绝对领导。这显示中国的党国体制继续强化，无意与任何新兴政治力量分享权力，也无意在党内分散权力。中共作为最后一个最大规模的共产党，管理着世界最大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又以残酷的原始资本主义竞争方式，摧毁着全球资本主义经济秩序。这是一个很特殊的现象，它既不是传统社会主义，也不是正常市场经济，而是党国权力控制下的资本主义竞争机器。”

(Maxim Shemetov/Reuters)

斗争成为关键词贯穿全文

在这篇约四千字的讲话中，习近平8次提到“斗争”。他在总结中共所谓“优秀特质”时说，中共“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在讲话结尾又要求全党“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

王江表示，习近平在讲话中反复强调斗争，也显示他在延续毛泽东时代“不断革命”的政治逻辑。他说：“它通过强调不断斗争，作为毛时代不断革命的继承和新版本，强化中共的集中权力模式，包括他个人的高度集权。这倒是很接近100年前创立中共的苏联列宁—斯大林主义体制，非常原教旨，与21世纪其他国家的原教旨主义运动和威权主义强人政治潮流也颇为合拍。”

关注中共政治话语的学者韩青对本台说，习近平这次讲话延续了中共周年纪念讲话的历史叙事，但值得注意的是，讲话后半部分不断转向风险和斗争。他说：“这种讲话不是单纯回顾历史，而是在给党内定调。现在中共面对经济、社会、外交和安全问题，它要告诉党内干部，未来不是放松，而是继续抓斗争。”

建成世界一流军队 再提“九二共识”

在军事问题上，习近平说“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要求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加快把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

面对台湾问题，习近平重申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称要“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与2021年中共成立100周年讲话相比，今年涉台表述基本延续原有框架。习近平当年说，要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并称要“坚决粉碎任何‘台独’图谋”，还说“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坚定意志、强大能力”。

大陆学者柳先生对记者说，习近平有关台湾问题的表述，基本是中共近年对台话语的固定表述。他说：“105周年讲话少了100周年讲话中‘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国人民……’这类强烈警告句，但增加了‘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的当前对外语境。真正值得注意的不是新意，而是它被放在中共成立105周年讲话的整体框架里。习近平这篇讲话前面强调‘党’的绝对中心地位，后面强调‘底线思维’‘斗争精神’‘强军’和‘台湾问题’，显示台湾问题仍被纳入中共的国家安全和民族复兴叙事中。”

(Maxim Shemetov/Reuters)

逢五逢十周年规格较高

中共成立纪念活动通常在逢五、逢十周年进入较高规格。100周年、105周年这类节点，被视为重大政治纪念年份，中共中央通常会召开庆祝大会，由习近平出席并发表正式讲话，有时还会伴随“七一勋章”颁授、表彰全国优秀党员和先进基层党组织等仪式。相比之下，2025年中共成立104周年时，习近平并未发表同等规格的“七一”大会讲话，而是在“七一”前夕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

习近平在讲话中79次提到“党”，其中16次使用“我们党”这一表述。“人民”出现46次，“中国”出现44次，“发展”出现33次，“时代”出现23次，“历史”和“奋斗”各出现20次。从词频看，“党、人民、中国、发展、奋斗”仍是这篇讲话的主要词语。

旅美时事评论人士梁贤对记者说，在习近平讲话中，“斗争”属于政治动员词，经常用于党内反腐，也可以用于意识形态、对外关系、社会治理和台湾问题：“它的范围很宽，真正含义是要求整个体制保持战斗状态。”在他看来，习近平这次把党、斗争、风险、强军和台湾问题放在同一篇讲话中，显示中共仍会以安全和控制作为治理主线。

责编：李诺

近年来，这类现象越来越多地被国际人权组织、研究机构和媒体称为“跨国镇压”。中国政府则否认有关“跨国镇压”的指控，并表示其海外执法合作旨在依法打击跨境犯罪，维护中国公民的合法权益。

因2022年中国“白纸运动”期间，持续发布各地抗议信息，而广受关注的网络大V"李老师不是你老师"，近日与国际人权组织保护卫士（Safeguard Defenders）共同推出“海外黑手档”项目，希望系统收集海外华人遭遇跨国镇压的案例，并推动国际社会关注这一议题。

李老师表示，这个项目并不是一个抽象概念，而是源于过去几年他和许多海外华人的亲身经历。

“李老师不是你老师”：

“海外黑手档的项目其实就是源于我们的一个自身的经历嘛。那其实从白纸运动之后，像我还有一些其他的曾经经历过白纸运动的年轻人，然后他大家都有过被中共在海外跨国镇压的一些经历。我们也知道有很多的在海外的这些异人士，或者说是留学生仅仅只是因为他们去发表的一些言论，或者说是在网上去看了一些东西，那他们就会受到国内的一些这个施压。那恰好是因为，前段时间是意大利政府遣返了八个针对我的这种跨国镇压的这些人。那我们就是基于这一点，我们去开始做一些比较公开的征集希望大家可以去把他们受到的这些案例，可以通过对他们来说比较安全的方式分享给我们。我觉得现在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机会。”

