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新闻报道从开放逐步倒退，不少媒体人对此感到困扰。中国资深新闻工作者高先生看到相关排名后表示“并不意外”。高先生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说：“印象中我在媒体的时候，大概2002年至2005年，中国的排名还没有现在这么难看，当时大概在130多名到150多名之间，后面还有十几二十个国家垫底。现在这些尾巴都快没有了，这几年基本都是倒数。”

法律工具扩张 媒体管控升级

报告指出，中国近年来持续扩大国家安全相关法律工具的适用范围，包括以国家安全法规对记者及媒体活动进行限制。报告还提到，中国的信息管控模式正在对周边国家产生影响。越南（第174名）与缅甸（第166名）近年来均参照中国法律架构，制定网络安全相关法规，加强对互联网与媒体的监管。

高先生表示，当局对新闻媒体的管控一直存在，但近年明显加强：“我们那个时候就已经比较严格，记者需要考核、培训，五年一审，通不过记者证就会被取消，对调查记者要求更严。当时就有不少调查记者被抓。”他认为，目前对记者的管控已经上升到国家层面。

2026年新闻自由指数发布记者会4月30日在台北举行，无国界记者组织亚太办事处代表艾维昂、倡议经理白奥兰、倡议专员侯亚瑟等人出席。

无国界记者组织指出，亚太地区仍是全球新闻自由受限最严重的区域之一。在32个受评国家和地区中，有21个被列为“状况艰难”或“状况恶劣”。报告认为，该地区新闻环境持续恶化，主要原因在于各国政府借助法律手段对媒体施压，包括滥用诉讼及扩大国家安全法规的适用范围。

记者生存空间收缩 学界指向制度变化

一名中国独立记者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敢说真话的媒体空间正在缩小：“现在的媒体几乎不算媒体，过去体育、娱乐新闻相对宽松，现在连这些内容也受到限制，政治新闻更缺乏真实信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现在连照片都很少发布，更不用说视频。”

无国界记者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近三年的世界新闻自由指数中均排名第178位，连续位列全球倒数第三，在180个国家和地区中长期处于末端。

中国新闻研究学者冯女士对记者说，中国新闻环境的收紧已从传统审查转向法律与刑事手段并用。她说：“过去主要是内容审查，现在更多通过国家安全法律界定新闻行为，一些报道被直接认定为违法，这使记者面临的风险明显提高。当法律界定不清时，执法空间就会扩大，记者很难判断哪些属于正常报道，哪些会被认定为违法。”

香港与全球对比 新闻自由整体下滑

报告指出，香港在本次新闻自由指数中排名第140位，被评为“状况恶劣”。媒体人黎智英近期被判刑20年，被视为香港新闻自由倒退的重要指标，也是当地记者面临的最重刑罚案例之一。

报告同时提到，即便在部分民主国家，新闻自由亦面临压力。例如日本（第62名）因国家机密法被指对媒体形成寒蝉效应；韩国（第47名）推动打击“虚假信息”的措施亦引发争议。

从全球范围来看，新闻自由整体呈下降趋势。报告显示，2026年首次有超过一半国家（52.2%）被列为“状况艰难”或“状况恶劣”，为25年来首次，相较2002年的13.7%明显上升。

在排名方面，挪威连续第10年位居全球第一，厄立特里亚继续排名最后。台湾排名第28，虽较去年下滑4位，但仍为亚洲排名最高地区。

责编：李诺

在该文中，国安部表示，近年来有“境外反华势力”透过网络平台，放大社会焦虑，传播“努力无用”“奋斗吃亏”等观点。文章还称，有境外组织资助媒体、智库及“躺平网红”，批量制作短视频，进行所谓“躺平洗脑”，影响部分青年认知。

文中并提到，“他们只希望我们的青年‘躺平’，将我们的发展红利、战略机遇、民族未来拱手相让”。相关说法发布后，在网络上引发不同解读。

当下年轻人有独立判断能力

对于上述说法，广东网民刘先生接受本台采访时说，当下的年轻人有独立判断能力，不轻易相信媒体宣传：“现在的年轻人都很务实，如果我努力换不来我想要的，那我就干脆不努力，所以说有关部门把这些（不努力）的问题推给境外势力，是想把人当成傻子。年轻人都知道国外的情况，他们（当局）不去反思自己的问题。”

刘先生说，假如大陆有公平竞争的平台，年轻人不至于沦落到要“躺平”的地步：“我在网上也看到很多嘲笑当局的内容，中国的问题归根结底还是体制的问题。没有公平公正的平台，为年轻人奋斗、追求提供帮助。”

在网络平台上，不少用户对国安部的说法提出疑问。有留言指出，“如果存在境外资助，应该公布具体案例与证据”，也有人将“躺平”与房价、就业压力联系起来，认为是个体选择的结果。还有网民留言：能不能公示名单，谁被资助了，挣了多少黑钱，是怎么被腐蚀的：“我真的很想知道哪个网红拿着境外势力的钱鼓吹躺平，是哪个平台的网红。”

国安部不该干预网民愿望

安徽前检察官沈良庆对本台说，他看到国家安全部把在抖音、快手上用短视频鼓吹“躺平”“反内卷”“反剥削”言论的网红，定性为受境外势力支持、危害国家安全的群体，感到很吃惊，而不仅仅是滑稽：“无论这些网络言论是对还是错，都属于思想言论范畴。即使按照中国管控思想舆论的一贯做法要管，也应该由宣传和新闻出版部门管理，对这种在官方看来是严重错误的思想、观点进行批判，而不是由国家安全部去抓所谓受境外组织支持的敌对势力。这种以抓危害国家安全敌对势力、抓特务的做法，让人感觉回到了文革时代。”

近年来，“躺平”一词在中国网络流行，被用来形容年轻人对高强度竞争与生活压力的回应。“躺平主义”主张不买房、不结婚、不生育、不消费，维持最低生活状态，拒绝成为被剥削的劳动者。中国官方近年来多次对相关言论进行整顿与引导。

中国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3月16至24岁青年失业率为16.9%，为今年以来最高水平；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4%。有专家指出，年轻人实际失业率远高于官方公布数据，内部统计已达约34%。

“躺平”是全民抵抗情绪发泄

大陆法律学者陆沉渊表示，国安部将“躺平”与境外势力挂钩是不公正的表述，而且荒唐。他说，“躺平”是一种集体情绪表达：“第一反映了社会底层人群向上流动的难度，在这种非常高难度下，很多人就放弃了奋斗；另一种是很多人被收割、被剥削后的一种消极抵抗。中共对工薪阶层、底层人通过高房价的盘剥是非常厉害的，无论你如何努力都改变不了自己的命运。”

目前，中国国安部未披露具体涉及的组织或个案细节。相关说法仍在网络上持续引发讨论。

责编：李诺

该通知标题为“关于NIDP第一工厂停产通知书”，称第一工厂“受外部环境持续影响”，经营面临困难，经公司评估决定全面停产，并对员工安置作出安排。通知提出，自2026年5月30日起第一工厂停止生产活动，进入后续处理阶段。

该通知还提到，在员工安置方面，将配合工厂关闭相关事项处理；涉及劳动关系的处理，将通过劳动合同协商解除，并按照法律规定给予相应补偿。

河北资深媒体人高先生接受本台采访时说，包括日本、欧美企业撤离中国已经持续多年：“从特朗普上一次出任美国总统之后，中国制造外迁开始常态化，日本和中国关系紧张已经十多年，很多日本企业把产业链向外转移，尼得科肯定不是最后一个。我觉得这不仅仅是中日关系，而是全球供应链在重组。”

高先生认为，日本等西方国家正在摆脱中国对供应链等控制，最终的制造业将分散在全球各地，而不是集中在某大国。

中国金融学者司令接受采访时说，尼得科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东莞招商引资的重要项目，但近几年，包括日本企业在内的外资企业逐渐撤离。他说：“外资在中国的日子并不像以前那么好了，经营环境大不如前。这份通知里面说到受复杂环境持续影响，其实是无奈之举。”

司令认为，中日关系紧张也加速了日企撤离中国的步伐，尼得科关闭东莞工厂，显示中国境内日企政策环境正在发生变化。

大连、东莞、苏州、浙江均设厂

尼得科于1992年进入中国，在大连设立生产基地，此后在东莞、苏州、浙江等地设立生产与研发体系，在中国形成较为完整的制造网络。公开资料显示，东莞工厂主要从事电脑周边用直流马达及精密马达部件制造，在订单高峰时期用工规模达数千至上万。

工商资料显示，尼得科电机（东莞）有限公司成立于2002年6月25日，注册资本2300万美元，法定代表人为藤田啓之，是尼得科在东莞的重要生产实体之一。

日本静冈大学教授杨海英对记者说：“中国的营商环境愈来愈严峻，外资企业面临更多限制。如果企业试图撤出，还可能遭遇查税等问题，这种环境对企业决策会产生直接影响。”

社交平台X上近日流传有关外资企业撤离与税务问题的说法。有用户指出，企业在调整在华业务时可能面临税务追溯或审查压力，不过相关内容未见官方回应。

尼得科成立于1973年，总部位于日本京都，是全球精密电机制造企业，在微型电机领域长期位居世界第一，在全球供应链中占据重要位置。

东莞长安镇劳务中介公司赵先生接受记者查询时说，尼得科在高峰期曾有数千名员工，随着经济状况变化，最近一年已不再招聘。他说：“以前一直在招人，现在基本没有新岗位出来，很多中介都不再接这个厂的单。现在很多员工在观望，有的人已经开始找工作，也有人在等具体方案出来再决定下一步。”

日企在华投资趋冷与大环境相关

中国日本商会今年2月发布的调查显示，在华日企对经营环境判断持续偏向悲观。调查覆盖1427家日资企业，仅1%的受访者认为中国经济“有所改善”，近一半判断“正在或将继续恶化”，这一比例与三年前相比变化不大。

调查指出，若当前环境延续，在华日企的投资、人员派驻及业务布局可能继续调整。计划扩大在华投资的企业仅占17%，超过四成表示将减少或停止投资，部分企业已开始评估缩减业务或分阶段退出中国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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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0日，香港华盛玩具公司关停其位于广西玉林的英峰、华耀、创丰等四家工厂，导致近万名工人失业。截至4月24日，约5000名工人的维权行动已持续第四天，工人要求支付拖欠工资及遣散赔偿。但公司方面未提出明确解决方案，也未表示将补发工资或支付补偿。

有李姓工人24日晚间对当地记者说：“公司去年底关闭东莞常青玩具厂时，仅按0.5N标准发放补偿，未依法足额赔付。这次突然关闭，他们的处理方式和去年的情况差不多，没有按劳动法去补偿，我们担心这次厂里也这样做，所以有几千人出来抗议。”

工人向官方投诉不获处理

李姓工人说，他们曾向劳动部门投诉，但未获得回应，反而被要求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纠纷：“叫工人走法律程序，就是不让我们继续抗议。”

“中国集体抗争事件记录”网站上传的现场画面显示，厂区外道路与空地聚集大量女工，有人站在路边观望，也有人围在一起交流情况。部分工人手持手机记录现场，周边车辆通行缓慢。期间有穿制服的警察在场戒备。

容县一名员工对记者说：“通知来得很突然，大家都没有准备，现在最关心的是工资和赔偿怎么算，我们辛辛苦苦工作，厂里也应该遵守法律。”

广西北流另一家工厂外，工人分散站立，有人戴着口罩相互交谈。一名在厂工作多年的员工对记者说：“干了十几年，现在一下子停了，公司也没有讲清楚补偿标准，我们只能出来问个说法。”

连日维权占道与集会并行

4月21日，容县及北流多处厂区外出现工人集体聚集情况。有参与者表示，当天部分工人一度占据厂外道路，希望引起关注。现场视频显示，有工人在厂房楼顶悬挂横幅表达诉求。在北流创丰厂区外，有工人打出“还我血汗钱”等标语。

