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評論﹕中國必須跳出重商主義的陷阱--胡少江


2005-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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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家統計局最新發布的數據顯示,截至二零零五年九月末中國外匯儲備已經達到七千六百九十多億美元,比年初增加近一千六百億美元。相當於百分之二十八的年增長速度。不少專家們預言,按照這個增長速度,中國的外匯儲備將在二零零六年底超過一萬億美元,超過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的百分之五十,並且超過日本成為世界外匯儲備最多的國家。

這則消息再度引起中國和世界主流媒體的關注。稍微懂一些經濟學常識的人,無論是學者還是政策制定者,無論是中國人還是外國人,幾乎沒有多少人認為中國外匯儲備如此迅速的增長是一個正常現象。也沒有多少人認為這一現象對增進中國普通民眾的福祉有利。

在我看來,中國外匯儲備超乎尋常的增長不是一個孤立的對外經濟現象。它是中國的經濟政策掉進了落後於時代的重商主義陷阱的一個明顯特徵。會產生一系列對內和對外經濟的惡果。

談到重商主義,首先有必要簡單更正一下對這個術語的誤解。不少人認為,重商主義就是一種重視商業和貿易的學說。在他們看來,重商主義並沒有什麼不好;尤其是對具有輕商傳統的中國而言,它不僅不是一個陷阱,而且還是一座金山。其實,對重商主義的這種的望文生義解釋是片面的和不正確的。

亞當?斯密在《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一書中最先提出重商主義的名稱,並對其政策主張進行了有力的挑戰。重商主義是一種經濟政策觀點。重商主義者認為,衡量一個國家是否在經濟上取得成功,應該看它黃金儲備有多少,而增加黃金儲備的辦法是鼓勵出口、限制進口。由此看來,重商主義其實不是全面地重視進出口貿易,而只是強調出口。而出口的目的則是為了外匯儲備。而在當時,外匯儲備主要是黃金和其他稀有貴金屬。重商主義的政策主張產生於十五世紀,全盛於十六、十七世紀,瓦解於十七世紀下半葉資產階級階段古典經濟學興盛時期。

改革以來中國的經濟政策帶有十分明顯的重商主義的特徵。其重要表現是長期持續地對出口的鼓勵和對進口的限制。這種政策不僅僅表現為直接的出口補貼,對出口企業的稅收和其他政策優惠;還表現為有意壓低人民幣對其他主要貨幣的匯率,從而使中國的出口商品能夠依靠低於其實際價值的價格行銷國際市場。這種政策實際上同時抬高了進口商品的相對價格,不利於中國企業的商品和技術進口。中國持續高企不下的貿易順差和迅速攀升的外匯儲備正是這種重商主義政策的一個直接結果。

就經濟福利而言,重商主義顯然不是一種最優狀態。這個道理不言自明。因為全世界的消費者將得不到國際貿易給他們帶來的更多的消費選擇,更便宜或者品質更好的外國商品。而且很多生產者也將失去國際貿易所能給他們帶來的規模經濟優勢和成本優勢。不僅如此,就世界經濟和政治格局而言,重商主義也不可能是一種均衡狀態。假如每個國家都奉行重商主義的政策,利用國家權力來鼓勵出口和限制進口,那末國與國之間掠奪資源和市場的戰爭將頻乃發生。這類慘痛的歷史教訓我們不應該忘卻。

重商主義的政策也不能給中國的普通民眾帶來最大的利益。在限制進口的政策下,作為消費者的中國老百姓不得不付出更高的價格購買他們所需要的外國商品,這樣做的結果實際上是將中國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人為地壓得更低。同時,鼓勵出口的政策也帶來了資源向出口企業的傾斜。作為結果,一方面提高了面向國內市場的商品相對價格,從而降低了當代老百姓的生活品質;另一方面也等於是將不少珍貴的自然資源和環境資源用廉價的方式輸向國際市場,損害中國老百姓子孫萬代的福祉。

改革以前中國共產黨的人口政策、強制城市和農村分離的政策、強制重工業化政策、強制國有化政策、以及其他錯誤的經濟政策給中國經濟留下了大量難題。其中一個重要的難題是龐大的失業人口。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重商主義政策傾向正是在這個背景下形成的。鼓勵出口的政策對擴大就業曾經起到過積極的作用。但是出口附加值長期難以提高導致出口對就業的帶動作用日益減弱;與此同時,重商主義的負面效應卻日益增長,尤其是消費低迷和國際貿易糾紛不斷等等。近年來外匯儲備不斷快速增長的現象實際上是向中國的政策制定者鳴響警鐘:中國應該跳出重商主義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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