李老师提到，项目启动的契机之一，是意大利政府近期以国家安全为由遣返八名中国公民。根据保护卫士的报道，这些人涉嫌参与针对李老师等人士的跨国镇压活动。在他看来，这起事件也显示，越来越多国家开始重视跨国镇压的问题。

“李老师不是你老师”：

“我认为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意大利遣返这八个中国人，它其实是给了我们一个很有信心的事情吧。我们看到这两年其实呃，世界各国都开始去意识到中共海外警察局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它实际上是承担了这种像镇压和威胁像我这样的海外异议人士这样的一个职能，它本身它更重要的是想要去影响当地的政治，去影响他们各地的议员，或者说政府的官员等等等等。当然我觉得有越来越多的国家，他们开始意识到这个事情我们会把这些案例集中起来，去和欧盟或者说和北美的这些政府去告诉他们现在这个所呈现的情况是什么样的，中共有哪些方式来针对这些海外的异议人士，以及就是什么人在做这些事情。”

那么跨国镇压究竟影响哪些人？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只要自己不参与政治，就不会成为跨国镇压的目标。但李老师并不同意。

“李老师不是你老师”：

“中共在近些年里也开始了大量这种对于海外华人这样的一个监控，然后以及对于他们的这样一个影响，我觉得没有人是安全的，特别是随着中国经济的这个下行，那很多的人开始即使在海外，他开始有了不满的时候，他会发现，啊，原来不满是不允许的。那实际上这种影响它最终会传导到普通人这里。”

从白纸运动至今，李老师的平台持续接收来自中国各地的大量投稿，也逐渐成为很多海外媒体观察中国社会的一扇窗口。而李老师本人，也从一名年轻博主，变成长期站在中国公共议题前线的人。

“李老师不是你老师”同期声采访：

“从白纸运动到现在的话，实际上我们现在依然是一个海外最大的这样的一个报道中文内容的一个新闻自媒体。但另外一方面的话呢，那就是从白纸运动时候最开始我只是一个刚刚毕业的一个学生，然后到现在的话实际上我是在去做非常非常多的，和这个中共在各个层面去直接交锋的一个人。所以现在来说的话我个人的话好像角色会发生一些变化，我的工作也从过去的这个一个博主，然后转变成了去做更多的线下的这些工作，但实际上的话我们我的目标和我的理想都是没有变的。”

每天收到大量的投稿，也让李老师观察到中国社会近年来出现的一些变化。他说最明显的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公开表达不满。

“李老师不是你老师”：

“变化呢其实就是国内的舆论的情况，现在我们会看到很多中国官方的媒体的账号，当他发一个内容，底下会有非常多的人在集体去嘲讽他，集体去骂他，集体去阴阳怪气他是吧？这其实就展现出了中国国内的这几年的社会的一个明显的变化，因为经济越来越不好，然后大家的生活越来越糟糕，所以有越来越多的这种怨气需要在互联网上发泄，需要在互联网上去表达。那另外一方面的话，我们会看到就是各种抗议维权的事情也从之前到现在变得开始越来越多，然后这种无差别袭击的事情也开始变得普遍和频繁起来。中国的这个社会情况和社会的舆情情况，在我看来是变得越来越糟糕的。”

而在这些投稿中，变化最大的，是内容本身。如果说过去更多是个别维权事件，那么今天，越来越多投稿都与经济压力有关。从企业欠薪、工程烂尾，到公务员、国企员工讨薪，再到年轻人的就业焦虑，这些不同群体面对的问题，正在不断出现在李老师的平台。

“李老师不是你老师”：

“很明显嘛就是中国的经济出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嘛，就中国的数据都已经到了就是它想要去这种掩饰，都掩饰不了的一个地步了是吧。对于中国人的年轻人来说的话，就是大家必须要考公、考研，然后用这样的方式来去拖延自己变成失业群体，那同时我们也看到就是这种外卖员的群体，这种网约车的群体，又在不断的攀升。全方位的欠薪维权。那另外一个的话，就是这种群体性的这种事件，在今年我觉得它也开始变得越来越多嘛。然后大家也都开始去表达自己的这种不满，或者说表达自己的情绪。中国的整个的经济和环境，它是在变得越来越差的，就开始导致那些所有理所应当会发生的事情都在发生。 ”

许多中国国内已经被删除的信息，往往最早出现在李老师的平台，再被海外媒体引用，甚至重新传播回中国。李老师认为，这个平台如今承担的功能，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社交媒体账号。

“李老师不是你老师”：

“我们经常发布的很多东西嘛，就是会被这个网信办发给当地的政府，那当地的政府他们会去下发处理这些事情，但更多时候它肯定是去处理提出这些问题的人嘛对吧。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也确实就是我们发布的很多事情，国内的这些媒体，他们也会去拿我们的报道去进行二次的传播，然后这就从而让这个事件，通过从海外向国内去倒灌了嘛。李老师不是李老师这个账号它实际上做的事情，在他们看来已经威胁到他们，对我进行如此严重的打压，实际上他就慢慢地就是把我，逐渐变成了一个真正的他们的敌人吧。”

采访最后，我们请李老师谈谈，过去几年最让他印象深刻的一件事。他说，2022年白纸运动期间，北京大学校园里曾出现一句话：“现在回头，为时未晚。“但今天，在他看来，很多事情已经到了难以回头的阶段。

