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份题为《聚焦中国党国全球电视台》（China’s Party-State Global TV in Focus）的报告于2026年9月10日发布。受访者包括前主播、文字编辑和制作人，来自多个以英语为主要语言的国家。相关访问于2022年至2023年间进行，8名受访者均未公开姓名。部分受访者的家人仍在中国，另一些人已转往其他国际媒体工作。

报告引述一名前文字编辑回忆，2019年，香港人郑文傑（Simon Cheng）的电视“认罪”新闻在直播前约半小时送到编辑室。这名前员工说，看到稿件后才意识到管理层“知道这不对”，他说：“上面有人打电话下来告诉我们要播，我们就得播。如果我们的主管拒绝，她会有大麻烦。”

2019年，郑文傑被中国警方拘留后表示，拘押期间遭到殴打和酷刑，并被要求拍摄不同的认罪影片。报告写道，CGTN其后播出其中一段影片。

(WILLY KURNIAWAN/Reuters)

电视“认罪”被指违反司法原则

保护卫士在报告中写道，2013年至2019年间，中国环球电视网及其前身至少播放过9宗涉及中国及外国人士的电视认罪，包括英国商人韩飞龙、瑞典籍香港书商桂民海及郑文傑。

中国一所大学的法律学讲师宋先生向本台表示，电视“认罪”的本质是要求当事人自证其罪，违反刑事司法的基本原则。他说：“这个电视认罪啊，它的本质是自证其罪，就是要求你自己证明自己有罪。这个实际上违反刑法的基本原则。西方禁止自证其罪，除非当事人完全自愿。一个人哪怕自己认罪，也不能由此推出他已经构成犯罪。一个人是否构成犯罪，应当以其犯罪行为和客观事实作为要件。没有客观的外在行为，也不能认定他构成犯罪。”

宋先生认为，一个人在失去自由、没有律师在场的情况下面对镜头认罪，媒体也很难确认这些说法是不是出于本人真实意愿。电视台如果直接播放这些画面，也就参与了官方设定的叙事。

前员工：四分之三都是习近平新闻

这份29页的报告分为四章，涉及强迫电视认罪、中央电视台总部内部情况、“讲好中国故事”以及新闻控制机制。多名前CGTN员工表示，他们入职前已经知道该台受到中共控制，也预期工作涉及宣传，但实际接触的范围超出部分人的预期。一名前员工说：“我知道这是宣传，我只是没有意识到范围这么广。”另一名受访者表示，有时候“观众并不重要”，某些信息就是必须播出。还有前员工说，节目编排中曾有“四分之三都是习近平新闻”。

习近平2016年视察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和新华社时表示，党和政府主办的媒体必须体现党的意志和主张，维护党的权威和团结。一名前员工回忆，2017年习近平前往达沃斯出席世界经济论坛时，“一切都必须完美”。他说，有关习近平、政府及其政策目标的内容在播出前不能出现问题，工作人员如果出错，可能被调往夜班，或被排除在重要政治新闻日之外。

2018年，中国将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合并组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报告写道，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由中共中央宣传部领导，台长慎海雄同时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老师”审稿　主播只能照提词器念

一名前CGTN记者以港珠澳大桥开通时的采访为例。他原本希望采访对大桥持负面看法的民众，但最后没有提出这一选题。他说：“我们所有的报道都是正面的。”另一名前员工表示，新闻会议召开前，很多内容已经安排好。

报告还引述另一名前主播说，他曾在直播采访中调换两个问题的顺序，随即有人通过耳机斥责他。另一次，一名主播跳过记者已经回答的问题，下班后仍接到电话，被追问为何没有按照提词器提问。

新疆报道促使前员工离职

报告还谈及CGTN对新疆的报道。一名前员工表示，涉及新疆的内容是促使其决定离开CGTN的原因。报告引述他说：“真正促使我决定离开的，是新疆那些内容。”

另一名前文字编辑表示，随着新疆报道增加，编辑需要处理相关旁白，他不愿将这些内容润色成更适合外国受众的版本。

报告写道，2018年有关新疆大规模拘押的消息陆续出现后，CGTN增加有关新疆发展、文化及自然等内容，并将有关设施称为“职业培训中心”。报告援引一项2024年的研究，该研究分析了2018年至2020年CGTN在YouTube上的新疆报道。

CGTN在其官方网站介绍中写道，该台遵循“客观、理性和平衡”的报道原则，并致力于从不同角度呈现信息。

保护卫士研究员陈彦廷对本台表示，CGTN长期掩盖其受中共直接领导和控制的事实。这份报告通过前外籍员工的一线经历，披露该台的内容制作及内部作业均受到审查。他说，CGTN多次播放强迫电视认罪画面，涉及侵犯人权，并为中共的宣传及政治目的服务。

特朗普9月4日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接受记者提问时表示，习近平将偕同夫人彭丽媛访问华盛顿，美方将于9月24日举行国宴。特朗普说：“我们将举行国宴。我们同中国做了很多重要的事情，目前相处得很好。”他称习近平是“一位很出色的绅士”，两人相处融洽。特朗普还表示，美中拥有良好的贸易关系，中国虽然是竞争对手，但他与习近平保持着良好关系。

二十一大前的人事布局

习近平此次出访距2027年中共二十一大约一年。按照党内惯例，地方及中央层级的人事安排将在党代会前逐步展开。外界关注习近平是否继续担任中共总书记及中央军委主席，进入第四个任期。北京尚未公布相关安排，官方媒体也未讨论接班人问题。

中国政治学者丁旺（化名）对本台表示，习近平此次访美也带有多种考虑。他说：“人事甄补往往伴随党内不同方面的角力。习近平如果在华盛顿获得高规格接待，就可以显示其对人事布局和外交领域的主导权。预计习近平此次将在白宫同特朗普会晤，相关画面经官媒传播后，有助于强化他主导大国外交的形象，这也符合外界对其掌控大局的观感。”

习近平第三任期内，解放军高层持续出现人事变动。全国人大常委会8月28日决定，免去张又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职务，免去刘振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职务。此前，多名火箭军、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及军工系统官员被调查或撤职。官方对部分案件的说明集中在违纪和腐败问题，外界对解放军指挥体系及高层职位空缺仍有不同判断。

军事问题学者利先生对本台表示，在军方高层调整尚未结束之际，习近平计划率团访问美国，也具有对内展示权力稳定的作用。他说：“习近平此时访美，可被看作向党内及国内社会展示其政治影响力。如果外界对军队指挥体系的稳定存在疑问，那么最高领导人在此时离京访问美国，也可以被解读为他对军事指挥系统仍具有掌控力。这种展示也有助于他为二十一大的人事安排创造条件。”

元首外交难解企业经营压力

在中共党内人事之外，经济议题也是习近平此次访美面对的国内问题。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年7月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要求企业家“坚定发展信心”。2025年，习近平也曾出席民营企业座谈会。官方当时称，要引导民营企业正确理解中共中央方针政策，增强信心。

资深媒体编辑葛先生对本台表示，部分企业界人士把此次访问视为中美关系持续受到“脱钩断链”讨论影响后释放的“战略止损”信号。中美元首恢复面对面对话，涉及关税政策、供应链及跨境资金流动，受到外贸企业关注。

葛先生说，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多次要求企业“坚定信心”，但元首外交带来的经贸项目通常集中在大宗商品、国有企业及被纳入国家产业政策的民营企业。

他说：“一些民企巨头可能从中受益，它们所处的行业已被纳入国家战略布局。对一般中小企业来说，直接收益十分有限。中小企业更关心税费、地方政府债务、内需不足和订单减少。习近平访美能否改善它们的经营环境，企业仍在观望。”

官媒叙事指向第四任期

中国官媒已为中美元首外交设定叙事框架。《人民日报》今年5月把元首外交称为中美关系的“指南针”和“定盘星”，并称习近平与特朗普的互动在关键时刻为两国关系“校准了航向”。王毅也以“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描述北京期待建立的中美关系。

有分析认为，习近平此次访美不会直接影响中共二十一大的人事安排。不过，在军队反腐、经济预期及党内人事同时进入调整期之际，一场由习近平主导、并被官方定义为取得成果的中美元首会晤，可用于展示其统筹国内外事务的能力，也将成为二十一大前观察中共权力走向的一个节点。

杜斌于2025年10月15日被北京警方带走，随后因涉嫌“寻衅滋事罪”被刑事拘留，之后遭逮捕、起诉。关押在北京市顺义区看守所。他原定于次日前往日本，在启程前一天被警方带走。

6月24日，北京市顺义区法院开庭审理杜斌案，当天没有宣判。杜斌的妹妹杜继荣接受本台采访时说，庭审期间有家属聘请的北京律师为杜斌辩护：“我听我哥的朋友说，他被判刑一年半。我不知道我哥现在是在监狱里，还是仍在看守所。听说他可能不打算提出上诉。”

8月28日，杜斌被判刑一年六个月，刑期至2027年4月14日。不过，家属没有收到判决书或其他法院文件，判刑消息由杜斌的一名朋友转告。

家属未收到判决通知

杜继荣说，母亲于杜斌获刑前四天，即8月24日去世。家属至今没有收到法院判决书：“前些日子，我母亲病重，住在重症监护室。我跟法官打电话，问能不能让他出来见我母亲一面，法官说不行。他说月底会有判决下来。”

对于杜斌是否上诉，杜继荣表示，她听说杜斌可能不准备上诉，但没有得到直接确认。她也不清楚杜斌目前被关押在哪里。

2025年12月3日，杜斌的代理律师曾前往看守所与他会面。案件办理期间，警方以“案件涉密”为由，拒绝向家属说明案情。

四十条推文列为罪证

维权网消息称，杜斌约40条转发或评论时政的推文被列为定罪证据。民生观察此前披露，案件移送检察机关时，涉嫌罪名一度被表述为“攻击国家领导人”。

“攻击国家领导人”并非中共现行刑法中的正式罪名。法律界人士表示，案件指控须对应具体刑法条文，正式罪名应以检察机关起诉书及法院判决书为准。

法律界人士郑先生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现行刑法中没有“攻击国家领导人罪”，当局通常以“寻衅滋事”或“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等罪名处理针对中共领导人的批评言论：“过去皇权社会有所谓‘大不敬罪’，现在不能再使用这个名称，就换成了‘寻衅滋事’或‘煽动颠覆’。如果是一般的诽谤行为，原本应当由当事人提起自诉；但所谓受害人如果是高官或中共领导人，自诉就变成公诉。高官不可能亲自起诉你，这就是公器私用。”

杜斌曾任《纽约时报》北京分社摄影记者，长期通过摄影、纪录片及书籍记录访民、劳教人员及其他社会群体的处境。

旧案曾追查境外资金

2013年，杜斌制作纪录片《小鬼头上的女人》，记录辽宁马三家女子劳教所内发生的酷刑。同年6月，他被北京警方以涉嫌“泄露国家机密罪”刑事拘留，关押37天后获释。

杜斌此后出版《阴道昏迷：马三家女子劳教所的酷刑幸存者证词》《马三家咆哮》及《天安门屠杀》等书。2015年，他获得独立中文笔会第十届“林昭纪念奖”。

2020年12月，杜斌再次被北京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在北京市大兴区看守所被关押37天后获释。他表示，在看守所期间，他先后受到五次讯问，每次持续三个多小时。公安逐本调查他自2007年以来出版书籍的内容、出版渠道、印刷数量及收入，并扣押其银行卡，调取2014年以来的银行流水，追查他是否接受境外组织资助。

杜斌说：“他们检查2014年到现在我的财务状况，看看里面有没有境外组织或者不明人士给我钱，授意我写书之类的。他们查了半天也查不出什么。”

杜斌当时否认犯罪。他表示，自己的书籍在香港和台湾出版，属于正常出版行为，版税收入及资金往来没有违法。获释后，他被取保候审一年。

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9月3日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华盛顿并不寻求同中国达成一项全面贸易协议，而是希望管控美中关系。他预计，习近平访美期间，双方将在农产品贸易及相关非关税壁垒方面作出宣布，以增加美国农产品对华销售。

