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评论﹕要让创造增长的人享受增长成果--胡少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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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月23日﹐福州火车站内等车回家过年的民工。(法新社2006年图片)

一月二十五日，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了关于去年国民生产总值的初步核算结果。按可比价格计算，二零零五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比前一年增长百分之九点九。按照一个多月以前的统计数据调整的口径，这是中国经济连续第三年保持百分之十左右的高速增长。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在九亿多劳动年龄人口中处于失业状态和隐性失业状态的人口总计高达三亿多。增长能够缓和失业的压力，因此对于民众而言多少应该是一件好事情。同时，虽然中国经济的总体规模已经超过了英国和法国，仅仅落后于美国、日本和德国而名列世界第四，但是人均收入区仍在世界第一百多位之后，仍然算是一个穷国。对继续提高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而言，增长也应该是一个福音。

经济增长速度，无疑在任何国家都是一个重要的宏观经济指标。但是，这项指标不能代替其他宏观经济指标，例如我刚刚谈到的失业率指标，还有通货膨胀指标、外汇收入平衡的指标、以及收入分配指标等等。

从中国的情况看，通货膨胀率只有百分之三多一点，基本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失业人口虽然巨大，但是这是历史遗留的问题，很难指望国民经济在短期内将其全部消化，除了维持高速增长外，似乎很难找到能够在近期内产生戏剧性效果的灵丹妙药。毫无疑问，外汇结余的继续提高将会对中国的对外贸易和经济合作的国际环境带来进一步的压力，虽然有待进一步解决，但是对中国而言，似乎不应该是一件太过困难的事情。

中国的经济增长中最大的问题在于，高速增长过程中的收入格局太不合理。换言之，就是创造增长的人没有能够真正享受到经济增长带来的福利。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国的增长不可能持续。

谁创造了中国的增长？这需要从中国增长的结构中去寻求答案。在中国的三大产业中，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增长都慢于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的速度，只有第二产业的增长大大高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这说明中国增长的发动机主要还是第二产业。在第二产业的增长中，以出口为主的制造业和城市的房地产建设投资属于增长速度最快的部门。而在这两者中，房地产业的增长基本上是一种库存的增长、虚拟的增长，并没有给社会带来实惠；而出口的增长则是实实在在的有市场需求的增长，是给中国真正带来收入的增长。

在中国的出口中，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品牌并不多，大多数还是属于加工性产品。从这个意义上讲，从事研发事业的人对中国增长的贡献在这一阶段也并不大。对中国增长贡献最大的是那些能够开拓市场的企业家们和从事加工生产的劳动者。

从收入分配的角度看，企业家在中国属于高收入人群之一，所以他们对增长的贡献是通过实实在在的收入得到社会承认的。当然，令人尴尬的是，中国的出口有百分之六十以上是由外资企业主导的。

但是，从事制造业生产、尤其是那些从事出口加工产品生产的低工资收入者们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却没有能够享受增长带来的福利。在这个弱势人群中，一万四千多亿进城打工的农民工的境遇最为糟糕。去年，一位中国学者曾经就二零零四的农民工收入进行过调查。他的调查显示，农民工的工资只相当于城镇职工的百分之四十，仅仅是这一项，农民工为中国无偿地创造出来的财富就达一亿多万元。近似于当年的国民收入增长水平。如果将他们在医疗、养老、子女教育等方面与城里人的差距考虑进去，他们对增长的贡献与他们从增长中得到的福利相比，就更是低得没有情理了。当然，这种估算并不严谨和科学，但是却也可以让人们看出中国收入分配不合理的一个概貌。

对当前中国的经济增长，至今尚未出世的中国的下一代人实际上也做出了贡献。这一点听起来似乎十分荒谬，但是却是千真万确。根据中国官方自己的统计，中国为了追求高速增长，对资源和环境的破坏相当于中国的实际增长水平。这种破坏的后果实际上是要靠我们的后代来承受的。但是，这一代的中国政府和中国人，不仅不让后人们享受中国的增长福利，而且还正在在将更多的包袱留给后人们。

这种无法让增长的主要贡献者享受增长的好处的政策，肯定不是一个公正的政策，因而也一定是无法持久的政策。改变这种政策，比改革汇率制度、控制通货膨胀等要困难得多。因为有利益集团的反对。谁是利益集团？一定是那些从增长中得到的好处大大高于对增长的贡献的那些人。当然有一点不难料定，当这个政策维持不下去的时候，巨大的社会转型的成本仍然将会有哪些为今天的增长做出了贡献而没有得到合理报酬的弱势群体承担。