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京評論﹕大陸道德重建困難的根源
2006.03.20
在最近的兩會上，胡錦濤提出了“八榮八恥”的所謂社會主義榮辱觀，多數人對此無動于衷，衹是那些一貫在人們心目中厚顏無恥的“党的喉舌”們急忙進行吹捧。
胡錦濤為什么要在這個時候提出八榮八恥？除了顯示自己已經确立了君臨天下的至尊地位，提出八榮八恥等于事實上承認，他搞了兩年的共產党員先進性教育，大陸面對的依然是一個寡廉鮮恥，道德缺失的社會。
提出八榮八恥，說明胡錦濤對當今大陸社會道德狀況的憂慮，也表明他想利用自己的權威來改變這一點。應該說，比起三個代表和共產党員先進性這些狂妄和偏見十足的口號，八榮八恥是一個進步，因為其中多數价值是社會能夠普遍認同的。當然，胡錦濤還是要戴上一個社會主義的帽子，而且，他所謂的祖國在很大程度上是共產党政權的同義語。
撇開這些不論，真正的問題是，胡錦濤提出八榮八恥，能否達到推動大陸社會道德重建的目的？多數人之所以對胡錦濤的八榮八恥無動于衷，說明他們對此不抱幻想，而他們的這种看法是有根据的。
有人把大陸道德淪亡的現狀歸咎于市場化，這种看法是不對的。事實上，在許多市場遠比大陸發達的國家，一般道德水准也遠比大陸要高。把市場与道德對立起來，是一些當權者保護自己對權力壟斷的論調。
成王敗寇一直是中華帝國合法性的基礎，這种合法性基礎本身就有缺乏道德資源的問題。為了彌補這一點，中國人發明了天命說，同時還發展了一套“弱德”的哲學和文化。所謂“弱德”，是弱者之德。有學者說，儒教倫理的核心就是強調弱者之德，也就是強調地位低下者要忍讓而不要抗爭。雖然今天已經是二十一世紀，但是大陸政權的合法性基礎依然是用暴力改朝換代。正因為如此，現在有一些大陸學者，鼓吹恢复儒教的仁政傳統，而要實現這一點，前提就是多數國民愿意接受弱者之德。這恐怕也是胡錦濤提出八榮八恥的一個背景吧。
中國能否通過恢复“弱德”的傳統重建道德，會是一個長期爭論不休的問題。但就眼下的大陸而言，道德重建的最大障礙，就在于九十年代以來形成的一套逼良為娼的激勵体制。所謂逼良為娼的体制，就是這种体制的激勵導向与道德要求完全相反，好人沒有好報，壞人得實惠。
大陸激勵系統的這种逆向道德選擇，并非如大陸學者所說，是出于對市場認識的偏差，而是大陸當權者在合法性危机的壓力下，自覺地利用經濟利益的誘惑，收買精英階層的結果。大陸的精英階層面臨的選擇是，如果你要堅持公正和正義，那你就可能丟飯碗，受窮，而如果你要愿意以犧牲公共利益來謀私利，那我就睜一眼，閉一眼，放你一條路。
九十年代初的稅制改革，把整個國家的財政資源，向中央和上級集中，而把各种公共服務的支出負擔甩給了基層和農村。當權者怎么可能不知道這樣做對百姓的后果呢？但他們需要錢來收買那些更有政治能量的階層和集團。
在九十年代以前，大陸政府官員以及衛生、教育等公共服務的事業机构的收入，与勞工階層的收入差別并不十分懸殊，但從九十年代中期以后，無論是名義的還是實際的收入差距都迅速拉幵了。正是當權者對官員以權謀私，醫生盤剝病人，學校盤剝學生采取了放縱的態度，才使得九十年代后期大批國營企業工人的大規模下崗沒有了政治抵抗的能力，因為精英階層的利益，已經与工人分离了。
大陸當權者為了保護自己的權力，几乎把整個大陸的知識和精英階層都拉下了水。教師必須在課堂上留一手，因為不能沒有課外補習的收入，醫生則不能不亂開處方，因為不能沒有回扣，警察不能不吃罰款，法官則不能不吃原告和被告，而學者和專家要想不受窮，就不能不招搖撞騙。當道德的選擇已經普遍与個人的利益發生沖突時，寄希望于個人的羞恥感來重建道德是不可能的。
要從這個道德淪喪的泥潭中拔出來，需要普遍地引入自治，比如地方的自治，大學的自治，但這樣一來，共產党的位置又放在哪里呢？我不怀疑胡錦濤推動道德重建的真心，但我确實怀疑他能否明白許多人早已明白的道理：衹要共產党不放棄對政治權力的壟斷，中國的道德建設就沒有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