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晴專欄：瞭望提問陸佑楣 （3）

但是為什麼？為什麼單單這兩項水電工程，要到代表們行業、身份五花八門的全國人大去表決？1955年的老故事我們有機會再說，這裡只對陸佑楣的回答作評述：如果有讀者看過1990年代一位歐洲獨立制片人所拍攝的關於三峽工程的電視片《THE DAMMED》（author/director: Leo De Bock），一定會注意到片中這樣一段對話：

記者: 我還是想問這個問題，如果萬一(三峽工程)出了什麼事，誰來承擔責任呢?

陸佑楣親密戰友、與他同為國務院三建委副主任的李伯寧答道：
 
李伯寧: 萬一……不存在這個事兒。如果萬一出了問題，這當然是國家決策的失誤了。

“國家決策”，說的正是《瞭望》問的七屆人大。通過三峽工程議案，在那屆大會非同小可。國務院總理、副總理腳跟腳地親自出馬作《提請審議興建長江三峽工程的議案》、《議案的說明》。

會上按下計票器“同意”按鈕的，占了代表中三分之二強——三峽工程從法定意義上獲得通過，也即完成了“國家決策”。我們且不說當時行使國家權力的代表之來源，比如申紀蘭那類“黨叫投什麼票就投什麼票”的主兒；也先不說陸佑楣、李伯寧們的水電職能部門如何在一個又一個原則數據上有意造假：總投資預算、移民規模、泥沙和環境影響……這正是沒有可能就提案技術細節親自調查、甚至連基本概念都弄不清的代表投票時的依據。我們在這裡僅就陸佑楣對《瞭望》所說“做到這個程度，我認為在當時的水平之下，充分體現了民主”，盤點一下當年事實。

平心而論，雖然已是鎮壓之後的1992年，無論政治局常委、黨主席還是人大委員長，在“確保”操縱人大這架機器令三峽獲得通過之上，做得還算克制。比如喬石明確不同意“宣傳一面倒”，強調“要允許不同意見發表”；擔心水電部門的人“頭腦發熱，移民簡單化”。楊尚昆顯然不同意“這樣的大工程”倉促上馬，並且說“軍科院有意見”。他們的意見，與鎮壓前國務院的基本態度“五年之內上不了，不要花很大精力去爭論”是一致的。無奈當時氣勢最盛的，是“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和意識形態部門。三峽工程論證領導小組決心在它們的支撐下，輿論先聲奪人，再以“民主”（即人大表決通過）的方式打贏這一仗。

從91年10月到召開人大的次年3月，各界高層人士開始赴三峽”考查”：全國政協考查團（王光英率隊，27人）；全國人大常委會考察組（陳慕華為首，25人）；全國省長考查團（47人）；教、科、文、衛、體考查團（140多人，李鐵映率隊）；以及全國50家新聞單位記者考查團（中宣部統籌，上百人）……六個月間共20余批，計3500人。歸來之後無不對三峽工程交口稱贊——比如陳慕華的總結：“考查團的成員一致認為，三峽工程對四化建設是必要的，技術上是可行的，經濟上是合理的，建比不建好，早建比晚建有利，建議國務院盡早提交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審議。”

這次行動對人員的挑選嚴格，有“資產階級自由化傾向”一律不得參與。不僅李銳、黃萬里、陸欽侃等沒有份，連台灣歸來的農業和環境專家、人大常委黃順興，也被排除。

與此同時，喉舌們開始在統一號令之下實施“輿論導向”。《人民日報 》連續兩個月以頭版通欄的位置，連發“泰鬥級專家”擁躉文章；《光明日報》是整版摘發“長江三峽工程問答”；軍博布置大型三峽工程展，由專家親臨擔任講解——如此氣勢，連反右、大躍進、文革都難於比肩。

到了3月20日會議開幕，一套八冊印制精美的《三峽工程小叢書》發至全體名代表。不同意見在國內早已剿滅，一位香港代表復印了200份他們本港一本雜志裡邊周培源、李銳諸人文章，自己抱進會場；另一位把中美合作出版的《科技導報》1992年第1、2、3期(裡邊有持不同意見的文章)加印500份送到會議上；黃順興復印了幾本“為動亂暴亂作輿論准備”而遭銷毀的《長江長江——三峽工程論爭》——所有這些，只許在港台組散發。

黃順興依程序登記，要求大會發言，卻一直“排不上”。到了4月3日表決當天，無論怎麼舉手，主持大會的萬裡就是不叫他。忍無可忍之際，他從位子上站了起來。正准備讀出他對三峽工程的意見，全場擴音系統關閉。

“工作”做到這個份兒上，三峽工程人大表決僅以2/3多數票通過，破了1949年以來，不管什麼爛事，除了個位數的“棄權票”“無效票”基本全體通過的人大表決記錄。其實，這邊會正開著，三峽那邊早已經干上了。陸佑楣在此前後兩句著名豪言：“大膽地干，即使干錯了，理所當然由我負責”；以及戰天鬥地不忘借政治之勢的謀斷：“將大江截流時刻表提前一年，與香港回歸祖國年度同步，讓1997年成為雙慶之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