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首崔世安去信人大常委會，並沒有人用「釋法」的名稱而是用詢問，一旦澳門選擧產生辦法有變化時，需要有什麼步驟。他不是用「釋法」。那管他用「詢問」這個詞，我仍不同意，因為澳門的《基本法》附件一清楚規定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附件二就規定立法會的產生辦法，當中清楚述明若有新的修改產生辦法時，需要立法會全體三分二的議員通過，行政長官同意，之後再向人大常委會備案，即立法會議席修改產生辦法的變化，沒有需要中央批准，除非牴觸澳門的《基本法》，澳門的《基本法》規定澳門的立法會大多數議席是由選舉產生，即有些人是委任，除非修改令這些委任變成選舉產生，這才會是牴觸澳門的《基本法》內文，這才洐生複雜的程序。所以，這不存在什麼「釋法」或步驟，因為澳門的《基本法》附件二已寫得清楚，即三分二立法會議員通過，行政長官同意，之後便向人大常委會備案。故此，根本毋須要問中央需要什麼程序。
至於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也是同樣三個程序，首先是立法會三分二議員通意，之後是行政長官同意，第三就是要得人大常委會批准。
首兩個步驟均是澳門內部的事，與中央無關，第三個步驟涉及中央，需要溝通，但這不存在要問中央有什麼步驟。香港為何會理解有「釋法」的要求呢？因為香港先行，先問中央「釋法」，之後便產生了「五步曲」。現在澳門跟隨，問中央政府如何做，所以，可以理解為何用「釋法」一詞，但事實上，澳門沒用這詞。
在我的角度而言，我們常謂遵照《基本法》，它寫的程序很清楚，根本毋須什麼釋法，只要懂中文的都看得懂，何須釋法？澳門的中聯辦及喬曉陽到澳門時強調，澳門政改的決定權在中央。但是，你翻看整本澳門《基本法》，你根本看不到政改的決定權在中央。當你說遵守澳門《基本法》時，我們就遵守澳門《基本法》，並不是官員說決定權在中央就在中央，因為澳門《基本法》沒有這樣寫。」
不過，區錦新強調，若從保持良好溝通的角度而言，及澳門特首選舉最終仍要人大常委批准，多跟中央溝通是合理的，可是，單憑這一個很微細的動作，區錦新目睹箇中「小老闆」的心態。
「我們澳門的特首恐怕，你要明白特首的權力來自中央，所以，他們一定要看著中央的臉色做，因此，他們會顫顫驚驚，若要改就率先問中央。就是問大老闆的小老闆心態。
至於喬曉陽，是內地官員，他們雖然口口聲聲重視《基本法》，但是，一向都不重視法律，因此，當年彭真被記者問及黨大或是法大時，他回應「莽說」。所以，他們的法治觀念就是法律重要，可是法律是為政治、國家服務，所以，在這前提下法律是放在次要位置，重要的是國家政策，因此，他們會理解《基本法》沒寫下時，決定權仍在中央，這是意識形態的問題。我不覺得是要給澳門「下馬威」因為他們對澳門好放心，當中不存在澳門會「起飛腳」的問題。他們已習慣思維模式是，權在他們手上。」
根據現時澳門立法會選舉制度，現時廿九個立法會議席中，當中有三類議員，分別是官方委任的議員、間接選舉議員及直接選舉議員。聽罷，也許不少聽眾也會感到愕然，因為澳門仍有官方委任的議員，這政治制度是否不合時宜？
「我同意的。香港的立法會規定是選舉產生，可是，澳門的立法會寫明是大多數議席又選舉產生，這個寫法是源於《中葡聯合聲明》。葡國人離開管治前為何會這樣寫下？當年他們擔憂倘若沒任何保障，葡裔可能在立法會裏無立足之地，所以，透過議席是由大多數選舉產生及仍有官委任議席時，就可以令葡裔人士仍可在議會內有聲音。這是歷史遺留下來的。現在，既然《中葡聯合聲明》及《基本法》這樣訂明，我們的確在一段時間裏改變不了有官方委任的狀況。因此，我們在提出政制改革時也遇上這些問題，所以，當我們提出時，他們會攻擊我們說明「澳門無辦法普選！立法會無得普選因為《基本法》有這樣的規定。