“李老师不是你老师”：

“我印象最深的时候是，在2022年白纸运动的时候，有一个人就在北大的这个食堂的墙上，写了一句话，现在回头为时未晚吧。我到现在我所看到的情况是，实际上我觉得就是很多事情已经没有办法回头了，就是已经回不了头了。可能对于国际上的各位同道来说的话，可能大家都会开始意识到，你不解决中国的主体，你不解决中国人的人权问题，那维吾尔人、藏人这些问题实际上都是解决不了的。那其实我觉得对于2026年的现在的话对于大家来说，其实是应该回过头来认真地去看，中国的人权的问题，以及让中国人意识到他们的一个权利，以及就是唤醒他们的一个公民意识。所以我觉得，无论是我个人，习近平个人，或者说这个政党的个人，或者说中国和外部的这样的一个对抗，我觉得就是很多的事情都已经是走向了一个没有办法回头的一个事情。所以，对于未来怎么样，从现在的情况来看的话，我觉得未来我们会经历一个非常有挑战的和一个非常传奇的一个过程吧。”

李老师认为，中国未来仍将经历一个充满挑战的时期。而推动“海外黑手档“项目，对他来说不只是记录一个个已经发生的案例。更重要的是，希望更多的人意识到跨国镇压所带来的影响，可能并不仅限于少数异议人士，而是正在触及越来越多生活在海外的华人，正如他所说的，“没有人是安全的”。

责编：李诺

举报人称，巴提哈以“向海外哈萨克同胞提供社会援助”为名，欺骗他人向其汇款，之后将资金用于个人利益。据报，巴提哈委托的律师欣奎特·拜扎诺夫说，警方称约20人的举报内容涉及赛尔克坚及其姐姐巴提哈的汇款问题，但目前没有找到真正证据。

拜扎诺夫以巴提哈辩护律师身份指出，巴提哈本人从未在社交媒体或公开场合要求他人汇款，也没有人发布过“巴提哈正在帮助同胞，因此请把钱汇到她账户”的消息。他认为，将这类汇款认定为诈骗，没有事实依据。

流亡美国的赛尔克坚长期在YouTube上发表演讲，部分哈萨克斯坦观众希望以小额资金支持他的节目。由于哈萨克斯坦的银行账户无法向美国转账，YouTube部分会员频道功能在当地也无法使用，他便向支持者提供了姐姐的银行账户。

赛尔克坚6月30日对本台说：“好多人说他们想支持我YouTube那种会员频道，就是每个月十美金的那种会员频道。可是哈萨克斯坦禁止了YouTube这个功能。所以好多人说，你给我们提供一个银行账号，我们等于是给你的这些演讲付费了，或者资助你了。那好，我就把我姐姐的银行账号提供了。”

警方深夜搜查引发质疑

哈国警方处理此案的方式也受到律师质疑。辩护律师拜扎诺夫说，即使警方接到举报，也应先通过传唤通知书要求巴提哈到案说明，安排她与举报人当面对质，并向银行调取资料后，再决定是否立案。但警方6月26日深夜进入其住所搜查并将她带走，方式如同对待有组织犯罪人员。

赛尔克坚认为，这起案件并非普通刑事举报，而是哈萨克斯坦国家安全局组织人员对其亲属采取行动。他说，举报他姐姐的约20人彼此并不认识。他说，这是一起有预谋的政治打压：“这有二十个人被组织起来，那纯粹是哈萨克斯坦国家安全局组织的二十个人。这二十个人他们彼此也不认识。”

赛尔克坚近年持续关注中国新疆的哈萨克族及其他少数民族处境，并在美国国会为相关议题发声。拜扎诺夫认为，本案与赛尔克坚在美国的活动有关，目的是通过其亲属向他施压。

赛尔克坚对本台说：“他们说他们资助我，而我姐姐把这个资金用在其他用途上，这纯粹是哈萨克斯坦的国家安全局在搞。通过这种方式，它就把我控制住，刁难我，或者对其他老百姓说，你只要支持赛尔克坚，你们的下场就这样。通过这种方式，它就是想在老百姓中间制造恐惧。”他说，近年哈萨克斯坦境内有关新疆和中共的话题越来越敏感，公开讨论空间缩小。

法院决定关押10天

赛尔克坚介绍，巴提哈早年从新疆移居哈萨克斯坦，目前是家庭主妇，丈夫在外打工。警方6月26日深夜将她带走后，家属收到相关法律文件。第一次听审已经结束，法院决定将巴提哈关押10天，时间从6月26日至7月5日。

据报，阿拉木图州警察局发言人赛迪尔丁此前说，关于此案的信息已经准备完毕，将在获得批准后发布。截至目前，警方尚未公布完整案情细节。

中国与哈萨克斯坦近年关系密切，并建立了“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哈萨克斯坦媒体6月报道，2025年中哈双边贸易额达到487亿美元，双方还计划在未来数年把贸易额提升至1000亿美元。

