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京評論﹕從跪著的“自由”到跪著的“民主”


2006-0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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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9月﹐廣東番禺太石村村民要求罷免村官﹐徹查土地交易的款項。(法新社)

共產主義運動最大的諷刺莫過於這個以無產者掙脫鎖鏈,獲得解放為目的的運動結果卻如哈耶克所言,成為一條通往奴役的道路。在共產主義者獲得政權的國度,人民反而失去了自由。在所謂社會主義國家中,為共產黨奪取政權犧牲最大的中國農民,遭遇最為悲慘,他們長時間地被束縛在集體農業中,不僅普遍陷入貧困,而且幾乎完全失去人身自由。五九年到六零年的大飢荒,更奪去了數千萬人的生命。

上世紀八十年代的包產到戶,大陸農民最滿意的不僅是吃飽了肚子,更重要的是重獲人身自由。當然,這不過是一種跪著的自由,農民依然沒有政治權力,依然是二等公民。令世人震驚的是,這有限的自由,竟然給了大陸經濟如此巨大的推動力。

跪著的自由並不是沒有後果的。現在看得很清楚,在一個跪在政治強權面前的自由經濟中,弱者的權利必然普遍遭到忽視。六四以來,大陸各種弱勢群體的利益遭到了嚴重的傷害,農民在這個大變局中又一次成為最大的輸家。不錯,傳統意義的農民是一個必然消亡的階級,但大陸農民的遭遇在於,太多的人找不到轉換身份的機會。傳統農民的基礎已不復存在,但城市卻只為他們打開了僕役的側門:他們只能以所謂農民工的身份進城打工,卻很難跨越成為市民的高門檻。農民日益成為流民。

在很長的時間裡,忙於瓜分和享受財富的大陸當權派無心關注農民的遭遇,大陸的知識和文化精英也專注於享受跪著的自由帶來的種種好處,直到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意識到,農民問題開始威脅到整個社會的安定。

在農民問題上,胡溫顯然比江朱有更深的理解,更多的同情,但更重要的是,他們是江朱不負責任的農村政策後果最直接的承受者,江朱造成的很多後果他們想回避也回避不了,而要由他們來買單。

2006年兩會的準備過程與進行過程,共產黨當權者對農民問題之關注,問計求賢的態度之誠懇,為多年所罕見。中共中央還專門為擴大政協參政發了一個5號文件。我想,許多人都與我持相同的看法,那就是這一次共產黨並不是做做樣子。靠農民打天下的共產黨真正感到了農民問題對自己的威脅。共產黨當權者從越來越多的太石村,東洲村事件中看到,不少農民已經不願繼續跪下去了,更有一些知識分子試圖帶領他們一同站起來。

農民問題正在成為促使共產黨放寬民主議政尺度最有力的槓桿。這首先是因為共產黨當權者對農民問題的嚴重性雖有認識,但並沒有什麼有信心的辦法。放寬議政的尺度,一方面可以集思廣益,更重要的是可以減少政策失敗後的政治風險。最有意思的是,在大陸所謂的民意機構中,最缺的恰恰是農民的代表。在這樣一個幾乎沒有農民代表的議政體制中,議論農民問題,比較容易形成的基本的共識,就是不要讓農民問題顛覆現存的秩序。

跪著的自由引發的問題正在催生跪著的民主。跪著的民主能否找到解決農民問題的辦法呢?我注意到民建中央提出了一個頗有深意的建議。據《新京報》報道,民建中央調查部負責人,政協委員熊大方說,他們調研發現,城市中20世紀80年代以後出生的人員規模越來越大,他們對城市的認同感較高,已經淡漠了再回農村的想法,在思想意識和生活習慣上也基本上與城市居民相融了,在提案中他們特別建議優先使他們邁過市民化的“門檻”。但這一建議馬上就遭到公安部某官員的反駁。他認為,“現階段城鄉差別太大,戶口放開後,大量農民工會湧向城鎮,無法招架。”因此,“農民工市民化還需要一個比較長的過渡時間”。

看來,跪著的民主如果找到什麼辦法的話,恐怕也必須是讓農民繼續跪著的辦法。問題是,農民會答應繼續跪下去嗎?中國人會願意繼續跪下去嗎?這個問題不是我今天能夠回答的,也不是今天當權的任何精英能夠回答的,而恐怕正是要由那些上世紀八十年代以後出生的農民來回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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