中国独立学者徐鹏（化名）周日（9月6日）接受本台采访时说，他对习近平此次访美的效果并不乐观。在他看来，北京拟安排企业家随行，同过去十多年的政策并不协调。他说：“这十多年来，从政治、经济、文化到内政、外交、国防等方面，很多政策都与改革开放的大方向背道而驰。‘东升西降’走不下去了，又临时想着带一批企业家过去。”

徐鹏说，北京可能希望中国企业赴美投资，并采购美国农产品和能源，以回应特朗普的经贸诉求。不过，任志强、孙大午等企业家仍在狱中，北京此时安排企业代表团出访，难以消除外界对中国民营企业处境的疑虑。他判断，美方及国际社会可能只会作出礼节性回应，并预计习近平仍会在会谈中提出台湾问题，但难以改变美国在台海问题上的既有立场。

路透社9月4日引述两名知情人士报道，习近平准备于9月24日前往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随行企业代表团的名单尚未公布。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白宫目前没有掌握中国企业高层代表团的具体安排。中国外交部仅表示，中美双方就两国元首互动保持沟通。

商业代表团仍待拍板

北京经贸系统人士伍先生向本台透露，中国商务部确实在考虑安排企业家代表团随行，但高层尚未作出最终决定。伍先生说：“商务部只是根据上级建议行事，是否可行还要看上面的决策。中美关系瞬息万变，即使中央作出了决定，也随时可能变化。”

另据接近中国商务部的经济顾问彭女士透露，中方希望通过扩大经贸合作稳定中美关系，同时为北京与欧盟的谈判增加筹码。她说：“欧美方面正在酝酿对中国商品采取进一步贸易措施，中方期待通过这次会晤稳定中美关系。现在双方都在运用各自的筹码。据我了解，内蒙古部分企业正在延迟向美国交付稀土产品，交付时间也成为双方博弈的一部分。”

路透社9月4日另引述三名知情人士报道，部分中国稀土供应商即使已经取得出口许可证，仍暂停向美国客户发货。

特朗普今年5月访问中国时，曾有18名美国企业负责人随行，其中包括英伟达执行长黄仁勋和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香港《南华早报》此前报道，美中官员正在讨论中国企业家加入习近平访美代表团的安排，其中也包含双方代表团规格的对等考虑。

北京独立学者幸先生对本台表示，习近平此次访美也是对特朗普今年访华的回访。若习近平亲自出席联合国大会，他将时隔11年再次参加联大一般性辩论。幸先生说，习近平面临2027年中共二十一大及第四个任期问题，联大之行可以展示其全球政治地位，也有助于增强他在中美峰会中的话语权。

访美政治意义大于经济需求

幸先生说：“中美力量对比正处在一个微妙的转折点。联合国大会是习近平执政十四年来所需要的全球政治舞台。除这一象征性目标外，保持和巩固中美关系稳定，是他此次访美的实质性目标。”

习近平上一次带领较大规模的商界代表团访问美国是在2015年。当时随行者包括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腾讯创办人马化腾，以及中国银行业和国有企业高层。访问期间，中方签署购买300架波音飞机、总值约380亿美元的协议。习近平也在西雅图同多名美国科技企业负责人会面。

幸先生认为，习近平此次访美的政治考虑大于经济需求。他说：“习近平试图把中美竞争置于全球政治和两国领导人外交的双重框架内处理。中国外交系统也在按照习近平的个人偏好调整对美战略，并在这一框架下追求中美关系‘维稳’。台湾问题、贸易战以及北京所称的‘建设性中美战略稳定关系’，都需要放在这一战略中观察。”

台湾与经贸协议落实有限

至于习近平与特朗普会晤的另一项关键议题，仍是中美长期存在分歧的台湾问题。两岸关系学者刘亚军（化名）对本台表示，与以往会晤相同，习近平预计将再次要求特朗普接受北京所称的“一个中国原则”、停止对台军售，并要求美方维持在台湾问题上的既有表态。

刘亚军说，习近平此次应特朗普邀请回访美国，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即使两国在9月下旬达成一系列双边协议，真正能够落实的内容也可能十分有限。

美中目前仍在商讨哪些商品可以列为“非敏感产品”。中国商务部今年7月表示，双方正在研究对总值约300亿美元的商品相互降低关税。美国则要求北京履行去年10月釜山会谈后达成的安排，包括向美国企业发放稀土出口许可。

据路透社8月26日报道，抖音上带有“欧盟举报网站”和“欧盟举报程序”等标签的视频，累计观看量已超过20万。

常州星宇车灯的用工争议，让这一话题受到更多关注。星宇股份今年共招录440名应届毕业生，随后与其中107人解除劳动合同。当地人社部门批评公司在协商过程中方式“简单生硬”，星宇随后公开道歉。9月1日，大众汽车表示已对这家供应商启动专项调查。

不过，大众的调查属于企业供应链审查，并非欧盟依据强迫劳动法规展开的调查。目前也没有权威机构认定星宇事件涉及强迫劳动。

超时加班不一定构成强迫劳动

中国人社部与最高人民法院此前发布典型案例，明确“996”工作制违反中国有关工时上限的法律规定。但违法加班是否构成强迫劳动，还要看劳动者能否真正拒绝或离开，以及拒绝后是否面临威胁或惩罚。

国际劳工组织将强迫劳动定义为：劳动者在惩罚威胁下、并非出于自愿而从事的工作。

人权观察企业问责高级倡导员Hélène de Rengervé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表示，单凭工作时间过长，不足以认定强迫劳动。如果员工在没有受到限制或胁迫的情况下接受有关安排，不能仅凭工时得出结论。

中国劳工观察创始人兼执行主任李强则表示：“如果工人不加班，就要被开除、被降薪，或者受到其他经济处罚，那就是涉嫌强迫劳动。”但他也强调，认定强迫劳动通常需要综合多个因素，不能只看一个指标。

欧盟受理的是产品问题，不是个人劳动仲裁

欧盟《强迫劳动条例》将从2027年12月14日起适用，禁止使用强迫劳动制造的商品在欧盟市场销售或从欧盟出口。条例覆盖欧盟境内生产和进口的商品，但不涵盖服务，也不是为个别员工处理欠薪、解雇或劳动赔偿的仲裁渠道。

根据欧盟委员会发布的实施指南，个人、机构和社会团体可从2027年12月14日起，通过统一入口提交涉嫌强迫劳动的信息。举报材料不仅要说明劳动条件，还要尽可能解释相关产品与欧盟市场的联系。

可提交的证据包括员工证词、劳动合同、工资及财务记录、工作信息和邮件，以及工作场所的照片或视频。欧盟委员会将负责评估发生在欧盟以外的相关指控；如果形成有根据的疑虑，可进入正式调查。最终若确认有关商品由强迫劳动生产，当局可禁止其进入欧盟市场，并要求撤回或处置相关产品。

李强认为，向海外品牌投诉有时能在短期内促使工厂改善劳动条件；如果企业的产品依赖欧洲市场，真正的执法行动也可能形成压力。但他同时提醒，如果缺少持续监督，仅靠品牌自身并不可靠。

台湾陆委会以电子邮件向美联社证实王夏红正在台湾。陆委会表示，虽然台湾没有处理政治庇护的法律，但已有因应这类案件的机制，将依相关机制处理。王夏红则向美联社转述，台湾政府允许她暂时留在台湾，但告诉她，台湾无法受理来自中国大陆人士的政治庇护案件，因为中国政府与执政的民进党之间关系紧张。

报导指出，王夏红是北京凯门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她自2025年10月起，参与代表北京锡安教会的牧师及其他成员的法律团队。

王夏红在视讯采访中对美联社表示，她正面临中国当局直接施压，当局告诉她和同事，必须自行解散律师事务所，否则当局将强制关闭。王夏红说，「如果我身为事务所合伙人，不配合签字解散事务所，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我相信这肯定会严重影响我的职涯发展，以及生活中的其他层面。」

王夏红说，她正在研究安置选项，包括透过赴美国或加拿大求学，作为让家人迁居的途径；如果无法采取这种方式，他们将在海外申请庇护。

锡安教会由金明日牧师于2007年创立，是中国规模最大未向当局登记的「地下教会」或「家庭教会」之一。去年10月，包括金明日在内等十多名中国锡安教会成员遭到拘捕，是中国数十年来针对单一教会规模最大的打压行动之一。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五月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向习近平提及金明日的案件后，金明日已于两个月前获释。

总部设于美国的非营利人权组织「对华援助协会」创办人傅希秋表示，王夏红的案例显示，敢于为受迫害基督徒及「其他良心犯」辩护的律师，正面临巨大压力。傅希秋呼吁台湾政府保护王夏红一家人，并确保他们不会被强制遣返回中国。他也呼吁美国及其他民主政府准备协助台湾寻找解决方案。

这个在中国拥有数亿用户、主要用于分享购物、旅游和生活方式内容的社交平台，为什么会被台湾封禁？又为什么会成为两岸关系中的一个敏感话题？

2025年12月，台湾政府宣布限制““小红书””在台湾的使用。台湾方面表示，过去一段时间，“小红书”上不断出现针对台湾用户的诈骗案件。更重要的是，台湾执法部门认为，平台没有充分配合相关调查，让警方难以取得必要的数据。

因此，台湾决定对““小红书””实施为期一年的限制。

根据台湾方面公布的数据，在禁令实施后的八个月里，“小红书”相关诈骗案件从此前的525起下降到145起，金融损失也从大约9890万新台币下降到约3388万新台币。

但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

“小红书”也是中国最受欢迎的社交媒体平台之一，尤其受到年轻人欢迎。近年来，越来越多台湾年轻人也开始使用“小红书”，分享美食、旅游、购物和日常生活。

这也让“小红书”成为一个特殊的平台：它一方面连接着两岸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另一方面又处在越来越紧张的两岸关系中。

台湾政府除了担心诈骗，也越来越关注中国社交平台可能带来的数据安全、信息操纵和政治影响风险。

这其实并不是台湾独有的问题。

美国近年来针对TikTok的争议，也集中在类似的问题上：用户数据去了哪里？中国母公司是否可能受到北京方面的影响？这些平台有没有可能被用于传播政治宣传或者影响舆论？

美国和台湾面对的具体法律和政策环境并不相同，但争议背后的逻辑有一些相似：当一个拥有巨大用户规模的平台属于中国企业，它究竟只是一个商业产品，还是也可能成为国家安全问题？

而在台湾，这个问题又更加敏感。

随着两岸关系持续紧张，社交媒体也越来越难被看成完全与政治无关的空间。

北京方面认为，台湾限制“小红书”，是在剥夺民众使用社交平台的自由，并进一步加剧两岸对立。

台湾方面则强调，禁令针对的是平台没有配合反诈骗调查的问题，并不是针对中国大陆民众或者中国文化。

因此，“小红书”究竟是一个普通的社交媒体平台，还是一个潜在的安全风险？

答案可能并不只有一个。

“小红书”的争议，也许只是未来两岸数字空间冲突的一个缩影。

中国金融系统一负责人陈国明（化名）对记者说，上述人员出境须经上级部门正职领导批准。例如，科长出境需要处长批准，处长出境需要局长批准，局长出境需要部长批准，依此类推。如果获批者在海外滞留不归，签字批准者将承担相关责任：“谁批准谁担责。金融机构、公立医院部门主管每年只准申请出境一次，前往港澳地区可逗留一周。”

本台本周三（9月2日）在网上发现的两张截图显示，一份《同意申办出入境证件的函》要求登记备案国家工作人员取得单位同意；另一段7月23日的银行人员对话称，“总行规定一年出国最多两次，护照必须在回国三天内上交分行”。截图未显示相关单位及人员身份，本台无法独立核实。

