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雲會客室:全球選舉制度民調結果

一個國家的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是否尊重民意,被管治的社會的自由度又如何,事實上,不容易單憑一些個案的發生便可作為具體的數據反映。隨著不同國家或地方社會的民主訴求呼聲不斷吶喊﹔同時間,不少政府極力抵抗,因而有不少學者想出一個相對科學兼公正的做法,就是以不偏不倚的角色向民眾就一些關心的議題進行直接提問,搜集數據,再進行分析,因而出現了相對科學化可以反映市民意見的民意調查。

2012.0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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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民意研究學會顧名思義,就是以民意調查為己任,較早時,在其65歲“生日”之時首度在亞洲區甚至選擇了香港進行年會,並公布一項針對全球各國或地方在過去十年間的選舉制度中,在選舉前及選舉當天投票站進行的民意調查有沒有設下限制的民調結果。

香港大學的民意研究計劃中心總監鍾庭耀指,在回覆的85個國家或地區的問卷調查中顯示,54%的國家或地區在選舉方面並沒有設下選前民意調查的限制,46%則有限制。作出限制的國家其實在過去10年間也有進步的地方,如面對債務危機的意大利、西班牙及希臘完全沒有限制,相反,也有一些國家或地區卻出現退步的跡象,如加拿大及挪威在選舉前便有1天的禁止期,限制民意調查的公布,洪都拉斯更跨張至選舉前45日便要禁止,那麼,華人聚居的中國大陸及台灣又如何?由於中國並沒有選舉民調的進行,故難以進行研究。相反,早在1996年便開始有總統直接選舉的台灣,限制民調公布的做法卻有倒退的跡象,在選舉前十天不能公布民調結果。

鍾庭耀分析,“我在台灣觀選及交流時,都常有提及這問題。台灣的問題是很多學者及專家都不望有這限制,可是,台灣社會的中間力量不太強,所以,中立的媒體或學者是比較少,故此,台灣發放選舉民調的時候,很多台灣市民都不太信任這些民意調查,因而當政府限制不予發放時,台灣的民眾並不有很強烈的反感。某程度而言,台灣的民主制度是相當高,因為總統也是由人民投票選出,可是,民主的配套制度如獨立的民調,似乎較香港落後一點。若談民調的自由度,台灣肯定不夠香港高,我們希望在華人社會裏,香港能夠在這方面帶領其他社會。”

中國大陸方面,他指出,現時已有不少學者及專家都做民意調查,但是,有關的結果主要供作政府內部參考,並沒有向外公布。但是,他相信,隨著社會的進步及民智的提升,這類調查始早出現。

中國不少大學或媒體事實上已有就不同的社會議題,專門釘著市民在網上討論區發出的意見進行輿論研究,就以去年發生的溫州動車事件,上海復旦大學的輿論研究中心便做了詳細的研究,只不過,有關報告只供內參,並非公開公布。

既然中國大陸沒有選舉的民調,而台灣在這方面又有倒退現象,香港的狀況又如何?鍾庭耀說,香港尚算自由。但是,香港正面對另一個問題。

“香港的情況較奇怪,在法律上而言,香港並不是絶對自由,因為有些國家的政府容許在投票站內做選舉調查,但是,香港是不容許的。相反,在票站外做則可以。在發放調查結果方面,香港及一些國家是有時間上限制的。不過,這些國際性上的限制,不管多與寡,都未觸及專業操守的問題。香港特別重要的問題是,票站調查的專業操守。我們在過去目睹不少團體,藉票站調查取得的資料用作當天的選舉工程,已有參選團體承認做過這些事。可是,在國際指引中,這些做法是不容許的。香港在這方面的指引卻是欠奉,我們在八年前已有這種選舉工程式的票站調查是否該有限制?迄至現在仍沒有明確的界定。”

鍾庭耀指,香港民意研究計劃中心在四年前已經驗到問題的出現。

“香港四年前的立法會選舉時,已有一個爭議,我們目睹不少市民不太明白箇中爭論為何。當聽聞有團體呼籲杯葛就跟從,當有團體呼籲破壞,他們就跟著講假話,所以,他們都不明白箇中道理。同時間,有市民分不清楚票站的調查員是否可信賴,那些是研究假學術,由於分不清故對整個票站調查失去信心,故此,我們的票站調查工作在4年前已遇到困難,我們今年不希望再遇上此困難。”

這些民調的重要性為何?

“這是很直接的指標,可以目睹一個國家或地區本身的自由程度及開放程度如何。有些國家是沒有限制,原因是,當地沒有做過票站調查或其他民意調查,故此,這是另類指標。不過,若有進行調查的國家或地方,目睹當中有或沒有限制,這便可直接地展示該地的自由程度或言論自由的狀況。”

根據全球各地選舉前及投票當天,民調有否限制的調查結果顯示,在回覆中有87%指限制源自於官方,至於投票站內進行民調,有43%回覆指該國或地區完全限制,大部份是歐洲的國家,有32%則指完全沒有限制,但有22%指,民調可以在不太接近票站的地方進行,可是,有關的距離卻沒有界定,而作出這類限制的國家大多來自亞洲地區。74%則相信現有的限制在未來3至5年間不會有改變,有4%則預測未來在民調結果公布方面會有限制。香港今年九月九日便進行立法會新一屆的選舉,鍾庭耀會否擔心四年前的遭遇會重現?