不過，我們亦解釋清楚，要有循序漸進如可逐步增加直選議席，減少非直選議席，慢慢減去間接選舉的議席，之後是減去官方委任，由現時七人減至二、三人也可，這仍沒有違反《基本法》。往後，我們也許可想到２０１３及２０１７這两屆時，《基本法》已簽了廿年了，可跟葡國政府打招呼，葡國既是民主國家，他們該明白普選是一樁很正常的事，然後修改《基本法》把立法會變成普選。我們作為澳門市民，我們尊重《基本法》及國際協議，所以，不是要一口氣取消官委，這畢竟是政治現實。
現時29個立法議席，12個直選，10個間接選舉，7人委任，換句話說，直選議席只有12人。間選更差過香港的功能組別，因為，澳門的間選根本不用選都是由社團自己推舉，完全沒有經過民選，因此，議會由非直選議席的議員壟斷就造成不能真正反央市民的聲音。所以，我們的角度是如何循序漸進增加直選議席，減少非直選議席的議席，因此，我們先提出直選議席要過半數，我們現在提出的是「加三減三」，即加三個直接選舉議席，減三個非直選議席，直選議席便會變成十五席即在議會的議席中過半數是選舉產生，這是一個進步的標誌性的舉動，再次可能便是消取間選，然後再減少委任，以達致普選。」
只不過，全國人大常委賀一誠就澳門提請釋法一事時，便清楚地說：“我想怎麼也不會過半數，不管如何，法律就是法律，不能挑戰，即使大費周章，可能只增加一個議席，或沒甚大修改，沒辦法，即使調整一個議席都要經過此程序，因為這是法律。”他的說話都十分明確兼斬釘截鐵，似要打消你們增取的意欲。
「是的。不過，你要明白現時間選是社團自己閉門推舉，不用選；委任則由行政長官委任，所以，你可想像一直在享用免費政治午餐的人豈會願意耗費？所以，在澳門推行這個改變，遇到的政治阻力很大，我們覺得這政治阻力並不是來自北京，因為「加三減三」在澳門而言據有標誌性改變，但是，沒有影響整個政治格局，所以，這對中央不重要，相反，對本土裏一直吃著政治免費午餐的人而言，他們的飯碗就會被砸爛。所以，他們給予的阻力很大。
現時澳門一般的民眾對民主都有訴求，不過，他們並未致香港人一樣除了有民主訴求，也會用行動表達，澳門人相反就不會走出來，因此，壓力不足，仍會有一點時間要爭持。」
土生土長的澳門議員區錦新更道出澳門的現況。
「我們作為澳門人，我們看不到短時間裏可以見到三數年間會有易轉，因為現在經濟狀況實在太好了，政府稅收也很豐厚，你可想像當經濟好時對建制派好有幫助，市民即使有不滿但可透過派錢，派福利來紓緩不滿，不少人尤以中國人便會「化解」這不滿，因此，我看不見在短時間裏會有任何易轉的機會。現在，澳門未有燃眉之急的民生或工作問題發生，所以，若說要求民主而上街，這股力量可能不大了。故此，民間力量不大，對政府構成的壓力也不大。
澳門的民眾都有要求普選的意欲，以十二年時間特首轉換為例，首任特首何厚鏵出任時，澳門社會沒有聲音，因為傳統中國人的思維就是有個英明君主做就得了，可是，當崔世安站出來參選時，民間的聲音就很多，這明顯說出澳門人對自己的政治權利有很強的進步。不過，有這觀念跟他們要站出來，仍有一段距離。
澳門的民主運動基本上是八九民主運動之後才形成，但由認識至行動仍可能有一段長的路途。
我們作為澳門的民主派是好清晰自己的澳門狀況，我們現只能一方面保持爭取民主的聲音，另一方面如何推動公民社會的成熟，逐步使公民社會成熟致某一些時機出現時可讓更多市民參與民主。」
