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京评论﹕从另一个角度看胡锦涛访美


2006-0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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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评论指出,此次胡锦涛访美将不会有什么重大突破。从两国最关切的问题来看,我同意这一判断。台湾问题,中美维持现状的立场已经非常明朗,台独势力中的少数极端分子,无力打破这一均衡。美中贸易不平衡,虽然令美国很不舒服,但他们也看到,一个巴掌拍不响,中美贸易不平衡美国方面也有自己的问题,而且解决这个问题并没有马上奏效的简单办法。就连那些主张逼迫人民币升值的国会议员,最近也降低了调门。至于大陆的人权问题,胡锦涛可以举出很多实事,说明当局正在进行系统的努力在改善人权,包括对死刑更严格的审核,保障劳工权利的立法,等等。

不过,两国利益博弈的得失,仅仅是评估胡锦涛访美的一个角度。另外还有一个角度也很重要,那就是看胡锦涛访美,对于他本人关于中国现代化路径的认知,会发生什么样的影响。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千曲百折,代价高昂,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时间,付出了无数人的生命,却至今未能建立宪政民主和法治,以致再次发生大动乱的危险依然挥之不去。这个事实说明,中国政治精英的认知能力实在是很有问题。

中国政治精英认知能力差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最高当权者对先行现代化的国家总是孤陋寡闻,充满偏见。为什么这种情况会反复出现呢?我以为这与中国大一统的政治逻辑有很大关系。当大一统尚能维系的时候,最高当权者的偏见与无知,不可避免地导致中国屡屡丧失机会。这是因为大一统从不给地方和基层多少自主革新的空间。基层和地方的认知主动性长期被压抑,严重地阻碍了中国整体认知能力的提升。而一旦大一统的秩序崩塌,中国政治精英们又不得不为重建秩序而拼得你死我活。于是中国的政治权力游戏产生了这样一个悖论:那些最有机会在争夺最高权力中胜出的人,却最不可能有机会去深入认识发达国家之所以发达的原因。这样一来,中国最高当权者对现代化国家的无知与偏见,就会不断被内生出来,一次又一次地贻误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七十年代初,毛泽东联美反苏,为打破这个悖论创造了难得的历史机会。我们不能否认,当年邓小平因出使联合国大会而访美,对他以后决心改革开放产生了巨大和深远的影响。遗憾的是,邓小平对西方的了解毕竟十分有限,他更不可能改变整个共产党元老层的无知与偏见。但即便如此,他对西方发达国家的直接观察和亲身感受,已经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发生了巨大的积极影响。

历史上中国当权者对其他文明的无知与偏见,除了因为中国政治游戏本身的制约,也与中国地理环境的相对封闭有很大的关系,现在,应该说这个制约已经不复存在。中国的当权者如果想比较深入地了解先进国家重要的历史经验和制度安排,他可以有非常多的渠道和方式去这样做,尤其是朝发夕至的现代交通手段,可以让他立即身历其境,用自己的眼睛去直接观察,用自己的嘴巴和耳朵直接与另一个文明的精英和百姓对话。

因此,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中国的当权者对发达国家的见识,完全取决于他有没有足够的意愿和认知能力,直接向其他文明学习,去了解现代化的奥妙。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胡锦涛访美,他究竟能够从美国学到多少对中国有用的知识呢?我们显然不能有什么期望,因为我们知道,他的仆从们一直在花大量的时间,与美国方面谈判对胡锦涛礼遇的规格,而不是给他安排一个尽量增长见识的旅程。

胡锦涛自己也很清楚,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又走到了一个重要关口。他正在被各种中国古老的难题和全新的难题所困扰: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平衡,官吏与农民的冲突,大规模人口流动和迁徙,史无前例的劳工大军与资本的对立,胡锦涛难道真没有感觉他可以从美国的过去和今天学到一点有用的东西吗?

中国的不幸在于当权者的无知与偏见能够给百姓带来比许多其他国家更大的伤害。由于大一统的观念依然十分强大,这一点至今还没有根本改变。不过,事情也开始起变化,网络时代正在急速地提高地方尤其是基层精英的认知能力。陈光诚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种新的可能:千万个民间领袖借助与现代文明的直接沟通得以迅速成长,他们对现代化的见识和公民社会理念远远超过中央的政治精英,因而能够极大地减少中央精英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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