公司停业通知称，近年来中美关税贸易摩擦持续加剧，海外经营环境出现变化，公司因产品终端海外客户拖欠货款，出现资金问题，自即日起停止全部经营业务。

通知同时称将“优先保障员工工资、经济补偿金等法定权益”，但未说明具体赔偿标准、金额及支付时间。此前，华盛在关闭另一家旗下工厂时，仅按“0.5N”标准向失业工人发放补偿。根据中国《劳动合同法》相关规定，用人单位应至少按“N+1”标准进行赔偿。

有工人对记者说，此前公司在其他地区关闭工厂时，曾出现补偿低于法定标准的情况，这使得员工对赔偿问题保持警惕：“之前有厂只给到打折的赔偿，这次大家都不放心。”

根据中国《劳动合同法》第40条、第46条、第47条规定，企业解除劳动合同时，应按员工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支付经济补偿；如果企业未提前30天书面通知，还应额外支付1个月工资，这一做法通常被称为“N+1”。

五十年老厂不敌经济下行

公开资料显示，华盛玩具成立于上世纪70年代，总部位于香港，长期从事玩具代工生产，在广东、广西及东南亚等地设有工厂。近年来，随着订单变化及生产布局调整，部分工厂陆续停运。2025年底，该公司位于广东东莞的一家工厂关闭时，也曾因赔偿问题引发工人集体行动。

北京经济学者韦先生对记者说：“过去依赖出口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这几年受到的影响比较集中。订单减少、回款周期拉长，一些企业资金压力增加，停产或关闭的情况在增加。”

韦先生表示，部分企业将生产转移至东南亚地区，以降低成本或接近市场。在这一过程中，员工安置问题往往最容易引发矛盾。

目前，广西相关工厂停业后的赔偿安排仍未公布，工人与企业之间的协商仍在持续，相关赔偿方案尚未明确。

责编：李诺

4月18日，有报名考生在聊天群披露，此次招聘吸引超过千人报考，竞争35个岗位。他表示，报名时才发现岗位结构差异明显，“公告写招聘94人，但很多岗位是定向的，普通考生能报的只有35个职位”。

另有考生留言写道，网格员岗位薪资水平不高，“每个月大概1600元”。该薪资低于广安经开区最低月薪2200元。根据考生反映，报名人数超过1000人，在公开招聘岗位35个的情况下，初步测算竞争比例约为28至30人竞争1个岗位。

四川居民周女士接受本台采访时说，网格员月薪1600元难以维持基本生活：“网格员每天吃饭就要40块钱，一个月就要1200块，还不算房租、看病等开支，这点钱肯定不够。现在物价在上涨，他们网格员工资太少了。”

网格化管理的基层角色

网格员是中国基层“网格化管理”的组成部分。所谓网格，是将城市或乡村地理空间按统一标准划分为若干单元，并将管理资源、人员与服务职能下沉至这些单元的微观治理模式。一般每个网格由一名网格员负责，覆盖约15至20户居民。

周女士说：“网格员干的活很多，社区什么事都要管，有的负责安全，有的负责环卫，还有的负责老年人服务，我们社区就有好几个网格员。”

相比之下，福建福州的同类岗位薪资高于广安，但整体仍处于较低水平。鼓楼区南街街道4月中旬在区政府网站发布公告，招聘1名网格员，试用期月薪2195元，转正后约2250元，并实行两班制，最晚工作至22时。公告显示，该岗位需承担巡查、信息采集、事件上报等职责，并要求具备户外工作能力。

有受访者对记者说，在薪资水平较低的情况下，这类岗位仍吸引应聘者，主要原因在于其相对稳定。

在深圳，网格员招聘多采用劳务派遣形式。深圳市优才人力资源有限公司3月发布公告，招聘聘员18人，派遣至龙岗区龙城街道办事处工作，岗位包括网格员及党政事务辅助岗。

深圳龙岗居民孙先生对记者说，每个小区楼道内都张贴有网格员姓名和证件照：“他们会打电话问你家里有几口人，登记人口信息。房子租给别人要报备，办理居住证，不办就会被提醒。网格员就像以前居委会的人，是一种日常管理和监控。”

网格员制度的演变与扩张

中国社区网格员制度最早出现在2004年至2005年前后，起源于北京市东城区试点的“万米单元网格”数字化城市管理模式，随后在上海等地推广，最初用于城市管理与房屋租赁信息登记等工作。

近年来，网格员队伍规模持续扩大。通过密集配置人员，基层治理体系得以将信息采集、风险排查及矛盾化解等工作下沉至社区层面。全国网格单元数量已达百万级，由此形成的网格员群体规模亦持续增长，成为基层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过，随着经济环境变化，多地亦出现网格员欠薪等问题，引发部分从业者维权。

受访者表示，在就业机会有限的情况下，稳定岗位的吸引力上升，求职者更关注“是否有机会”，而非岗位本身条件。

责编：李诺

庭审于4月9日上午10点30分开始，11点07分结束，案件在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州塔尔迪库尔干市举行。检方认为，这19人通过公开行动煽动针对中国人的民族仇恨，因此适用刑法第174条。哈萨克人权组织阿塔珠尔特志愿者组织创办人赛尔克坚对记者说，该条款在国内外长期存在争议，多个人权组织及联合国机制曾对其适用范围提出批评。

根据哈萨克当局指控，涉案人员曾在公开场合焚烧中国五星红旗及领导人画像，并发表针对中国新疆政策的批评性言论。检方认定这是针对“中国人”的仇恨煽动。法官于4月中旬作出宣判。

律师称行为属和平表达

阿塔珠尔特志愿者组织负责人别克扎提被判刑5年，其辩护律师、同时也是其妹妹的纳孜古丽对记者说：“就是因为焚烧画像和旗帜，被定为煽动民众仇恨。我们认为这些行为是和平表达，没有暴力，也没有伤害任何人。”

她说：“11月13日，他们烧了习近平的像和中国国旗被抓。这19个人被判刑，11个人被判了5年，另外8个人是监外执行，可以回家，但是自由被限制。这几天我们会提起上诉。”

2025年11月13日，19名来自新疆的哈萨克人在阿拉木图州都拉塔口岸附近集会期间，焚烧五星红旗和中国领导人肖像，当天被警方逮捕。据家属称，被捕者中有多名曾被关押在新疆伊犁的“再教育营”。

一位旁听的哈萨克居民努尔别克对记者说，辩护律师指出，被告的诉求包括关注新疆哈萨克人与维吾尔人的处境，以及要求政府重新评估与中国之间的免签安排，属于公共议题讨论，不应构成煽动民族仇恨罪。

被判刑人员吾拉力汗·阿别尼的妻子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其家庭在案件前后持续承受压力。她说，其丈夫曾于2017年在中国被关押，身体状况恶化，器官及血液受到影响，长期需要检查。返回哈萨克斯坦后，曾公开说明在新疆再教育营遭遇酷刑的经历。

她对记者说：“他的身体被伤得很严重，血液也出了问题。回国以后也没有机会讲清楚在中国发生的事情，现在又被判刑。”

她还提到，其儿子已被大学录取，但在第二学期前被校方拒绝继续就读：“我孩子已经被录取了，第二学期却不让读，也没有合理解释。我们申请出国签证，也一直被拒。”

家属称曾被要求配合拍摄视频

另一名被判刑人员叶尔肯别克的妻子古丽吧给·乌拉孜别克对记者说，其丈夫因参与抗议被判刑5年，目前正在监狱服刑：“我的丈夫叶尔肯别克被判了5年，是因为参加了2025年11月13日的抗议活动，现在监狱里，我们已经提出上诉，但具体时间仍在整理中。”

古丽吧给还说：“我们有两个儿子。小儿子马格詹去年4月25日被塞梅医学院录取，学习医学专业。因为他父亲的案件，孩子只读了一个学期，就被学校开除了，没有让继续读下去。”

她说：“我们的审判非常不公正，我们的人权被严重侵犯。我们向所有人权组织求助，希望案件能够重新审理。”

古丽吧给还表示，在法院宣判后，哈国有关部门人员曾联系其丈夫的朋友，要求他们拍摄一段简短视频。她说：“他们（政府）让朋友录一段一两分钟甚至几秒的视频，说是要说明我丈夫是被别人煽动、被引导参与的，才被判了5年。”

她说，对方带有明显压力要求配合，但这些朋友最终未同意拍摄，也拒绝按要求作出相关表述。

学者称案件或影响人权与外交

哈国学者艾尔肯对记者说，该案判决结果可能影响哈萨克斯坦在人权与外交之间的取向。人权组织等机构亦呼吁哈萨克斯坦履行国际人权义务。

有观察人士对记者说，这起19人被集体起诉案件已超出一般司法案件范畴，可能引发对哈萨克斯坦人权状况及其国际关系的进一步讨论。

责编：李诺

深圳警方4月中旬起展开大规模清理无牌或超标电动车。网民上传的视频和图片显示，在华强北路有数百辆电动车被警察控制并集中运走。多辆货车装载电动车连续驶离现场，在一处空地停放大量被查扣车辆。

深圳福田居民马亮接受本台采访时说：“4月中旬，华强北电子一条街上大量电动车被强行运走。你作为执法部门，不能把人家的电动车收缴了，也不通知人家，车被运到哪里，人家也不知道，中国说是执法国家，但做起事来还是不透明，没有机构监督警察。”

有网民反映，华强北一带整治行动后，本周路面电动车数量明显减少，部分商圈配送效率受到影响。

多区启动集中整治

4月1日起，深圳实施新版“三级限行”管理。全市高速、快速路主道及未设非机动车道的隧道全天禁行。据深圳宝安区松岗交警部门通知，15日起开展为期一个月的电动自行车“清零攻坚”行动。

通知称，对无牌上路、非法改装及超标行驶等行为进行查扣，并要求“见违必查、查扣必严”，同时采取“地毯式排查、合围式拦截”等方式推进整治。现场视频显示，有骑行人员当街被控制带走；另有画面显示，一名外卖员抱住电动车哭喊挣扎，三名交警将其强行拖离车辆。

在宝安从事配送工作的骑手李先生对记者说：“现在路口查得很密，早晚都有，很多车一看就不合规。我们跑单靠这个，如果车被扣了，就没法做了。有的人已经不敢再骑。”

有骑手表示，近期已有同行将车辆停放在远离主干道区域，或改用其他交通方式接单，也有人选择暂时停工观望。

多份流传的执行安排显示，执法时间集中在上午7点至9点30分、下午5点至7点等通勤高峰。参与人员包括交警、社区工作人员及网格员，部分区域已进入城中村逐街排查，对违规车辆进行现场查扣。4月15日起，南山警方对南园村、北头村、向南村、桂庙新村、大新村等区域展开全天候整治行动。

有当地居民表示，近期执法范围较此前有所扩大，从主干道延伸至城中村内部，部分路口已形成常态化检查。

上牌车辆规模达600万辆

深圳媒体报道，截至2025年12月，深圳登记上牌电动车约600万辆，若计入未登记车辆，实际上路规模更大。在社交平台上，不少网民持续发布查车与拖移视频，也有人讨论如何应对整治措施。有用户表示，已提前将车辆转移或暂停使用。

公开资料显示，中国现行电动自行车标准对车速、整车重量及电池类型均有明确限制，但在实际使用中，改装电池或提高速度的情况较为普遍，尤其在外卖与快递行业中，这类车辆在城市配送体系中占有一定比例。

多地同步整治电动车

江苏泰兴居民刘先生对记者说：“不只是深圳，我们这边也在取缔无牌电动车。我有一次去朋友那里，车子被扣了，现场堆了很多电动车，后来基本都按报废处理，没人管你。”

刘先生表示，当地收缴电动车之后，道路上电动车数量明显减少，公交乘客增加。他说：“现在经济形势不景气，电动车被限制的话，老百姓可能转去坐公交、地铁。”

