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晴专栏：《收租院》到德国（2）
2009.10.19
在中国难道有人能把已经落入军人之手的地盘要回来？但这回居然成功了。这是因为，进入大跃进时期的中国需要造势，仗已经打完，小小一个驻川办不可干扰大局：在中央文化部根据党中央精神的指引下，“县县办博物馆”、“村村办展览室”。四川省文化局紧跟著下文如下：
大地主刘文彩，在剥削和压迫农民方面，在我省较突出。为了用具体而生动的事实说明旧中国几千年来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进行残酷的压迫和剥削……决定将该庄园（新旧公馆）保留，设立地主庄园陈列室。
上边有命令，下边自然雷厉风行：中共大邑县委会发出成立“地主庄园陈列馆”的通知，由县委宣传部、农村工作部等机构联合，陈列馆筹备组成立。
第一步当然是掘墓抛尸。接著开始布置展览。无奈刘家庄园里边大部分家居细软已经流失，政府于是出面，根据展览的需要，向民间搜求。1959年春节开展。共三大板块：奢侈生活、罪恶的社会关系、剥削压迫的工具、刑具。为迎接建国十周年，又加上了四台蜡铸模型：吊打、老虎凳、枪杀、水牢。
随著全国阶级斗争升温，大邑县的这个陈列馆得到上一级的重视。中共温江地委宣传部介入，部长马力决定把整个专区的阶级斗争重点都移到这里，认为“蜡铸模型这种宣传形式很好，是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的有机统一。”他认为只有四台，气魄不够。最后在地委宣传部的直接指导下，又创作了吊打、活埋、逼租杀人等十七台，外加一套《百罪图》——无论展品还是“罪恶”，已经不限于刘文彩一家；指名道姓刘文彩罪恶，现在已经知道，几乎全部扑风捉影而后编造。具体说，就是“集中了多家地主的罪恶，用艺术手法表现出来”。
1962年秋，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把“阶级斗争”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这座大邑的列馆开始由四川省文化局主持“改馆”：用蜡模，以装置艺术的方式（即蜡人或泥人穿上真正的农民或地主的衣服，抬著真的筐、坐在真的椅子上），制作八台石膏模型。除了刘文彩的奢侈，更增加了地主的残酷剥削和农民的英勇反抗。即所谓“终于在党的领导下，彻底摧毁了封建地主阶级和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罪恶统治。”
泥塑《收租院》的想法就在这时冒出。陈列馆开始做准备，到“文化大革命”临近的1965年年中，按照中央“阶级斗争为纲”发指示的，已经是四川省委宣传部：作品“既要表现农民的悲惨生活，也要表现他们的不屈和反抗；既要表现地主阶级的凶恶残暴，也要表现他们的虚弱和恐惧。让人看到是一个收租院，想到是整个社会。”这一宗旨，由火速调来的专业艺术家予以实施，大型泥塑《收租院》出笼。
从那时候到今天，45年过去了。当下在法兰克福席尔恩美术馆展出的，叫做“百万人的艺术-毛泽东时代百人群雕”。据送展者叙述，“104个真人大小的人物，分为交租、验租、过斗、风谷、算账、逼租及反抗七个部分，人物形像生动，富有个性。整组群雕注重细节，规模宏大，以连续性的系列雕塑表现了完整的故事情节。”
什么情节？大邑刘家的故事，还是整个中国地主阶级的缩影？如果说中国农民的贫困、屈辱与仇恨，可以集中在地主的地租剥削上，1960年代初数千万农民饿死是怎么回事？在当今“和谐社会”“千年盛世”触目皆是的“讨薪农民工”和“失地农民”，又是怎么回事？
制造出《收租院》的艺术家技法娴熟，作品生动具有感染力，这都没错。但他们的创作在多大程度上受制于当时的政治需要？群雕所具感染力的指向，究竟是令观者精神升华，造福百姓，还是以欺骗的手段煽动仇恨为统治者的政治目标服务？
德国人一定还记得纳粹党冲锋队员如何高唱“今天，德国是我们的；明天，整个世界都是我们的！”；记得戈培尔当年发动的“波兰威胁”宣传攻势、记得他的名言：“宣传只有一个目标：征服群众。所有一切为这个目标服务的手段都是好的”——“语句铿锵、结构完美、攻势凌厉、效果赫然”全都当之无愧。
对自己历史上痛苦的一页，怀著对后世、对全世界的责任，反思又反思的德国人，会在今天拿出来煊赫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