近年間，澳門傳媒報道了不少澳門政府一些新的舉措，如執法部門加強監控能力，在公眾地方增設閉路電視，針對傳媒亦有不少想法如研究成立新聞評議會監管媒體、欲訂立出版法，甚至想設立記者證制度等，引致，澳門傳媒是否成為澳門政府的針對對象？
「我不是這樣想，若這樣想即對澳門政府官員估計得太高，對他們的政治智慧估計得太高了，因為澳門的官員沒有這樣的政治智慧。不過，他們做事亂。中央亦不會特別關注澳門要怎樣增加社會控制，因為澳門的社會控制原本就很強，毋須要增加什麼社會控制，只不過，官員有了權，尤其是警方有了權就一定會用，當社會無太強的社會制約時，他便會用得較爽，更多想用權控制社會，但是，我覺得這是澳門政府裏思想不夠水平的官員的想法，並不是有一個整體政策要加強社會控制。」
濫權的情況可能會出現？
「現在濫權的情況已存在了，就以一些香港人不能進入澳門境為例，這已清楚是一項濫權的行為。只不過，民間的力量不夠大，甚至澳門的傳媒或社會人士對警方的濫權持支持態度，這樣便令其繼續濫權下去。我們覺得澳門的濫權仍會存在，但是，以澳門相對自由的情況而言，它的濫權又不會太過份而已，所以，我不覺得有一種很嚴重的威脅。」
2009年，澳門政府在短瞬的時間裏便訂立了限制民權自由的澳門《基本法》廿三條，两年過去了，究竟社會有沒有變化？
「沒有。香港曾想訂立《基本法》廿三條，用中央政府角度看，香港是失控的，用共產黨的意識形態而言，香港是失控的即公民社會的失控，不受中央或香港政府的控制，傳媒也失控因為不受香港政府控制。這是他們的意識形態。
我們的角點卻覺得正常因為公民社會及傳媒就是監察政府，制衡政府。可是，他們覺得這就是政府對它們控制很弱，是失控，因此，他們就覺得香港要立《基本法》廿三條，要加強對社會及傳媒的控制。所以，在2003年欲立法，該法的內容亦真的是要加強控制社會，結果，香港社會有強烈反彈使之不能立法。
香港不成功立法，於是，就在澳門立法。澳門因為有一個很強的社會控制，根本就不需要《基本法》廿三條加強控制，所以，當時立法時，我們已就廿三條可能出現的問題提出意見，但是，我們十分清楚即使立法我們亦完全不會使用它，即使未立法前，我們已知道不會用之。那不用為什麼立法？因為給香港看。香港日後要立法時，可以容易地用澳門作為例子，說「立了法也沒有事發生，是香港人多疑。」
故此，澳門是樣板。」
區錦新強調，澳門本身已是一個社會控制很強的地方，故廿三條的立法根本對澳門沒影響。究竟，澳門社會何解會有這麼強的控制能力？是來自市民的自我約束或是來自外來力量？原來，背後有一段歷史。
澳門回歸前，一直有「半個解放區」之名，源於一九六六年「一二三」反殖的暴動事件，在澳門的左派成功令葡國人投降認錯，這股力量之後更燃燒到香港，於是香港一九六七年五月便發生暴動，可是，香港失敗，澳門成功，更令葡國人簽字認罪。
只不過，葡國人投了降仍能管治，是因為政治上需要。
「當時因為政治上的需要，六十年代，中國面對封鎖，香港及澳門都是中國的一個窗口，所以，在中國政府的立場而言，不想關閉澳門這窗口，所以，即使葡國人低頭認錯，但仍要葡國人繼續留在澳門負責管治，不許離開，所以，一般非殖民者成功推翻殖民者，他們會自己負責管治，取回政權，但是，澳門的殖民統治者可以不用離開，但是，親北京的人就統治了民間社會。」
所以，區錦新謂當時由南光公司（後改名為新華社，現名為中聯辦）領導中華總商會、工聯、街坊總會、婦聯、學聯等成為一個聯盟，成為民間的霸權，壟斷了澳門的公民社會。傳媒則受到愛國愛澳的群體下領導，回歸後，所有的事仍然繼續，因此，今天的澳門社會仍舊留有那股隱形的控制能力。