近年来，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持续加强对电动自行车的管理，对上牌、限行及停放提出更严格要求，并加大对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多地通过专项行动集中整治违规车辆，部分地区已逐步转为常态化管理。

责编：李诺

新华社4月14日报导，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规定》。文件共18条，即日起施行。根据文件内容，第十四条及第十五条规定，国务院有关部门可对损害或可能损害中国供应链安全的外国组织和个人开展调查。调查过程中，可以询问当事人、查阅或复制相关资料，并可根据调查结果采取限制进出口、投资及相关交易等措施。

文件第十六条进一步提出，对相关行为主体，可依法限制其在中国境内活动，包括出境、停留及居留等。

金融学者司令接受本台采访时说，中国政府以行政手段干预市场行为，与其宣称扩大开放、吸引外资的策略存在矛盾。他说：“中国现在对外资在华投资的信心并没有十足的把握。中国回到了一种用行政或者是用强权控制来稳定外资在华投资的行为，以确保市场预期。”

中国国务院在答记者问中表示，上述规定是“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制度安排，旨在防范化解产业链供应链风险。

外资团体对新规表达关切

外资商业团体对相关条款表达关切，认为部分规定仍不明确。据纽约时报中文网报导，中国美国商会会长何迈可（Michael Hart）表示，中国在起草最新规定时未征询外国企业意见，并警告针对在华外企的法律风险不断累积，可能适得其反。

中国欧盟商会随后发布声明，对新规涉及调查权限及人员措施表达关切。商会主席彦辞（Jens Eskelund）在声明中表示：“鉴于缺乏清晰透明的法律程序，员工个体可能因限制出境受罚的威胁令人担忧。”他并指出，相关条款的不确定性以及潜在的出境限制风险，正在削弱企业的商业信心。

中国学者王先生认为，在官方看来，这18条新规是为了防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举措，但很明显是要求外商在意识形态上与中国政府立场一致。他对本台说：“也就是要你外商‘站队’，你在中国做生意，就要在立场上和共产党保持一致，不能和你的国家比如美国、欧洲等西方价值观一致，你要相信共产党的领导。”

王先生表示，中国现在不需要持西方价值观的人在中国营商：“现在要求外商在中国二选一，要么你选择西方的价值观，不要在中国，要么你听中国政府的话，叫你做什么就做什么。这就增加了外企在华调整投资与供应链布局的难度。”

政治风险上升外企经营难

北京一外资医疗公司驻华办事处负责人李瑶接受采访时说，很多在中国的外资企业都担心，中国政府把供应链问题直接纳入国家安全框架。她说：“以前在中国投资，最关心的是成本和效率，比如产品销量、价格、劳动力成本，现在增加了政策风险。如果企业把产业链转移，或者产品改在海外生产，一旦被认定影响中国供应链安全，公司就会很被动。”

新冠疫情之后，部分外资企业开始调整在华供应链布局，将部分生产环节向东南亚、墨西哥等地区转移。有企业表示，这一变化与劳动力成本上升、关税压力及经营环境变化有关。与此同时，一些企业并未完全撤出中国市场，而是保留在华生产与供应体系，主要面向本地市场，同时在海外布局产能，以分散风险。

此前，为应对西方企业抵制中国西北部新疆地区产品的情况，北京已采取相关措施，新规是在这一基础上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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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针对中国的人权报告指出，中国约有1200万天主教徒，仅被允许在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体系内进行宗教活动。拒绝加入该体系的地下教会，成为近年来执法重点。多地教堂被拆除或关闭，十字架被移除，信徒与神职人员受到威胁与限制。

河北保定一位郭姓天主教司铎郭先生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说，过去外国教职人员可来中国大陆交流，但近年需提前申请：“现在外国教友要来和我们一起学习交流，需要向天主教保定市爱国会及教务委员会申请，说明情况、目的、停留时间，基本不会批准他们来。我们想出国也不行。”

谈及信仰自由，郭先生说：“宪法说公民有信仰自由，其实这种自由是在政府领导下的自由，就是要听政府的。天主教要中国化，普通人可以出国，我们不行，要上面批。这两年规定越来越收紧，很多对外交流基本停止了。在国内的地下教会如果不被认可，也不能公开活动。”

“宗教中国化”政策限制教会活动

报告回顾，2016年中共提出“宗教中国化”方针，要求宗教教义、组织与实践体现中共意识形态及以汉文化为中心的表达。此后，全国范围内陆续出现拆除教堂、限制非官方聚会、查禁未经批准的宗教出版物及应用程序等情况。

2018年梵蒂冈与中国达成主教任命协议。根据安排，北京方面提出主教人选，教宗可行使否决权。报告指出，该协议已续签三次，有效至2028年，且教宗尚未否决任何中方提名。

有研究中梵关系的学者指出，这一机制在实际运行中，已成为推动地下教会纳入官方体系的重要制度工具。该学者对记者说：“从形式上看，协议是解决主教任命问题，但在执行层面，北京掌握提名权，就掌握了主导权。地下教会如果不进入这个体系，就会逐步失去合法性与生存空间。”

他表示，随着地下主教逐渐老去且缺乏新的任命来源，原有教会结构正在被重组：“新的主教体系基本都在官方框架内产生，地下教会的人事体系会慢慢被替代，这是一个结构性的变化。”

据受访者郭先生透露，有关部门正以相关协议为依据，对地下教会持续施加压力，要求神职人员加入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并将此作为其继续从事教职活动的前提条件。

多名神职人员至今仍被限制自由

报告列举多起个案。地下教会主教苏志民（天主教保定教区正权主教）现年94岁仍处于失踪状态，邢文之（天主教上海教区原辅理主教）亦未公开露面；郭希锦（天主教闽东教区原辅理主教）、邵祝敏（天主教温州教区正权主教）长期被限制行动；崔泰（天主教宣化教区正权主教）与马达钦（天主教上海教区辅理主教）曾被拘押并被限制履职。

郭先生说，保定教区正权主教苏志民至今处于失联状态：“我托几位教友去到处打听，他的亲友公开回避，说他们压力很大。”

报告还披露，有神职人员在获释后仍无法正常生活。一名神父被禁止开设银行账户、办理手机卡及护照，被受访者形容为“几乎没有生存条件”。一名来自陕西的信徒表示，其所在教会在被迫转为官方教会后，当局将礼拜时间调整至不便参与的时段，导致出席人数下降。

上海一位赵姓天主教神职人员对记者说：“现在对未成年人的限制越来越严格，很多教堂都不敢让孩子进来，连简单的参与活动都要考虑风险。我这里有居委会人员经常上门，表面上问你有什么困难需要他们帮助，过年过节还送点水果、油，其实就是怕你发声，再三嘱咐我不要接受外国记者采访，还说不要给他们带来麻烦。”

报告称，中国部分地区神职人员需定期参加政治培训，部分地方频率达到每周一次以上。2023年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发布五年规划，提出教义、礼仪及教会管理需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并多次强调“宗教中国化”。

未成年人进教堂即封锁大门

另有来自内蒙古的信徒称，一些信众以“婚礼聚会”等形式掩饰宗教活动，以避免在教堂内被监控与限制。报告还提到，一份2025年9月的内部文件要求家长不得在家庭中组织宗教教育，同时要求学校引导学生对相关行为进行举报。

山西省临汾洪洞天主教堂拥有数万教友。该教堂一位教友张先生对记者说：“现在什么都不敢多说，我们这里教堂很多，他们在教堂门口、里面装了不少摄像头。如果发现有人带18岁以下的人进入教堂，就会把门锁起来，直接查封。去年12月，河南许昌有一座天主堂就是这样被封的。”

报告同时指出，上述措施违反《世界人权宣言》有关宗教自由的原则，并涉及表达、结社与迁徙等多项基本权利。

人权观察呼吁各国政府关注相关情况，并敦促中国当局停止对宗教群体的限制。有中国宗教人士认为，中国天主教的组织结构与信仰实践正发生变化，地下教会的生存空间正在缩小，宗教活动逐步纳入统一管理体系。

责编：李诺

随着美国宣布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中东局势骤然升级。4月13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嘉昆在例行记者会上呼吁“尽快停火止战”，并强调霍尔木兹海峡是“重要的国际货物和能源贸易通道”。这一表态与此前对美方的强硬抨击有所不同，引发外界对其真实战略意图的关注。

中国外交领域知情人士于先生对本台披露，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全面封锁伊朗对外联系后，中国外交部和商务部已多次与美方进行私下沟通，争取通航权，以缓解石油短缺问题。不过，目前尚不清楚美方是否接受中方的相关要求。

围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嘉昆呼吁“尽快停火止战”的表态，于先生对记者说，北京的公开措辞与其能源依赖状况密切相关。他说：“中国作为主要石油进口国，其大量原油运输需经过该海峡。”

学者：霍尔木兹或成习特会核心议题

研究美中关系的北京学者周谦对记者说：“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复杂状况可能成为未来习特峰会的主要议题，一方面因为中国石油进口受影响，另一方面在于美国因此不仅陷入类似越南战争的长期困境，而且将全球带入不确定的新（第三次）石油危机，从而可能让中国发挥独特的调停作用，凸显其超过美国的唯一超级大国地位。”

据航运监测数据及市场消息，近期仍有部分商业船只经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但与伊朗直接关联的船只明显减少。运输成本与保险费用上升，部分船只在阿曼湾外等待进一步指令。

浙江航运业人士廖先生对记者表示：“现在不是完全断航，而是选择性通行，很多船其实是在观望，美国这次封锁海峡措施到底执行到什么程度。”

行业数据显示，中国目前日均约500万桶原油进口（约占总量的一半）以及年均3000万吨液化天然气高度依赖霍尔木兹海峡。

廖先生表示，尽管自伊朗战火重燃以来，已有约百艘油轮在动荡中冒险穿行，其中绝大多数满载着目的地为中国和印度的伊朗石油，日均运量一度维持在120万桶左右，但美方最新下达的封锁令，无疑让北京试图通过“特权通行”来维持经济命脉的设想受阻。

业内：中方或以外交与护航争取通道

另一位国际贸易业内人士彭华（化名）对记者说，中国擅长通过向美国关键人物游说、谈判或交换条件，让美方在相关问题上网开一面：“特朗普要访问中国，会要求中国多买美国农产品、放开稀土等重金属出口，这些都可能成为中国的筹码。中国会把中国特色的私下外交用起来，一边私下跟美国沟通，一边私下援助伊朗，为中国油船开辟通道，并可能在美国舰队封锁阿曼湾外围进行一些象征性的护航，以表达存在感。”

目前，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有限通行状态，美国在相关水域维持军事存在。外界关注相关管控措施是否持续，以及中方是否会通过外交或海上行动保障能源运输。

学者周谦认为，让特朗普的其他筹码譬如台湾问题、支持日本等相形见绌，可能被迫软化其在贸易战及相关地区问题上的立场，以实现与中国在2026年、以及其面临中期选举前的双边缓和。这是中国所期待的，并可能为未来的地缘政治安排形成某种相互承认孤立主义与大国势力范围的格局。

责编：李诺

据中国媒体极目新闻4月10日报道，微信通过邀请方式向部分用户推送“方言采集”任务。参与者按提示朗读日常用语，完成语音录入即可获得现金奖励。有用户在社交平台展示收益截图，称单日收入约40元。

浙江从事语音识别研究的工程师黄一鸣接受本台采访时说，中国方言有上百种，甚至更多，另外还有方言变种，常说“十里不同音，百里不同俗”，如果细分到县、乡、村，更无法统计：“方言语音数据一直比较缺，差异大，比如温州话复杂，很多地方人都听不懂， 标注也比较难，通过对用户录音补充这些资料，是他们想做的事，可以提高模型在复杂语音环境下的识别能力，征集这类数据主要收集做语音模型。”

有偿征集方言模型引热议

用户在微信平台录入当局指定的文字语音，审核通过后奖励将在30天内发放至微信零钱。据了解，用户每录满3句可获得约1元，录满20句可获5元，实际录制量多在每天100至200句之间。

