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晴評論:米奇尼克到北京( 1)

1989年,東歐共產主義陣營解體。這一政治制度轉型,在中國當局——無論當時的鄧,江,還是今日的胡同志——看來,本屬同一版本的災難片:不管怎麼說,執政的無產階級政黨下台了。但是,若將從時間上看有如多米諾骨牌般的崩塌細分一下,波蘭與羅馬尼亞是太不同了:圓桌會議之後,曾經下令軍管的波蘭黨酋雅魯澤爾斯基被各派“選”為總統,而堅持個人獨裁的齊奧塞斯庫在軍隊倒戈的局勢下遭槍決。

2010-0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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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6月4日,就在坦克開到六部口,碾過撤退學生身體的那天,一萬公裡外的華沙,團結工會已成強勢的議會選舉即將舉行。於是,一位契而不舍地為民主與公民社會奮鬥的書生,一位在幾成絕望的局勢下將談判堅持下去的歷史性人物,進入國際公眾視野

記得不止一位民運領袖人物放言:東歐的共產主義體系,是在中國八九民運影響下轟然坍塌的。對此類“無知即無畏”的好漢,可稍加奉告的是:在中國好不容易等到毛澤東生命終結,軍人強力介入“生擒四人幫”,開啟改革開放之先聲的時候,人家波蘭“下放管理權限和企業自治,按價值規律辦事”的“體制內改革”已經玩了二十年。那是波蘭1956年因蘇共20大而迎來的“十月的春天”。米奇尼克十歲。

到了1976年,鄧小平正想著怎麼踢開絆腳石華國鋒自己甩開膀子干,在波蘭,老舊的變革思路——寄希望於當權者的開明,任何改變均需“從上面”啟動——不僅捉襟見肘,已經成了壓抑社會活力的認知制約。知識分子此時不可缺位啊!米奇尼克一篇《新演進》,驚醒“開明的社會主義專制主義”美夢,為波蘭社會變革打開新思路:不能指望共產黨王子的開明。化解國家極權所需要的,是持續不斷的公眾壓力,是獨立機構所能獲得的對權力的制約。

筆者本人結識米奇尼克,或者說,第一次領略這位思想家與社會活動家 (注意:非政治家,革命家和鼓動家) 的風采,是在11年前。那是1999年4月,兩大陣營冷戰“結束之開端”十周年。在國際觀察家眼裡,政治獨裁經非暴力抗爭而解體,最值得稱道並向世人推介的,當屬波蘭1989,特別是在最後關鍵時刻,在有團結工會,天主教神父和其他反對派代表(共57人)參加,經歷艱難討價還價之後終於達成歷史性妥協的華沙圓桌會議。於是,密西根大學的歐洲研究中心把能夠請得到的當時圍坐在圓桌周邊的歷史英雄邀到 Ann Arbor ,召開一個“協商瓦解共產 – 波蘭圓桌會議十年” (Communism’s Negotiated Collapse  The Polish Round Table, Ten Years Later) 學術討論會。

波蘭政要來了不少,包括當時的總理,但會上明星非米奇尼克莫屬,雖然這個終生奮鬥,屢屢坐牢,並且在關鍵時刻起到無可替代作用的團結工會運動顧問,事後堅持只擔任抗議運動達到頂峰時候創刊的《選舉日報》總編。

Ann Arbor 那次會,除了前圓桌客,美國各大學研究者,還有另外兩名來自極權國家的抗爭者受邀——曾經為自由而戰但慘遭失敗:一為古巴的 瑪麗亞•托雷斯,另一位就是當年除了干著急什麼作用也沒有起到的不肖了。我在會上痛心反省北京春夏之交粗糙紛亂的抗爭,並向與會智者坦承中國當年急於變革的青年和無論就理論還是組織而言,都極端不成熟的社會。直到今天,我還記得米奇尼克坐在台下第一排,用心細聽翻譯臨場轉譯的情景。發過言走下台,我們又談了幾句。他將自己一本英譯 《自由書簡》 (Letters From Freedom) 題名贈送。數年後,崔衛平據此出了該書的“委托印刷 文責自負”中譯本 《通往公民社會》。

大約五年前,南方報業手裡有了點盈余,想請一位前共產國家的思想者到中國和大家見個面。我提名他們這位報紙同行。南周采納了,當局不松口。又是五年過去:中國沒有一天不出事,而努力將暴力革命苗頭化解的組織與個人,已成出入警所常客。怪事在此刻出現:當局低調放行米奇尼克。難道“米氏理念”——將社會自發的維權力量導入理性軌道,從而為不同的人,不同的理念,不同的訴求,搭建起共有平台,讓衝突在對話與協商中化解,並且從專制者手中找回應有權利——快要成為官,民兩造的共識?

崔衛平把北京一小撥信奉非暴力但絕不放棄溫和執著抗爭的散人,找到他們夫婦下榻的旅館。幾乎每個人的提問都令他驚嘆——龐然中國的近代化轉型將如何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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