体制内人士沈先生对本台透露，规定早已在内部实施，新公布的《规定》将内部规定法律化、制度化，主要新增对金融、科研人员及大学生出境的限制。他说：“过去一年，大量科技界AI人才和科技数据外流，已经影响中国AI的开发进程。大陆这边不得不高薪招聘西方工程师，填补人才缺口，同时也在设法留住从事IT等关键行业的大学生。以后，这些大学生出国不会那么容易。我一个朋友8月份带孩子去香港迪士尼玩，一个月前申请，只批了四天假。”

大学生出境遭拦截

在海外社交媒体X平台，有网民发布的一张网络聊天截图显示，两名大学生在已购买机票、准备出境旅游的情况下，被边检人员以“不安全”为由拦下。对话中的知情者说：“扣了两个人，说他们是大学生，不安全。机票都买好了，这都能扣。”

8月16日，X平台流传一段视频。视频中的中国女大学生说，她于15日在广西南宁机场通过自助通道出境时，机器亮起红灯，随后被带入俗称“小黑屋”的房间。她说，自己的签证遭到注销。她还说：“手机、聊天记录、银行流水、返程机票、酒店订单及行李都被检查。”边检人员告知她，其所在大学有学生滞留西班牙未归，全校约6万名学生因此被限制出境。

据报，中国早在一个月前已经对出境居民采取各种限制。居民前往出入境管理局申请护照时，需要提供所在工作单位或居委会出具的证明，列明出境目的、目的地、海外住址等。曾有报道指，口岸边防人员要求出境者打开手机接受检查，被调查者大部分是年轻人。

湖北律师张先生对此说，当局限制年轻人离境可能与出生人口下降有关：“限制出境的因素很多，例如防止资产转移、科技人才外流、年轻人外流。现在很多年轻人想出国，申请护照被拒的主要理由与电信诈骗有关。但是，出入境是公民的自由，政府不应用各种理由限制。”

海外就业及长期居外者遭排查

除限制居民出境外，8月30日，社交媒体X账号“李老师不是你老师”发布图片并引述网友说，8月24日，其在新加坡工作的中国同事回国出差期间，被属地派出所要求提交护照、海外雇佣及医疗保险证明、工作照、公司门头照、地标合影和具体住址等七项材料。派出所人员还告知，如不提交材料，“可能影响出境”。

同一天，长期居住美国的中国网友也发布微信聊天记录。截图显示，其户籍地派出所工作人员通过微信联系她，表示“大数据”筛出的长期在境外未回国人员，都要核实是否在海外合法生活、工作。

工作人员要求她提交护照、签证或劳动合同、生活及工作照片、微信聊天记录截图，还要求进行视频通话和共享实时位置。对方表示，已经向她在中国的弟弟询问其出境、婚姻及工作情况。

该网友要求对方提供警号，以便家人向派出所核实身份，并追问自己被哪个系统或哪类名单筛出、核减属于什么专项工作，以及要求提交上述私人材料的法律依据。现有聊天截图未显示工作人员对此作出说明。

评论区内，多位身处新加坡、澳大利亚、美国等国的中国网友也称遭遇类似排查。有些人的父母还被派出所或社区联系，要求催促子女配合。

案件由香港高等法院法官谭耀豪审理。控罪指，黄之锋于2020年7月1日至11月23日期间，在香港与流亡英国的前香港众志常委罗冠聪及其他身份不详人士串谋，请求外国或境外机构、组织及人员，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实施制裁、封锁或采取其他“敌对行动”。

黄之锋当天身穿蓝色衬衫，戴黑框眼镜，脸颊较过去瘦削。他进入法庭后，向在场记者、亲友及旁听人士挥手和点头，并与辩护律师交谈及阅读文件。法庭书记随后以英文读出控罪。黄之锋站起，双手放在身后，挺直身体望向书记，听取控罪后表示认罪。控方随后宣读案情。

新刑期可能叠加执行

对于法庭将如何决定新刑期与原有刑期同期或分期执行，香港法律界人士王先生接受本台采访时说，黄之锋的新刑期大概率会与原有刑期部分或全部分期执行，也就是加刑叠加。他说：“在香港普通法原则下，两宗案件涉及不同罪行，法庭会考虑犯罪行为、发生时间及两案之间的关系，再决定刑期同期或分期执行。法官也会依据‘总体刑期原则’调整刑期，确保总刑期与整体罪责相称。”

至于哪些因素将直接影响黄之锋的实际服刑时间，王先生说，包括他认罪后最高可获得的三分之一刑期扣减、法庭将他认定为“首要分子或罪行重大”“积极参加者”还是“其他参加者”，以及新刑期与原有刑期如何衔接。香港2024年通过《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后，涉及国安罪行的囚犯，除非惩教署署长信纳其获得减刑不会不利于国家安全，否则不能获得假期减刑。王先生预计，黄之锋获得假期减刑的可能性很低，可能需要服满法庭判处的刑期。

资料显示，黄之锋自2020年11月23日起，因2019年6月21日包围香港警察总部案认罪而被还押，其后又涉及未经批准集结、六四集会、民主派初选“47人案”等案件。他在“47人案”中承认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2024年11月被判监禁4年8个月。截至此次开庭，黄之锋已连续失去自由超过2,100天。

控方追溯国际游说

控方案情指，黄之锋与罗冠聪的串谋关系可以追溯至2016年。两人通过国际游说推动香港众志提出的“民主自决”主张，曾前往美国、德国及意大利，与当地政界人士会面，包括时任美国众议院少数党领袖佩洛西和时任美国参议员卢比奥，并参与推动《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黄之锋也曾推动4项联署，要求美国、法国及瑞士停止向香港警方供应武器或战略装备。

香港另一位法律学者吴先生对记者说，控方将法例生效前的历史言行作为背景证据，在法律上引发了变相违反“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则”的重大争议。他说：“虽然律政司强调《香港国安法》不具追溯力，但在司法实践中，控方频繁将过去的公开受访、社交平台发文及组织关系，转化为证明被告在法例生效后‘仍具有持续犯罪意图’或‘串谋协议依然延续’的佐证。这种做法被外界批评为模糊了新法生效前合法言论与生效后非法行为之间的界限。”

至于上述追溯和举证方式可能对香港其他政治活动人士产生的影响，吴先生说，这种做法带来的深远影响在于，它将过往的政治历史彻底变成了现存的法律风险，暗示只要与海外流亡通缉人士，如罗冠聪，保持任何联系，或曾经属于同一个已经解散的组织，都极易被指控为串谋的延续，从而迫使香港境内残存的异见人士进行更彻底的自我审查，并完全切断与海外的联系。

(PETER PARKS/AFP)

多国领事到庭旁听

9月2日上午，瑞典、意大利、德国及瑞士等国领事到高等法院旁听。法庭公众席坐满。前学民思潮成员钱诗文及其他与黄之锋相识多年的朋友也到场。期间有人在庭内向黄之锋高喊“之锋顶住呀”，随即受到司法机构人员制止。

高等法院外有三十多人通宵排队领取旁听筹，现场有警员戒备。排队市民廖女士对现场媒体说，她希望从精神上支持黄之锋，认为他不应受到这样的对待。

按照《香港国安法》，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的首要分子或罪行重大者，可判监禁10年至终身；积极参加者可判监禁3年至10年，其他参加者可判监禁3年以下。

法官谭耀豪听取控辩双方的求情及量刑陈词后，宣布押后宣判，日期另行确定。他在庭上提到，知道黄之锋原定于2027年1月7日获释，将尽快确定判刑日期。

截至9月1日，中国官方尚未更新8月29日18时公布的伤亡数据，西藏吉隆口岸仍为16人遇难、546人失联，其中261人为外籍人士。灾害发生后，中国公安部门查处多名发布相关灾情数字的网民，部分微信群也开始限制转发现场图片和视频。

8月30日晚，西藏网警发布10起所谓“网络谣言”案例。被处罚网民发布的言论包括“今天，泥石流淹没了1000多人”“可能死500个人左右，失踪人口可能全部都死了”“起码得有上千人”等。8月31日，“西藏网络举报”微信公众号将案例增加到12起。第一份通报逐案写明10名网民受到“行政处罚”，第二份通报则将12人的处理结果统一写成“教育处罚”。中国官方没有说明两份通报为何使用不同表述，也没有公布相关处罚决定书。

网民因发布涉灾言论被罚

关注西藏灾情的网民刘先生对本台说，灾区附近民众传出的视频和数据更容易被公众相信，处罚传播者具有震慑作用。他说：“老百姓更趋向相信民间传出来的东西，不相信官方的说法。官方为了打压这些给社会造成恐慌的东西，只能对传播这些趋近真相的信息的人进行惩罚，让老百姓不敢轻易传播。以前新冠疫情时，湖北的李文亮医生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这是中国这种环境造成的现象。”

记者获得的一张微信群截图显示，一个拥有499名成员、名为“峰形极高山俱乐部”的群组发出公告，要求成员“切勿在本群内转发本次泥石流灾害敏感、违规图片及视频等内容，违规者踢”。

发布公告的账号随后写道“刚出派出所”，群内成员回复“收到”。目前无法确认该账号前往派出所的具体经过，也无法确认群公告是否由公安部门直接要求发布。

刘先生说，最近多个聊天群已经禁止转发非官方的西藏灾情。他认为，政府不希望来自民间的消息冲击官方对灾情信息发布节奏的控制。

中尼两侧呈现不同灾难叙事

记者梳理中尼两侧媒体报道发现，尼泊尔及国际媒体将镜头对准幸存者、失踪者家属和受灾居民；中国媒体报道吉隆口岸灾情时，则主要强调救援人员、设备、物资及应急响应。新华社和中新社记者进入尼泊尔后能够采访灾民，但在中国境内，报道对象又转向干部和救援体系。

有网民指出，中国官媒画面中的部分救援人员衣着干净，与尼泊尔救援人员满身泥泞形成反差。网民“老猫牙口好”写道：“在尼泊尔问的是‘你经历了什么？’在西藏吉隆则切换为‘救援体系做了什么？’”这种差异反映中国当局对境内灾情采访和信息发布的控制。

民间救援活动受管控

泥石流发生当天，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对吉隆镇至国门方向道路实行双向封闭管制，除应急抢险、救援保障车辆外，禁止社会车辆和人员通行。8月29日，公安部门发布补充通告，将管制范围扩大至邻近县域卡点，规定只有应急抢险、应急救援和物资保障等特种车辆可以凭证通行，其余社会车辆和人员不得进入。

江苏的杨先生告诉记者，许多人对当局隐瞒灾情表示不满，近日江苏取缔多个民间应急救援组织的消息值得注意。他说：“能够到实地去参与救援，就肯定会得到很多真实的信息。我想就是与这个有关吧。它为什么要封这个信息呢？尼泊尔那边都公开的。”

江苏省民政厅8月31日公布一批非法社会组织取缔名单。12家被取缔组织中，有7家以应急救援中心、救援支队或应急产业联盟名义活动，其余包括教会、宗亲联谊会、课堂和志愿服务队。按照官方对非法社会组织的定义，这些组织被指未经登记、擅自以社会组织名义开展活动，但名单没有公布其人员规模、救援经历、资金来源及具体取缔经过。

北京大学学者李博明（化名）说，目前虽然没有直接证据证明江苏这次取缔行动是为阻止这些组织前往吉隆，但两件事时间接近，不得不让人产生联想。他说：“每一次民间救援队出现在灾区，地震也好，洪灾也好，当局都会劝阻。当局对民间自发形成的组织始终高度戒备，其实很简单，这些组织不受政府控制，有时会批评政府，老百姓欢迎，但政府不喜欢。”

但这可能只是“跨国镇压”的一部分。

所谓“跨国镇压”，就是一个政府把监控、威胁和政治压力延伸到本国境外。那么，这种压力是怎么发生的？

安卡拉大学教授埃尔金·埃梅特说：“跨国镇压，一个办法，就是让东突来的维吾尔族人为中共提供情报。还有一个办法，就是给国外的一些维吾尔组织制造矛盾，让他们互相不团结。”