据报道，中国130多种语言及各类方言中，68种使用人口不足万人，48种不足五千人，25种已不足千人。

对于微信平台为何花钱征集方言语音，黄一鸣表示，平台需要提升网民语音识别准确率：“至于它的用途，我想大家都清楚，如果在微信用语音聊天，它是有工具识别的，但是没有该方言的模型，就解不开，或者说难度比较大。”

活动扩大后，讨论开始从技术本身转向这些语音数据可能的用途。长期以来，方言在一些非正式交流中被视为相对隐蔽的表达方式，识别难度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被自动化处理的可能。微信方面表示，该项目用于“提升语音识别体验”。

网民忧方言识别被“滥用”

“连家乡话都不安全了。”一条在社交平台获得较多回应的留言这样写道。该评论下方，多名用户提到，过去使用方言交流的一个原因，是降低被系统识别的可能性。

山东滕州网民齐先生告诉记者，当地有很多种方言：“滕州一个小小的地方，东西南北说话都不一样，如果你语音输入，它微信加不上无法识别，我觉得他们现在就是在收声音数据，他在语音识别监控方面，肯定有很大的帮助。”

关注个人隐私议题的学者余文天认为，这项技术本身不是问题，关键在于它会被用来做什么。他对记者说：“如果是把方言转成文字，这是有意义的，也应该肯定，但如果是用于审核方言内容，对批评言论进行干预，那对大部分网民来说，不是好事。”

近年来中国在金融、电信等领域逐步引入声纹识别技术，用于身份验证与风险控制。所谓声纹，是一种生物特征，简单来说就是人声的“指纹”，能够用于标识说话人身份。中国一些平台也已具备语音转写与内容审核能力。从事语音技术研究的人士指出，随着人工智能模型训练推进，语音数据在各类应用中的作用正在增加。

截至目前，微信方面未就数据管理细节作出进一步说明。该活动仍处于邀请阶段，尚未全面开放。

责编：李诺

根据新规，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且不能说明来源的差额，达到300万元以上的，认定为“差额巨大”，进入刑事追责范围；差额在1000万元以上的，认定为“差额特别巨大”，对应更高量刑区间。此前司法实践中，相关标准以30万元作为起点。调整后，30万元至300万元区间的差额，一般不再按照该罪名处理。

安徽前检察官沈良庆接受本台采访时说，腐败问题是中国社会痼疾，是一党专政的权力垄断体制下的必然结果，垄断权力和真理本身就是为了垄断利益。他说：“所以说，中国的腐败问题是制度性的腐败，在市场化条件下，权力寻租只会愈演愈烈，贪腐数额越来越大，动辄上亿。在这种情况下惩治贪污腐败的立案和定罪量刑数额标准如果不随着贪腐数额的不断加大水涨船高，总不能把所有官员都抓起来判刑，还要把很多官员都判处死刑吧？”

制度性腐败下的“水涨船高”

新解释共24条，同时明确量刑标准：差额在300万元以上不满1000万元的，可判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差额在1000万元以上的，可判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具有将财产用于非法活动或曾因瞒报财产被处分等情形的，从重处罚。

作为对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2016年4月18日发布并实施的《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曾明确规定，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中，“差额在30万元以上不满100万元的，属于‘差额巨大’；100万元以上的，属于‘差额特别巨大’”。这一标准在过去多年间一直用于相关案件认定。

广东司法界人士曾先生接受采访时说，相关罪名入罪标准的调整，也引发外界对反腐尺度变化的关注：“这个门槛调高也是没有办法，因为现在贪污受贿的数额太大了。几十万元作为公务员，真的不能叫贪污了，大家都不认为是贪污。大概一二十年前，我办的受贿案，检察院都不愿立案，说太小了。现在更不用说，公务员几乎没有不贪的。”

法律标准随贪污数额“贬值”

根据中国《刑法》第395条规定，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适用于国家工作人员。办案时看的是无法说明来源的“差额部分”，不是官员全部财产。一旦认定成立，差额部分将依法追缴。

沈良庆说，这次调整幅度较大，将入罪门槛提高至300万元，“数额特别巨大”的标准也同步上调至1000万元以上。“定罪量刑的数额标准不断提高，也可以把它理解为一种特赦，就是统治集团自己特赦自己，否则就要把自己人抓光了。”

网络平台上，有网民留言称，“标准提高之后，一些原本可以入罪的情况，现在不再构成犯罪”；也有声音将这一调整视为重新划定适用范围，甚至认为是对入罪标准的放宽。

严惩境外隐瞒与非法支出

解释（二）还对从重处罚情形作出规定。若将相关财产支出用于非法活动，或曾因瞒报财产被处分，在认定该罪时将从重处理。在涉及境外资产方面，解释明确，隐瞒在境外的存款，折合人民币达到300万元以上的，可认定为“数额较大”。如将相关存款用于非法活动，或曾因隐瞒境外资产被处分，同样作为从重处罚依据。

公开资料显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在中国职务犯罪体系中长期被作为补充性条款使用，主要针对无法查明具体受贿或贪污来源的情形。2016年确立的数额标准，此后多年一直作为司法认定依据。

山西法律界人士张先生对记者说，在中国政府官员个人财产无需公开的背景下，官方提高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数额：”这肯定是对贪官的放纵，我们对照西方发达国家公职人员，如日本公开的财产，这个数额肯定非常庞大，这与中共所强调的反腐是相违背的。”

4月2日，中国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发出的通知显示，相关部门将召开“深入学习习近平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并要求参会人员统一存放手机，不得随意走动。另有一则通知由中国网络监管部门工业和信息化部司局办公室发出，要求三大网络运营商相关部门参会。

两份文件都提到跨境数据专线。据知情人士对本台表示，当局正对“违规连接互联网”的跨境数据专线进行清查，涉及专线及机房中转等连接方式，并要求相关负责人携材料参会、限时反馈。

4月6日，江苏苏州一家网络科技公司接到当地有关部门下发的《关于配合运营商全省网络安全专项治理工作的告知函》。文件称，自4月起将开展针对跨境访问行为的专项整治，服务商需对相关连接进行排查，一旦认定违规，将直接断网处理，不设整改期限。

4月1日对跨境访问行为专项整治

苏州一科技公司网络工程师俞敏（化名）对记者说：“以前多是提醒或者要求限期整改，现在是直接关停，基本没有缓冲空间。这类会议主要是统一口径，一旦发现非法翻墙，就可能被断网，接下来范围可能还会扩大。”

俞敏举例说，近期有企业通过跨境专线连接海外网络，为客户提供加速服务，在被上级通报后，相关线路未提前通知即被切断，业务随即中断，企业只能临时调整网络架构。

江苏方面的告知函已发到企业客户。文件称，自2026年4月1日起开展针对“违规跨境访问”的专项整治，要求接入服务商签署合规承诺，对被通报的IP立即关停。文件还提到，一旦发现相关行为，将直接断端口、终止服务，相关费用仍需由客户承担。通知称，相关通报由上级部门统一下发，不设整改期限，企业需自行排查网络、服务器及端口使用情况。

另外，陕西部分企业近期接到一份题为《关于全面封禁海外流量及严禁翻墙业务的紧急通知》的文件。通知称，自即日起，所有IP地址不得访问中国大陆以外的网络，包括香港、澳门、台湾及其他国家和地区，同时禁止承载VPN、代理等相关业务。

企业自查跨境流量及代理应用

文件还要求企业开展自查，排查跨境流量及代理应用等情况。通知提到，一旦发现相关行为，将直接封禁IP或停机处理，资源不予保留，费用不退还。若业务因此受到影响，也不提供调整或恢复，是否解封需以运营商后续通知为准。

深圳一公司网络技术人员郭先生对记者说，最近几天各地出现限制连接境外网站的情况，说明当局已经开始行动。他说：“今年两会后已经听说要加强对互联网的安全管理，说境外黑客入侵情况严重，又说有人通过翻墙把墙外的消息搬到墙内，有些部门正在调查。”

郭先生说，有些地区在限制网速并侦测电脑VPN，如果发现是企业就会封网，个人则可能被罚款。情节严重的，“把海外文章、图片、下载的视频在国内传播，可能就要拘留。”

有外贸公司表示，他们使用翻墙工具联系境外网站，需要向当局备案，否则属于非法联网：“一旦用户触发监管，服务商可能承担风险，这会促使其主动加强审核，但会影响公司与外商的正常交流。”

责编：李诺

近日，海外社交平台X账号@cuichenghao整理的一组城市监控数据在网上传播。根据该组数据，上海摄像头数量约1506万，北京约1116万，重庆约898万，广州约735万。

与人口规模对比，多地已进入高密度区间。以上海为例，常住人口约2480万，对应约1506万摄像头，约每1.6人对应1个；北京约每2人对应1个；广州约每2.5人对应1个；重庆约每3.5人对应1个。

受访者：监控覆盖日常生活

江苏泰兴居民陆建荣接受本台采访时说，当地摄像头数量明显增加，主要用于两个方面，一是罚款，二是维稳。他说：“政府为了拉动经济，通过罚款来增加收入，开车一不小心就可能被开罚单。还有就是维稳。一些被列为重点人群的，还有一些没有纳入重点人群、但需要监控的人，通过摄像头都能看到你。我知道我们这边有一个叫尤月兰的，还有一个叫黄兰珠的，在她们家六楼门口装了一个，楼下装了两个，楼梯口也装了一个。只要是被列为重点维稳人员，家门口的摄像头不止一两个。还有居民宋宜霞家，也都有。”

根据此次统计数据内容，排名前十的上海、北京等城市摄像头总量接近8000万，主要集中在特大城市。多项研究将中国监控摄像头总量估计为数亿级别，分布在公共空间、商业设施以及基层视频系统等不同场景。

上海居民郑先生说，他被当局认定为“重点人群”，其住所周边安装有多个摄像头，分别对应不同管理部门：“我家周边有三四个监控，有市公安的，有区公安的，还有社区、街道，包括物业的。盯着我家的摄像头有好几个，在你周边装探头很正常。比如你窗前装四五个，后窗也有四五个。”

郑先生说，对相关人群的监控已覆盖日常活动路径：“从你出门到上大路，监控都是联网的。像我们这种人，不用报备，不像以前那样需要提前申报，你走到哪里他们都知道，现在基本没有隐私。”

天网与雪亮工程覆盖网络

公开信息显示，中国监控体系以城市“天网工程”为基础，在道路、社区及公共空间布设摄像头，并接入公安局系统集中管理。与此同时，农村地区推进“雪亮工程”，通过基层视频系统实现联网。目前，中国摄像头数量被估计已超过七亿个。

北京学者张先生对记者说：“城市的天网工程与广大农村的雪亮工程结合，使监控系统从城市延伸到乡村，覆盖范围持续扩大，空间上的空白区域越来越少。”

国际比较与历史演变

在全球监控密度排名靠前的城市中，中国多座城市位居前列。有民众表示，在日常生活中遭遇财产损失时，监控系统并未发挥明显作用。山东滕州的张先生对记者说：“你的车刮了，被偷了，摄像头找不到，孩子丢了也找不到。”

中国大规模铺设摄像头始于2000年代中期。“平安城市”建设推动监控进入公共空间；2015年前后，“天网工程”加速扩展；2016年前后提出“雪亮工程”，监控网络向基层进一步延伸。多项国际研究显示，全球监控摄像头数量最多的城市，多数集中在中国。人权组织近年来多次关注相关技术的扩散情况。

责编：李诺

海外社交媒体账号“李老师不是你老师”发帖称，上述当事人到派出所后，警方电脑中的反诈系统显示其曾接收“境外软件验证码”。现场民警对其手机内应用程序及银行卡信息逐一拍照登记，并上传至内部系统。

