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晴專欄:《收租院》到德國(3)

法蘭克福書展閉幕的前一天,應《法蘭克福彙報》記者之邀,我,德國的史明夫婦,還有從瑞典趕來參加會的茉莉夫婦,來到正在展出《泥塑群雕收租院》的申恩博物館。

2009-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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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upture_Mao02_305 2009年9月24日起,德國法蘭克福的Schirm畫廊以“毛時代的百件雕塑”為題展出中國革命宣傳泥塑《收租院》。(法新社)
AFP

《收租院》開展已經三周。據中方策劃人、重慶美術館館長馮斌說,“太轟動了!不少老外看得目瞪口呆”――或許不錯,因為直到我去的那天,參觀者依舊相當踊躍。可惜馮館座對此展怎麼偏偏選在以“搞怪”和“一重復一重之含義靠你剝”為辦展特色的法蘭克福申恩博物館,怕是不夠明細。

蔡國強或許懷有以荒誕解讀洗腦的原始衝動,可惜原件的衝力大大超過他的再創作,一路下來,只把自己弄成一個挨罵的獲獎人。好在我們這幾個趕上門來辯論的人,並不具這樣的後現代才華。我們的審美情趣尚未脫出傳統現實主義纏裹,更被當局主導的無產階級浪漫主義弄得渾渾噩噩、不稂不莠。不容抹去的是,我們曾經從《收租院》的時代走過。當政的共產黨向世界展示“軟實力”,我們痛惜未能從納稅人的角度制止。但向世人和後人講講《收租院》出籠記,講講幾代中國人被偷盜的理想和被耍弄的熱誠,似乎是不容剝奪的權利。以小說家、《北京植物人》作者馬建的話說:國家不惜花費巨資,送來這麼一個大謊話——不予以揭穿,就是我們的失職了。

怎麼揭穿?本來,我特別希望人已經在法蘭克福的馮館長能在現場說說他如何“夢想成真”,無奈聯系不上――恰如我們在書展怎麼也找不到鐵凝、莫言在開幕式上贊揚的“傑出中國作家”、山東省作家協會副主席王兆山(大家都知道他怎麼因為一首“黨疼國愛 做鬼也幸福”一夜之間享譽全國);怎麼也無法與“書號大總管”、新聞出版總署出版管理司司長吳尚之直接對話。人家文化官員正美美地享用“文化奧運”之闊綽,法國意大利近在咫尺,旅游購物還忙不過來,哪有時間理我們。

那好。我就自己說吧。先從《收租院》作為該組雕塑“最佳版本”首次完整出川,成為法蘭克福書展上“唯一一件中國美術展品”說起。我告訴德方主持人,當我據此告訴我在北京的朋友的時候――大家也都不大明細申恩博物館的開放式用意――幾乎所有的人,在大吃一驚之後,都憂心忡忡地問:難道藝術可以和事實如此背道而馳?對於“謊言重復一千次就成了真理”他們依舊篤信?

面對群塑,我先說《收租院》主人公:這位有著“川西教父”之稱的大地主劉文彩無疑西南一帶巨富。他富到什麼程度?且不說劉家老五劉文彩如何為他的六弟劉文輝養兵打仗,也不說他任總舵主的“十萬兄弟伙 一萬多條槍”的“公益協進社”怎麼跟蔣介石叫板,僅從1940年代中他以一人之力建起的那座直到今天還當得上“全川第一”的“文彩中學”——以當年貨幣計,即耗資200萬美金之巨。不錯,在他名下,擁有土地8000多畝。但就算每畝地地租收入達大米400斤,收到夠蓋這所中學,最少也得600年。

他的錢從哪裡來?研究者早已揭出:一曰制毒販毒;二曰欺行霸市強征暴斂——古今中外哪個平地起家的老大不這麼干?問題是劉文彩怎麼擎到這個大籌。這其實也屬常識:地方武力。從冷兵器時候的刀槍劍戟,到總舵主時候的長短火器。

“看得目瞪口呆”的法蘭克福人沒有可能知道,群塑中那個手握念珠、身著綢衫、為創作者硬安排到收租現場的劉文彩,與他們唯一的聯系,是在六、七十年前,將川康種植並熬制的上等嗎啡運到上海,換取德國造手槍。

有了槍就有了權。有權就能壟斷稅收、關卡。劉文彩的官職不下二十多,“稅捐總局總辦”、“煙酒公賣局局長”、“清剿禁煙委員會副主任”……簡直就是響當當的大洋了。

但是,靠會黨、靠武裝、靠官府而致富,似乎不是已經當政的共產黨願意明說的話。但弄掉黨內對手必須煽動仇恨。恨誰呢?在《收租院》火爆的1965年,中國農民本已經過了最為慘烈的生生餓死千萬人的“人禍”,無奈億萬地無一壟的“公社社員”,根本不知自己作為國民的權利,也早已沒有自己的聲音。他們當然已經不必交地租。生產隊長逼他們交的,是愛國公糧。

即便如此,當局也不打算放過他們。粗黑的手、憂郁的眼神、佝僂的身軀,終成毛澤東宣揚階級鬥爭的道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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