也就是说，这种压力可能不仅是监控和威胁，还包括获取情报、影响舆论，以及分化海外社群。

但对很多维吾尔人来说，最让他们害怕的，可能还是留在中国的家人。

埃梅特说：“维吾尔族人一直都有这种情况，就是给他施加压力，然后说：‘你要是跟媒体说了我们的做法，就把你在国内的亲人抓起来。’它就是吓唬维吾尔人。所以，受到跨国镇压压力的维吾尔人，很多都不敢说。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

他说：“我有一个姐姐，在老家，在农村。我十几年了没有跟她通电话。我一给她打电话，怕她被抓起来。这样的维吾尔人很多。”

2025年，瑞士政府发布一份关于当地藏人和维吾尔人的报告。报告认为，两大社群很可能正在遭受来自中国方面的跨国镇压，包括监控、威胁，甚至被要求监视自己所在的社群。

一些人因为担心中国境内家人的安全，不敢公开参加政治活动。瑞士政府还指出，这种压力可能不只是来自中国政府的直接行动，也可能通过其他个人和机构产生。

中国外交部则否认这些指控，称瑞士报告属于“政治操弄”，并表示涉疆、涉藏问题属于中国内政。

而这种影响，可能不仅存在于欧洲。

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都有规模庞大的维吾尔社群。随着中国在中亚的贸易、投资和基础设施影响力扩大，一些维吾尔人担心，当地政府也越来越重视北京所关切的问题。

研究者在乌兹别克斯坦的访谈发现，一些维吾尔人减少了在公共场合使用维吾尔语，甚至不敢公开展示具有政治意义的文化符号。在哈萨克斯坦，也有维吾尔人反映，维吾尔语教育受到限制。

这说明，跨国镇压不一定意味着中国政府直接出手。

当一个国家越来越依赖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关系，当地政府、媒体和其他机构的选择，也可能影响维吾尔人的发声空间。

埃梅特还表示：“另外一个让我担心的问题，就是最近通过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第63条，就是在国外有反共活动的人要追究责任。如果国际舆论界不对中共施加压力，这样的法律是非常危险的。对于我们来讲。”

对于许多维吾尔人来说，即使已经离开新疆，他们仍然担心来自中国的压力。

从媒体报道，到政府政策，再到公共空间，“海外”可能就不再意味着一个完全安全的地方。

那么，中国的影响力究竟已经延伸到了多远？其他国家又应该如何在与中国保持经贸关系的同时，保护生活在当地的维吾尔人？

这可能才是“跨国镇压”背后，真正值得关注的问题。

曹三强说，他今年4月因右脚剧痛前往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就诊，最初被诊断为发炎。服用消炎药十多天后，疼痛没有减轻，经核磁共振及穿刺检查，被确诊为前列腺癌晚期。此后，他接受化疗和放疗，体重下降，远距离出行需要轮椅。目前治疗暂停，等待身体恢复后复查。

他对记者说：“因为我年龄大了，这个身体承受不了，所以它就对我的身体很大的副作用。现在呢，我就体重骤减，然后呢，脚呢也走不动了，现在远一点我就要坐轮椅了。”

申请护照屡遭拒绝

曹三强目前没有医疗保险，与90岁的母亲同住，生活和治疗费用主要依靠母亲的退休金及教会人士帮助。妻子和儿子曾于5月从美国返回长沙陪伴10天，随后因工作离开。

他说：“住院的话，一天差不多合起来是3000块钱，所以我住了一个月，差不多就花了10万块钱。所以这个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负担的。”

曹三强曾在美国接受神学教育，并拥有美国永久居留权。2017年3月，他从缅甸佤邦返回中国云南时，经非正式通道入境，后被当局以“组织他人偷越国境罪”判处7年有期徒刑。2019年，联合国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认定，对他的拘留属于任意拘留，并与其基督教信仰有关。

2024年3月4日，曹三强刑满出狱。他此后多次前往长沙出入境管理部门申请护照，工作人员将其姓名输入电脑后，系统随即显示“禁止出国”，但没有说明边控原因及期限。

他说：“我具体问他，说‘那你禁止我出去，要禁止多久呢？’他说他不知道。所以呢，就变成我要再去试，是不是？就是去试那个机器，看看那个机器到底要把我扣多久。”

曹三强另向长沙市公安局递交手写申请，说明自己身患癌症，随时面临死亡威胁，请求获准赴美。当地公安人员告诉他，会将申请逐级上报。他随后致信公安部部长求情，但至今没有收到答复。

本台致电长沙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部门，但始终无人接听。

外出报备 三人跟随

曹三强说，获释后前往其他城市仍需事先报备。有关部门会安排3人前往同一城市，在他住处附近另找旅馆，每两天与他见面吃饭，确认他仍在当地。

他说：“我每去一个地方呢，他都会派人要跟着我。我这两年我也去了不少地方，因为我要去看一些弟兄姐妹，他们也总是有人跟着我。”

他曾告诉跟随人员，让他离境，3个人可以从事其他工作，相关费用也可以省下来。

边控原因及期限不明

对于边控是否与此前被判刑有关，曹三强说，有关部门始终没有作出说明。面对询问，工作人员往往以“你自己心里有数”回应。

他说：“为什么不让我走呢？我也很费解。因为在中国边控的人实在是太多了，多如牛毛。他也不跟你说原因的。你去问‘你为什么不让我出去啊？’大概的答复都是‘你自己心里有数’，他就是这么回复。”

他的妻子、两个儿子及孙子均为美国公民。孙子2025年7月出生，至今没有见过祖父。

谈到病情和远方的亲人，他说：“因为这个癌症是随时它一扩散的话，那就会有生命危险了。但是我很希望我能够跟我的家人在一起吧。如果能够去见，我们叫做去见上帝嘛，如果能够在家人的陪伴下面安静地离开这个世界，也是一个很美好的事情。”

曹三强希望美国政府和国际社会介入。他提到，北京锡安教会牧师金明日7月获释赴美，与家人团聚。金明日获释前，美国总统特朗普曾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其案件。他希望美国政府也向中方提出他的名字，推动中方解除边控并向他签发护照。

总部在美国得州的对华援助协会8月发起“带曹牧师回家”联署。该协会创办人傅希秋日前接受台湾教会公报采访时说，曹三强已经服完刑期，目前又与晚期癌症搏斗，事件已成为人道危机。他呼吁中国政府解除离境限制，让曹三强返回美国接受家人照顾。

康保县政府8月22日通报称，当地农业农村、市场监管和公安等部门已展开调查。经初步核查，网传视频反映的情况属实，系收购商为蔬菜运输保鲜，在装运过程中的违法行为。

通报称，公安部门已对相关人员和车辆采取强制措施。当地同时紧急追溯涉事白菜流向，并对全县蔬菜收购、运输和销售环节展开排查。

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和市场监管总局随后表示，已指导属地调查核实、依法处置，并追查涉事白菜流向。三部门还要求各地立即对白菜等易腐蔬菜开展专项抽检和市场排查。

宿迁中合农产品市场称，一批被举报来自康保的白菜在快检以及后续送检中，结果均为合格。不过，江苏南京、无锡等华东地区农产品市场已相继宣布全面禁止康保县大白菜入场。

专家：天然存在不等于可以人为添加

南加州大学食品安全与毒理学专家罗杰·克莱门斯（Roger Clemens）在给本台的书面回复中表示，一些水果、蔬菜和鱼类中可能天然存在甲醛，但这与人为向食品中添加甲醛是两回事。

克莱门斯表示，对故意在食品中使用甲醛应采取“零容忍”态度。对于已经受到污染的食品，仅靠清洗不足以消除相关风险。

14年前已有类似报道

本台2012年曾报道，山东青州一些蔬菜商为使白菜保鲜，使用甲醛溶液浸泡白菜。援引当地业内人士称，这种做法当时已经持续三四年，并被视为当地行业的“潜规则”。

14年后，类似问题再次出现。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全球卫生高级研究员黄严忠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这可能并非一个偶然个案，而是一些结构性问题反复出现的结果。

黄严忠认为，蔬菜收购和长途运输节点流动性较强，地点又比较分散，监管部门难以做到全面覆盖。与此同时，正规冷链运输的成本，也可能促使部分收购商选择违法方式降低损耗。

“它的造假成本太低，而且被发现的可能性也非常低，所以造假的收益就很高。”他说。

黄严忠认为，治理这类问题不能只依赖事件曝光后的集中查处，还需要降低经营者依法合规的成本，并建立针对高风险品类、季节和产区的风险导向监管机制。

“单靠严打很难根治，因为这个利益账算不过来。”他说。

食品安全事件持续消耗公众信任

此次事件首先通过网络视频进入公众视野，随后才引发官方调查和多地专项排查。

黄严忠认为，类似事件造成的影响不限于潜在的健康风险，还会不断削弱消费者对食品安全体系的信任，并给守法农户和商户带来连带损失。

“对消费者来说，最大的伤害就是信任的坍塌。”他说，“一次一次这样的事件，长期下来，公众对食品安全体系的信心就被一点点地消耗。”

他认为，食品安全监管应当从事件发生后的应急处置，转向覆盖整个供应链的持续监督。

“关键就是要把监管从事后的灭火，转向整个过程中有人盯、有技术排查、有数据能预警，而不是等舆情来了再作出反应。”

黄严忠也强调，食品安全问题并非中国独有。

“食品安全没有一个完美的国家，任何国家都有食品问题。”他说，“真正可以比较的是，问题能不能发现得够不够快，讲得够不够清楚，改得够不够彻底。”

本台记者8月28日致电上海虹口区宝兴殡仪馆，询问家属办丧事时能否请天主教神父到场。工作人员说：“耶稣的仪式没有了，信仰的我们不做，也不允许（我们殡仪馆做）。天主教的也不可以，不行。从今年开始就不行。我们建议这样，尽量劝说家属，不建议这样做这些（仪式）。”

宝兴殡仪馆工作人员未说明这一要求来自上海民政部门还是殡仪馆内部，也未提到是否有书面文件。上海市民政局和上海市殡葬服务中心网站暂未见相关通知。

记者同日致电龙华殡仪馆，工作人员说，家属可以请天主教神父到场主持追思祷告，“只要在一个小时之内完成就可以”。

对此，上海一位天主教神父张先生告诉本台：“上海所有殡仪馆已经不让举办有宗教色彩的葬礼，我是听宗教局朋友说的。那位对你说一个小时内完成就可以的工作人员不了解情况。前几天有教友要请神父去浦东殡仪馆主持葬礼，殡仪馆说上面有通知，不可以了。”

殡仪馆限制宗教仪式

上海天主教徒8月18日在网络发文说，他接获消息，上海殡仪馆开始停止举行天主教礼仪葬礼。记者向两家殡仪馆查询后发现，宝兴殡仪馆已不允许神父主持相关活动，龙华殡仪馆则对追思祷告设定时间限制。

上海此前已对天主教殡葬活动实施管理。2020年，上海教区通知神父，前往龙华殡仪馆主持追思礼时，需要出示宗教部门发放的天主教教职人员证。没有相关证件的地下教会神父无法进入主持仪式。

对华援助协会8月19日发布上海教徒过去一年的记录。内容涉及徐家汇天主堂附属商店停售宗教书籍、堂区跨地区朝圣受限、网上祈祷内容停止，以及殡仪馆限制宗教治丧活动。

上海天主教徒丁先生曾多次前往徐家汇天主堂。他说：“徐家汇那边的教堂现在确实没有十字架卖了。我以前去过几次，那时候教友还能在里面买到《圣经》、十字架和一些纪念品。现在再去看，这些东西都没有了。教堂还在那里，但教友连《圣经》和宗教用品都买不到了。”