湖北网络活跃人士章承（化名）接受本台采访时说，近期越来越多网民被要求在手机中安装所谓反诈软件，一旦使用“翻墙”工具浏览境外网站，很快就会被警方找上门要求说明情况：“很多人装了所谓反诈软件，这些人再翻墙，公安系统就会显示出来，就把你叫到派出所去调查，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其实在中国有很多人在翻墙，大部分人只是想看一看外面的世界，所谓反诈软件就是用来监控人的。”

设备数据进入执法视野

武汉学者郝先生对记者说：“现在的情况已经从网络访问延伸到个人设备和账户信息。很多原本只是技术层面的操作，一旦被纳入管理，就会被当作执法依据。这种做法把网络使用和个人身份逐步连在一起，一旦数据被系统记录，之后再查人就会变得很直接。”

近期，湖北多地接连出现网民因使用VPN“翻墙”浏览境外网站而被公安查处的个案，相关做法开始在不同地区重复出现。湖北公安执法公开平台日前公布的信息显示，3月8日17时许，鄂州市一名许姓男子在家中使用一部荣耀手机“翻墙”浏览境外网站，包括使用X、TikTok等平台。通报称，许男已触犯相关规定，其在接受调查时承认相关行为。

(志愿者提供/记者顾远)

翻墙行为被认定违法及罚款

警方随后对许男给予警告，并处以200元人民币罚款，同时责令其停止联网。

1月28日，孝感一名石姓男子因使用VPN访问境外网站，被当地公安局认定为使用非国家公用电信网进行国际联网。公开信息显示，派出所出动十余名警力到其住处调查，随后对其作出责令停止联网，并处以500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从近期公开案例看，公安已经把网民“翻墙”行为直接按违法处理。研究网络安保技术的工程师李先生对记者说：“从最近这两起案件来看，这种做法正在增加，说明翻墙不再只是技术限制的问题。”

根据公开处罚文书，上述案件均依据《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暂行规定》第六条及第十四条执行，将相关行为认定为“未经批准进行国际联网”。

中国一位因个人安全原因不愿公开姓名的法律界人士对此提出质疑。他对记者说：“这个规定本身就存在问题，因为它和宪法保障的公民获取信息的权利是冲突的。另外，查看他人手机、删除翻墙软件，这本身就是搜查行为，搜查应该经过公安局局长授权。”

识别VPN能力进入应用层

2026年3月，一项编号为CN121691088A的技术方案进入公开程序。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披露的信息显示，该专利由福建紫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于2025年10月申请，内容涉及识别电脑是否开启VPN等功能，目前已进入实质审查阶段。

相关内容在技术社区传播后，引发对监控范围可能进一步扩展的讨论。深圳软件工程师郑先生对记者说，这类技术通常通过识别设备中的虚拟网卡来判断是否使用VPN，一旦部署在企业或公共终端，相关行为便可被识别。“一些开发环境本身也会生成虚拟网卡，如果按同一规则判断，正常使用也可能被当作异常处理。”

值得注意的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已于2026年1月1日起施行，对跨境访问行为的监管明显加强，相关措施正逐步向企业端延伸。

有受访学者对记者说，这类技术一旦被相关部门采用，不仅可能用于限制个人跨境访问行为，也可能影响企业与境外合作中的信息沟通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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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名单跨越近三十年的中国纪录片创作历程，涵盖底层生存、体制矛盾及历史禁忌等多个领域。有受访者指出，这些影片长期难以公开传播，不在于艺术形式，而在于其呈现的内容涉及官方叙事较少触及的现实议题。

现流亡德国的纪录片制作人郭珍明本周日（4月5日）接受本台采访时说，这种从“播后即焚”到“溯源清理”的审查方式变化，反映出当局对民间真实叙事的持续警惕。他说：“2000年到2010年这十年是中国独立纪录片活跃的时期，出现了很多揭露性、批判性或者反思性的独立纪录片。现在已经没有这类创作。”

部分作品由播出转为受限

清单中不仅包括从未获准公映的地下纪录片，如揭露文革记忆的《我虽死去》，也包括曾在主流平台播出、如今被技术手段限制传播的作品，如医疗纪实片《人间世》和展现基层选举的《请为我投票》。

郭珍明继续说，当年的独立纪录片创作同样属于地下状态，虽不能公开上映，但仍可在美术馆、画廊、书店及影展等空间放映。他说：“在胡锦涛时代，纪录片在美术馆等小范围空间放映，一般没有太大问题。我2009年到北京的时候，记得在798艺术区和一些画廊看到很多纪录片。”

2024年1月8日，网易新闻推出纪实短片《如此打工30年》，上线不足24小时即被全网下架。该片呈现高龄农民工在城市边缘的生存状态，随后以“负能量过重”为由停止传播。

限制延伸至出版领域

类似的内容限制亦出现在出版领域。中国艺术家、作家何三坡接受采访时说，这些作品在国内被称为地下电影或独立电影，基本没有机会进入公共平台：“二十多年前，我在很偶然的时刻，在艺术家朋友的推荐下看过一部《垃圾围城》，深受震撼，并开始为城市的环境忧虑。我想说的是，一部电影可能会改变我们的生活与命运。遗憾的是，在一个非正常的地方，一个政治高压的地方，真实带来的是被打压和抑制，最终会是彻底湮没的命运。”

2026年初，中国基督徒作家何三坡的英文小说《上帝在旧金山》在欧美出版市场迅速传播。该书一周内进入亚马逊、沃尔玛及欧洲多国渠道。作者从未到访美国，却以旧金山为背景完成创作，并称灵感来自信仰体验。其作品未能在中国出版。

尽管反映中国民间生存状态的影像与书籍在大陆互联网中被持续清除，但它们在海外流媒体与民间存储中的传播并未中断。这些影音与文字，持续构成对现实的记录。

旅居泰国清迈的独立作家王继对记者说：“中国有一大批记录底层生活的地下纪录片。我自己写小说，很清楚封锁一部作品有多容易，尤其是纪录片，因为你呈现的是现实，而现实，恰恰是专制体制最警惕的部分。”

王继回忆，上世纪80年代他的作品仍可在国内出版，但近年重新写作后，已完成的四本书均无法在中国出版，只能转向海外发行。

清单涉及多部代表性作品

被列入雪藏名单的纪录片包括《最后的棒棒》《垃圾围城》《差馆》《请为我投票》《我虽死去》《生门》《人间世》《乡村里的中国》等。其中，《上访》为赵亮历时12年拍摄，持续记录北京南站附近访民群体。这部时长逾五小时的作品，因触及信访机制与执法冲突，在中国大陆几乎难以公开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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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美学者陆军当天接受本台采访时说，每逢重要节假日，当局都会准备一批宣传官方叙事的电影，而且不管观众是否喜欢：“对于共产党来说，所有的节日都是他们推销自己的意识形态和给民众洗脑的关键节点，因为在这个时机，媒体比较关注所谓英雄主义、民族主义，这些影片围绕一个主旋律，就是共产党伟大光荣正确。”

陆军认为，中国共产党起家靠着两件东西，一个是笔杆子，一个是枪杆子，因此官方格外重视对民众进行各类宣传。而中国电影中的个人奋斗叙事，正逐渐演变为一种缺乏想象力的集体临摹。

有分析指出，这种以节日为节点的集中排片与统一推介，已成为中国文化系统中的常态运作方式。

据经济观察网4月2日报道，在发布活动中，官方首先安排《浴血困牛山》《八子参军》《半条被子》等革命历史题材影片亮相，相关主创围绕“回望历史”“铭记先烈”“致敬英雄”等主题进行介绍。这类内容与清明节的纪念属性形成对应。

年轻观众疏离主旋律影片

异议人士季风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他们现在是以洗脑为主，但是现在看电影的人非常少，以前以年轻人为主，现在年轻人的消费缩减了，尤其是横店拍摄的这种抗日神剧，几乎没有市场。”

与此同时，《我，许可》《我的妈耶》等现实题材影片，以及《天才游戏》《蝴蝶楼·惊魂》等悬疑类型片也在活动中进行推介，但整体呈现顺序靠后。

河北电影制作业内人士周先生接受采访时说，这些官方资助影片耗费大量纳税人的钱，但已经没有市场：“官方要求播放这些影片是一项政治任务，制作人有政府补贴，而且在制作其它电影时可获得政府提供的便利，所以必须拍摄。也有的制片人通过投资这类影片，进行洗钱。”

在进口影片方面，《超级马力欧银河大电影》《挽救计划》《河狸变身计划》等作品被提及，但未成为发布重点。

周先生表示，官方对进口电影的审查极其严格，很多影片无法进入市场，因此今年清明档进口片数量有限，但其票房表现可能优于部分国产片。他说：“进口片仍然存在，但在官方叙事体系中，它们更多被安排在补充位置，而不是主导位置，但在观众看来，进口片才是他们喜欢的电影。”

春节后电影市场明显降温

刚过去的今年春季档整体票房增长有限。公开数据显示，春节档之后电影市场热度回落明显，多数影片票房未达预期，部分中小成本作品上映周期缩短。业内普遍将清明档视为上半年首个关键节点，希望借助三天假期带动观影需求回升。

截至4月初，清明档新片预售票房已超过5000万元人民币。有票务平台分析人士表示，在缺乏好莱坞大型影片竞争的情况下，档期总票房有望突破10亿元人民币，但最终表现仍取决于头部影片的口碑与排片情况。

此次清明档表面上题材更加多样，但在内容排序与宣传重点上，仍体现出革命历史题材优先呈现的特点。学者陆军与业内人士周先生均指出，节假日档期不仅承担票房功能，也成为官方进行历史叙事与意识形态传播的重要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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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人士指出，该清单尽管打着“规范管理”的旗号，实则通过设定明确边界，对中国基础教育的运行方式产生影响。其中，将“意识形态”置于首位，也被解读为针对校园思想领域的一次集中整顿。

清单第一条明确，严禁出现反党反社会主义、丑化党和国家形象、诋毁党和国家领导人或英雄模范等言行，并要求不得通过教材、试题、讲座、教辅资料及网络空间传播相关内容。相关规定同时覆盖电子产品及各类公开场合，管控范围较以往明显扩大。

意识形态条款被置于首位

陕西太原中学教师何玲（化名）本周三（4月1日）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这20条负面清单中，前两条严格来说并不属于教学层面的具体规范：“我感觉与当局巩固统治根基的需要直接相关。他们把这两条放在最前面，说明基础教育首先要服从这一政治目标，其次才是教学本身。换句话说，是先看政治要求，再谈教学内容。”

文件明确规定，不得通过网络媒介、论坛讲座、试卷试题、教辅材料及电子产品传播被认定为不当的观点。多位受访教师表示，相关要求已从课堂延伸至更广泛的教育场景，甚至从幼儿园开始。

青岛某中学教师黄思维（化名）告诉记者，近年来教育领域对“导向”的要求不断强化。他说：“现在连试卷出题、推荐书目，甚至家校群里的每一句发言，都得慎之又慎。在一些学校内部，会强调所谓’正确的教育观’，要求教学内容与官方导向保持一致。”

教学与言论边界进一步收紧

黄思维说：“很多时候，我们担心的不是怎么教，而是能不能说。学校不断强调‘政治导向’，而且出了问题要个人负责。在这种情况下，教学空间被压得很紧，老师只能跟着要求走，心理负担也越来越重。”

官方文件第二条，要求校方严格执行国家课程方案，禁止超前教学，并明确不得挤占思想政治、体育、艺术及劳动等课程时间。

贵州大学退休教授梁先生认为，当前将意识形态要求与教学规范并列推进，使基础教育在制度层面表现出更明确的导向。他说：“当局对学生的意识形态和教学管理一直是同时推进的，这在中国的教育体系里一直存在。学校的运作，还是要服从整体体制的需要。”

他表示，在这种安排下，教育体系的空间会受到限制，意识形态要求也较为刚性，也在影响家庭的教育选择。“一些中产家庭会选择把孩子送到国外去，这其实是一种现实反应。”

