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京評論】「我將無我」與國將不國

2019-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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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此中共建政七十「大慶」之際,所有真誠關心「國家大事」的人,心情都難以平靜,除了對當年李慎之在「五十大慶」深夜感嘆「風雨蒼黃」的巨大共鳴,更有一種難以名狀的憂心。因為整整一甲子之前,中共以舉國之力辦了第一個「大慶」,而天安門廣場之夜煙花歌舞餘音未了,中國就進入了文明史上規模最大,也最為「有序」的大飢荒。幾千萬中國人近乎悄然無聲地餓死,世界卻毫不知情,以至連費正清,美國最權威的中國問題專家,也一度不信這個人間慘劇確已發生。

考慮到當前中共政權所面對的嚴峻形勢,了解六十年前這段歷史的人很難不發問,這一次中共建政「七十大慶」,會不會重演第一個「大慶」的命運,成為一場人為浩劫的開端?我的看法是,這種可能性不僅存在,且相當嚴重。這個判斷的基本邏輯就是,習近平執政以來,選擇以強勢手段對付內外危機,結果是迅速惡化了中國的內外危機。特朗普上台對中國發動貿易戰,是外部危機惡化的產物。貿易戰以中國意想不到的速度開始了美國經濟「去中國化」的進程,令中國經濟遭遇六四以來最嚴重的危機。雖然特朗普無意動搖習在中國的地位,更沒有想顛覆中共政權,而只是想讓中國「服軟」,但習的強硬對抗姿態,不僅錯過了與特朗普妥協的機會,而且由於香港危機意外爆發,中國的內外危機出現了一個相互推動的契機。對這一極為不利的發展,我認為習近平雖感意外和壓力,卻並非沒有心理準備。他不可能像一些人期望的那樣,改弦更張、以理性變革應對危機;相反,他很可能在全面危機的壓力下,實踐他「我將無我,不負人民」的自我期許,從而可能製造出一場21世紀的巨大人禍。

習為甚麼會這樣選擇?這裡既有偶然的歷史機緣,也有深刻的制度和文化原因。一個基本事實就是,無論從主觀還是客觀條件看,習選擇理性改革都不會成功,而必然是「我將無我」,趙紫陽和戈爾巴喬夫都是他的前車之鑒,因此,他以自欺欺人的「不負人民」來為自私的權力豪賭辯護,過一把做「習大帝」的癮。他的選擇不僅沒有遭遇有效阻擊,且不斷得寸進尺,恰恰說明他看到了對他有利的條件。但也正如他心裡明白的,這種豪賭的結果,不僅最終還是「我將無我」,也必然導致「國將不國」。我為甚麼要說習近平心裡對此是明白的呢?我的根據就是習從來不講道理,也不準備講道理,這和毛澤東是不一樣的。毛敢講革命道理,因為他自己真信,而且他還知道,不少追隨者也真信。而習近平除了迷信權力,很難說有甚麼真信仰,他的文革和官場經歷給他的最大教益,絕不是「理想主義」,而是如何去做以及如何去對付所謂的「兩面人」。

習近平直面「我將無我」,以生死為注進行權力豪賭,無疑加速了黨國的解體,但這會不會帶來一場生靈塗炭的大難,以至讓中國也「國將不國」?這個問題其實已非常現實。我當然希望中國有機會避免重復歷史的劫難,而實現這個願望的一大關鍵和最大變數,恰恰是習近平在權力面臨終極挑戰的時候,會不會或者有沒有機會以犧牲億萬人的生命來保個人權力。十一閱兵以展示最新戰略核武器為重心,顯然不是甚麼好兆頭。


(以上評論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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