教堂书籍及网络直播消失

徐家汇天主堂是上海天主教教区的主教座堂。教徒记录显示，附属圣物商店工作人员去年曾提醒熟悉的顾客，若有需要应尽早购书。此后，店内神学书籍陆续减少，到去年7月已所剩不多。

8月1日正值徐家汇天主堂本堂瞻礼。这位上海教徒当天进入商店时看到，圣像等物品仍在，放置书籍的架子已经撤走。教友询问“四样经”和《圣经》是否仍可购买，收银员说：“没了没了，全都没了。”

X平台账号“李老师不是你老师”20日发布帖文，介绍上海教徒记录的情况。帖文提到徐家汇天主堂商店停止售书、中国天主教应用程序“万有真原”的露德祈祷直播消失，以及北京堂区跨地区朝圣受到限制。

“万有真原”过去转播法国露德圣母朝圣地的玫瑰经祈祷，并提供中文翻译。上海教徒说，这项直播从去年12月停止，随后整个直播栏目消失，平台原有资讯视频及网上灵修课程也停止提供。

跨地区朝圣需要审批

今年6月，这位上海教徒在北京郊区一所天主教堂参加弥撒。神父在弥撒结束后告诉教友，原定7月进行的外地朝圣无法成行。堂区组织教友集体前往外地需要申请，未获批准出行，还可能被当地教堂报告。

2022年3月施行的《互联网宗教信息服务管理办法》规定，网上讲经讲道只能由取得许可证的宗教团体、宗教院校和宗教活动场所在自建平台进行，其他组织和个人不得在网上传教、组织宗教活动或直播宗教仪式。

中国国家宗教事务局去年9月发布《宗教教职人员网络行为规范》，规定宗教教职人员不得通过直播、短视频、网络会议及社交软件传教，也不得组织或参加网上弥撒、礼拜等活动。

尼泊尔一侧同样灾情严重。洪水沿河谷向下游推进，拉苏瓦等地的村庄、道路、桥梁和电力设施受到破坏，大批当地居民及外国游客失踪。路透社27日报道，这场跨境洪灾已造成至少165人死亡，中尼两侧接近1500人失踪，其中700多名失踪者为外国人。

网上流传的监控视频显示，26日上午10时59分52秒，吉隆口岸联检大楼前仍有人员奔跑撤离，附近道路停放着车辆。数秒后，大量泥水裹挟沙石从建筑两侧涌入，迅速冲向道路和周边区域。画面中扬起大片尘土和泥雾，能见度急剧下降，原本清晰可见的道路和部分建筑很快被遮蔽。整个过程只有数秒，现场人员撤离时间有限。

网上流传的另一段视频被发布者描述为吉隆口岸附近一处正在施工的水坝受到泥石流冲击。洪水逼近时，现场工人四散逃离，泥水和碎石随后冲入施工区域。从画面看，施工设施及周边区域遭到洪流冲击。目前公开信息尚未说明该工程名称及具体损毁情况。

灾因引发质疑

西藏流亡政府藏人行政中央驻台湾代表格桑坚参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他从网络报道以及朋友处得知吉隆口岸发生泥石流和洪灾，但目前当地公开的信息仍有限。

他说：“这次那边爆发泥石流也好，或者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么大的洪水冲下来，应该是非常重大的一件事情。我们第一次看到习近平出来讲话，这也说明事态很严重，而且这次又涉及边境。中国大陆各地发生洪灾，有多少民众被淹、被淹死，很多时候很难看到这么大的动作。这次连国务院副总理都到了当地。”

格桑坚参说，目前外界最关心的是洪水究竟怎样形成。他说：“到底是什么原因，洪水是从尼泊尔方向过来的，还是西藏这边也有因素？发生了什么事情，是溃堤吗？还是跟水电站、水坝有关？整个青藏高原这些年建了这么多水坝，这些问题都应该查清楚。”

吉隆县府人员：正安抚家属情绪

吉隆口岸位于中尼边境，是西藏连接尼泊尔的陆路通道。灾害发生时，当地除村民外，还有口岸工作人员、货运和施工人员、商人及外国游客。目前尚未公布失联人员更详细的身份构成。中国方面已调集消防、工程及军方力量进入灾区参与搜救。

记者27日14时30分致电吉隆县政府办公室，接电话的一位藏族工作人员表示，县政府办公室并不直接掌握灾区一线情况，目前获得的信息主要来自一线指挥部，并按照统一消息对外发布。

记者：现在有没有最新的灾情？

工作人员：现在最新的情况就是今天早上发的那个。因为我们这边掌握不到，都是按照一线指挥部的消息统一发布的。

记者：听说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已经到了当地？

工作人员：现在还没到县城，应该快到了。从县城到那边还要差不多两个小时，将近两个小时的路程。

记者：吉隆口岸现在受损到什么程度？

工作人员：这个不清楚，因为我们现在没有到现场。我们也是看官方的消息，今天所有的信息都是以官方发的消息为主。

记者：县里面现在主要在做什么？

工作人员：主要是安抚家属情绪。

记者：失联人员家属主要是藏族吗？

工作人员：藏族也有，汉族也有，差不多吧，都有。

失联人员身份仍不明

格桑坚参说，目前很难判断失联人员中藏人的具体数量。他说：“西藏人多少，汉族人有多少，现在根本没办法分清。我认为也不用急着分清，那个地方两边村庄大部分都有藏人。现在重要的是有多少西藏村庄被淹，这些村庄里面有多少人。口岸做生意的、工作人员里面也有汉人、西藏人，还有其他做生意的人，各个民族都会有。”

冰川崩塌或为灾害诱因

路透社引述卫星资料和研究人员分析，灾害源头指向喜马拉雅高海拔地区一次大规模冰岩崩塌。冰体、岩石及碎屑坠入河谷后形成高速洪流，沿河道冲向吉隆口岸及尼泊尔下游地区。

格桑坚参说，从目前公开的视频看，部分村庄遭到大范围洪水冲击。他说：“这么大的灾害到底是怎么发生的？不管是什么地方的人，死了这么多人，我们当然都深感遗憾和同情。问题是发生这么大的一件事情，真正的真相是什么？到底什么原因发生了这么大的灾害？这需要给当地受灾民众和国际社会一个比较明确的回复。”

喜马拉雅山区近年来多次发生冰川崩塌、冰川湖溃决和山洪。研究人员指出，高山冰川和岩体稳定性变化增加了这一地区发生类似灾害的风险。

高兟的好友、艺术家杜应红本周四（27日）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说，高兟从未认罪，目前在羁押期间身体状况恶化、病情严重。他说：“高兟先生和他的家人律师明确表示要上诉，这一点很重要，因为高兟先生从没有认罪过。在监狱里身体恶化，病情严重的情况下，他坚持艺术创作的独立性。在受尽各种压迫、逼迫，这个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他这是一个独立艺术家，非常高贵的一种品质。”

据现场人士转述，高兟在宣判过程中亲口表示：“绝不认罪！”

美国国务院26日对高兟被判刑表示严重关切。国务院发言人表示，美方注意到，高兟案所涉及的行为发生在其被定罪所依据的法律颁布之前，美国将继续支持言论自由，包括通过艺术形式进行表达的权利。

25日宣判当天，欧盟、美国及另外一国外交代表前往河北三河市法院，但均被拒绝进入法院。高兟的妻子、律师、朋友也在法院外等候。

现场人士说，整个宣判程序只有二十多分钟。宣判结束后，高兟没有从法院正门出来，而是被从一个特别的小门带走，未能与等候在大门外的妻子、律师、朋友及外交人员见面。

高兟妻子赵雅良得知判决后表示愤怒。她说，自从知道判决结果后一直无法平复，“这令人痛心”。

高兟此次被追究的作品包括《处决基督》《下跪忏悔的毛》和《毛小姐》等。中国2018年实施《英雄烈士保护法》，2021年3月实施的《刑法修正案（十一）》增加有关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的刑事规定，最高可判处3年有期徒刑。高兟此次获刑3年，为该罪名规定的最高刑期。

国际特赦组织亚太区副主任白舒然表示，艺术家不应因创作挑战官方历史叙事、促使人们反思历史的作品而受到刑事处罚。她认为，高兟案涉及利用措辞宽泛的法律限制艺术家及其他持不同观点人士表达，同时存在法律追溯适用的问题。

杜应红也对毛泽东是否属于有关法律所指的“英雄烈士”提出质疑。他说：“那么至于毛泽东被他们定为的英烈，这其实不是中国法律所定义的。因为中国的法律定义是因为所谓的民族正义事业献身、牺牲的人，而毛泽东八十三岁的时候是长时间的生病、自然死亡的，所以他（高兟）的定罪是有问题的。”

对于案件不公开审理，杜应红说：“这个案件一直是不公开审理，他们提出的意见是因为隐私，这完全和事实不符。因为这个案件它仍然就是一个对艺术家的政治迫害案件，跟隐私一点关系都没有，何况艺术家希望这些案件成为全世界都应该公开了解的一个案例。”

高兟于2024年8月26日在河北燕郊工作室被警方带走，随后被拘押在三河市看守所。高兟原计划9月3日经东京返回纽约。2025年12月14日，高兟律师提出取保候审申请被驳回。今年3月30日，案件在河北三河市法院闭门审理，家属未获准旁听。

高兟2022年移居美国。他与妻子赵雅良均为中国公民及美国永久居民，两人的7岁儿子为美国公民。高兟被捕后，赵雅良和儿子一直受到出境限制，儿子无法返回纽约上学。国际特赦组织表示，高兟的妻儿并未受到刑事指控，却持续受到出境限制。

中国自由作家何三坡受访时引用了汉娜·阿伦特的话：当一个政权越来越缺乏共同认可时，它就会越来越依靠警察、军队、监狱、审查、逮捕和惩罚。它需要的未必是真正的权力，恰恰可能是权力不足之后对暴力机器的展示。

何三坡说：“惩罚一个人，是为了让一万个人看见。它要让统治深入到每一个人的内心。所以我说极权最可怕的地方，并不只是消灭反对者，而是使谁会成为下一个对象变得不可预测。当惩罚的边界模糊以后，人就会开始自我约束、自我审查，甚至会主动证明自己的可靠与忠诚。这恰恰是极权政府最恐怖的地方。”

高兟提出上诉后，法律追溯、艺术表达以及家属出境限制等问题，仍将伴随案件进入下一阶段。

香港支联会成立于1989年。自1990年起，支联会每年在维多利亚公园举行六四烛光悼念活动，一直持续到2019年。

2020年，警方以公共卫生理由禁止当年的六四集会。同年6月30日，香港国安法实施。

2021年9月，支联会和李卓人、何俊仁、邹幸彤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同月25日，支联会表决解散。

今年1月案件开审，何俊仁认罪，李卓人和邹幸彤不认罪。8月21日，法院裁定支联会以及李、邹两人罪名成立。

这次案件的一个核心争议，是支联会长期提出的“结束一党专政”。

法院认为，在国安法实施后，支联会及其领导人仍继续推动这一目标，煽动他人以非法手段实施颠覆国家政权的行为。

李卓人和邹幸彤否认控罪。他们在庭审中主张，“结束一党专政”是推动民主转型，并不等同于要求结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时认为相关政治表达受到香港言论自由的保障。但法院没有接受这一辩解。

香港警方国安处表示，法院的裁决符合他们对案件的看法。警方称，国安法实施后，支联会仍继续举行集会、展览、街头宣传和网上悼念等活动。

六四学生领袖王丹则认为，这项判决意在进一步压缩香港公开纪念六四的空间。

“当局显然是想用这样的判决，打消、抹灭所有历史的痕迹，不要让港人再有对六四的记忆。但是我认为当局是做不到的。沉默的纪念也是一种纪念，而人民心中的某些记忆，不会被这样野蛮的暴行完全摧毁掉的。”

李卓人和邹幸彤的刑期将在之后决定。

从曾经持续三十多年的维园六四烛光晚会，到支联会解散，再到今天的“煽动颠覆”定罪，这起案件也再次把香港国安法下政治表达的法律边界推到聚光灯下。

8月12日，有网友爆料称，郭德纲今年7月在武汉演出时，即兴改编了红歌《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随后，武汉市文化和旅游局确认，已对这起事件正式立案调查。