「特首崔世安去信人大常委會，並沒有人用「釋法」的名稱而是用詢問，一旦澳門選擧產生辦法有變化時，需要有什麼步驟。他不是用「釋法」。那管他用「詢問」這個詞，我仍不同意，因為澳門的《基本法》附件一清楚規定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附件二就規定立法會的產生辦法，當中清楚述明若有新的修改產生辦法時，需要立法會全體三分二的議員通過，行政長官同意，之後再向人大常委會備案，即立法會議席修改產生辦法的變化，沒有需要中央批准，除非牴觸澳門的《基本法》，澳門的《基本法》規定澳門的立法會大多數議席是由選舉產生，即有些人是委任，除非修改令這些委任變成選舉產生，這才會是牴觸澳門的《基本法》內文，這才洐生複雜的程序。所以，這不存在什麼「釋法」或步驟，因為澳門的《基本法》附件二已寫得清楚，即三分二立法會議員通過，行政長官同意，之後便向人大常委會備案。故此，根本毋須要問中央需要什麼程序。
至於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也是同樣三個程序，首先是立法會三分二議員通意，之後是行政長官同意，第三就是要得人大常委會批准。
首兩個步驟均是澳門內部的事，與中央無關，第三個步驟涉及中央，需要溝通，但這不存在要問中央有什麼步驟。香港為何會理解有「釋法」的要求呢？因為香港先行，先問中央「釋法」，之後便產生了「五步曲」。現在澳門跟隨，問中央政府如何做，所以，可以理解為何用「釋法」一詞，但事實上，澳門沒用這詞。
在我的角度而言，我們常謂遵照《基本法》，它寫的程序很清楚，根本毋須什麼釋法，只要懂中文的都看得懂，何須釋法？澳門的中聯辦及喬曉陽到澳門時強調，澳門政改的決定權在中央。但是，你翻看整本澳門《基本法》，你根本看不到政改的決定權在中央。當你說遵守澳門《基本法》時，我們就遵守澳門《基本法》，並不是官員說決定權在中央就在中央，因為澳門《基本法》沒有這樣寫。」
不過，區錦新強調，若從保持良好溝通的角度而言，及澳門特首選舉最終仍要人大常委批准，多跟中央溝通是合理的，可是，單憑這一個很微細的動作，區錦新目睹箇中「小老闆」的心態。
「我們澳門的特首恐怕，你要明白特首的權力來自中央，所以，他們一定要看著中央的臉色做，因此，他們會顫顫驚驚，若要改就率先問中央。就是問大老闆的小老闆心態。
至於喬曉陽，是內地官員，他們雖然口口聲聲重視《基本法》，但是，一向都不重視法律，因此，當年彭真被記者問及黨大或是法大時，他回應「莽說」。所以，他們的法治觀念就是法律重要，可是法律是為政治、國家服務，所以，在這前提下法律是放在次要位置，重要的是國家政策，因此，他們會理解《基本法》沒寫下時，決定權仍在中央，這是意識形態的問題。我不覺得是要給澳門「下馬威」因為他們對澳門好放心，當中不存在澳門會「起飛腳」的問題。他們已習慣思維模式是，權在他們手上。」
根據現時澳門立法會選舉制度，現時廿九個立法會議席中，當中有三類議員，分別是官方委任的議員、間接選舉議員及直接選舉議員。聽罷，也許不少聽眾也會感到愕然，因為澳門仍有官方委任的議員，這政治制度是否不合時宜？
「我同意的。香港的立法會規定是選舉產生，可是，澳門的立法會寫明是大多數議席又選舉產生，這個寫法是源於《中葡聯合聲明》。葡國人離開管治前為何會這樣寫下？當年他們擔憂倘若沒任何保障，葡裔可能在立法會裏無立足之地，所以，透過議席是由大多數選舉產生及仍有官委任議席時，就可以令葡裔人士仍可在議會內有聲音。這是歷史遺留下來的。現在，既然《中葡聯合聲明》及《基本法》這樣訂明，我們的確在一段時間裏改變不了有官方委任的狀況。因此，我們在提出政制改革時也遇上這些問題，所以，當我們提出時，他們會攻擊我們說明「澳門無辦法普選！立法會無得普選因為《基本法》有這樣的規定。