中国“软实力”输出哈国

哈萨克学者茲纳告诉记者，在这种背景下，哈萨克斯坦境内涉及新疆哈萨克人、中共新疆政策及跨境人权议题的公开活动，近年面临更大压力。他说：“中国正通过贸易合作，向世界各国输出影响力，哈萨克斯坦是中国一带一路的第一站，当局为了经济利益，放弃人权，现在有人呼吁政府关注新疆哈萨克人受到压制、被限制来哈萨克斯坦等问题，向政府交涉，反而被跟踪。”

赛尔克坚是阿塔珠尔特志愿者组织创办人。该组织长期收集新疆哈萨克族及其他突厥穆斯林被拘押、失踪和家庭分离等证词，并通过视频和公开陈述披露新疆“再教育营”情况。赛尔克坚2019年在哈萨克斯坦被捕，后离开哈萨克斯坦并流亡美国。他在社交媒体平台拥有超过43.1万名订阅者，长期讨论哈萨克斯坦及国际事件、新疆哈萨克族处境等议题。巴提哈此次被带走，也使哈萨克斯坦当局如何处理新疆议题活动人士亲属受到外界注意。

人权观察亚洲区主任伊莲・皮尔森（Elaine Pearson）表示：“香港高压的国家安全体制与官僚架构已抹去长期受保障的权利，为这座城市的未来蒙上令人深感不安的阴影。”

皮尔森举例，北京对香港进行剧烈改造，致命的大埔住宅大楼火灾，说明一个丧失问责能力的社会所付出的悲剧代价。

人权观察在新闻稿中指出，今年三月，政府根据《国安法》赋予警方新权力，包括要求嫌疑人提供装置密码的权力。六月，政府绕过立法机关，利用附属法例，授权行政长官可将任何刑事罪行裁定为国家安全案件。此举使得任何被控普通刑事罪行的人，都可能被任意纳入国家安全程序。

五月，政府向国家安全预算拨款50亿港元（6.38亿美元），使总额达到180亿港元（23亿美元）。

长期关注香港的律师桑普指出，港府修法授权警方强制要求任何人交出电子设备密码供查验，包括手机或者平板电脑，拒绝者面临监禁的处分，大幅度限缩隐私跟通讯自由，对于国际的商贸也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桑普指出，香港對新闻跟言论的审查继续扩大，由于持续以煽动等国安罪名对社群媒体发文跟独立报导定罪，无国界记者（RSF）2026年的指数，将香港在180个国家及地区中列为第140名，连续多年被列为最低级别的“状况恶劣”。

此外，民间异议的空间严重限缩，从出版到经营书店，到艺术演艺界、餐厅，例如三月和六月有两家书店的负责人被逮捕控罪。他认为，香港每一个方面都继续沦陷。台湾必须以香港为鉴，台湾必须保持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跟民主防卫机制，避免香港的教训在台湾重演。

人权观察指出，中国共产党与国家机器已全面重塑香港的管治根基，从领导层、人事、机构到意识形态无一幸免。北京同时也透过其掌控的内地机构与官员，直接统治香港。

另一方面，中国国家安全部发布香港国安法实施六周年宣传视频，表示香港国安法“利剑高悬，有力肃清社会乱象、稳固法治秩序、赋能经济复苏，推动香港实现从由乱到治到由治及兴的历史性转变。”

台湾的大陆委员会则在“香港移交29周年情势研析报告”中指出，在“国安至上、行政主导”的基调下，香港立法与司法的制衡功能失调，加以港府复制“中共维稳模式”进行政治、教育、社会、经济与司法控制，且强力推动爱党爱国教育，扩张国安法制，外交上紧跟中共步调，令国际关切香港进一步“中国大陆化”情形，以及“一国两制”下香港剩余的自主性。

责编：李诺

受影响的公交线路主要集中在广州番禺。微博截图显示，有网民发文称，涉事公交归属广州创大公交有限公司。公开资料显示，该公司是番禺一家民营公交运营企业，运营线路包括番93、番143、番147、番131等，多连接番禺内部，并服务部分南沙区域。网传消息称，停运原因与公司拖欠薪水约半年有关。网传消息还称，6月15日，广州创大公交有限公司司机集体讨薪，称领到工资后才复工。

据新浪财经转载广州乐居6月15日报道，当天番禺部分公交线路出现停运，有乘客在社交平台反映候车时间明显延长。报道引述知情人士说，停运线路涉及广州创大公交，司机停运与公司拖欠工资有关。该说法随后在海外社交平台继续发酵。

财政紧张与客流减少并存

在广州居住的刘先生告诉记者，广州财政紧张，加上流动人口减少、地铁等交通工具比公交车更方便，因此许多人放弃公交车。他说：“除非去地铁不到的地方坐公交车。广州这边地铁很方便。我在这边出门都坐地铁快，有些公交车线路虽然没有人坐，但他还是要发车，他属于政府投资、政府补贴给公交车司机工资，他有些线路已经停了，这次发不出工资是政府没钱发。”

不过，截至目前，广州官方尚未公开证实“司机集体罢工”或“全城交通停摆”的说法。公开资料显示，受影响的主要是番禺部分线路，以及服务番禺、南沙部分区域的民营公交企业线路。有关“全城交通停摆”的说法暂未获得官方或大陆主流媒体证实。