教师称课堂与表达空间受限

除前两条外，其余条款主要集中在教学与管理层面的具体行为，包括禁止超标超前教学、控制作业总量、规范考试频次、保障学生睡眠时间，以及严禁节假日补课等。

中学教师黄思维认为，除前两条属于明确的政治性要求、需要严格执行外，其余内容更多是配套性安排，并非核心。他说：“这些规定看起来很细，但在实际操作中，学校最重视的还是前面那几条。只要涉及导向的问题，都会被反复强调，其它教学安排反而是其次。说到底，前面那些要求优先级更高，后面的内容才更多和学生本身有关。”

此外，文件还对教师行为与校园治理提出多项限制，包括禁止体罚学生、有偿补课，以及通过直播或知识付费向家长收费，并对教辅征订、校服采购和校园餐等环节进行整治。在校园安全方面，通知提出完善风险排查和应急处置机制，同时要求对教学内容、讲座活动及网络空间加强管理，并明确将对制造教育焦虑、传播不实信息的行为依法处理。

有受访者认为，通过负面清单方式划定禁止行为，使学校在教学与管理中的边界更加明确。其中，意识形态相关条款被置于首位，被部分观察人士视为当前教育管理中的优先方向。

责编：李诺

近日，有网络博主梳理云南普洱、安徽宣城、浙江丽水等六个地级市2024年至2025年的社保数据，并以参保人数减去领取待遇人数作为应缴费基数，计算实际缴费与应缴费之间的差值。结果显示，浙江丽水断缴率约为55.2%，为样本中最高；甘肃白银约为41.2%；安徽宣城约为30.2%；安徽铜陵约为27.6%；广东佛山约为26.2%；云南普洱约为16.7%。上述测算在网络传播后引发讨论。

北京独立学者俞晓敏对记者说，当前的断缴现象与就业结构变化及参保人的现实选择有关。他说：“这不只是地区差异的问题，而是就业结构、人口流动，还有参保人对未来的预期共同影响的结果。现在这个制度是按档次缴费，可以交也可以不交，对收入不稳定的人来说，一旦手头紧，这种长期支出往往最先被停掉。”

从各地公布的数据来看，参保人数与实际缴费人数之间的差距正在扩大。一些受访者认为，这种变化与当前就业流动加快有关，也与长期缴费安排之间的衔接有关。

俞晓敏说：“现在很多人是流动就业、失业率高达20%以上，但当局还是按相对稳定的工作来设计，这两者之间确实存在不太一致的地方。”

失业人数增加 断保人随之增长

近期流传的一份社会数据观察显示，截至2025年第一季度，全国推算的社保断缴人数约为4200万人，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的17.8%。其中，25至35岁群体断缴倾向较为明显。部分讨论提到，这一年龄段对未来回报的不确定性更为敏感。

不过，目前人社部官方尚未公开针对“主动断缴率”的专项统计报告。

在广东经商的湖南籍个体户陈先生对记者说，尽管此前曾连续参保多年，但近年已选择中断。他说：“以前交过几年，后来就停了。在工作难寻、收入不稳的情况下，每年数千元的保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更何况，未来能领到多少还是未知数。”

上述情况在网络讨论中呈现出不同看法。一方面，有网民指出城乡居民保险具备“分档缴费、自主选择”的弹性，且各地补贴标准存在差异；另一方面，也有观点对“投入与产出”的关系提出疑问。有讨论提到，在收入预期不稳的情况下，一些参保人选择中断或延后缴费。

经济下行下生活开支优先于缴费

中国的养老保险体系在20世纪90年代经历了一次较大的调整，从过去以单位保障为主，逐步转向社会统筹与个人缴费相结合的模式。1997年，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确立；2009年启动的新农保在2014年整合为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形成目前的基本框架。

在上海从事人力资源工作的张小姐对记者说，经济下行下，不少企业经营困难，有的企业招聘员工不到半年就停业。她说：“现在企业关停的情况比较多，很多人找不到工作，收入不稳定，也就很难继续缴保费。这种要持续交很多年的制度，在现在的情况下确实有点跟不上。对不少人来说，养老缴费虽然重要，但先把吃饭问题解决更现实。”

目前，中国养老保险主要分为两类：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由单位和个人按工资比例缴费；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则由个人按档次缴费，并配合政府补贴形成个人账户。

随着就业不确定性的增加，中国养老保险缴费的连续性也受到影响。一些受访者表示，在收入波动较大的情况下，生活开支往往被放在首位，养老缴费则容易被延后甚至中断。有受访者说：“现在最现实的是先把眼前的生活稳住，养老的事只能往后排。”

责编：李诺

3月26日，山东晓临律师事务所主任于凯到中国司法部门门前举牌，并提交《对设置“重点管控律师”名单违法行为的情况反映》。他在现场提出“律协自治、缴费自由”及“废止律师执照年检”等诉求。其后，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警察带到福绥境派出所扣留，27日被刑事拘留。

27日中午，北京市西城区公安分局通知律师包龙军前往协助调查。包龙军与李国蓓、张新年等律师一同前往后，被带入西城区公安分局办案中心。截至目前，其电话仍可接通但无人接听。知情人士说，包龙军大约在当日14时左右被警方控制并带离。

十余警察带走律师王宇等人

同日午后，律师卢思位与王宇在北京一处喝茶时，现场有十余名警察到场，将两人分开后带离，王宇被强制带走，此后失去联系，其手机可拨通但无人接听。知情人士说，王宇亦是在当日下午约14时左右被带走。

北京律师张先生对本台说：“警察发现包龙军手机内有一张于凯的照片，于是把包龙军的手机扣了。当晚，除于凯被扣留外，其余律师获释。”

此外，多名律师当晚赶到西城区公安分局执法办案中心了解情况，但未获告知任何信息。亦有律师尝试提交代理于凯的委托手续，被警方以“案件侦办中不接手续”为由拒绝。

于凯举牌反映律师管理问题

山东法律界人士陆沉渊本周日（29日）晚对本台说，于凯已经被西城警方刑事拘留：“最新消息是于凯被刑事拘留了，罪名是涉嫌扰乱公共秩序，关押在北京市西城区看守所。代理律师李国蓓已经接手这个案子。”

陆沉渊说：“律师这个职业按理应保持一定独立性，但现在越来越被纳入管理框架。所谓‘重点管控律师’，在圈内并非新现象，一些被认为涉及敏感案件的律师会被单独列出管理。这种做法没有明确法律依据，但在实际中长期存在。”

他说：“从程序上看，他是提交材料、表达意见，这本来是公民的权利。但现在只要触及制度层面，尤其涉及管理机制，就很容易被认定为‘扰乱公共秩序’。”

卢思位被传唤后获释

于凯被拘留的消息很快在中国人权律师群体中传播。3月28日，持人权立场的律师卢思位对外说：“本人在27日下午3点左右被带到派出所做笔录，案号显示为行政类别，我的身份是证人。”

卢思位表示，询问内容涉及其此前到北京反映行政复议事项，当晚约21时获准离开。他说：“我现在就要求两个事情：一是赔偿钱款、二是办理护照，解除边控。”

中国有关当局对律师的管理要求逐年提高。2008年出台律师执业年度考核相关办法，2010年前后执行趋严。在执业证续期过程中，一些被认为“不听话”的律师常被设置额外限制，包括不予续期或吊销执业证。刘晓原、浦志强等个案曾引发广泛关注。

多名律师在不同场合告诉本台，当局“吊销执照”成为悬在律师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另外，中国律师群体中长期存在质疑，认为律协应实现更大程度的自治，律师会费应具备选择空间，同时主张取消与执业资格直接挂钩的年度考核机制，即“废止律师执照年检”。有法律界人士说，相关事件显示，对律师行业的管理正从个案处理延伸至制度层面。

责编：李诺

谢阳前妻陈桂秋对本台说，当局为了打压谢阳，罗织罪名：“谢阳被抓只是去探望另一位李田田老师，随即于2022年1月11号就被抓了，那位老师是为维护公民的言论自由被拘留，谢阳去是维护言论自由被抓，现在没有法律了。”

判决于3月23日在长沙市中级法院作出。庭审过程中，辩护律师未被通知出庭，亦无法阅卷或参与辩护。旁听席除家属外，多为不明身份人士。

庭审缺席辩护引发程序质疑

陈桂秋说：“秘密审判谢阳的时候只有一份通知，就直接宣判完了，国保才通知谢阳的哥哥，没有律师出庭。谢阳在庭上看到没有律师就和他们争执，上午判完，谢阳说要上诉，我们赶紧就请了张磊律师代理上诉。”

根据长沙市检察院起诉书，谢阳自2018年起在推特、微信发表涉及政治制度的评论，并接受境外媒体采访，被认定为“歪曲事实、诋毁政权”。检方将上述行为列为主要罪证，并指其“不思悔改”。

中国709律师黄先生对本台说：“谢阳被以煽动罪判处5年有期徒刑，这是极其野蛮的行为，当局因为言论判谢阳的刑，这在任何一个社会都是不允许的。如果有这种情况，那么这个社会极其反动、邪恶。”

联合国认定属任意拘留

联合国“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于今年2月发布第73/2025号意见书，指出谢阳的相关言论属于《世界人权宣言》保障范围，并认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适用过于宽泛，缺乏明确法律界定。意见书要求中共当局立即释放谢阳，并提供赔偿与补救。

谢阳在审前被羁押逾4年，其间至少13次延期。虽然中国政府声称相关延期符合中国法律规定，但工作组认为，羁押时间过长，程序亦失公正，因此裁定谢阳属任意拘留，并认为应立即将其释放。

在羁押期间，谢阳长期被限制通信，被戴手铐脚镣，并遭语言侮辱及包夹看管。联合国文件记录，他曾长达7至8个月无法会见律师，并遭殴打与剥夺食物等情况。

羁押四年与言论定罪争议

谢阳曾于2025年1月1日在看守所写下“宁砍头，不低头”的声明。谢阳的友人、律师覃永沛对记者说：“在羁押期间，他母亲去世，我也失去了母亲，这种情况下，人几乎撑不住。”

谢阳出生于1972年，湖南长沙人。2011年起，他开始代理涉及公权力滥用的案件，并逐步转向维权领域。2015年“709事件”中，他曾被拘押并遭指控，之后长期受到监控。

2022年1月，谢阳因前往湖南湘西声援教师李田田而被捕。李田田此前因言论问题被送入精神病院。陈桂秋对记者说：“他只是去声援一个老师，但之后就被带走了。”

联合国在此次意见书中认定，谢阳案同时构成四类“任意拘留”，包括缺乏法律依据、因行使言论自由遭报复、审判程序违规，以及基于身份与观点的歧视。文件并提及相关行为可能涉及“危害人类罪”。

责编：李诺

哈萨克人权组织“阿塔珠尔特志愿者组织”创办人赛尔克坚对记者说：“当地政府出台一些土政策，不让牧民出售或转让草场，也不允许农民转让承包的农用土地。甚至哈萨克族人自己的楼房或农村住房也不能出售。有些人想把房产过户给亲属，比如亲弟弟或亲妹妹，政府也不给办理过户手续。”

赛尔克坚指出，这些“土政策”主要集中在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下辖的多个县市。据当地居民反映，准备离境前往哈萨克斯坦定居的民众，在处置不动产时面临重重障碍。他强调，相关措施并无正式法规文件支持，通常是在当事人办理户籍注销或出境审核时，由基层部门以口头方式告知。

限制出售房产与转让土地

近年来，不少新疆哈萨克族居民选择移民哈萨克斯坦。对于这些家庭而言，出售原有房产或转让土地承包权，是其在新居住地租房及开展新生活的核心经济来源。

已移民哈萨克斯坦的哈萨克族女子迪娜向本台证实，自去年底以来，相关限制明显收紧。迪娜说：“去年9月开始，伊犁各县市规定，离开中国的人不能把房子卖了。如果不把房子卖掉，移民哈萨克斯坦后就没有钱租房，也没有资金做小生意。他们卖房子要向村长、乡政府申请说明原因。很多人为了出国，房子也不要了，承包的地也不要了，什么都不要了。”