不過，我們亦解釋清楚，要有循序漸進如可逐步增加直選議席，減少非直選議席，慢慢減去間接選舉的議席，之後是減去官方委任，由現時七人減至二、三人也可，這仍沒有違反《基本法》。往後，我們也許可想到２０１３及２０１７這两屆時，《基本法》已簽了廿年了，可跟葡國政府打招呼，葡國既是民主國家，他們該明白普選是一樁很正常的事，然後修改《基本法》把立法會變成普選。我們作為澳門市民，我們尊重《基本法》及國際協議，所以，不是要一口氣取消官委，這畢竟是政治現實。
現時29個立法議席，12個直選，10個間接選舉，7人委任，換句話說，直選議席只有12人。間選更差過香港的功能組別，因為，澳門的間選根本不用選都是由社團自己推舉，完全沒有經過民選，因此，議會由非直選議席的議員壟斷就造成不能真正反央市民的聲音。所以，我們的角度是如何循序漸進增加直選議席，減少非直選議席的議席，因此，我們先提出直選議席要過半數，我們現在提出的是「加三減三」，即加三個直接選舉議席，減三個非直選議席，直選議席便會變成十五席即在議會的議席中過半數是選舉產生，這是一個進步的標誌性的舉動，再次可能便是消取間選，然後再減少委任，以達致普選。」
只不過，全國人大常委賀一誠就澳門提請釋法一事時，便清楚地說：“我想怎麼也不會過半數，不管如何，法律就是法律，不能挑戰，即使大費周章，可能只增加一個議席，或沒甚大修改，沒辦法，即使調整一個議席都要經過此程序，因為這是法律。”他的說話都十分明確兼斬釘截鐵，似要打消你們增取的意欲。
「是的。不過，你要明白現時間選是社團自己閉門推舉，不用選；委任則由行政長官委任，所以，你可想像一直在享用免費政治午餐的人豈會願意耗費？所以，在澳門推行這個改變，遇到的政治阻力很大，我們覺得這政治阻力並不是來自北京，因為「加三減三」在澳門而言據有標誌性改變，但是，沒有影響整個政治格局，所以，這對中央不重要，相反，對本土裏一直吃著政治免費午餐的人而言，他們的飯碗就會被砸爛。所以，他們給予的阻力很大。
現時澳門一般的民眾對民主都有訴求，不過，他們並未致香港人一樣除了有民主訴求，也會用行動表達，澳門人相反就不會走出來，因此，壓力不足，仍會有一點時間要爭持。」
土生土長的澳門議員區錦新更道出澳門的現況。
「我們作為澳門人，我們看不到短時間裏可以見到三數年間會有易轉，因為現在經濟狀況實在太好了，政府稅收也很豐厚，你可想像當經濟好時對建制派好有幫助，市民即使有不滿但可透過派錢，派福利來紓緩不滿，不少人尤以中國人便會「化解」這不滿，因此，我看不見在短時間裏會有任何易轉的機會。現在，澳門未有燃眉之急的民生或工作問題發生，所以，若說要求民主而上街，這股力量可能不大了。故此，民間力量不大，對政府構成的壓力也不大。
澳門的民眾都有要求普選的意欲，以十二年時間特首轉換為例，首任特首何厚鏵出任時，澳門社會沒有聲音，因為傳統中國人的思維就是有個英明君主做就得了，可是，當崔世安站出來參選時，民間的聲音就很多，這明顯說出澳門人對自己的政治權利有很強的進步。不過，有這觀念跟他們要站出來，仍有一段距離。
澳門的民主運動基本上是八九民主運動之後才形成，但由認識至行動仍可能有一段長的路途。
我們作為澳門的民主派是好清晰自己的澳門狀況，我們現只能一方面保持爭取民主的聲音，另一方面如何推動公民社會的成熟，逐步使公民社會成熟致某一些時機出現時可讓更多市民參與民主。」