网民上传的图片显示，一排排公交车整齐停放在停车场。广州居民刘先生对记者说：“现在经济环境不好，很多人没工作，也减少出门，坐地铁的人少了，去餐厅的人也少了。我以前每一个月会去几次餐厅，现在去一次。很多时候买摊档的食物。我楼下的小超市门口贴出招租公告，可能老板老李做不下去了。”

广州公交的困境也与政府财政吃紧有关。广州维权人士王先生对记者说，自从政府赚不到房地产开发的钱之后，开始节省开支。他说：“现在有的街道办发通知已经不用纸了，直接在微信上发。本来在你家门口贴一张纸，要你去一次居委会，现在发短信通知。以前请个保安2000块，现在不请了，一个街道办穷成这样，三年前都不敢想。”

六年客流跌近六成

对于公交公司欠薪及线路停运问题，南方都市报6月24日报道，广州公交多条线路停运消息近日在社交媒体发酵。报道引述《2025广州市交通发展年度报告》数据称，广州常规公交日均客流量从2019年的611万人次下降到2025年的249万人次，六年间降幅接近六成。2025年全市公交线路较2022年缩减134条，缩减规模约占线路总量的10%。

中国官方报告也显示，2025年广州全市运营常规公交线路1217条，公交车辆13188辆，日均客运量249万人次，较上一年继续下降，降幅为14%。报告称，中心区地铁线网加密后，对常规公交形成更强分流，电动自行车、网约车等出行方式也继续挤压常规公交生存空间。

公交缩线影响民生出行

近年来，河南等地公交系统也出现过类似事件，不少与企业欠薪有关。部分城市公交企业被曝欠薪、缩班、停运，县城和中小城市问题更为突出。广州官方近年推动公交转型，包括发展地铁接驳、社区小巴、定制公交等新线路形态。大陆媒体称，广州公交正从“大而全”的线网，转向“短途接驳”和“按需响应”。但对依赖公交的老年人、低收入群体和远郊居民来说，线路缩减仍可能增加出行成本。

截至发稿，广州交通主管部门尚未就网传番禺司机集体讨薪及拖欠工资情况作出统一公开说明。社交平台上，仍有乘客反映部分区域公交候车时间变长，也有网民质疑，公交作为公共服务，不能只按客流和成本计算。

责编：李诺

北京市朝阳区政府6月27日通报，6月26日17时55分，朝阳区东三环附近，一架单发双座轻型运动航空器在飞行中碰撞一高层建筑，机上仅驾驶员1人，已死亡，现场13人受伤，相关情况正由主管部门进一步调查。通报未点名被撞建筑，也未说明飞机起飞地点、飞行路线及空域审批情况。现场消息称，涉事飞机撞上的是北京最高建筑中信大厦，又称“中国尊”。涉事飞机属于东时双悦通航公司。

公安部成立调查组督办

据北京知情人士周先生告诉本台，警方在事发数分钟后接到报警。数小时后，由公安部牵头，联合消防、航空管制、飞机研发等部门成立调查组。他说：“我听说当天晚上公安部就召集北京市局主要领导开会，消防也参加了。第二天通知专家组协助分析，究竟是人为事故，还是机械、导航引起的事故。先查飞行员家庭背景、朋友圈，排除人为因素之后再查飞机。”

周先生说：“这次事件死了一个飞行员，十几个人受伤，损失不大，但影响很大。当地距离天安门广场和中南海才5公里左右，如果再往前飞，用不了两分钟就到天安门广场了，那就是世界新闻了。当天晚上就成立事故调查小组，成了公安部督办案件。”

路透社报道引述飞行追踪资料显示，该机注册号为B-12PP，由东时双悦通用航空运营，起飞后曾向北京城区方向飞行，随后追踪信号中断。

现场视频显示，飞机撞击中信大厦高层外墙后，碎片坠落至地面，路面有烟雾升起。据报，事发后，现场有大量警车和消防车，警方封锁道路，并要求部分路人停止拍摄、删除照片和视频。相关内容在大陆社交平台短暂流传后被删除。

封锁消息引发质疑

另一知情人士王先生告诉本台，这是中共建政以来发生在北京的重大空中事故之一，当局需在调查后才能对事件作出定性。他说：“现在全国训练用飞机和轻型飞机已经暂停起飞。如果是蓄意事件，多数不会公布；如果是飞行员操作失误，他们或许会公布，但目前不能确定会不会公布。因为事发地点距离天安门太近，他们最担心的是自杀式撞击。”

中信大厦高528米，位于北京中央商务区，是北京最高建筑。目前，大陆多个社交平台上，相关视频和讨论受到限制，部分内容很快被删除。有网民提议搜索飞行员资料，相关讨论也遭到屏蔽。但在海外社交媒体上，仍可看到飞机残骸从高空坠落及现场封锁画面。

香港明报报道，记者以学员咨询名义联络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多间飞行培训俱乐部。北京一间俱乐部机长表示，目前通用航空全国禁飞，暂未知何时复飞，并说：“因为前几天有一个人开着飞机进到禁区了。”上海飞行俱乐部工作人员预计，停飞至少持续10天，其他地区俱乐部则表示“等通知”。

