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晴專欄:《收租院》到德國(4)

但窮人必須恨富人,恨那些靠擁有土地而殘酷剝削他們的人,直到“反抗的怒火迅猛燃燒”“決心把這個鬼門關砸個稀巴爛”--這就是共產黨建政初始在農村推行鬥地主分田地、繼而合作化、公社化,最終將全部土地國有化的合法性依據。至於如今房地產開發利益分成中“地方政府占大頭”,已屬“六十年偉業-土地篇”之第二幕。

2009-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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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於1954年的茉莉,對馮館長為之驕傲的“逼真”顯然相當認同。在展出現場,她抓住每一個與我擦身而過的機會,不無激動地悄聲說:“看那籮筐,和我用過的一模一樣”;“那風谷機,我們在湖南用的也是那樣的”;“我挑過130斤。1968年,水沒過膝蓋……”。

130斤,交地租麼?“交公糧。在大隊的場院。”她說。“就是‘愛國公糧’,壓價兼壓等,沒人不知道。實際上公糧之外,還要多交,叫‘獻忠心糧’。”她的夫君、也曾在湖南邵陽親近過土地的文藝理論家傅正明補充說。

1968年。茉莉只有十四歲,但她已經記事。她記得鄉裡的伯伯、嬸嬸們對她說過的最可怕的飢餓歲月——並不在《收租院》打算展現的1948,而在不過數年前“自然災害”時期;她也記得那具與展品一模一樣的風谷機——吹去了稻稗的糧食就從那坡口流出。

“分配我看風谷機。鄉親們沒有不偷的,除了我。”
“你為什麼不偷?”德國記者問。
“我是黑五類呀。”她答道。德國人一頭霧水。史明只好做背景解說:“偷公糧”也有小貪小占的經濟過錯與政治罪行之分。

怎麼能不偷呢?對中共建政史有些許知識的人都知道,1950年6月,共產黨當政後第一次重大會議(七屆三中全會)確認的目標,就是為實現“國家財政經濟狀況基本好轉”,其中首要任務是“完成土地改革”:《土地改革法》隨即公布。兩個月後,政務院出台《關於劃分農村階級成分的決定》,土改成果兩年後顯現:“三億多無地少地農民分得七億畝土地”。就算此中的不平等與不公正暫且不說(比如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等),不過幾個月之後(1953年2月),“關於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社的決議”(即初級社)即作為中共中央命令下達。新成立的共和國正雄心勃勃地實現工業化與都市建設,錢啊,到哪裡去弄錢呢?強調“定產、定購、定銷”的《迅速布置糧食購銷工作》文件由中共中央、國務院頒布。但初級社作為強征手段,還顯得軟了一點。毛澤東親自召開省委書記會(1955年7月),提出“農業合作化問題”。終於,在吹鼓手高調請功、報功騙局中,高級社成立。此時,距離馬屁精們將毛澤東“還是辦人民公社好”的贊嘆轉換為“人民公社好”之聖諭,接著聯鄉並社轉公社,不過兩年。隨著共和國前進的步伐,劉文彩的佃農變成國有土地上的勞工。

他們交公糧、掙工分。茉莉作為未成年女勞力,一天掙六分。以種種名目上繳之後剩給社員的,比起劉地主們剩給佃戶的,能多出多少呢?讀者啊,就算你沒有讀過楊繼繩的《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飢荒紀實》;沒讀過陳桂棣、春桃夫婦的《中國農民調查》,如果碰巧於1980年代初在中國農村走過,你可曾為中國農村之凋敝感到痛徹心髓的震撼——所有普通百姓住房,無一不破敗到難於維持尊嚴的地步。房子是農民的命。只要攢出一分錢,也會投到房子上。他們是給剝奪殆盡了啊。

馮館長說,“《收租院》是怎樣產生的,講述了一個怎樣的故事,我們用了五六種印刷品去講述。德國也經歷過封建社會,我想他們應該可以理解,但相對於故事,德國人對雕塑本身更感興趣。” 事情果真如此麼?

“五六種印刷品”我們那次未能收全,但拿到了最重要的一件:德英兩種文字的“百萬人的藝術-毛澤東時代百人群雕”——大16開本、198頁、全部道林紙精印。該圖冊在顯示群塑作品整體與細部的同時,對中國藝術家如何遵循革命現實主義創作規律、如何下鄉訪貧問苦,也做了詳盡介紹,還發表了當時拍攝的農民原型和模特演員現場擺姿勢照片。可惜的是,對於《收租院》究竟是怎樣產生的,講述的究竟是一個怎樣的故事,馮館長的姿態……說畏首畏尾重了點,“揣著明白裝糊塗”是肯定的了。

該圖冊154頁“第六部分-反抗”所書文字如下:“怒火燃燒,決心抵抗:一群年輕力壯的農民離開場院。怒火在他們眼中燃燒。傲岸的身姿表明,下次再來的時候,帶的將不是租糧,而是武器。”且不說如此具體的表述有沒有實地訪問依據,只看那張置於圖冊封面封底加折頁、長達80公分的大照片,所選的,正是當年《收租院》傾國宣傳當中最光彩的一頁:“僥幸從水牢裡活著出來的僅有的一個人”(即後來評為四川省勞模、到北京參加國慶大典、並當上了縣委委員、婦聯委員、政協副主席等等的“冷媽媽”),為整齊排坐著的青年學生、解放軍戰士講她述她如何因為欠租,在產後第三天即被關拋進水牢關押七天七夜的經歷。畫面正中,毛主席像、紅旗之外,更有巨大橫幅“不忘階級苦 牢記血淚仇”。

共產黨員冷月英為宣傳而造勢的故事,在近30年間,已有多部作品予以披露:地主莊園並無水牢,冷月英也不是他家佃戶,更遑論“滿身血水、雙足沾了死人肉”。早在1981年,在記者一再追問下,冷月英已於情急之下說出:“你們追著我問什麼?又不是我要那樣講的。是縣委要我那樣講的。要問,你們問縣委去!”

對此,送展官員馮斌絲毫不知情麼?知情而說“經歷過封建社會”的德國人可以理解——德國的封建社會有一黨專制下調用全部資源的宣傳麼?他為什麼不說“經歷過納粹時代的德國人”更能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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