官方表示，这些现场改编内容没有出现在此前报备的演出材料中。

8月15日，郭德纲原定在西安的演出被取消。

与此同时，网上还流传一张所谓的“相声新规”截图。截图声称，北京将要求相声提前提交全部段子审核，获得备案号后才能登台，禁止即兴“砸挂”“现挂”，甚至可以让观众扫码举报。

不过，截至目前，官方并没有确认发布过这份所谓的“相声新规”。

但监管趋严，并非完全没有依据。

2019年12月，文化和旅游部发布《文化和旅游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演出市场管理的通知（征求意见稿）》，提出重点对说唱、电音、脱口秀、相声、沉浸式演出等新业态，加强内容审核把关与现场监管。

2023年，笑果文化演员House因为“作风优良，能打胜仗”的段子被举报，笑果文化被罚款超过1300万元，并被暂停在北京的全部演出。

这些事件都指向一个问题：当演出越来越强调提前审核，演员还能有多少即兴空间？

尤其是“红色经典”，哪些内容可以改，哪些不能改，界线到底在哪里？

如果演员无法确定红线在哪里，最安全的选择，可能就是少说、少改、少即兴。

久而久之，即使没有明确禁止，演员也可能主动避开敏感内容，形成“寒蝉效应”。

从笑果到郭德纲，从段子到现场改词，当喜剧越来越需要提前审核，“现挂”和即兴，究竟还能剩下多少空间？

也许真正值得讨论的，不是郭德纲这一次到底有没有越线。

而是，当“开玩笑”本身也需要越来越谨慎的时候，喜剧还能不能保持它最重要的东西——对现实的讽刺和冒犯？

中国官媒中央电视台周四中午报道，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当天上午对于许家印等人涉及的多起刑案公开宣判。画面中可以看到这位曾经的中国顶级富豪站在法庭上聆听宣判，满头白发。

许家印涉及的案件包括恒大集团公司、恒大地产集团。央视报道引述判决书指出，许家印是恒大集团的实际控制人。2016年至2021年间，许家印和这些公司违反了法律规定，以持续性、大规模财务造假等手段，虚增资产、隐瞒负债，分别犯下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欺诈发行证券、违规披露重要信息等罪行。

判决也认定恒大集团和许家印通过行贿等手段取得金融机构控制权，违法套取信贷资金，再将保险资金归恒大集团使用，犯下单位行贿、违法发放贷款、违法运用资金等罪行。许家印还利用作为恒大地产董事长的职务便利，组织财务造假，以分红名义侵占公司财产。

综合前述犯行，法院认为恒大集团和许家印的行为已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违法发放贷款罪、欺诈发行证券罪、违规披露重要信息罪、单位行贿罪；许家印的行为还构成违法运用资金罪、职务侵占罪；被告单位恒大地产的行为已构成欺诈发行证券罪。

法院对恒大集团数罪并罚，判处罚金人民币88.2亿元；对恒大地产判处罚金人民币70亿元；对许家印数罪并罚，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违法所得继续追缴，不足部分责令退赔。

报道还指出，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依法对许家印儿子许腾鹤及许智健、杜亮、梁栋等56人判处有期徒刑18年至1年10个月不等的刑罚，并处罚金或没收财产；对违法所得继续追缴，不足部分责令退赔。

据西藏之声19日报道，当局称腾出的土地将用于建设公园和花坛。来自藏区其它地区的僧尼在住所被拆后，被要求返回原籍寺院或家乡，部分人员已经遭到强制遣返。色达当地僧尼也不能继续留在佛学院修学，被要求返回所属乡镇。当局同时在佛学院增派大批军警，并进一步限制僧尼、居民、游客及朝圣者进出。

拆除整顿呈周期性

流亡海外的藏人行政中央驻台湾代表格桑坚参对本台说，中共针对喇荣五明佛学院的拆除和整顿并非首次，过去二十多年间多次出现。他认为，这类行动已经呈现周期性特点。

格桑坚参说：“我认为中共对色达喇荣五明佛学院，大概第一次是从2002年开始拆除和整顿。那以来，大概每七八年或者十年，会来一次这样的拆除和整顿，变成一种周期性的政治运动。这里面暴露出的是中共对色达喇荣五明佛学院的所谓监管是多么混乱，没有任何制度可言。”

现场图片显示，佛学院一处建筑区域已被拆开，地面散落大量砖块和建筑材料，两台挖掘机停在拆除区域，约11名戴安全帽、身穿反光背心的施工人员在现场作业。周边仍可见密集的红色建筑。

喇荣五明佛学院在2001年已经经历大规模拆除。国际声援西藏运动资料则显示，此次相关拆除行动早在7月13日前后已经开始，截至7月15日已有6处僧尼住所被拆，至少1060间住所被列为拆除对象。有关消息人士还说，部分拆除工作在夜间进行。

拆除僧舍后建公园绿化

格桑坚参说，当局过去在拆除僧舍后，还会改变原址外观。他说：“那些僧舍，有僧人住的，也有尼姑住的。僧舍拆除以后，为了不让外界看到已经被拆除的痕迹，以前都会种上草、植物，美化，把它建设成公园，它当然也会有很多这方面的做法。”

军警进驻　游客活动受限

目前来自藏区其它地区及中国各地的游客和朝圣者被限制进入佛学院。少数获准进入的人员必须乘坐检查站统一安排的公共交通工具，不得使用私人或租赁车辆，并只能在指定区域活动。西藏之声报道，大批军装人员及便衣人员被部署在佛学院内外，对僧尼、当地居民和访客进行监控。拆除开始后，当局还禁止无人机在喇荣沟上空拍摄。

格桑坚参说：“既然你有清楚的规定，一个寺院按照规模能够有多少人，为什么监管不好，任意地让它发展，到了超过一定规模又要被拆除，为什么这样整顿？我认为它给西藏人民的一种震慑就是说，我可以让你怎么样就怎么样，我想哪天把你撤出去，就把它拆除。所以完全都是按照中共官员的喜好在做事。”

四川甘孜一位经营民宿的藏人告诉记者，当局对藏族人的监管比对汉人更严：“管得很严，去哪里都要带身份证，如果丢了身份证，补办一张要很长时间，也不让进寺院，我不能再说了，你不要录音。”

清拆与民族政策变化同步

此次拆除发生在7月1日《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施行后。格桑坚参认为，这次清拆与民族政策变化存在联系：“特别是这次，跟中共这次通过的民族团结进步所谓的促进法有很大的关系。色达喇荣五明佛学院毕竟是一个学习西藏传统宗教、语言、文化的中心。这样的一个中心，直接威胁到它所谓的要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包括所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里面的中华民族建设，你必须不能突出自己民族的特色，所以他们就来拆除。”

据西藏之声报道，8月11日，一名佛学院僧人高举第十世班禅喇嘛画像表达抗议，随后下落不明。目前公开资料未显示有关部门说明这名僧人的去向。

寺院过万人降至800人

格桑坚参说，中国当局对不同藏传佛教寺院采取的管理办法也存在差异。他说：“对西藏藏传佛教的各个教派，它的政策是不一样的。有些是把它当作重点拉拢对象，让它无限制地扩展；有一些藏传佛教寺院，把它控制得相当严格。以前像西藏著名的三大寺院，都是上万僧人，现在只能有八百多名僧人，根本不能超越他们所规定的数额。”

喇荣五明佛学院1980年由晋美彭措创办，过去曾有约一万名僧尼和学员居住，是藏传佛教重要的佛学教育中心。2001年，当局曾进入佛学院并大规模拆除住所。2016年后，佛学院再次经历拆迁和人员清退，当局同时限制常住僧尼人数。

8月15日，中国首部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广场舞、露天烧烤和商铺噪声等日常问题，也都在这部法典的规制范围内。

法典规定，广场舞等公共活动要遵守场所的时段、区域和音量要求，造成噪声污染且拒不整改，个人最高可罚一千元。

在地方政府划定的禁时、禁区露天烧烤，也可被罚款；拒不整改，最高可罚两万元。

这也留下了一道边界：什么时间可以跳、什么音量算过大、哪些地方不能烤？这些规定是在保护居民，还是可能把普通公共生活管得过细，很大程度上要看地方政府和公共场所管理者如何制定和执行具体规则。

法典实施当天，浙江衢州宣判了全国首例适用该法典审理的噪声污染责任纠纷案。

一家水产店二十四小时运行水泵和增氧泵，低频振动沿墙体传到楼上，导致住户失眠就医。

商家称，没有检测报告证明噪声超标。法院则认为，噪声污染不能只看分贝；即使数值没有超过标准，只要经营者没有采取有效措施、持续干扰居民生活，仍不能免责。

店家被判限期降噪减振，并赔偿医疗费和精神损害抚慰金。

不少生活类规定延续了既有法律。新法典更大的变化，是整合并取代十部环境法律，并把气候治理纳入统一框架。

英国《碳简报》采访的多位专家认为，这为碳排放总量和强度控制，以及全国碳市场提供了更高层级的法律基础，使中国的气候治理进一步从政策推动转向法律化。

但外界也质疑它的监督和问责力度。

纽约大学法学院美亚法律研究所刊载的一篇评论担心，相关公益诉讼原告在起诉时需提交生态损害、损失和修复费用等证明，可能抬高环保组织挑战大型项目的门槛。

伦敦政经学院格兰瑟姆研究所则指出，法典没有设置独立专家咨询或监督机制，也没有明确支持对政府气候不作为的司法监督与问责。

8月11日，台湾新北地方法院一审判决，徐春莺因违反《反渗透法》《银行法》，以及诈欺、伪造文书等罪，合并判处7年有期徒刑。

徐春莺1993年因婚姻来到台湾，2000年取得台湾身份证。她长期参与大陆配偶和新住民事务，还曾担任台湾新住民发展协会理事长。

2024年台湾大选前，她一度被台湾民众党考虑列入不分区立委名单。

但根据检方和法院认定，徐春莺与中国大陆相关人士保持联系，包括中国民政部相关人士杨文涛，以及民革上海市委会相关人士孙宪。

法院认定，她曾按照中方人士的指示，参与2022年台北市长选举以及2024年总统大选，为时任台北市副市长、民众党籍的黄珊珊，以及民众党主席柯文哲等人站台、拉票。

她还被指向中方人士提供台湾政治人物和大陆配偶团体的信息。

台湾《反渗透法》规定，境外敌对势力不能通过指示、委托或者资助等方式，介入台湾的选举和政治活动。

法院认定，徐春莺两次介选，分别判刑2年和2年2个月。

她还被判涉及地下汇兑、诈欺和伪造文书等罪，其中地下汇兑金额约2875万新台币。

但这起案件的意义，并不只在徐春莺个人。

它反映的是台湾近年来越来越关注的一个问题：中国政府是否通过个人、团体和资金，影响台湾的政治和选举？

随着北京对台军事和政治压力增加，台湾也加强了对所谓“中国渗透”和境外势力政治干预的调查。

而这种担忧并不只存在于台湾。

美国近年来也出现了类似案件。

2026年，美国加州阿卡迪亚前市长Eileen Wang，承认曾作为中国政府的未登记代理人活动。

美国司法部此前还起诉纽约州长前高级助理Linda Sun，指控她利用政府职位，为中国政府利益开展活动。

这些案件有一个共同点：争议并不是政治人物能不能和中国官员接触，而是中国政府是否通过这些关系，进一步影响当地政治。

当然，如何定义“外国影响”和“境外势力政治渗透”，本身也存在争议。

支持徐春莺案判决的人认为，不管是什么身份，如果接受境外势力指示干预选举，就应该承担法律责任。

但批评者担心，如果“境外势力”的界线不够清楚，可能影响正常的两岸交流，也可能让大陆配偶群体承受更大的政治压力。

而随着中美竞争和两岸紧张关系持续，台湾和美国都正在面对同一个挑战：

如何防范外国政府干预政治，同时确保正常的外交、交流、政治参与和政见倡议不被误伤？

这场关于“外国影响”和“境外势力政治渗透”的争议，恐怕还会持续下去。

Light Reading报道，诺基亚管理层已经向杭州员工发出关闭研发设施的邮件。其记者看到了相关内部邮件以及员工之间的聊天截图。报道引述消息人士透露，诺基亚在北京、成都、青岛和上海的部分据点也可能在这一轮重组中受到影响。目前尚无上述几个城市具体调整方案的公开信息。