北京航空爱好者李琼对记者说，北京空域管理严格，轻型飞机进入东三环附近并撞上中信大厦，至少涉及飞行审批、空域监控、通讯联络和应急处置。他说：“如果这架飞机是误入长安街范围，为什么没有提前发现？如果是偏航，空管有没有处置？驾驶员也知道飞机是不能进入北京的，那是禁飞区、敏感地带。可能发现的时候已经来不及阻止了，北京到处是高楼，你拦都来不及。”

是否蓄意引发讨论

熟悉通用航空管理的潘先生认为，此事疑点重重。他说：“这件事非常可疑。我推测这不是普通飞行员。如果你不熟悉北京城，驾驶阿若拉SA60L轻型飞机，没有那么高的技术，很难从郊外飞到国贸。这架飞机是从北京东北郊的平谷区石佛寺机场起飞，由东向西沿京秦高速、通州一路低空飞入市区核心区，要经过保利大都汇、新光大中心，还有很多超百米的高层写字楼群。如果是蓄意撞击，确实展现了飞行员精密的目视导航能力。”

由于涉事飞机属于轻型运动飞机，通常不配备民航客机那样的黑匣子，飞行员也已在撞击中当场死亡，要还原其最后的心理状态和真实驾驶水平，并不容易。

责编：李诺

一场在台北举办的“备份苹果．记录香港 ”展览，展出了200多件苹果日报的经典版面和相关收藏，吸引许多港人从香港及世界各地前来观展。不少参观者拉着行李箱直接奔赴现场，更流着眼泪离开。

策展者认为，无论对苹果日报如何评价，都不应该让历史资料从香港彻底消失，但在现今的香港，苹果日报已经成为“敏感词”，当局要彻底抹杀它曾经的存在。

由于回响热烈，主办单位考虑未来将展览办到高雄甚至海外各地。

但如今，连这些工作也开始面临AI的挑战。

京东创始人刘强东近日表示，未来快递员和外卖员等岗位，最终可能由机器人完成。

这句话之所以引发广泛关注，不仅因为技术正在改变物流行业，更因为它触及了许多人对于就业和未来的担忧。

AI究竟会创造更多工作，还是取代更多工作？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4日举行记者会。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陈瑞峰在会上说，这部法律是中共十八大以来唯一一部单设序言的新制定法律，把习近平有关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特别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转化为国家意志。

民族政策法律化

藏人行政中央驻台湾代表格桑坚参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中共在西藏、新疆和南蒙古长期推行同化政策，过去主要依靠行政命令执行，现在则通过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他说：“在中共统治下，西藏、新疆、南蒙古一直面对这种政策。以前是依据行政规定，消灭一个民族的文化和宗教；现在通过法律形式，把它已经在做的事情合法化。中国的法律本来就是官方意志和党的意志。过去它还可以拿民族区域自治法作掩护，现在把这些违背自由、民主、人权价值的做法法律化以后，就可以在少数民族地区更肆无忌惮地推行同化政策。”

这部法律第6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的组织和个人，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实施破坏民族团结进步、制造民族分裂行为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格桑坚参还说，第63条境外追责条款会对海外藏人、维吾尔人、蒙古人以及台湾、香港相关人士造成威慑。他说：“境外人士批评中国民族政策，日后回中国或回西藏探亲都可能出问题。第63条没有清楚界限，可被用作恐吓工具，让人在境外也不敢发声。”

母语教育与同化争议

这部法律第15条规定，国家全面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应当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作为基本教育教学用语用字。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雷建斌在记者会上说，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与保障少数民族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都是宪法和法律规定，不应把两者对立起来。

南蒙古大呼拉尔主席席海明对本台说，中共推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把政治口号转化为法律工具。他说：“这个法实际就是要从文化上同化，把蒙古人、西藏人、维吾尔人等民族融化为所谓中华民族共同体，消灭少数民族母语。它把政治宣传变成必须执行的法律，用违法的名义威胁不配合者。所谓民族团结，实行的是民族同化和大汉族主义。第63条境外追责和海外警察局是一个性质，就是要威慑国内，也对海外自由世界，包括台湾制造恐怖。”

近年来，内蒙古、新疆、西藏等地的母语教学空间持续减少。内蒙古2020年推行国家统编教材后，曾引发蒙古族家长和学生抗议。新疆和西藏的寄宿制学校也长期受到国际人权组织关注。

境外追责与法理争议

日本自民党东京都议会议员白川司近日在日本PRESIDENT网站撰文说，这部法律不只是中国境内民族政策工具，而是把中共思想管控延伸到海外。他认为，第63条一旦实施，外国人在日本境内公开支持台湾，或批评中国民族政策，都可能被中方以“煽动民族分裂”等名义追责。

中国司法部副部长胡卫列在记者会上说，第63条是与中国相关法律规定的管辖权原则相衔接的立法规定，以法制化手段抵御各类境外涉民族领域的不法行为，责任追究将严格依法依规审慎规范，不影响中外正常人文交流、学术研讨和经贸合作。他批评一些西方媒体将这一条款解读为治外法权、长臂管辖，是歪曲抹黑。