迪娜透露，部分申请离境者被强制要求签署承诺书。迪娜对记者说：“承诺书上面写的就是我再也不回归中国，我放弃我中国的一切财产呀，房子呀，土地呀，我不要这些东西，就这么承诺的话，就可以移居到哈萨克斯坦。”

除了财产处置权受限，部分居民在申请出境证件时，还被要求提供“政治担保人”。哈萨克居民努尔别克回忆其亲属办理护照的经历。努尔别克对记者说：“我的亲戚、我的哥哥到哈萨克斯坦过来之前，在公安局办护照的时候，他们让我哥哥找几个人担保，是三个人，也是我们亲戚，然后才给他办了护照。说的是，如果到哈萨克斯坦来乱讲话，说出中国的事情，就中国留下的我的那些亲戚，把他们惩罚。当时就这样走过来的。”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地处边境，是中国哈萨克族的主要聚居地。与中国其他地区不同，新疆部分少数民族在申请护照、跨境联系及出境审查方面长期面临更为严苛的管控。

管控少数民族方式续细化

自2017年起，当局在新疆加强了对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少数民族的社会动态监测。观察人士指出，由于哈萨克族与邻国哈萨克斯坦存在紧密的血缘与文化联系，跨境流动频繁，当局近年来将管理延伸至财产处置领域，显示其对该族群的社会管控已进一步细化。

哈萨克斯坦是中亚最大的国家，也是与中国新疆接壤的重要邻国。自1991年哈萨克独立以来，该国政府长期推行名为“欧若曼”（Oralman）的移民政策，鼓励散居海外的哈萨克族人回归祖籍国定居。在中国境内的约150万哈萨克族人中，不少人因血缘、文化及宗教联系，选择跨越边境定居。

然而，随着2017年起中共在新疆启动大规模的“反恐”与“去极端化”运动，这条移民之路变得愈发艰辛。有人权组织曾公开表示，除了维吾尔族外，哈萨克族也是这场社会工程的主要管控对象。许多哈萨克族居民在申请护照、出国探亲甚至与哈国亲属通电话时，常面临“再教育营”或“政治审查”的威胁。

近年来，尽管中哈两国政府多次强调外交关系稳定，并签署了互免签证协议，但新疆地方政府对少数民族的管控并未随之放松。有研究新疆民族政策的学者说，当局过去主要控制人员流动，如今连房产与土地处置也纳入限制，显示对哈萨克族群的管理已延伸到财产层面。

根据新华社报道，当日行程显示，习近平先后前往雄安启动区、中国华能集团及北京四中雄安校区，并与入驻单位人员接触。

这是习近平相隔两年之后，再次率常委到雄安考察。北京独立学者付涛（化名）本周二（24日）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习近平与另外两名常委到雄安视察，在目前雄安已经被强行推进的情况下，北京很多中央的大专院校和企业都被要求入驻雄安：“这个进度在过去两年确实是加快了。但是雄安的人气，以及外界对雄安的预期，仍然是相当低迷的，就像中国现在出现的严重通缩一样，雄安也不例外。”

行程与随行人员两年后再访雄安

付涛表示，在这种情形之下，习似乎是为了显示他没有遗忘雄安，就照例去了一趟：

“我认为这更像是一次象征性的视察，对中国目前的通缩状况不会有什么实质改善。但问题在于，从今年春节之后，中共才开始在全党范围内推进所谓的政绩观教育。那么在这种背景下，雄安作为他亲自划定、亲自部署、亲自规划的项目，它的实际表现，与当前这场政绩观教育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这是值得思考的。”

付涛判断，习近平此行可能是试图把这次视察雄安：“作为向党内县处级以上干部进行政绩观教育的一个样板。但问题是，这个样板本身，很难说是一个正面的示范。”

此次习近平等随行人员包括国务院总理李强、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以及负责宏观经济与重大项目的副总理何立峰。

随行名单变化 经济系统介入信号

与2023年考察相比，此次随行人员中出现何立峰，被视为一个变化。北京大学社会学者梁先生对记者说：“这次把何立峰带上，说明问题已经不只是政治层面的‘定调’，而是到了需要动用投资和资源去解决实际问题的阶段。”

他说：“如果一个项目需要最高层反复出面，再加上经济系统介入协调，通常意味着它在市场层面还没有形成自我运转能力。雄安目前的问题，不只是建设进度，而是产业与回报能不能跟上。”

疏解仍在推进 行政力量持续主导

根据官媒通报的座谈会会议内容显示，雄安当前仍需分批推进央企、高校及医院等机构迁入，并加强对相关人员的政策保障。

北京一位长期观察区域经济的学者肖先生对记者说：“如果一个城市需要不断靠政策去‘安排人过去’，说明它本身的吸引力还不够。雄安现在最大的问题，不是建得快不快，而是人愿不愿意留下。”

此次考察中，习近平还前往北京四中雄安校区，走进教室并察看学生食堂。官方提及学生应与雄安共同成长。

河北唐山退休教师刘女士告诉记者：“现在不少人是被调过来的，但家里人不一定愿意一起搬。学校、医院这些配套如果跟不上，很难让人真正留下来。”

反复强调“正确” 项目预期出现分歧

在座谈会上，官方再次提及雄安建设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并称相关决策“完全正确”。类似表述在历次视察中多次出现。

学者肖先生说：“如果一个项目本身运转顺利，其实不需要反复去证明它是对的。现在这种表态，更像是在回应外界对投入与回报的质疑。”

会议中再次提及“新质生产力”、科技创新与产业融合等方向。相关提法延续近年政策框架。

学者肖先生表示：“现在提出这些概念，其实是在为一个还没有成熟产业基础的地方找方向。如果企业没有实际收益预期，单靠政策推动，很难形成稳定的产业生态。”

雄安新区自2017年设立以来，被官方定位为“千年大计”。在多轮高层推动与资源投入之下，相关建设持续推进。然而，在人口导入、产业集聚与资源配置尚未形成内生机制的情况下，该项目的长期可持续性仍存在不确定性。

责编：李诺

3月上旬中国全国两会期间，多名成都居民与知情人士向记者反映，当地已建立针对“重点人群”的分级预警系统，由基层街道与派出所具体执行。一位基督徒告诉本台，秋雨圣约归正教会的信徒长期受到控制：“国保对家庭教会看守很严，他们要求我们加入三自教会，但我们不愿意去官方教会，我们现在只能三两个人分散聚会，秋雨教会是他们重点关注的教会。”

有熟悉当地情况的丁先生对记者说，每年中国全国两会期间，地方政府都会进入维稳状态，相关稳控措施通常提前部署并在会议期间集中执行，已形成固定操作模式。他说： “成都作为中国内地人口流动较大的城市之一，长期聚集来自西藏、新疆等地区的人群，同时亦有较多家庭教会活动，比如秋雨教会，当局打压基督徒，当局也要稳控。

丁先生说，近年来当地对宗教团体的管控持续加强，部分未纳入官方体系的教会已被列入长期关注范围。例如秋雨圣约归正教会等群体，过去已多次受到执法部门干预，一些信徒被带走调查或限制聚会，相关案例在当地信徒群体中较为普遍。

他还指出，随着经济环境变化，一些失业、经营失败或家庭状况不稳定的人群数量增加，这类群体在官方分类中被视为潜在不稳定因素，亦被纳入重点关注范围。在全国性重要时段，如两会或国庆期间，相关人员往往会面临更严格的管理措施，包括被上门询问、限制外出，甚至通过房东施压等方式要求其离开原居住地。“上述做法并不限于成都，在多个城市均有类似安排，体现出当局近年来对重点人群动态管控的普遍趋势。”

重点人群分级预警机制形成

据X账号“李老师不是你老师”转发的网民投稿显示，当局将6类人群列为“不放心人员”。熟悉成都情况的知情人士尹先生对记者说，当地近年对“重点人群”的管理明显趋严，纳入范围持续扩大，一些原本不在重点名单中的群体也被逐步登记。他说，相关措施在基层层面执行较为具体，不同街道和派出所之间做法略有差异，但总体方向一致。

尹先生还指出，涉藏、涉疆人员被列入专门管理类别，包括来自西藏、新疆地区人员，以及四川境内藏族、彝族等民族自治州相关人群，均被纳入管理范围。

尹先生对记者说，“不仅是当地人，来成都读书的学生也会登记，有的人在成都出生，只要家庭背景涉及这些地区，也会被列入”，部分人员即使迁往外地，仍会被持续跟踪，“人搬走以后，会有人去新住址核查，有的持续几个月”。

成都一家商务酒店人员告诉记者，西藏和新疆籍旅客入住，均需向派出所备案：“所有入住旅客身份证等资料都会上传到派出所，还要电话通报一次，这项规定已经实施很多年。”

网民投稿显示，被纳入重点监控的人群范围较广，包括台湾人、基督徒、失业者及新疆籍汉人等。当局将上述人群与精神障碍人员、刑满释放人员、“三失一偏”群体及重点信访、涉法涉诉人员一并列入“不放心人员”，相关分类近年来已扩展为“五失一偏”。

分级监控强化 人员跨区域持续跟踪

网民投稿还提到，来自西藏、新疆地区的人群被单独列入管理范围。这不仅包括在成都生活或工作的西藏、新疆居民，也包括来自四川境内藏族、彝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人。只要个人背景涉及西藏、新疆或相关民族地区，即可能被纳入这一类管理。相关范围还延伸至在成都就读的大学生、婴幼儿等未成年人、1949年前出生的老人，以及参与援藏援疆后返家的汉族人员，即便其子女出生地和身份证均在成都，仍被纳入管理体系。

网民投稿还提到，当地依托统一平台对相关人员进行分级管理，分为红、橙、黄、蓝四个等级，其中红色为最高等级，对应重点监控对象。人员一旦被纳入，管理不会随流动而结束，即使迁往外地，仍会被持续跟进调查数月，并通过安排打卡岗位、固定接触以及调取出行信息等方式进行跟踪。

责编：李诺

前八九学运领袖王丹本周三（18日）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八九一代》由多位当年参与1989年学生运动的人士共同发起。他本人亦为编委之一：“办这份杂志主要有两个目的，第一，保留历史记忆，让当年参与八九民运与中国民主运动相关的历史资料能有一个集结的地方，让当年的八九同学，有一个新的精神家园。”

他介绍，该刊创办主要基于两个目的。一是保存历史记忆，将1989年之后中国民主运动相关的经历与资料进行整理与汇集，为当年的参与者提供一个持续记录与交流的平台。他说，希望借此为“八九一代”建立一个新的精神空间，使相关记忆能够长期留存。

跨世代参与历史书写

二是推动相关群体的再次集结与讨论。王丹说，许多当年参与者仍对中国未来抱有期待，希望通过这一平台重新联系，围绕中国的变化与可能路径展开讨论，“看看还能为中国做些什么”。

他表示，《八九一代》向海内外投稿者开放，不仅限于当年参与者，也欢迎年轻一代围绕1989年历史及相关议题进行研究与写作。他说，未来刊物将逐步纳入更多不同世代的观察与分析，第二期、第三期也会增加相关内容。

王丹说，这份刊物希望在保存历史记忆的同时，延伸至对中国未来的思考，“也希望能得到外界更多的支持”。

延续八十年代学生刊物传统

《北京之春》杂志主编胡平对记者介绍，《八九一代》杂志的创办，延续了当年学生群体以出版物进行交流与表达的传统。他说，1980年代中国高校曾出现多种学生刊物，成为当时思想讨论的重要渠道，而此次杂志的出现，可以视为这一传统在海外的延续。

胡平说：“办这本刊物非常重要，八九民运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课题，有必要把八九一代作为刊物的名字，这是当代中国历史上非常重大的事件，他的来龙去脉、过程以及结果，对今天的影响都值得人们去描述，研究。”