市场份额下降　研发团队首当其冲

从事通信网络工作的工程师周飞（化名）对本台说，诺基亚这几年在中国的业务越来越少，研发部门首先感受到这种变化：“最近这些年，很多科技公司撤离大陆，这是不可避免的现实。首先华为具有垄断地位，诺基亚有技术也无法和垄断企业竞争，除非你跟华为合作，你把一部分技术给国内科技公司，这样你的产品才卖得出去，不然人家不给你订单。”

诺基亚发言人回复Light Reading时证实，公司正调整中国业务，并表示中国业务过去几年持续下降，正在重新调整运营布局。诺基亚2025年底取得诺基亚上海贝尔全部控制权后，开始将中国业务进一步纳入全球运营体系。公司今年7月公布第二季度业绩时提高重组费用预期，其中部分资金用于中国业务调整。

曾在外资工作的网络工程师王涛（化名）接受采访时说，外资设备商过去在中国可以参与运营商的大项目，也可以设立研发团队。现在市场份额不断被国内科技公司挤压：“更重要的是你做出来的产品还有没有足够的本地市场。如果主要运营商采购越来越集中到中国厂商，国外公司的研发中心最后肯定会重新评估是否还要继续留在中国，现在中国科技产品正在大量出口。”

外资科技公司面对“供应链安全”

据公开资料，诺基亚大中华区平均员工人数由2020年的约1.37万人降至2025年的约7200人，2025年大中华区销售额为9.13亿欧元，与2018年接近22亿欧元相比减少一半以上。

在诺基亚此次调整之前，多家国际科技企业也已缩减在华研发或技术团队。2024年5月，微软向约700至800名中国员工提供海外调动机会；2025年4月，微软合资企业微创软件停止在中国运营，裁员主要涉及约2000人的微软外包团队。今年8月13日，路透社报道，微软过去5年在中国至少关闭15家分支机构和合资企业。

本台曾经报道，2025年3月，IBM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及其分公司停止业务活动，北京、上海、大连等地办公场所关闭，涉及约1800名员工。此前，IBM已将中国系统实验室的研发工作转移至海外其他基地。

中国加强科技与数据安全审查

2023年3月，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以“保障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供应链安全”为由，对美国芯片制造商美光科技在华销售的产品启动网络安全审查；同年5月宣布美光产品未通过审查，并要求中国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运营商停止采购。修订后的《反间谍法》也于当年7月实施，扩大了涉及国家安全的数据、文件和材料范围。

曾在上海从事科技产业的民营企业家胡力任对本台说，除了中国本土通信企业扩大市场份额，全球通信行业周期和在华研发成本变化，也影响诺基亚的业务布局。他说：“现在5G建设基本完成，6G还没有真正商业化，行业正处在一个低谷。另外，中国科技人员的收入逐步和国际接轨，诺基亚在华研发和运营成本也在不断上升。”

芬兰媒体《赫尔辛基日报》报道，杭州研发部门主要从事无线电技术开发，该研发单位将在今年年底前关闭。

会场正中悬挂江泽民巨幅照片，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等政治局常委步入大会主席台前排坐下，随后全场奏《义勇军进行曲》。习近平讲话中说：“1989年春夏之交，我国发生严重政治风波，江泽民同志坚决拥护和执行党中央正确决策，有力维护了上海稳定。面对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国际风云变幻和国内发生严重政治风波的重大考验时……”

习近平还说，江泽民坚持经济建设、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并“坚决维护了国家的独立、尊严、安全、稳定”。

习近平重提六四政治定性

八九民运人士、安徽前检察官沈良庆对本台表示：“我的看法是：利用百年冥诞纪念肯定江泽民当年对六四问题的态度，说明当局对六四问题的政治定性没有变，实际上新时代对相关历史问题的态度只会更强硬。否则如何打通前后三十年？”

六四事件是江泽民政治生涯的重要转折。1989年学生运动期间，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处理《世界经济导报》事件，该报随后被停刊整顿。赵紫阳失去权力后，江泽民于当年6月接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进入中共最高权力核心。

江泽民百年冥诞前后，中共官方以多种形式纪念江泽民。央视连续播出相关文献纪录片，官方机构发表回顾江泽民生平的文章，并推出纪念邮票等活动。

据公开资料，中共建政以来，曾为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等已故领导人举行诞辰纪念活动，江泽民是其中之一。

习近平当天还谈到江泽民执政时期的改革开放、香港和澳门回归以及两岸关系。他说，江泽民领导实现香港、澳门回归，推动两岸达成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

学者：习近平借江寻找历史合法性

习近平同时把对江泽民的评价与当前政治路线相连，要求中共党员做到“两个维护”，继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并要求学习江泽民的“斗争精神”。

北京独立学者辛先生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在中共二十一大前一年、习近平将连任第四届任期之际，习近平高调纪念江泽民百年冥诞，并肯定其在六四期间的政治站位和改革开放遗产，确实不同寻常。他说：“表明习面临党内合法性不足的问题，需要借助党内和公众对江的怀念来增强自己的合法性。反映了习对未来或者第四任缺乏足够企图心，反而需要积极利用民众的怀旧情绪，来维护自身权威。”

辛先生说：“与普京对民众普遍对前苏联的怀旧心理的类似利用。当然，普京的利用是为了帝国复兴的美梦而扩张。习似乎在利用江来为他的执政寻找最近的历史合法性，即某种继承。这与他上任之初对毛的借用已经相当区别，不能不说，其中的危机感，也就是与江胡政策的断裂感，正在困扰着他。这或许是他的一次象征性的对内让步。”

胡锦涛未现身纪念大会

纪念大会当天，多名退休中共高层出席，包括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俞正声、栗战书、汪洋、李岚清、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和张高丽。

中共前总书记胡锦涛没有出现在官方公布的出席名单和现场画面中。前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前中纪委书记吴官正和前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也未现身。

胡锦涛上一次公开露面是在2022年12月为江泽民遗体送别。同年10月中共二十大闭幕会上，胡锦涛在会议进行期间被工作人员带离会场。中国官方当时解释胡锦涛身体不适。

江泽民2002年卸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后，由胡锦涛接任。江泽民此后继续担任中央军委主席至2004年。胡锦涛2012年卸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后，公开露面逐渐减少。

北京文化人杨新华对本台说，对于胡锦涛此次未现身，目前难以仅凭这一现象作政治判断，年龄和健康因素也可能是原因。他说：“有几个人可能病了，也可能走不动了。胡锦涛现在什么情况也不知道。”

江泽民1926年8月17日出生于江苏扬州，2022年11月30日在上海去世，终年96岁。他自1989年至2002年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1993年至2003年担任中国国家主席。

公安可进行网络信息巡查、信息审核能力测试和漏洞扫描；设区的市级以上公安还可以开展漏洞探测、渗透性测试等远程检测。现场检查时，公安可以查阅、复制与监督检查事项相关的信息。

安徽前检察官沈良庆接受本台采访时说：“此类做法不仅是中共例行的通过封锁信息实现舆论一律常规套路，也是在内忧外困、经济下行、财政经济困难影响社会稳定的大趋势下用警察国家专政手段治国的一种选择，目标就是维护共产党的国家安全。警察机关权力不断扩大这些年来一直都在进行，随着局势紧张只会进一步扩大警权。”

监管对象延伸至个人

2018年实施的旧规，检查对象主要是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和联网使用单位。新《办法》则进一步把数据处理者、个人信息处理者等纳入监督范围，并将“个人”直接写入监督检查管辖条款。

这意味着，无论是通过手机与海外亲友联络、翻墙浏览境外资讯，还是自由职业者日常处理客户资料，普通人的网络活动都可能进一步进入公安监管视线。

新规公布后，海外社交平台出现网民议论。有网民在X平台将新规对个人的影响概括为“自己的嘴巴、自己的钱袋子”，并写道：“嘴巴不要违法，钱袋子也不要违法。”另有网民将新规与个人手机及网络活动受到检查联系起来，对公安监督范围进一步进入个人生活表示担忧。

上海前律师李田林（化名）对本台说：“新规不仅把数据处理者、个人信息处理者纳入监管，还明确规定‘被检查对象为个人的’，由经常居住地公安实施检查。同时，地市级以上公安可以进行漏洞探测和渗透性测试，算法推荐、内容导向和网络意识形态安全也进入监督检查范围。这已经不只是检查网络设备是否安全，而是进一步进入个人数据、平台内容和信息传播领域。”

李田林表示，普通网民、自由职业者，甚至被认为接收“敏感信息”的人，都可能进入检查范围。过去涉及手机和电子数据的提取，更多出现在刑事侦查、搜查扣押等办案程序中；此次新规则把漏洞探测、渗透性测试等技术手段纳入日常网络安全监督检查。在实际执行中，个人数据如果储存在手机、电脑或其他数字终端，公安如何实施“查阅、复制”，以及私人设备和执法权限之间如何划界，都将成为问题。

公安检查延伸至内容与算法

新规还将用户注册信息、上网日志、算法安全和信息内容纳入检查范围，漏洞探测、渗透性测试等技术手段也被正式写入公安监督检查制度。

在涉及多部门的检查中，“内容导向管理”和“网络意识形态安全”也被写入监督范围。被检查对象是否按照要求为公安维护国家安全、反恐和侦查犯罪提供技术支持，也属于检查内容。

河南法律界人士周先生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新规的目的仍是进一步限制公民言论自由，重点检查对象可能包括网络平台、科技公司、数据处理者和个人信息处理者。周先生说，这类做法并非突然出现，而是中国网络管控长期延续的一部分，“整个言论空间越来越狭窄，空间越来越小，这是一个大的趋势”。

新规还建立了提前介入机制。发现网络空间安全风险隐患，即使“尚不构成违法犯罪”，公安仍可向相关对象发送公安提示函；存在较大风险时，还可约谈有关负责人。涉及数据安全和个人信息保护时，被约谈对象也可以是相关组织和个人。

山东律师张先生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他质疑公安部通过部门《办法》扩大相关检查权力的法律依据。

他说：“这个是违法的，公安部没有这个权力，如果仅仅是一个《办法》，必须要在法律的层面实现。这个事违背宪法，也违背自己通过的法律，现在他们不考虑什么违不违法。”

重大安保期间可专项检查

新《办法》还规定，在“国家重大安全保卫任务期间”，公安可以对与安保任务有关的网络运营者、数据处理者和个人信息处理者开展专项监督检查。

中国先后推出《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和《个人信息保护法》等限制性法规，网络平台被要求承担实名登记、日志留存、数据保护和配合监管等责任。此次公安部将原来的“互联网安全监督检查”改为“网络空间安全监督检查”，公安在网络治理中的介入范围由技术安全继续向数据和信息内容扩大。