对此，中国法律学者刘耀明告诉记者，第63条所谓境外追责，在法律适用上缺乏正当性。他说：“一个国家的法律应主要适用于本国境内，中国大陆法律不能直接适用于大陆以外地区，台湾更是另一个政治实体。把这部法用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类似干预内政。所谓长臂管辖，从法律上说没有道理，已经脱离法律正常属性，把法律无限政治化。”

民族歧视早有存在

中国历史学者王先生对本台说，中国的民族政策长期把族群身份制度化，这与一些国家的公民身份制度不同。他说：“美国公民的身份证件上不会特别注明属于哪一个民族，但中国人的身份证上会清楚写明是汉族、蒙古族、维吾尔族，还是回族。实际上，这种民族政策本身就不合理。”

王先生还说，中国近年出现的民族问题，并非少数民族本身造成。他说：“语言问题不用说，西北方向的民族问题更敏感，很多人连提都不敢提。真正的问题不是少数民族本身有问题，这些民族在中国共存了几百年、上千年，历史上有摩擦，也有冲突，但不是今天这种局面。现在很多血腥的问题，是国家根本意识形态和制度安排造成的，是人为造成的。”

公开资料显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由第十四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于3月12日通过，习近平同日签署主席令公布，定于7月1日起施行。法律共7章65条，包含语言文字、宣传教育、保障监督和法律责任等内容。

责编：李诺

香港警务处国家安全处25日凌晨发布，在深水埗区搜查一间店铺并拘捕其负责人，涉嫌违反国安条例第二十四条“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及《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第二十五条“处理已知道或相信为代表从可公诉罪行的得益的财产”罪。警方宣称两人涉嫌于店铺内展示及出售具有煽动意图的物品、刊物，内容包括煽动他人引起对香港特区政府、司法机构及执法部门的憎恨。香港警方还指控两人涉嫌曾收取外国政治组织的多笔汇款资助。

人权团体“中国人权”指出，售卖书籍与推广阅读无罪，呼吁香港当局立即无罪释放两名被捕人士，并将持续关注香港言论与出版自由的处境。

黄文萱曾任政治记者及公民党沙田区议员，2021年辞任，之后于深水埗创办“猎人书店”，长期推动独立出版与阅读文化。

亲北京媒体《文汇报》2025曾批评，黄文萱举办的独立书展具有“软对抗”意味，有“抹黑政府言论“的漫画家尊子撑场，指称其书店“除了出售反政府或抗争意识的书籍，更频频举办各种活动吸金。”

香港警方也曾在3月因所谓“持续出售具煽动意图的书刊”，逮捕独立书店“一拳书馆”的负责人庞一鸣和3名职员。之后被逮捕者获保释。

责编：李诺

这批档案以“乐视指令”逐日编号存档。指令将“删除”和“过滤”分开计算，前者指已上线后被撤下，后者指发布前被拦截。中国数字时代摘录的代表性指令显示，相关议题涵盖最高领导人、民族与宗教、外交与国际、香港反送中运动、公共事件、公共卫生及维稳维权等。部分指令还显示，平台处置内容时需按类别汇总并留存样本。

网络审查进入日常流程

中国资深媒体人钱颖接受本台采访时说，中国网络审查由来已久，近几年参与审查的部门越来越多。她说：“现在人们已经离不开网络，你能想到的各种平台都有审查，包括自媒体平台、网络社区、论坛，管理部门有网信办、网警，也有单位保卫处。被监管的对象包括新闻媒体平台、自媒体平台、论坛社区，范围已经很大。”

钱颖还说，新闻机构通常都有自己的禁词库，其中包含大量敏感词。她说：“香港亲中媒体另当别论，其他媒体连报社名称都可能被纳入禁词库，比如香港《明报》，还有已经停刊的《苹果日报》等等，有的词库里有上万个词组。”

敏感议题被列入日常处置

在涉及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内容中，乐视审查指令形成了较固定的分类模板。材料显示，相关内容按类别统计，范围包括习近平本人及亲属信息、政策和高层人事关联讨论、社会热点中的影射内容、出访活动相关信息，以及境外文章转载等。

对于民族与宗教议题，材料将涉藏内容细分为谣言传言、民族分裂、宗教极端、境外媒体相关信息、非法聚集、敏感案事件、传播“翻墙”工具、暴恐和爆炸物制作方法，以及涉及“310”敏感日等内容。涉疆指令中也出现类似要求，如2019年1月1日的乐视指令提到，需统计“向疆内人员传播‘翻墙’软件及使用方法”的删除和过滤数量。

曾在大陆互联网平台任职的李小红对本台说，大陆平台内部通常设有审核部门和技术过滤系统。监管部门下发要求后，平台会把相关内容转成关键词、人工审核标准或专项清理任务。她披露：“中宣部每年都会出一本禁用词，很多民国时期沿用下来的官方名词，新闻媒体也不能用。比如‘村长’，现在要叫‘村主任’；‘香港回归’也要改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国家领导人的名字也不能随便单独使用，通常只能在转载新华社、人民网等官方全文时出现。”

