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京评论】新自由主义的失势与中国经济转型的困境


2016.0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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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quote620.jpg 梁京评新自由主义与中国经济(法新社图片/粤语部制图)

IMF上周四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新自由主义:已超卖”,引发了强烈反响。重要的原因就是,在过去二十年中,IMF一直是新自由主义的重镇,在推动所谓“华盛顿共识”中扮演了不可替代的角色。

有人把“华盛顿共识”概括爲这样十大方针:压缩财政赤字、重视基础设施建设、降低边际税率、利率市场化、有竞争力的汇率制度、贸易自由化、鼓励资本跨国流动、推动国企私有化。IMF的文章对新自由主义的批评集中在财政紧缩和资本跨国流动这两个方面,认爲这两个关键政策扩大了社会不平等,从而危及了长期增长,也带来了资本市场的不稳定。

虽然自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对"新自由主义"的批评就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强烈,但此次IMF公开发文批评“新自由主义”仍有不寻常的意义。看来,“新自由主义”作爲经济政策主流话语的时代正在过去,推动这一重大转折最关键的历史事件,就是今年美国的总统大选。现在看得很清楚,无论谁当选总统,都会对新自由主义的思路做重大调整,若桑德斯上台,更意味著对新自由主义的全面逆转。

不少人认爲,新自由主义在全球时兴的时代,中国是最大赢家。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决策当局对新自由主义并没有盲从,而是有选择地利用,令自己在上一轮全球化中,取得了最大的国际竞争优势。不仅实现了经济超高速增长,而且大幅度减小了赤贫人口,推动了中産阶级的成长。这个说法虽然有道理,但中国是否能成爲最终的赢家尚未可知,因爲中国不仅也发生了非常严重的不平等问题,而且,由于中国特殊的政治和社会结构,搞得不好,在这一次新自由主义失势的全球性大转折中,有可能成爲最大的输家。

中国特殊的政治结构不仅表现爲政治专制,同时也表现爲中央集权,而中国特殊的社会结构则突出地表现爲庞大的农民阶级。新自由主义在全球时兴的一个重大后果,就是极大地削弱了民主政治对资本的制约,但并没有真正弱化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中央政府尤其是货币和金融决策当局对经济的干预。在中国,这种干预导致的经济后果不仅仅是财富向少数权贵的集中,还导致了财富向权贵控制的国企的集中。

因此,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不仅是如何壮大中産阶级来减少社会不平等的问题,还要解决新形势下的三农问题,包括农名工问题。习近平最近对小岗村的视察表明,他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而习近平最近对黑龙江的视察,则表明国企问题的严重性。

在美国,批判新自由主义的政治力量有一个重要的政治诉求,就是削弱中央政府尤其是货币决策当局的权力,扩大州权。我相信,无论是川普上台还是希拉里上台,一个明显的趋势就是增强地方政府调整收入分配,提升社会平等的功能,因爲只有这样,才能再度激发民主政治的活力,实现新的技术条件下的经济转型。

对比之下,中国经济转型的困境并不在于缺乏新技术,而在于中央集权的专制体制在增强地方政府的收入分配调节功能上很难突破。自94年税改之后,中国地方政府干预经济的权力其实并没有被削弱,而是被引上恶行竞争。今天中国出现严重的社会不平等与这种恶行竞争有非常直接的关系。习近平的麻烦在于,进一步强化中央集权,无助于解决日趋尖锐的社会不平等问题,而如何分权又没有可行的思路。

在这个背景下,新自由主义的失势在中国新一代知识精英中重新激活了马克思的阶级话语。这个趋势对于没有地方自治更没有民主政治的中国来说,并不是一个好兆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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