美国共和党众议员麦考尔近日在台北呼吁美台建立无人机生产和技术伙伴关系。

台湾也拟投入新台币2100亿元采购本土无人机，并把“非红供应链”列为重点。

蔡佳昇｜科技、民主与社会研究中心海外研究员

所谓“非红”，就是无人机的上游、它的材料、这些材料的材料，都需要做到非红，才是完整的非红。

台湾今年公布的采购指引要求，整机和关键模组必须由台资企业在台湾制造；其他多数零件也须符合非中资、非中国制造。

但规定有了，替代产能却无法一夜到位。

目前就我们的研究，马达和电芯是最可能必须仰赖中国的。

以电芯而言，目前最依赖的是正极材料和负极材料。这几样材料决定电池的性能，也决定它的成本。

日本的正极材料厂商跟我们说，在兼顾环保的前提之下，要制作这些正极材料，他们的成本都会比中国高大概两到五成左右。

库存只能缓冲短期冲击，长期还要靠订单撑起新的产能。

简单来说，就是要稳定的订单来撑起规模，成本才会下降，然后材料端的替代投资也才会发生。

这些产能在短期之内没有办法马上成形，大概在三、四年之间，确实就是一个风险。

这个风险窗口，正碰上美中新的供应链交锋。

8月5日，中国收紧对输美受控无人机、关键零部件和相关技术的逐案审核；习近平预计9月24日访问美国，与特朗普会面。

在美中高层互动前，无人机供应链已经成为新的博弈点。

对台湾来说，真正的考验不是有多少架无人机，而是危机发生后，能否在不受中国供应链牵制的情况下，持续生产、维修和补充。

朱镕基从1998年至2003年担任中国国务院总理。卸任以后，他很少公开谈论政治。接近朱镕基家属的人士对本台透露，2018年以后，朱镕基因健康原因，除前往医院外很少外出，中央办公厅老干部局为其安排医疗和日常照护。

这位人士说：“他住在一个四合院内，长期卧床。中办老干部局为朱镕基提供秘书、护士照顾他。不久前，他的身体机能明显退化，进食困难，后来送到医院，抢救没几天就走了。”

讣告罕见提“敢说真话”

中国官方此次讣告中有一处措辞受到注意。讣告称，朱镕基要求政府工作人员牢记自己是人民公仆，“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这一带有个人性格色彩的表述，在近年来中共已故高层领导人的官方讣告中并不多见。

朱镕基任内推动的国企、财税、金融等改革，至今仍是评价其政治遗产时争议最大的部分。中国学者袁先生接受本台采访时说，他对朱镕基当年推动的经济改革总体持正面评价。他回忆，自己过去在监狱期间，警察曾专门询问他如何评价朱镕基以及国企改革。

袁先生说：“我对他的国企改革大方向是非常认可的。抓大放小，我觉得可能是一个策略，从善意的角度来讲，但他当时在位时间不够长，或者说他并不能够完全说了算，保守势力对他的国企改革有掣肘。包括加入世贸组织，我当时都是认可的。”

谈到今天中国经济，他说：“现在走了回头路了，又国进民退。这个国进民退实际上是对朱镕基抓大放小的一个反向。所以民间对他的评价争议很大，甚至负面的声音比正面的声音还大。”

改革功过毁誉参半

资深媒体人高瑜对本台说，朱镕基的政治遗产“毁誉参半”。她认为，朱镕基推动中国改革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此后中国经济经历了十年高速增长，但国企以及教育、医疗、住房改革，也让普通民众承担了全部代价。

高瑜说：“朱镕基从他个人来讲，应该是毁誉参半。他既是中国改革的推动者，而且加入世贸，使中国达到了高速发展的这样一个时期。这个从国家、从中共争政权来说，都是要十分肯定的。”

她同时说：“所有这几项改革的代价全是由老百姓承担的，而且社会保障机制远远没有跟上。像东北那些工人，做了一辈子所谓‘共和国长子’，结果就用很少的钱，甚至几万块钱买断工龄，成了普通的失业者，自己谋出路。”

经济奇迹留下制度矛盾

北京独立学者辛先生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朱镕基代表了中共改革和经济奇迹。他认为，朱镕基作为计划经济时代培养出来的经济专才，以权威主义，也就是“经济沙皇”的方式推动新自由主义市场化改革，以铁腕推动中国融入全球化，可谓后冷战时代新兴市场经济的成功样板和“中国奇迹”的化身。

辛先生表示，在朱镕基身后，这一奇迹正受到其遗留下来的经济和社会问题质疑，包括巨大的贫富分化、严重通缩、中产阶层萎缩，以及房地产大量空置和资源浪费。他认为，国家权力在这一过程中继续扩大，一党体制走向更集中的个人统治，底层民众的贫困、就业困境仍然存在。

他表示，朱镕基改革推动中国完成市场化并融入全球化，同时制造和放大了制度性矛盾，维持甚至扩大了共产主义政党的权威和统治。辛先生认为，这一过程也改变了这个党的性质，并在1990年代中期的国企改革中消解了原有的工人阶级。他认为，朱镕基的历史地位“堪比路易十四的绝对主义，不管身后洪水滔天”。

解放军东部战区则在12日晚间宣布，這次海上通航的实兵演练已经於12日上午「圆满完成所有预定科目」，包含海上通讯、编队连动、海上补给、分航仪式等。

关注两岸军事活动的厦门学者汪长利（化名）对本台表示，中国军方近期在外海威慑与海事部门实施交通管制，采取的是“军事存在”与“主权管辖”并进的合围战略。他表示，北京通过海事局提出行政管辖权主张，同时由海军在台湾东部举行演练，试图以此推动台海“内海化”，并在不发生直接冲突的情况下，逐步压缩台湾的实际管辖空间。

台湾以东连接菲律宾海，是中国海军穿出第一岛链进入西太平洋的重要方向。近年来，中国军舰和海警持续增加在这一带的活动。

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诚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长期以来，中国军方在第一岛链面对的军事障碍之一，就是美国可能介入台海。

宋国诚说：“当然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把美军至少把它逼退在第一岛链，把它逼退到这个西太平洋以外。换句话就是说是阻退美国的军事的存在，或者是我们比较专业的用语就是美军在印太岛链的一种长期的军事影响力。”他认为，北京目前正逐步把相关战略部署付诸行动。

海事管制引发管辖权争议

8月6日，中国广东海事局以台风“白海豚”影响为由，宣布当天18时起，对经过台湾海峡南口北上的船舶实施交通管制。11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回应美国之音查询时表示，美国反对任何干扰适用于台湾海峡的公海航行与飞越自由的行动。

台湾陆委会随后批评北京无权对台湾周边海域实施管制，并指中方借台风扩大对台湾海峡的管辖主张。台湾海巡署也表示，北京企图借海事管制将台湾海峡“内水化”。海巡署说，目前没有发现中国船舶出现异常行动，也没有接到航商反映受到广播干扰；航经有关海域的船舶如果接获中方广播，可以向台湾有关部门通报。

福建独立学者孔羿受访时指出，北京在此次行动中展现出较清晰的功能分工。过去外界主要关注中国海军在台海的战备警巡，这次针对台湾海峡南口实施“交通管制”，出面的却是隶属于中国交通运输部的海事局。

孔羿说，大陆海事部门通常负责民用船舶安全、航道管理等行政执法，北京选择由海事部门出面，是在试图把对台湾海峡的管辖主张包装成日常行政管理，并向外界强化“台湾海峡属于中国主权管辖范围”的叙事，而不是把它作为国际水道看待。

解放军与海事部门双轨推进

中国近年来持续增加在台湾周边的海警和海事活动。除了海军战备警巡，中国海警也多次进入台湾周边海域进行所谓“执法巡查”。

军事学者汪长利表示，大陆如果反复以海事管理、海警执法和军事演练等不同方式进入台湾周边海域，就可能形成一套可以随局势升级或降级的施压手段。

台湾学者宋国诚认为，北京推动的是台湾问题“内国化”和台湾海峡“内海化”。他说：“我觉得它这个实际上来讲，它这个内海是毫无疑问是既定的一个目标。但是它现在就把它叫做，我们英文来讲叫making reality（创造现实），把它创造成为一个现实。让大家习惯了之后，那么就成为一个好像理所当然的现实。所以它所谓的实质治理的概念嘛。我想统不了你，但是我可以治理你。”

对于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军舰持续通过台湾海峡，宋国诚认为，这类行动的重要意义之一，就是阻止北京把台湾海峡属于中国“内海”的主张固化为既成事实。

台湾演练反封锁

台湾目前正在举行“汉光42号”实兵演习。台湾军方今年把“反封锁护航”、海上交通线安全维护以及军方与海巡之间的协同列入演练内容，并建立“平战转换”指挥管制机制，以应对海空封锁等情况。

中国前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星期三（8月12日）在北京逝世。朱镕基以直率强硬的作风著称，曾推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并通过一系列大胆但并未完全完成的改革，开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和全面融入全球市场的时代。

新华社当天报道，朱镕基因病医治无效，于上午11时06分去世，享年98岁。

朱镕基于1998年至2003年担任国务院总理，卸任至今已有23年。在时任中共总书记江泽民主政期间，朱镕基主要负责经济工作。两人推动中国逐步摆脱1989年六四镇压后的国际孤立，并走上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道路。

官方讣告称，朱镕基“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并“主持完成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

官方仅称朱镕基“因病医治无效”，没有公布具体病因。

西方主流媒体对朱镕基逝世的消息予以高度关注，普遍评价他是继邓小平之后推动中国走向市场经济、融入全球贸易体系的关键推手 。朱镕基的强力改革也伴随着社会阵痛，包括国企改革导致数以千万计的工人下岗，以及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财政压力增加的后续影响。而由于当时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健全，工人一夜之间失去了医疗、住房和养老保障，引发了大规模的下岗潮和地方劳工抗议，这些抗议随后均遭到政府的压制。

另外，在其任内，中国政府于1999年发起对法轮功团体的严厉镇压，对试图组建“中国民主党”等政治异见人士和民间组织，实施严厉的拘捕与判决。

同年，朱镕基内阁正式提出并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提升中国边疆地区的GDP和现代化水平，但国际评论人士指出，其核心逻辑是“以经济促进政治稳定”。此举也加速了汉族人口向西流动，在客观上改变了当地的人口结构，引发当地少数民族对本土文化被边缘化以及经济利益分配不公的不满。海外流亡藏人和维吾尔人曾就此多次进行抗议。

2003年卸任后，朱镕基很少公开露面，但继续与母校清华大学保持联系。他曾于1984年至2001年担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首任院长，任期长达17年。

不过，《华尔街日报》2022年3月援引中共内部人士报道，朱镕基是对习近平打破既有最高领导层交接惯例表示反对的退休领导人之一。报道还称，朱镕基曾私下质疑习近平以国家和国有企业为中心的经济政策。有关说法没有获得朱镕基本人或中共官方证实。

报道刊出两个月后，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布有关加强离退休干部党建工作的规定，要求曾担任领导职务的退休干部“不得妄议党中央大政方针，不得传播政治性的负面言论”。

2022年10月，习近平打破惯例，获得第三个任期，为其终身执政铺平了道路。

现年73岁的习近平2012年掌权以来，不断强化中共对经济的领导，强调国有企业的主导地位，并加强对民营企业和科技公司的监管。这一方向与朱镕基推动政企分开、扩大市场作用的改革路线形成鲜明对照。

朱镕基2003年卸任时，他所推动的政府机构、国有企业和银行体系改革仍有不少未完成。此后由胡锦涛和温家宝领导的政府延续了部分政策，但一些改革逐渐停滞或出现回调。

进入习近平时代后，上世纪90年代推行的多项改革出现逆转。习近平政府大力扶持国有企业，同时打压民营企业和科技公司。

朱镕基1928年出生于湖南长沙，毕业于北京清华大学，获得电子工程专业学位。他于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另一名长沙人毛泽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在毛泽东时代的政治运动中，朱镕基曾两次遭受整肃。1958年反右运动期间，他被划为“右派”并被开除党籍。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再次受到冲击，1970年至1975年被下放“五七干校”，接受劳动“改造”。

江泽民和朱镕基主政时期，中国政府曾因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保持经济和人民币汇率稳定而获得肯定。与习近平执政以来相比，江朱时期也被一些改革派人士和观察者视为一个相对开放、乐观的年代。江泽民于2022年11月逝世，终年96岁。

不过，中国当时的经济市场化并没有带来相应的政治自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