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京評論﹕漢源民變意義重大


2004-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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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是維護中共政權的人還是希望中共倒臺的人,其實都不否認這樣一個基本的事實:這個政權之腐敗與不公,早已大大超過了當年的國民黨政權。

維護中共政權的人之所以維護它,當然首先是為了維護自己的利益,但同時,他們一般也相信,中共政權不可動搖,因為一旦動搖,則傾巢之下,沒有完卵,因此,不論中共多腐敗,多數人也不會允許它垮臺。希望中共倒臺的人,則認為如此腐敗的政權一日不去,中國就沒有希望。

有意思的是,持這兩種不同立場的人,卻還有另外一個共識,那就是“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因此,維護中共政權的人,把中共政權的穩定,押在不可能發生大規模民變的賭注上,而希望共產黨垮臺的人,則相信“官逼民反”是專制政權不變的規律,作為結束中共政權的一個必要條件,大規模民變必然會發生。

漢源事件的重要意義首先在於,它至少證明,今日大陸發生大規模民變的可能性還是存在的。

而對許多人來說,漢源民變最大的意外,就是當地農民反抗的規模與激烈程度。

九十年代朱鎔基上臺以後,一方面向中央集中財權,另一方面又把各種公共支出,尤其是農村義務教育等支出,壓給地方,而各省市政府也如此效仿,不斷向上集中財力,向下轉移負擔。於是內地農村基層的官員,不得不想方設法盤剝農民,否則,連自己的工資都成了問題。

在這個過程中,中共各級官員發現,農民雖然非常不滿,但面對強大的鎮壓機器,很難組織有效反抗。於是,他們就更加膽大妄為起來。近年來,雖然國內和國際社會同情大陸農民的聲音越來越大,但也有很多人相信,農民的反抗不會有什麼結果。

漢源民變說明,當地高級官員的無能,是導致這次大規模民變一個非常關鍵的因素。而這個因素,不僅在四川,而且也會相當普遍地存在其他省份。這是因為,江澤民為了維護自己的權力,重用了許多毫無根基的小人。這些人完全沒有能力與百姓對話,卻處在執掌地方大權的位置。因為害怕面對百姓,他們會非常輕率地使用鎮壓手段,因而大大增加事態失控的可能。胡錦濤、溫家寶能夠在多大程度上迅速地把一批與自己的政治理念一致,同時又敢於擔當,能夠面對百姓的人,提拔到關鍵的地方崗位上來,是考驗他們“執政能力”的一個非常緊迫的問題。

應該說,漢源民變如同SARS危機一樣,既是對胡溫的挑戰,也是胡溫的一個重大機遇。胡溫執政之前,一直沒有機會扶持自己的政治勢力,因此,執政後明顯存在指揮不靈的問題。漢源民變在中共內部將加劇危機感,有利胡溫借機加強自己的權威和控制能力。但問題是,恰恰在這方面,胡溫面臨非常大的障礙。

障礙首先來自中共大局糜爛的現實。江澤民和朱鎔基,一個妒賢,一個嫉能,很難想像,在他們經營了這麼多年之後,中共的上層還能倖存多少真有一點人格魅力的人物。現在的中共上層,雖然熱衷在政治舞臺上演戲的人為數不少,但長期生活在腐敗泥潭中的他們,演技再高,都有一個致命的弱點,就是絲毫沒有正氣。而要能夠面對怒火中燒的百姓,並能夠與他們對話,一點正氣都沒有,全靠演技是不行的。

加強權威最大的障礙還是來自胡溫自己。他們雖然有為民謀利的真誠願望,但仍然被太多自欺欺人的框框所束縛。最明顯的是,他們對於恢復中共這具政治僵屍在大陸社會的活力,仍抱不切實際的幻想,這就妨礙他們跳出一黨專制的框架來思考問題,去尋找政治盟友和夥伴,去發現和啟用人才。

漢源民變如果能夠真正產生積極而深遠的影響,就在於它不僅讓更多的人認識到大陸政治改革的緊迫性,而且,能夠促使胡溫兩人對一些基本問題進行反省。胡溫制止事態進一步惡化的幾項措施,說明他們認識到了濫用暴力的危險。但是,事情還沒有完,他們的下幾步棋,可能將至關重要,因為許多人根據漢源事件的結局,來估價大陸政治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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