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大的相似之處就是難以化解的政權合法性危機。回顧百年前的辛亥革命，人們最容易想到的一個問題就是，當年搞君主立憲究竟有沒有真實的機會？倘若慈禧不廢除科舉，倘若她死後不搞“皇族內閣”，而是繼續大膽任用漢人的能臣，中國，或者說大清的君主立憲之夢依然是不可能的嗎？
對這個問題的爭論無疑將持續下去，但今天的主流看法是革命無法避免。當然，理由各有不同。一種理由就是，改朝換代是中國的傳統，改革再得力，這個傳統也會最終勝出；另一個理由，就是當時世界的合法性理念是民族國家，作為一個少數民族統治的帝國，君主立憲難有機會。不過，近年來中國精英階層中也有另一種思潮在流行，革命皆因改革，如果晚清不改革，中國人今天還會拖著一條辮子。
正如哲人所見，所有的歷史，其實都是在說現在。以上的幾種說法代表了今日中國人對中共政權合法性危機的思考。那麼，這幾種說法誰是誰非？這些想法又將如何影響中國大局的走勢？這才是我們今天關心的問題。
晚清的歷史和中共自文革後的歷史究竟揭示了一些什麼道理呢？首先，不管你喜歡不喜歡，西方文明的強勢擴張樹立了一種全球性的合法性理念。中國不承認這種合法性理念，就無法與外部世界打交道，因此，在現實利益的壓力下，中國不可能不改革。但是，改革可以改變中國與外部打交道的能力和相對實力，卻無法從根本上解決中國政權自身的合法性危機，因為中國傳統的合法性定義不但不可能因改革而得到鞏固，反而因改革而被顛覆。這就是晚清和中共政權共同的遭遇。
正因如此，早有明白人指出，中共不改革亡國，改革要亡黨，也有人指出，中共不改革是等死，改革是找死。也正因為信了這種邏輯，當改革帶來國力增長，反而削弱了上層改革的動力。那種認為大清不改革就能堅持下來的看法，折射了六四之後中共上層的普遍心態。
這種邏輯究竟對不對呢？現在看來，由於滿清和中共政權存在的深刻的合法性危機，改革避免不了政治革命，但由此就推出不改革也能長期混下去的結論，則完全是自欺欺人。現在，這種自欺欺人的邏輯已經導致了極其嚴重的後果，中國出現了危機全面爆發的危險。但既然不論改還是不改，橫豎都是死，我們有什麼道理來規勸當權者去改革呢？
從當權者的切身利益考慮，改革是否就真是一種非理性選擇？歷史事實表明，那種“改革是找死”的說法，嚴重誇大了當代改革者的個人風險。今年是蘇共政權垮台二十周年。蘇聯的轟然倒塌，是當代最驚人的歷史事件。其驚人之處，不僅在於事發突然，更在於事變竟如此平和，完全不像許多人想像的那樣血腥和混亂。對此，蘇聯時代的文明進步是一大原因，戈爾巴喬夫也功不可沒。他的改革不成功，但他的真誠和超脫，使整個帝國和他自己都避免了一場血光之災。
台灣的例子自不待言。這個例子說明在民智已開的時代，中國人可以凝聚足夠的集體理性，走出成王敗寇的歷史陷阱。而蔣經國明智地看到了這一點。他不僅成就了台灣的民主，也給國民黨帶來生機，給蔣家後人，留下一條抬頭做人的生路。
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的國際環境從來沒有這樣好，中國的民智也從來沒有這樣開化。今日中國，揭竿而起，上山為寇已經不可能，更重要的是，中國人已經有了兩次大革命的歷史經歷。這兩次大革命留下的集體記憶，是中國人最大的集體財富。如果當權者有足夠的智慧調動這筆巨大的財富，則中國的改革可望大步推進。改革的推進雖然不能避免政治革命，但當權者須知，惟有真誠的改革，才可能成功，也唯有真誠的改革才可能帶來一場光榮的政治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