有接近编辑团队的人士说，杂志筹备自2025年下半年启动，参与者通过线上协作完成选题与编辑工作，并逐步建立供稿与审稿机制。“大家分散在不同国家，只能用远程方式配合，但推进一直没有中断。”

普通参与者的记忆正在消失

台湾华人民主书院协会理事长曾建元表示，1989年的学生运动是一场广泛参与的社会运动，但许多普通参与者的经历，后来逐渐从公共记忆中消失。

他说：“当年参与的人其实都还在，大部分都还在。那一代人现在差不多六十岁到七十岁，很多已经退休了，也有时间去回顾自己当年的经历。”

曾建元认为，应当鼓励更多参与者记录个人经历，以补充历史叙述的不足。他说：“过去关于八九的叙述，很多集中在一些代表人物身上，但实际上，普通民众的参与经验才构成了历史的整体。如果这些记忆不被记录下来，就会慢慢消失。”

公开信息显示，《八九一代》目前主要通过线下渠道发行，洛杉矶“六四纪念馆”成为首个展示与销售点。

1989年，中国爆发了一场席卷全国并引发国际关注的八九民运，无数学生与市民走上街头，核心诉求指向政治改革与遏制腐败。同年6月4日凌晨，中共调集军队与坦克进入北京天安门广场，实施武力镇压并清场，造成严重流血伤亡。此后，该事件真相在中国境内遭到全面审查与封锁；参与者被迫噤声、系狱或流亡海外。尽管面临长期的政治高压，这段被抹除的记忆仍在压制与封锁中持续传承。

责编：李诺

活动于美东时间3月15日晚8时在纽约曼哈顿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附近进行。现场影像显示，投影开始后不久，有数名疑似领馆保安人员走到投影光源前试图遮挡画面，领馆建筑外的照明系统也同时打开，以强光干扰投影。

海外人权组织“中国行动”发言人苏雨桐对记者说：“中国有3·15打假日，但最大的假货从未被检测过。他们这次派保安来挡我们的灯，恰恰说明这束光让他们害怕。"

她说：“十几个在美国的志愿者刚到中国领事馆这边的停车场，我们在停车的时候就已经被对方观察到了，中国领馆人员出来看了眼，试图用他们的照明灯干扰，但是他们的光太弱，没有干扰成功。”

据活动组织者介绍，投影持续数分钟，其间投影位置多次调整，以避开领馆方面的强光干扰。现场有纽约警方到场，但未对投影行为进行干预。

投影内容讽刺中共体制

行动组织者表示，这次投影行动刻意选择在中国“3·15″晚会播出当天进行。投影内容以模拟“产品检测“的方式，对中国共产党进行讽刺性“质量检验“。

投影画面包括四组图像。第一幅画面显示一只身穿防护服的卡通羊驼形象手持试管，对带有新冠病毒图案的镰刀锤子标志进行“核酸检测“。第二幅画面模仿产品标签，标示“中国共产党“的四项“成分“为”剥削“”独裁“”谎言“与”禁评“。第三幅画面在镰刀锤子图案上叠加“剧毒“警示标志。最后一幅画面则将相关图案投入标有生物危害标志的垃圾桶。

苏雨桐对记者说：“从谎言治国到言论审查，中共是中国社会系统性造假的根源。3·15这天，我们给出自己的检测报告：剧毒，应予丢弃。"

系列投影行动持续扩大

这是“中国行动”针对中国海外使馆的第四次投影活动。前两次为2025年11月26日白纸运动三周年纪念日和2025年12月10日国际人权日在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第三次是2026年1月1日在德国柏林中国大使馆外的投影行动。

活动组织者表示，在此前几次行动中，领馆方面并未派人到现场阻挡投影，而此次则出现保安人员提前到场并遮挡光源的情况。

据了解，“中国行动“（China Action）是一个总部位于美国的非营利组织，主张以非暴力方式推动中国政治改革。该组织于2025年在多个城市发表《全民反抗运动宣言》，并在北美和欧洲多地发起投影行动。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位于中国西北部，与哈萨克斯坦接壤，当地居民长期存在跨境学习、经商和探亲往来。

该组织创办人赛尔克坚在接受本台采访时透露，他的线人近期从新疆当地冒着巨大风险偷拍并传出一批判决书、刑事拘留通知书及检察院批捕文件。文件中记录了被捕者的姓名、住址和案件情况。

赛尔克坚说：“今天我获得了一个非常独特的消息。”

他表示：“这42个人从2018年失踪到现在，外界毫无音讯。他们的家属至今留在新疆，不敢发声，也无从打听。通常进入集中营的人在两三年后可能会有回音，但这42个人被转入了正式司法系统重判，从此人间蒸发。”

在这批文件中，一份从伊犁州有关部门办公室流出的哈萨克文材料提到8名哈萨克族人的姓名，其中包括叶尔别克·乌勒特吾勒（Yerbek Ultuly）、努尔赛娅·努尔丹克孜（Nursaya Nurdankyzy）等人。

参与宗教活动被判刑16年

其中一名当事人叶尔扎提·阿布扎依提被指参与宗教活动并被判刑16年。自由亚洲电台获得的一份维吾尔文案件材料显示，当地法院以“煽动极端主义”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等罪名对其作出判决。

根据文件内容，叶尔扎提·阿布扎依提出生于1988年6月30日，哈萨克族，农民，户籍所在地为新疆伊犁州巩留县吉尔格郎乡沙尕村一街84号。材料称，他在2018年1月被送入当地“教育转化中心”，同年4月13日被巩留县公安局刑事拘留，4月17日经检察机关批准逮捕，并被关押在巩留县看守所。

(志愿者提供)

案件材料还称，他曾在当地清真寺学习宗教礼拜，并在斋月期间参加宗教活动。当地法院随后以“煽动极端主义罪”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6年，并处罚金及剥夺政治权利。外界长期质疑，“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在中国司法实践中常被用于处理宗教活动或群体性行为案件。

不过，包括叶尔扎提在内的42名被判刑人员，其家属至今未收到官方通知。记者查询伊犁州法院、巩留县法院网站以及中国裁判文书网，均未发现相关案件记录。记者致电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中级法院查询，但电话始终无人接听。

赛尔克坚表示，叶尔扎提被认定的所谓“罪证”，主要是他曾持合法护照前往哈萨克斯坦，在当地一所宗教学校学习不到一年的阿拉伯语和《古兰经》诵读课程。

他说：“伊斯兰教传统要求用阿拉伯语诵读经文，这在国际上是正常的语言和宗教学习，但在新疆当局眼中，这成了受极端思想洗脑的铁证。”

去哈国学习宗教回国被捕

文件还提到另一名当事人叶尔别克·乌勒特吾勒（Yerbek Ultuly）。材料称，他在2012年曾在哈萨克斯坦一所宗教学校学习一年。回到中国后，他被指向他人介绍宗教知识，并劝导身边人按照伊斯兰习惯进行祈祷和封斋。

文件还记录了他的家庭出行情况。2014年初，叶尔别克带着妻子米拉古丽·扎尔穆哈买提克孜（Miragul Jarmukhametkyzy）前往哈萨克斯坦，让妻子在当地接受约一周的宗教学习。这段当时合法的跨国旅行，在2018年的调查中被认定为诱导他人从事非法宗教活动。

除了判决文件，曾被关押人员的讲述也反映出，当地社会气氛仍然紧张。

曾被关押在新疆“再教育营”的商人迪娜对本台说，她最近虽然已很少与新疆当地人联系，但仍偶尔听到一些情况。她提到，一名在当地火锅店工作的熟人不久前被有关人员带走问话。

迪娜说，他先被新疆警察盘问约六个小时，随后又被问话十个小时。问话内容主要围绕他是否认识某些人、是否去过某些地方，以及是否与宗教活动有关。

她说，这名男子反复解释自己只是普通人，有四个孩子需要养活，生活本来就困难，从未参加过任何宗教组织或相关活动。经过长时间问话后，他最终被允许回家。

迪娜说：“他回来以后整个人都变了，脸色都变了，好像一下子老了一年一样。”

赛尔克坚表示，目前他们正组织团队将这批哈萨克文法律文件翻译成中文和英文，准备向联合国及国际人权组织提交。他说：“这些文件是活生生的证据，证明了中国政府如何将正常的宗教习俗和合法的出国经历进行刑事化定罪。”

责编：李诺

郭珍明本月初抵达德国柏林。他在通话中对本台说，自己3月1日进入德国，目前获得一项为期一年半的奖学金资助，将利用这段时间继续从事创作，并整理此前在新疆拍摄的影像资料。

他说，自己于2024年6月离开中国，先后前往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土耳其等免签国家停留，随后办理德国签证。目前在德国获得的是艺术项目资助，而非政治庇护。

乌鲁木齐郊区拍摄疑似集体劳动场景

郭珍明表示，从2024年5月至2025年2月，他曾在新疆活动约八个月，原本计划拍摄一部个人创作影片。在一次取景过程中，他意外拍到一处异常劳动场景。

他说，那是在2024年12月，当时他在乌鲁木齐市郊区铁路附近取景。当时刚下过雪，他在一公里外看到大量人员在铁路上清理积雪作业，于是上前查看。

(受访者提供/记者顾远)

他说：“我是在一个地点看到铁丝网，有几百人在劳动，他们穿的有一点像清洁工人，但不像清洁工，他们分成十多个小队，有一个小队有一个监督者，我拍摄两分钟就被发现了。”

郭珍明说，当时这些人在清理铁路上的残雪，当铁丝网内的监督者发现他后，大声呵斥。

他说：“他就训斥我，说赶快停下来，不准拍！不准拍！你在那里等着，警察会过来，我知道这个内容肯定是不允许拍摄的，我知道闯大祸了，赶紧跑了。”

现场照片显示多人统一作业

人在柏林的郭珍明向本台提供的两张照片显示，在积雪覆盖的铁路沿线，约30名身穿统一黄色外套的人员沿铁轨排成长队清理积雪。现场周围设有铁丝网围栏，人员被分成多个小组，每组都有负责人在旁监督，远处可以看到城市建筑和工业设施。

郭珍明估计，当时现场约有十多个小组、约两百多人参与劳动。他说，这些人多数看起来像维吾尔族，是根据体貌特征作出的判断。

他说：“有一些人过来看了我拍的影片，一看就像学习班的人或集中营的人在铁路上清扫积雪，看他们体质特征像是维吾尔族。我与他们的距离就5米，劳动的那些人看到我在拍他们，似乎不了解，表情中好像是这里突然出现一个汉族人拍他们。”

新疆人权问题持续受到关注

近年来，新疆的人权状况一直受到国际社会关注。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2022年发布报告指出，中国政府在新疆针对维吾尔族和其他穆斯林群体的政策可能构成严重侵犯人权行为，多个人权组织也长期关注新疆地区的强迫劳动问题。

中国政府则否认相关指控，称新疆设立的职业教育培训中心旨在打击极端主义，并表示当地各族民众的就业与生活状况持续改善。

拍摄事件或与处罚案件有关

郭珍明表示，他意识到相关画面可能属于官方不允许记录的内容，于是立即驾车离开现场。约一个多月后，警方和文化部门人员到其住所进行搜查。他认为，自己后来遭遇的行政处罚案件，很可能与那次拍摄有关。

不过他说，当时拍摄的视频已经提前备份并转移保存，因此并未在搜查中被发现。

他说：“如果当时被搜到，我可能就出不了新疆了。”

郭珍明表示，目前仍保存着相关视频资料，并计划整理后，在适当时机将视频提交国际媒体或人权组织。

此前，本台曾报道，郭珍明因在新疆进行音乐采风拍摄，被乌鲁木齐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认定“未备案擅自摄制电影”，拟罚款人民币七万五千元并没收设备与素材。该案被认为是2017年《电影产业促进法》实施以来，中国首例因个人拍摄行为被处罚的案例，引发法律界和文化界关注。

郭珍明表示，他未来公开的内容将主要限于自己当时看到和拍摄到的事实。

责编：李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