他說,不想預測,但是,言談間卻似有忍憂,因為早在去年的區議會選舉,以至即將進行的立法會選舉,香港民意研究計劃中心已向選管會提交意見書。

“我們希望在申請及進行票站調查時,若有機構會把選舉工程跟票站調查掛勾
,調查機構的調查員需要如實地向被訪者交待。這是專業操守的基本要求,即是不要作假,我們講的是信任,倘若調查員真的不會用調查資料作為當天的選舉工程,他便需要如實地講,選管會也應該要求每名訪員及被訪員知道這訊息。”

可是,去年的區議會選舉指引中,卻未見有接納這訴求。他更側聞,選管會在今次的立法會選舉時,仍舊會採納過去的做法,即在選舉快將結束前不准發放訊息,然而私下卻容許隨意運用,故已預計可能再出現一輪杯葛或破壞的行動,故擔心對票站調查的專業發展會帶來破壞。那國際性接納的標準又如何?

“票站調查的標準,主要有两方面,一是非政治化及非政黨化,是由一個真正獨立的媒體做,外國有很多媒體會做,沒有問題出現;次外,不論誰做調查,他要如實地告訴大家做調查的目的及箇中細節。香港選管會現在的要求是多去一貫使用的要求,原本是沒有問題的,但由於近年間爭議出現了,製造了灰色地帶因而令到一些團體用了調查資料作為選舉工程,甚至,有些人覺得所有票站調查都是用作選舉工程,因而加以破壞。選管會及參選人士若為了香港未來的發展是一個國際城市,是一個自由的社會,我覺得他們應該跟從國際標準或執行規管票站調查。”

他認為香港政府、議員、調查團體等都應該擴闊視野,若要把香港置於一個具國際視野的位置時,便需要做到一個真正的國際城市,採納國際間的指引。

今年,香港的特首選舉引發社會熱烈討論,鍾庭耀更首度推行電子公民投票,縱使這民間發起的323全民投票,在投票當天電腦被黑客嚴重攻擊,導致網上投票接近癱瘓,市民需親身前赴投票站投票,但最終仍舊完成,研究中心並在正式的選舉日前公布結果。事件便立即引起中央政府駐港機構中聯辦負責意識形態的文體宣傳部部長郝鐵川關注,事後更在報章發表署名文章,引述歐洲一些國家在選舉前有限制民調報告,故認為香港在這議題上可研究討論。時隔3個月,鍾庭耀今天公布同一議題,但面向的卻是全球的國家或地區,那這項研究議題究竟是湊合或刻意之作?

“世界民意研究學會是次的調查,年前已決定了。香港民意研究計劃中心作為主辦機構順理成章執行這調查,那時郝先生仍沒有任何評論,所以,郝先生在撰寫那篇關於調查限制的文章,箇中也引述了一些國際間的限制,我當時直至今天觀點仍舊如一。我們今天有了最新的數據,無論是郝先生或其他人,若要引述郝先生當時的文章提及歐洲國家的變化時,我相信,撰文者可翻看我們做的報告,便有一個最新的數據及評論。我希望我們之間以至社會的討論,是國際社會民調下的限制,最重要是,限制或不限制某程度上被視作社會自由度的指標。香港自視是在國際視野中,香港究竟希望自己被放在自由度那個位置?我相信是由社會人士決定。”

鍾庭耀指,香港自由度雖沒減少,但就認為有責任在華人區肩負帶領角色走下去,並有信心香港能夠朝著更文明及民主的方向發展。

話說回頭,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中心在香港即將回歸十五周年之際,在本月19日公布香港人對香港政府、中央政府以致台灣政府的信任度的調查報告,調查結果令人值得回味。

根據該中心在2012年6月4至12日,透過隨機抽樣電話訪問的方式,成功訪問了1,003名香港巿民,發現巿民對香港政府的信任比率與3個月前相若,但不信任比率就略為下跌。不過,巿民對中央政府及台灣政府的信任程度就明顯下跌,當中對中央政府的不信任程度更加上升至1997年5月以來新高。研究計劃中心估計,香港市民對中央政府信心下滑可能與薄熙來、陳光誠及李旺陽等引起社會熱烈關注討論的事件有關。

至於前途信心方面,對比3個月前,巿民對香港前途信心明顯下跌,對一國兩制信心就輕微下調。至於巿民對中國前途信心方面,雖然有67%表示有信心,,但就大幅下跌12個百分比,創下至1998年以來的新低。

從年齡層分析,中心發現,“50歲或以上”人士對香港政府和北京中央政府的信任比率,明顯高於其他年輕一族。至於18至29歲的年齡層人士,對香港政府及中央政府的信心度相對其他年齡組別而言是最低的一組,他們當中有超過一半不信任中央政府,信任中央政府的只有21%,至於對香港政府的信任度則有23%。

此外,該中心將於本月底至七月初亦陸續會公布其他的民調研究,當中包括令鍾庭耀两度被中央駐港官員直接或間接針對的“香港市民身份認同”的調查報告及在回歸前夕,公布的特區成立周年調查報告。相信結果公布後,定必再掀起另一場中央政府官員及議員熱烈討論的政治漩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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