材料显示，涉维权律师、涉警、涉军、雷洋案、疫情早期信息、李文亮事件、香港反送中运动、范冰冰税案、沈阳性侵学生高岩事件等，都曾进入乐视审查指令。部分指令要求平台按时间段汇总处置情况，除删除数、过滤数外，还需提供样本、发帖信息和截图。李小红认为，这显示审查并不限于删除内容，也包括记录发言者、传播路径和舆情规模。

档案与敏感词库互为补充

中国数字时代发布的索引显示，718条乐视审查指令覆盖2017年3月至2020年3月，其中2017年和2019年收录数量较多，2020年收录至3月。中国数字时代介绍，“乐视审查指令”与同一平台流出的《乐视视频2017年敏感词库》《乐视视频2015-2016部分下架内容》等材料互为补充。敏感词库显示平台如何预先过滤词语，下架内容记录哪些视频或节目被移除，而逐日指令则记录了监管部门如何针对具体事件和舆情提出处置要求。

熟悉网络审核过程的学者唐先生对本台表示，中国平台在审查过程中积累的后台数据，往往比前台删除结果更能说明问题。他说，用户看到的是帖子、视频被屏蔽，却不一定知道后台还会留下处理记录，包括账号、点击量、传播程度和处置结果，这些信息都会变成可能被追究的内部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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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平台流传的画面和发布者内容显示，黑河市嫩江市近日传出对当地餐饮、商超、娱乐等经营场所进行“双随机”抽查的消息，当地许多商铺和饭店6月20日及21日未开门营业。视频发布者称，当地商户是因担心上级检查而闭门关店。另一段视频中，沿街多家带有门头牌匾的店铺卷帘门关闭，字幕写着：“看看多好玩，哪家有牌匾哪家关门，商家也挺不容易呀，随便罚点好几个月白干了。”

嫩江等地商户关门避查

嫩江网民刘先生本周一（22日）接受本台采访时说，当地商户这几天普遍担心被检查，许多小店选择暂时停业。他说：“最近要查消防设备、走火通道，还要查卫生环境。他们要求商户购买他们指定的消防设备、灭火桶，说你家的设备不合格，不买就封店，所以都不开门。我一个亲戚开小超市，也被要求买灭火桶。现在生意本来就不好做，一次检查就可能让你整改、花钱，大家一听说有检查，就先关门。”

另有截图显示，有地方干部向企业负责人转发上级检查安排，称本月20日至23日、27日将迎接检查，要求企业做好消防安全、环保、卫生等工作。通知称，企业如自身不合格，可在检查期间暂时停产、关闭厂门，并提醒注意陌生人到访；如被查到不合格，将可能被罚款5万元，甚至被封厂。

另有现场人士称，当地出现“大面积企业关停拒检”后，上级要求各镇再次通知挂钩企业干部，督促企业正常生产经营，不得无故关门停产。如再出现企业无故关停拒检，将追究干部和企业责任。

海伦官方否认统一整治

同一时期，黑龙江绥化市海伦市也出现类似传言。在视频中，街边多家店铺卷帘门关闭，视频字幕写着：“父亲节海伦商店都关门了？老铁们有知道怎么个事的吗。”社交平台账号转发相关视频时写道，黑龙江海伦市因政府检查，商户集体闭店。

海伦市消防救援局6月21日发布公告说，近期网络及社交群组流传海伦市开展全域大范围消防排查、对商户处以巨额处罚、强制停业整改等信息，引发群众疑虑，干扰辖区正常生产经营秩序。

公告称，截至目前，海伦市消防救援局未组织开展全域性、大范围消防排查及统一停业整治工作，网传“全市消防大检查、商户统一停业整改、全面排查关停、巨额处罚”等内容均为不实谣言。

海伦外卖员郭先生告诉记者，他认为当地确有消防检查安排。他说：“现在集体关店，消防救援局怕被上级领导责怪，所以公开否认。”郭先生说，他听说当局为降低舆情影响，已经放弃原计划，取消相关排查。

基层检查引发商户担忧

本台2024年11月曾报道，广东省潮州和汕头的多家工厂及商铺因应即将到来的生产和卫生检查，纷纷关闭业务，以避免因“明查暗访”而遭受重罚。当地夜市摊位也被要求停业一周。而当地相关部门则表示，这只是个别商户的行为，并非为了逃避检查。

广州网民陈先生接受本台采访时说，当地过去也曾发生商户集中停业事件，但原因是要求降低租金。他认为，黑龙江商户这次关门，是以停业方式回避检查和罚款风险。他说：“我们这里很多年前也有数千商户停业罢市，要求降低租金。黑龙江商户这次罢市是怕被罚款，也采取关铺方式应对。近几年，在韶关、汕头也发生过当地政府以消防设施不合格为名，罚服装厂的事情。”

近年，中国多地以消防、安全生产、环保、卫生、市容整治等名义检查商户和企业。对县城小商户来说，停业整改、罚款、补办手续和更换设备，都可能变成经营成本。

“双随机、一公开”是中国市场监管系统近年推行的监管方式，通常指随机抽取检查对象、随机选派执法检查人员，并向社会公开检查结果。

官方说法是减少任意检查、提高监管效能。但在基层执行中，商户对检查标准、处罚尺度和整改成本仍有顾虑。嫩江与海伦商户集中关门避查，显示基层检查已影响县域商户的经营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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