近年間，澳門傳媒報道了不少澳門政府一些新的舉措，如執法部門加強監控能力，在公眾地方增設閉路電視，針對傳媒亦有不少想法如研究成立新聞評議會監管媒體、欲訂立出版法，甚至想設立記者證制度等，引致，澳門傳媒是否成為澳門政府的針對對象？
「我不是這樣想，若這樣想即對澳門政府官員估計得太高，對他們的政治智慧估計得太高了，因為澳門的官員沒有這樣的政治智慧。不過，他們做事亂。中央亦不會特別關注澳門要怎樣增加社會控制，因為澳門的社會控制原本就很強，毋須要增加什麼社會控制，只不過，官員有了權，尤其是警方有了權就一定會用，當社會無太強的社會制約時，他便會用得較爽，更多想用權控制社會，但是，我覺得這是澳門政府裏思想不夠水平的官員的想法，並不是有一個整體政策要加強社會控制。」
濫權的情況可能會出現？
「現在濫權的情況已存在了，就以一些香港人不能進入澳門境為例，這已清楚是一項濫權的行為。只不過，民間的力量不夠大，甚至澳門的傳媒或社會人士對警方的濫權持支持態度，這樣便令其繼續濫權下去。我們覺得澳門的濫權仍會存在，但是，以澳門相對自由的情況而言，它的濫權又不會太過份而已，所以，我不覺得有一種很嚴重的威脅。」
2009年，澳門政府在短瞬的時間裏便訂立了限制民權自由的澳門《基本法》廿三條，两年過去了，究竟社會有沒有變化？
「沒有。香港曾想訂立《基本法》廿三條，用中央政府角度看，香港是失控的，用共產黨的意識形態而言，香港是失控的即公民社會的失控，不受中央或香港政府的控制，傳媒也失控因為不受香港政府控制。這是他們的意識形態。
我們的角點卻覺得正常因為公民社會及傳媒就是監察政府，制衡政府。可是，他們覺得這就是政府對它們控制很弱，是失控，因此，他們就覺得香港要立《基本法》廿三條，要加強對社會及傳媒的控制。所以，在2003年欲立法，該法的內容亦真的是要加強控制社會，結果，香港社會有強烈反彈使之不能立法。
香港不成功立法，於是，就在澳門立法。澳門因為有一個很強的社會控制，根本就不需要《基本法》廿三條加強控制，所以，當時立法時，我們已就廿三條可能出現的問題提出意見，但是，我們十分清楚即使立法我們亦完全不會使用它，即使未立法前，我們已知道不會用之。那不用為什麼立法？因為給香港看。香港日後要立法時，可以容易地用澳門作為例子，說「立了法也沒有事發生，是香港人多疑。」
故此，澳門是樣板。」
區錦新強調，澳門本身已是一個社會控制很強的地方，故廿三條的立法根本對澳門沒影響。究竟，澳門社會何解會有這麼強的控制能力？是來自市民的自我約束或是來自外來力量？原來，背後有一段歷史。
澳門回歸前，一直有「半個解放區」之名，源於一九六六年「一二三」反殖的暴動事件，在澳門的左派成功令葡國人投降認錯，這股力量之後更燃燒到香港，於是香港一九六七年五月便發生暴動，可是，香港失敗，澳門成功，更令葡國人簽字認罪。
只不過，葡國人投了降仍能管治，是因為政治上需要。
「當時因為政治上的需要，六十年代，中國面對封鎖，香港及澳門都是中國的一個窗口，所以，在中國政府的立場而言，不想關閉澳門這窗口，所以，即使葡國人低頭認錯，但仍要葡國人繼續留在澳門負責管治，不許離開，所以，一般非殖民者成功推翻殖民者，他們會自己負責管治，取回政權，但是，澳門的殖民統治者可以不用離開，但是，親北京的人就統治了民間社會。」
所以，區錦新謂當時由南光公司（後改名為新華社，現名為中聯辦）領導中華總商會、工聯、街坊總會、婦聯、學聯等成為一個聯盟，成為民間的霸權，壟斷了澳門的公民社會。傳媒則受到愛國愛澳的群體下領導，回歸後，所有的事仍然繼續，因此，今天的澳門社會仍舊留有那股隱形的控制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