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晴專欄:朱厚澤的故事(1)

是人都知道,當今“具有社會主義特色”之中國有兩絕。一曰巨額投入“維穩”;一曰禁書。

2010-0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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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禁書”,對武裝在手的鐵腕政客而言,本是便(bian入聲)宜招法。有趣的是,這裡動不動張揚“主義-思想-理論-觀”一脈相承加發展創新,但查禁反動腐朽的資產階級自由化作品之余,連凝結著中國革命實踐經驗的自家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實錄也按住不許國內印行,比如李鵬《六四日記》,比如鄧力群《十二個春秋》——當然所謂“實錄”,是作者的自我標榜。其中有意無意的造假,以及出於“黨性”而這裡隱點兒那裡揚點兒,讀者只有練自己的火眼金睛了。

《十二個春秋》裡邊,著者反對“兩個凡是”和推動包產到戶的輝煌,早已為世人所熟知。書中最攝人之篇章,當屬“我與胡耀邦同志的磕磕碰碰”,即毛澤東肉身挖空放倒之後,著者一幫好同志,如何令其精神長駐無產階級(如今是紅色權貴)武器庫,而與改革者場面上、桌底下的搏鬥。

朱厚澤說,在《十二個春秋》裡,作者不下二十處點他的名。“第一處就是錯的——這麼簡單的事你都不去查一查。”什麼“簡單的事”,怎麼錯的?

在該書533頁,作者說到他於1984年春夏之交赴川貴鄂三省調查研究,“在貴州的時候,我初次接觸了朱厚澤。他是貴州的省委書記。這個人在反右時候受到過打擊,但沒有消沉,而是讀了很多書。”接下去的還有這樣一句話:“當時對他的印像不錯。後來提名朱當中宣部長,我投了他一票。”

後邊這句我們放到下一篇再說,現在先講反右時候:1957年,朱厚澤並沒有遭陽謀暗算的榮幸,他那時候正在一家煙廠當總經理。而“受打擊”並膺榮“修正主義在黨內的代言人”外加“反革命第一書記接班人”桂冠,是在1964-65年的“四清”。

說到“四清”,坊間,包括學界,很少有人知道除了“桃園”“小站”,還有一個更為生猛的案例:把“爛掉了”的貴州省班子一鍋端。帶著2000人的工作隊、以“推廣王光美‘桃源經驗’”殺過來的,是一直與極“左”格格不入、有著白區地下黨背景的四川省長李大章——秉承的更是絕望中的劉少奇之旨意。如果讀者在當代中國史識的基礎上得以體味劉少奇彼時的掙扎,就不難想像李大章到貴州如何昧心地大玩“‘左’中自有更狠‘左’”,以及不過任職“經委副主任”的朱厚澤的經歷了。

李大章帶了20幾個部長副部長、200多個司局長,前往貴州奪權。用朱厚澤自己的話說,“清理什麼吃喝玩樂呀,什麼困難時期躺到不干、多吃多占呀……對這些事,我當然滿不在乎……”,沒想到弄了一圈之後,工作組長找到他:“你不要認為自己沒有問題。我告訴你,你最壞。”

他那年33歲。 如果非說有什麼問題,不過精力過足、眼光過於犀利、表達能力過強而已——這一特質追隨他終生,不斷被忌恨者以“最壞”視之。1964年的那次“最壞”,指的是有人把他做過的兩個報告揭發了:在已經沒飯吃的1961年,全國開始“調整、鞏固、充實、提高”。針對下面普遍疑惑(三面紅旗不是偉大嗎,怎麼又是調整,你們到底怎麼回事?)朱厚澤本來可以和所有共干一樣板起面孔背社論,無奈他太鐘愛同志間的真情交流,遂借手工業、商業調整,講起“生產關系要適應生產力”,講“在這樣的生產力水准怎麼搞全民所有、共產主義?”;還以毛澤東所說“社會主義還保留商品生產,價值規律還有積極作用”做題目,講了商業、市場、恢復集市貿易,恢復流通等等社會經濟ABC。

“最壞”的“修正主義黨內代言人”下放生產隊14年——直至11屆三中全會。2009年,在給我講故事的時候他告訴我:“鄧立群說我沒有消沉,讀了很多書。講得不對。第一,我相當消沉;第二,書讀的也不算多。”

那年頭當然沒什麼書可讀。但他還是讀了。泥棚裡、油燈下,他讀懂了毛澤東和列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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